身后

别轻轻地走

熟食店里的提议

一个朋友的妻子年纪轻轻就死于一种凶险的癌症，留下丈夫和年幼的女儿。我和丈夫去了我们最爱的那家犹太熟食店，想消化一下心里的难受。坐在常坐的那个酒红色卡座里，丈夫突然说：“我有件事得跟你谈谈。”

他一脸严肃，好像要求婚——可我们早就结婚了。“我在研究人体冷冻（cryonics，把刚去世的人低温保存，寄望未来医学能把人救回来），”他说，“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

我琢磨着一句适合在饭馆里说的回答，一边瞄着柜台对面的熟食柜，一排排烟熏鱼、腌鱼用冰冷发亮的眼睛望着我。“我觉得人体冷冻在教规上大概不算洁食（kosher，犹太教饮食与生活规矩）。”我终于开口，“再说，就算我老了再被冻起来，醒过来也还是个老太太。不如我们约好互相克隆？那可是成熟得多的技术。我们甚至可以多克隆几个，再留下指示，让人这些年里一直追踪他们，看看他们的性格和人生轨迹跟我们比起来怎么样。”

丈夫使劲摇头。“他们不会有我们的记忆，不会有我们的爱情故事。我不在乎你醒来时多老，”他隔着桌子握住我的手，“跟你过一辈子，根本不够。答应我，你会认真想想？”

一年后，我真的在认真想这件事了——在奥克兰一家医院的地下室里，我丈夫躺在太平间，三十多岁，死于一场毫无征兆的心脏病。

“我知道这很突然，”殡仪馆的人对我说，“但你知道他最后可能有什么愿望吗？”

人体冷冻已经不在选项里。我们没来得及签约那种在人死那一刻就把遗体接走冷冻的公司；何况人体冷冻至今也没解决那个棘手难题：怎么冷冻人体组织，又不让组织里的水结成冰晶、把细胞结构毁掉。

于是只剩土葬或火化。就算撇开人体冷冻在技术上的不可能，这两个选项哪个都满足不了我丈夫遗愿的本意。他想和我在一起。不是比喻意义上的在一起，而是身体上、字面上的在一起。两个选项都让我觉得刺耳：上一刻，他和我还被视为“一体”；下一刻，他的身体就被当成垃圾，要烧掉或埋掉——当成一件危险品，越快处理越好。

“有没有第三种办法？”我问，“让他留在我身边，但不火化？”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殡仪馆的人说。

“就是……你懂的。”我说。

唯物主义者的双重标准

这就是现代殡葬底下那层根本的虚伪：在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得表现得好像世上没有不朽的灵魂，因为我们是讲科学的开明人。我们只该相信可以观察、可以测量的东西：基因、细菌、货币。可一旦所爱之人只剩下一具身体，社会习俗和法律规定就要求我们立刻把世界观翻个底朝天，接受“他已经不在那里面了”“他已经去了更好的地方”这类套话。所爱之人的肉身，从“他到底是谁”这件事的本质，一下子降格成一个用完即弃的容器，像个空易拉罐。

换句话说，人人都自称开明的现代唯物主义者——直到你告诉殡仪馆的人，你想留下丈夫的一块骨头。他说他去查一查，回头给我电话。

我和丈夫许下过终身相守的承诺，住在一起，计划一起要孩子。可他一死，遗体就立刻归太平间看管，然后是验尸官办公室，再然后是殡仪馆。那天早上醒来，我们在上帝面前还是一体；不幸的几个钟头过后，一整队陌生人和规章就横在了我们中间。我拨 911、让急救员把丈夫送去医院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在永远放弃对他的权利。

当然，人的遗体必须由某个公共机构监管，这是出于公共卫生和法医的需要。但我没料到，一个人和他的家人对自己遗体的最终去向，竟然几乎没有决定权。处理一具已经没有知觉的人体，看上去好像有很多办法；可殡仪馆的人最后告诉我，其实只有两种：处置，或者捐赠。

骨灰只认文件

如果你表示想把所爱之人的一部分留在身边——就像我那样——别人多半会劝你选火化，就像他们劝我那样。我当时不知道的是：火化后拿到手的骨灰，在生物学上谁也分不出谁。遗体先被加热到华氏 1400 到 1800 度（约摄氏 760 到 980 度），再被碾成粉末，所有 DNA、所有让你的亲人成为他自己的东西，全都被毁掉了。

骨灰惰性极强、千人一面，要分辨谁是谁，唯一的办法是一套有据可查的“保管链”流程——也就是文书。科学家已经成功测出大约 200 万年前的 DNA。也就是说，万一行政上出了差错，你去辨认上新世的生物、去破解冰人奥茨（Ötzi，阿尔卑斯山冰川里发现的 5000 多年前遇害男子）的命案，成功的机会都比找回你亲人的骨灰大。

如果你不想永久毁掉亲人身体上所有独一无二的东西，可以选土葬。但即便如此，选择也很有限。为了尊重丈夫“让我们在身体上尽量靠近”的心愿，我问能不能合葬一口棺材。两个许诺过永远相守的人，这要求总不算过分吧？显然算。殡仪馆的人告诉我，开墓涉及的种种程序，让两个人合葬同一口棺材基本不可能——除非两人同时去世。

降低健康和安全风险的成本当然很高。人体腐烂会产生腐蚀性的液体和气体，为了不让旁人中毒，开墓需要全套防护服、负压帐篷和消毒液。然后是成千上万美元的费用：付给殡仪馆几千美元（开墓必须由持证殡葬师监督），外加墓园的开穴和封穴费、墓碑复位和场地恢复费、墓穴外椁破拆费、棺木更换费。再然后是法律和许可的开销，付给律师和各个公共机构，而这样的机构还不少。就算你付得起每一笔必要的费用，也没用：法律禁止开墓，除非是为了迁葬或法医检验。

火化我不满意，又一心想完成丈夫“让我们在一起”的遗愿，我就问能不能把两口棺材并排埋在一起。这样我至少可以安慰自己：时间很快会把隔开我们的那层薄木板消解掉。西方文学里最出名的场景之一，就出自这种愿望：哥特小说《呼啸山庄》里，浪漫的反英雄希斯克利夫（Heathcliff）买通掘墓人，挖开他心爱的凯瑟琳（Catherine）旁边的土，拆掉她棺材的一侧，好让自己的身体将来能和她一起腐烂。

这种浪漫的举动如今已经行不通。大多数墓园要求每口棺材单独放进一个外椁，用钢筋混凝土、塑料、金属或玻璃纤维制成。极少数墓园也许允许把两口棺材叠放在同一个外椁里，但这种选项很罕见。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旦下葬，就等于放弃了将来和所爱之人在身体上相聚的任何可能。

除了土葬和火化，还有一个选项是捐献遗体。但这样一来，个人或家人对遗体的自主权就连影子都没有了。捐出去的遗体可能被转卖、被肢解成零件，或者被丢在一边任其腐烂。残酷的讽刺在于：遗体中介和研究机构每具只要花几千美元，就能对一具遗体拥有远大于本人或近亲属的选择权和控制权——而后者出多少钱都买不到。

人类本来想留下身体

这些规定，和人类古老而普遍的愿望——死后保住自己的形体——背道而驰。木乃伊化，也就是有意保存遗体、尽可能久地阻止腐烂，几乎和人类经验密不可分。凡是有人类生活过的大陆，都有木乃伊化习俗的记录：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 万年的亚洲狩猎采集者烟熏遗骸，到西西里巴勒莫嘉布遣会地下墓穴里那口恒温玻璃棺，里面躺着 1920 年做过防腐的小女孩罗莎莉亚·隆巴尔多（Rosalia Lombardo），人称“睡美人”。许多文化还有“剔肉葬”（excarnation）的做法：把遗体上的肉剔除，把骨头保存在藏骨堂里。

讽刺的是，人体被重新定义为“危险废物”，恰好发生在科学的大跃进让保存人体变得前所未有地安全、便宜的时候。当年把罗莎莉亚·隆巴尔多几乎完美保存了一个世纪的化学品，今天只要 100 美元出头。小型标本剥制项目，包括把一具中等体型哺乳动物剔成骨架，花费几百到几千美元，比一口还算体面的棺材还便宜。生物危害风险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控制。但这些价格大多只停留在理论上：现实中，法律障碍、监管负担，以及因此变得极窄的合格从业者市场，连保存非人类遗体的成本都会被推高。而把这些手艺用在人类遗体上，则是绝不允许的——殡仪馆的人很得体地告诉了我这一点。

尊敬与利用之间那条模糊的线

殡葬方面那些极端的限制和繁重的行政手续，常常援引的理由是“侮辱尸体罪”。有教养的体面人，听到从前那些真人遗体被拿去布置鬼屋、在嘉年华里展出的故事，理应吓得往后缩。我们也理应庆幸，仁慈的行政国家出手了，规定这些遗体改为在泥土里无名地烂掉，或者被烧成灰烬。我们被告知，所有心智正常的人，都该希望自己的遗体得到某种这样的处理，不管各自性格多不一样、看法多独特。活着的时候，人可以爱冒险、好奇、幽默、古怪、不敬、前卫、有创造力；可国家却要我们相信，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身体被做成艺术品、用于戏剧演出、陈列在科学课的教室里——或者最糟的：变成某种好玩的东西的一部分，比如自己最爱的游乐园里的一项设施。

针对这些假设，我觉得有必要说明：利用死者和尊敬死者之间的那条线，从来都是模糊的。捷克库特纳霍拉的塞德莱茨藏骨堂（Sedlec Ossuary），俗称“人骨教堂”，存放着至少 4 万具骸骨。大部分骨头堆成大金字塔，锁在铁门后面；但教堂早期的设计者把一部分骨头塑形、捆扎，做成了装饰柱、一盏吊灯、一枚纹章，最出名的是，还拼出了他们自己的姓名缩写，当作作品的落款。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添了自己的贡献：巴洛克装饰之间穿插着现代展品，陈列那些有特别学术价值的骨头，比如带有遗传病痕迹的、做过旧式手术的、在重大历史战役中受过伤的。

我去参观时，当地导游神情肃穆地提醒游客：这里首先是宗教纪念地，不是旅游景点。与此同时，捷克官方旅游局却用耸人听闻的字眼介绍这座藏骨堂，招徕游客来见识它“令人毛骨悚然”“离奇古怪”的景象。于是当地导游被交付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向游客讲清楚一条泾渭分明的道德界线——把瘟疫死者的骨头做成巨型吊灯或医学奇观，是尊敬；用它们在墙上拼自己的姓名缩写，是亵渎。在这番划清仪式与利用的努力里，被忽略的是一个基本事实：所有成功的宗教纪念物和科学纪念物，本身就必然带着几分奇观；因为奇观，一直是神圣之物借以传递的容器。

感知只是人生的一小段

丈夫去世之前，我在哲学上是个“感知中心主义者”（sentientist），相信意识是道德的基础；所以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让有知觉的生命免受痛苦。在丈夫英年早逝、我一手操办他的后事之后，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把“感知”当作道德终极计量单位的偏见。感知和意识当然重要，但它们只是人类存在全貌的一小部分。米开朗基罗画西斯廷礼拜堂穹顶时脖子疼，某些日子里，那大概是他生活中最突出的感受——任何有慢性背痛的人都能作证。但大多数人会同意：如果只用“他在 88 年有知觉的岁月里受了多少苦”来衡量米开朗基罗一生的意义，那就基本没抓住重点。

最终，我转向了一种更“最大化”的人生意义观。在死亡本身被治愈之前，有知觉的阶段始终相对短暂：意识只持续区区几十年，而我们的决定、作品和肉身所带来的物质影响，可以延续好几百年。

他死后，除了意识，他存在过的其余一切对我来说都变得更重要了：他的工作、想法、友谊、物品，当然还有他的身体。我对他最后碰过的每一件东西都着了魔：急救员在他心脏病发作后留在我们公寓里的医疗垃圾，我怎么也舍不得扔。最后是亲友替我扔的。夜里，我想回到急诊室的候诊区，回到我最后一次坐着等他的地方。如果我没法回到过去，也没法让他的意识回来，我至少想待在他最后待过的那个物理空间里。一个朋友坦白说，她给我留了一小块他寿衣上的布，我差点感激得哭出来，好像又被允许握了一次他的手。

连有钱人都被劝着“体面地消失”

之前有人提醒过我，殡葬业很“掠夺成性”，会趁我在丧期最脆弱的时候向我推销各种殡葬用品和服务。可实际上，让我意外的是，我总在被劝着选便宜、省事、方便的那一项。买不起木棺的人，现在可以选纸板棺；负担不起土葬那好几千美元的人，会被劝去火化。“我的遗体你们随便处理，”我常听人这么说，“我死了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别花那个钱。”

但这显然不只是钱的问题；有钱人也在被推销“体面地消失”这个概念。我们为丈夫筹备葬礼时，参观过的最贵的地方是一座“自然”墓园。那里禁止使用防腐化学品，提倡用可生物降解的材料和经绿色殡葬委员会（Green Burial Council）认证的做法让遗体自然分解。在这座自然墓园里，墓碑常常小得看不见，或者干脆没有；园里杂草丛生的植被，是为当地野生动物的福祉选的，而不是为了方便人来探望。为了把人类遗体不着痕迹地重新融进自然景观，园方煞费苦心，结果小路又窄又滑，常常陡得我们根本走不过去。

当然，如果有人愿意让自己的遗体体面地消失，那应该被允许。没错，土葬也可能很贵。我担心的是：在我们存在中最长的那一段——知觉结束之后的那段——我们几乎没有选择权；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权利，被监管俘获、被抬高的成本、被从未受质疑的文化假设共同人为地限制住了。

在把权利还给人们“自身中没有知觉的那部分”这件事上，已经有一些进展。2023 年，俄勒冈州通过立法，允许病人保留自己被截下的肢体。起因是据报道，有病人拒绝接受救命手术，因为手术要求永久销毁或丢弃他们截下的肢体。但就目前而言，在社会经济阶梯的两端，我们都被鼓励在知觉一结束就尽快消失。在很多圈子里，对于“理直气壮地以肉身之躯存在、在地球上留下持久而显眼的印记”这个念头，存在一种不言而喻的轻视，甚至难为情。

葬礼是文明的三根柱子

上学时，有人教过我：许多人类学家把丧葬习俗看作文化的决定性特征，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分界线。那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文明的决定性特征偏偏是一件在功能上如此无用的事——埋葬死者，并不像获取食物、住所和保护那样能提高活人的生存几率。

人类学之所以看重墓葬，部分是出于务实：墓葬里有大量实物遗存——幸好过去的文化，并不像我们这样笃定死者毫无用处。但现在我明白了，丧葬仪式也代表着文明的三个必要品质：珍视物质遗产；即使知道邻人看不见，也尊重他的遗愿；相信一个共同的未来。

正是靠着文明的这三根柱子，我们才有了金字塔、教堂、整套科学知识，以及其他种种宏伟奇迹——其中大多数，在最初的建造者早已失去知觉、无法亲眼见证之后才完工。在我们实现永恒的意识、或者终于解决人体冷冻之前，也许我们该更认真地守护眼下这些通往不朽的路。

你不知道的客户端开发：AI 时代下的选型、原生与借力

“抢不到票，做得再顺也没用。”

三条老路和一个不可能三角

做客户端，这些年一直是三条路：

• 网页（Web）：最省事，写完塞进浏览器就能跑。早年的 PhoneGap、Cordova 就是给网页套个原生壳，再开几个“桥”（bridge，让网页代码调用摄像头这类原生能力的接口）。
• 跨端：一份代码打包多个平台。移动端是 React Native、Weex，国内大厂爱用它，还有个现实原因：能热更新，绕过应用商店审核直接下发新页面。桌面端最常见的是 Electron，VS Code、Slack 和不少 AI 桌面客户端都用它，代价是每个应用都自带一份 Chromium 浏览器内核，安装包 100 多 MB、吃内存，好处是各平台显示一致。Flutter、Qt 干脆自己画界面。新一代的 Tauri（Rust）、Wails（Go）改用系统自带的网页引擎，包小很多，但 Windows、Mac、Linux 的引擎各不相同，显示一致性反而不如 Electron，还得写兼容代码。
• 原生：苹果的 Objective-C/Swift、安卓的 Java/Kotlin、Windows 的 C++/C#。没有 AI 之前公认最难，前期投入大、用户用着最舒服。后来 SwiftUI、Jetpack Compose、WinUI 3 都转向“声明式”写法，好写多了；可在国内，原生早被跨端方案盖过去，很多 App 出活快、用久了卡。

作者把它总结成一个不可能三角：研发效率、体验、性能，三者难兼得。Web 靠近效率，原生靠近体验和性能，跨端取中间——做得好两头占，做不好两头都不沾。

他的判断：重内容浏览的轻应用，用 Web 最省心；要深度调用系统、追求低内存和顺手交互的，仍推荐原生。关键变化是，有了 AI，一个人写两套原生的成本大幅下降，效率那一角被补上了不少，调试和体验验证反而成了人最该花心思的地方。

两套代码，怎么保持一致

他的 Mac 清理工具 Mole 用 Swift + SwiftUI 写，Windows 版就照样选 Windows 自家的 C# + WinUI 3，跑在 .NET 10 上（运行时打包进安装包，用户不用另装；x64 和 ARM64 各出一个原生包，骁龙笔记本不必走转译）。

本想复用 Mac 的代码，让 AI 一分析：十几万行 Swift 里，能脱离苹果系统框架单独用的不到 20%，处理的又是 macOS 专有的路径规则——基本用不上。Windows 版几乎从零写起。

两边各写各的，靠什么对齐？

• 视觉：把 Mac 版里的颜色、字号、间距、圆角这些“设计 token”（可复用的设计参数）用脚本直接生成 Windows 的界面资源；11 种语言的文案也一起转过去，连菜单栏小动画都用同一个脚本同步。
• 功能：一份 SYNC.md 当对账表。Mac 每加一个功能、修一个安全问题，Windows 这边都标清楚：已实现、刻意不同、还是不适用，以及为什么。每次同步还记下对应的是 Mac 的哪一次提交，防止 AI 跑偏。

由此得出全文最有分量的一句：能复用的是设计、文案和踩坑后定下的规则，这些恰好是 AI 最喜欢的“能力抽象层”——代码抽象没那么重要了，规则抽象更重要。

一个人怎么当一支团队

工作流：代码和 Claude Code 全留在 Mac 上，Windows 只负责编译、验证和测试。他用 Parallels 虚拟机（一年三百多块）把仓库挂成共享盘，编译、启动、看日志都写成脚本远程执行；程序一启动就崩时 Windows 只给个错误码 0xc000027b，Mole 会把真正的异常写进日志，脚本顺手打印，AI 直接就能读到。脚本解决不了的界面操作，交给能“操作电脑”的 AI 去点；只有少数系统确认弹框得他本人点——“我在这里就是这个职责，哈哈”。

架构分四层：最底层的核心逻辑只依赖 .NET、不碰任何 Windows 接口，测试用一个模拟 Windows 路径规则的内存文件系统；往上是注册表、文件系统这些真系统接口；再往上是界面状态层；只有最顶层的界面必须在 Windows 里编译。越往下越不碰 Windows，越多代码能在 Mac 上验证。结果是一个月写了 8 万多行 Windows 代码、4000 多个测试。他说架构想法是自己给的，大部分实现是 AI 做的。

他还专门买了台 ThinkPad 当真机，设成永不休眠，让自己和 AI 24 小时跑回归测试：400 多款 Windows 软件的卸载、残留清理、注册表、启动项。虚拟机测不准的高分屏、电池、安全提示，都放真机上验。他认为 AI 时代工程师最大的价值，除了架构设计，就是测试验证。

语言只是工具

后半篇是他前 AI 时代的“借力”经验：主语言不擅长的，就借别的语言。写妙言时 Swift 里实现不了 Markdown 格式化，他洗澡时想到用系统自带的 JavaScript 引擎直接跑现成的 JS 格式化器；写 Pake 时 Rust 生态连个提示弹窗组件都没有，就让 Rust 调 JS 在网页里画一个；妙言的分栏预览，用 C 语言库解析 Markdown、给每块标上行号，JS 算出滚到第几行，再通知 Swift 让编辑区跟着滚。原理就是不同语言之间通过一个中间层通信。

落点

技术终究为业务服务。抢演唱会门票，没人在乎你客户端用什么写的，抢不到照样挨骂。AI 时代很多跨语言难题“一把梭”就解决了，但懂语言特性的人能在 AI 跑偏时提醒它试试别的路。他最后自问：再过半年，也许这活也不需要工程师了，那会更有趣还是更无趣？他是乐观派：编码本身大概会变得没意思，但会有更多新东西值得探索。

Taste 训练（周三·香水）：卡朗“金色烟草”，一百年的离经叛道

“它闻起来跟烟草的关系，不比我的脚大。”

（引子：本周香水新闻里有一条——巴黎附近凡尔赛的香水档案馆 Osmothèque 向公众开放预约，管理员说，曾有一位女士闻到卡朗 1919 年的 Tabac Blond 当场落泪，那是她一位祖母用过的香水。下面这篇是这支香水百岁那年的老文。）

1919，一个女人开始抽烟的年份

1919 年是剧变之年：墨索里尼组建法西斯运动，亚美尼亚、立陶宛宣布独立，英国承认阿富汗建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接受检验，《凡尔赛和约》签订，一战正式落幕。就在这片动荡里，法国调香师埃内斯特·达尔特罗夫（Ernest Daltroff，俄国犹太移民之子、卡朗 Caron 品牌创始人）推出了 Tabac Blond——直译“金色烟草”，指当时流行的浅色弗吉尼亚卷烟——献给爵士时代那些新女性。

她们在法国被叫作“假小子”（garçonne）：裙摆提高、扔掉束腹、剪短头发，像露易丝·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默片明星，招牌短发）、嘉宝、玛琳·黛德丽那样。在公共场合抽烟，是她们表达反叛的一种合法方式。Tabac Blond（以及 1921 年莫利纳尔 Molinard 推出的 Habanita）正是那个时代的气味：妇女选举权是国际话题（讽刺的是，法国女性直到 1944 年才拿到投票权），美国又刚好进入禁酒令。一场带着烟味的嗅觉叛乱就此开场——利落、优雅，因性别模糊而暗暗撩人。

名不副实，是它的设计

作者说，这支叫“烟草”的香水，“闻起来跟烟草的关系，不比我的脚大”。也许它本身就是那个时代“两面性”的镜子：女人穿西装、打领带、留短发；Habanita 用香草和岩兰草假装出一种并不存在的烟草；禁酒令下藏着地下酒吧；还有战后柏林的咖啡馆生活。

Tabac Blond 真正的开创性在“皮革”：它是皮革调的原型，让后来所有皮革香都相形见绌。没有它，就没有 1950 年代的 Poivre、Coup de Fouet、Jolie Madame。一般认为，它也是第一支专为女性调制的皮革香。

传统说法还认为它是为了遮掩抽烟的味道而设计的——这一点更像是坊间传说，并没有确凿记录。

她十几岁时偷偷用它

作者的私人史占了文章一半，也最能说明这支香“出格”在哪。她的初恋香水是娇兰的“蝴蝶夫人”（Mitsouko），第二个就是 Tabac Blond——无视香水圈“娇兰给被包养的女人，卡朗给出身好的女人”那句老话：“这两样我都不是，也不许别人给我贴标签。”

当年她身边没人用皮革香。女士们用浓郁花香、甜腻东方调、闪亮的醛香花香；“好女孩”用雅顿的 Blue Grass 之类；阿姨们用 Ma Griffe，妈妈们偶尔点几滴琶音（Arpège），祖母们则裹在 4711 古龙水的云里。“我是个书呆子假小子，根本不是什么蛇蝎美人，我一定是疯了。”为了买它，她靠给幼儿园小孩讲睡前故事当保姆攒钱——讲的是《伊利亚特》，结果孩子们听得昏昏欲睡。

买到之后，她把它当秘密：睡前抹一点，钻进被子里，不让任何人知道；带到学校去，或者只是打开瓶子深吸一口，“像吸毒一样。它就是毒。”吸引她的不是香烟，而是它承认了“开朗外表下潜伏着一个更暗的自我”。她拿它比作布莱希特《三分钱歌剧》里的《海盗珍妮》：一个被人踩在脚下的女佣，在自己的幻想里掌控着所有人的命运。

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技术上，皮革感来自当时著名的香料原料 Mousse de Saxe（一种以异丁基喹啉为核心的皮革基底），再由烟熏感的岩兰草、橡苔、广藿香和当年流行的硝基麝香托住；康乃馨的丁香气配鸢尾的凉，椴花的甜和依兰的浓烈在中间；最后一点雪松、龙涎香，可能还有一丝灵猫香。官方只列三样：皮革、鸢尾、雪松；社区列表各说各话。

老版和新版

现在的版本好闻吗？作者的答案是：单独看，它很美，比市面上很多香水都强；但跟保存良好的老版并排一比就会失望——少了那份浓度、深度和神秘。大约 2012 年前后，她在纽约跟一位香水专家争过这事，对方说她身上的老版和现行版闻不出区别，她“非常礼貌地”坚持己见。她的用法是：想低调时抹一点新版，图个文明；老版淡香水只要喷一下，就足以让人头晕。

怎样把一个花心男人变成父亲

父亲在动物界很稀有；而“当不当爹”，在很多物种里取决于环境，不是天性。

作者的弟弟人到中年、单身、帅、风趣、爱调情，困在网上约会的泥潭里。作者夫妇建议他养条狗。妻子的理由是有个伴；作者的理由是：牵狗散步等于对外宣传“我是个负责任的照料者、未来的好父亲”——狗是代用婴儿。

他研究过鱼、大鼠、狐猴、多种猴子和人，结论是：**父亲很罕见。**能让卵子受精的雄性多的是，交配完就去找下一个；真正留下来照顾后代的雄性才稀少。为什么？什么能让一个物种、或一个个体的雄性开始带孩子？

第一个父亲是条鱼

鱼的标准做法是排卵排精、各奔东西，靠数量取胜。但第二常见的策略是雄鱼守卵——所以第一个“当爹的”很可能是雄鱼，不是雌鱼。雄鱼本来就要守地盘吸引雌鱼，顺手护卵几乎不费力，甚至加分；雌鱼产卵耗能大，产完就走。雄鱼还会算账：蓝鳃太阳鱼守不守卵，看卵有多少。

上了岸，父亲就成了赌徒

上岸后演化出体内受精，雄性再也看不到受精过程，父子关系变得不确定；胎生又拉出一段长空档，雌性可以再和别的雄性交配。何必傻等着照顾可能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如四处留种——这是一笔以时间和精力计价的账。结果是绝大多数哺乳动物只有母亲带娃，只有大约 4%–5% 的雄性会照顾后代。

让他留下来，他就会变

普通雄性家鼠讨厌幼崽，连亲生的也想咬死——他分不出哪个是自己的，就默认不是；杀掉幼崽，母鼠就能更快重新发情。但如果实验者强迫他在交配后和雌鼠同住，约 18 天后幼崽出生，他会开始照顾它们。**同住越久，照料越多、攻击越少。**看似写死的行为程序，只因环境改变就翻转了。

演化在一些物种里做了同样的实验，就是“配偶结合”（pair bond）：交配本身已经很有奖励感，神经系统再被调成“和这个特定个体待在一起也很有奖励感”，别的潜在对象就失去吸引力。有配偶结合的哺乳动物，通常也有会带娃的父亲。两种长得几乎一样的田鼠是经典对照：住在高山的山地田鼠交配完就走；住在草原、环境更恶劣、食物更少的草原田鼠则成对生活，雄鼠帮着保暖、梳毛、防天敌。

开关在哪

关键脑区是下丘脑里的“内侧视前区”（MPOA）。在啮齿类母亲身上破坏它，育儿行为骤减；在本就有父亲带娃的加州小鼠身上破坏雄鼠的 MPOA，父爱也会减少。这套回路两性都有，差别在于何时被打开。母亲靠怀孕和分娩时剧烈的激素波动（胎盘是主要来源）；雄性则可能靠雌激素、催乳素升高或睾酮下降。蒙古沙鼠和坎氏毛足鼠的父亲，带娃都跟幼崽出生后睾酮下降有关。

还有更离奇的触发方式。加州小鼠的雄鼠产后吃掉胎盘，立刻开始带娃；胎盘激素消化完，就靠闻配偶的尿维持父爱——必须是配偶的尿，换成别的雌鼠都不行，配偶本身甚至不必在场。

最灵活的是非洲条纹鼠：雄鼠不交配也能照顾别人的幼崽，决定因素是成长环境——独居长大的会舔、会保暖，在“光棍群”里长大的冷漠甚至杀婴。机制之一是 Agouti 基因，它会压低 MPOA 的活动；把群居的冷漠雄鼠单独养一个月，它就变得会带娃，Agouti 也随之下降——回路可以来回调。

作者的总结：父亲身份是一个系统的产物——特定时间地点的基因表达、神经回路、激素、社会环境，没有哪一层更“决定性”。

到了人类，一切更复杂

巴拉圭森林里的阿切人（Aché）相信：孕前几个月到出生前，凡与母亲发生过关系的男人都算孩子的父亲，分“主要”和“次要”。有这两类父亲的孩子存活率更高，但他们只管保护和给吃的，很少抱孩子——这推翻了“越确定是亲生，照料越多”的直觉。

激素这条线在人类身上也成立。已婚男性睾酮低于单身，离婚则升高，但早期横截面研究分不清因果。2011 年在菲律宾宿务市追踪数百名男性的纵向研究更硬：单身时睾酮最高的人，日后更可能有伴侣、有孩子；有了伴侣和孩子后睾酮下降，且不能用年龄或压力解释；新生儿父亲降得最多；后续研究发现——陪娃越多，睾酮越低。

脑成像显示，父母共用一套相似的“照料网络”；一项研究难得纳入了同性伴侣父亲（一位生父、一位养父），他们同样激活这套网络，且单独带娃越久，网络连接越强。另一项发现：睾丸体积越大，带娃越少，看孩子照片时奖赏区激活越弱。

最后作者回到兄弟俩：同一个爱达荷小镇长大、同样的父母，他结婚 25 年、有两个女儿，弟弟没有孩子。他也说不清原因，也许是早年的初始条件不同；也许是 12 岁那年夏天，在巴基斯坦拉合尔郊外的外婆家，没有电视，只有一个一岁的小表弟，“他太可爱、太有意思了，我爱上了这个孩子。也许那些婴儿信号，在我少年的神经回路上动了手脚。”

吉姆·莫里森怎样熬过悲剧，滑雪下了珠峰

这位吉姆·莫里森不是大门乐队那位，是个盖豪宅的登山滑雪者。

两次失去

2011 年前后，莫里森的妻子凯蒂驾驶一架单引擎涡桨塞斯纳，载着六岁的儿子怀亚特和五岁的女儿汉娜，从加州长滩飞往内华达，在沙漠上空遇到一团坏气流，坠毁。他在加州特拉基的家里彻底崩溃。朋友雪莉·麦康基来看他——她的丈夫、自由式滑雪名将谢恩·麦康基几年前死于低空跳伞。他问：“我该怎么办？”她答：“你完蛋了。”——这是她的鼓励方式。他后来发现，徒步时的体力消耗和眼泪很合拍，内啡肽把悲痛拧成一种扭曲的狂喜。山成了他的药。

2015 年在喜马拉雅的马卡鲁峰，他遇到了刚与丈夫分居的登山家希拉瑞·尼尔森（Hilaree Nelson），两人成了恋人和搭档，2018 年完成洛子峰“梦想线”（洛子峰陡沟）的首次滑雪下降。拍过《徒手攀岩》（Free Solo，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金国威（Jimmy Chin）和伊丽莎白·柴·瓦沙瑞莉（Elizabeth Chai Vasarhelyi）开始跟拍他们，目标是“项目中的项目”：滑雪下珠峰北壁。

那条“终极线”

珠峰常规路线在尼泊尔一侧，就是照片里死亡地带排长队的那条。北壁在西藏，中方管控严格。他们要走的“超级直上”（Super Direct）路线，经霍恩宾沟和日本沟，几乎无法攀登，在那之前只有 5 人由此登顶。2002 年，单板滑雪者马尔科·西弗雷迪试图从霍恩宾沟滑下，一跃而下后就消失了，遗体至今未找到。路线最陡约 60 度，大部分属于“摔了就死”，垂直落差约 9000 英尺（约 2700 米）。春季雪太少，秋季雪太多、雪崩不断；两人推算，入冬前也许有一道窄窗口：雪崩停了，雪面硬到能滑。

2022 年在尼泊尔的马纳斯卢峰，镜头拍下尼尔森转了两个弯就被雪崩卷下山坡。莫里森和夏尔巴同伴冒着继续雪崩的危险、在高海拔动用直升机，在巨大的雪崩堆积区里找她的遗体——他们不肯丢下她。“我把她从雪里挖出来，抱在怀里，尖叫，痛哭，但那只是她的尸体。她已经不在那里了。”他说，妻儿坠机后，他一直被他们半焦的遗体画面纠缠；找到尼尔森那一刻反而有一种终结感。尼尔森在加德满都一座佛寺火化。

第三次上去

此后三年试了三次。2025 年 10 月 15 日，团队把十几个人送上峰顶，一次就让这条路线的登顶总人数翻了三倍多。峰顶上，这一次希拉瑞也在他身边。他撒了一些她的骨灰，扣上雪板，滑向霍恩宾沟——那是他滑过的最糟的雪。下降用了 4 个小时（世界杯滑降比赛只要两分钟）。到底部他又哭又喊，觉得对得起尼尔森，也对得起自己。纪录片《珠峰：另一面》（Everest: The Other Side）本周上映。

太浩湖的另一面

莫里森 51 岁，滴酒不沾，壮得像橄榄球近端锋，去珠峰前四个月刚做了膝关节部分置换。他的另一份职业是建筑商：二十多岁时身家“三千零四十美元”，看对街一位滑雪队教练盖房子，边看边学（“为什么每根托梁里都抹胶？防止吱吱响。”），后来在太浩湖一带盖了大约 100 栋豪宅，光一个叫马蒂斯营地的封闭社区里就有约 75 栋。

作者点出这条产业链的讽刺：滑雪流浪汉把粗犷的山村变成户外运动中心，户外品牌又用他们的冒险拍目录、拍电影，把这种生活方式变成广告，引来湾区科技财富，造出木屋豪宅和带加热的停车场——“山谷里回荡着射钉枪的声音”。莫里森从头到尾都在这只金鹅身上。

纪录片在特柳赖德电影节首映时，《好莱坞报道者》骂这是“两个鲁莽、极度自我中心的人的肖像”，因为尼尔森留下了两个孩子。导演瓦沙瑞莉本人也说：“我有能动性，金国威有能动性，但孩子们没有。”（两人如今正在离婚。）作者的回应是：他们未必比宇航员更鲁莽，也未必比每周工作 80 小时的律师合伙人更亏欠孩子；金国威说得直白：“不冒险也有代价，你可以坐在沙发上吃薯片吃到心脏病发作。”

尼尔森四周年忌日那天，作者跟着他去太浩湖边一面不公开的花岗岩壁攀岩。作者穿着借来的羽绒服，手插进左口袋，摸到一个小瓶——是尼尔森最后的骨灰，其余的已撒在珠峰顶上。莫里森接过去，走到那条叫“爵士手”的路线底下，在一片枯草上，没有任何仪式，撒掉了。

今日 detail — 下撤后在西藏绒布寺（世界最高的寺庙）停留时，奉茶的僧人认出了他，领他去见住持；住持一见他就说“登顶！”，还用胳膊比画了一个滑雪的动作。同行的人说，这叫“夏尔巴电话”——他们总是什么都知道。

降临 Arrival（丹尼斯·维伦纽瓦 Denis Villeneuve，2016）

十二艘外星飞船悬停在地球上空，语言学家露易丝（艾米·亚当斯 饰）被军方找来，任务只有一个：学会对方的语言，问清“你们来干什么”。外星人写的是一圈圈没有先后顺序的墨环；她学得越深，脑中关于女儿的片段就越频繁。改编自特德·姜的短篇《你一生的故事》，片长 116 分钟。

Den of Geek 的瑞安·兰比（Ryan Lambie）给五星，称它“一部催眠般的科幻悬疑”，也提醒慢节奏“可能劝退爱看大场面的观众”；《环球邮报》的巴里·赫兹（Barry Hertz）说这是维伦纽瓦“迄今最自信的作品”，但“注定两极分化”。

备注

• 本期中文源落在思辨：少数派 Tw93《你不知道的客户端开发：AI 时代下的选型、原生与借力》（11/04），原文约八千四百字，压到约一千四百字；四层架构、SYNC.md 对账表、20% 可复用、8 万行 / 4000 测试等数字和“规则抽象”的论点全保留，删去了签名证书、远程工具的部分操作细节。
• 主篇按原顺序完整翻译，小标题为译者所加，方便手机阅读。作者只署名 R. B.，Palladium 未给全名；文中“1400–1800 华氏度”“200 万年前 DNA”“罗莎莉亚化学品约 100 美元”“俄勒冈 2023 年立法”均按原文转述，没有另核。
• 玩物是 archive pick（CaFleureBon 2019 年旧文，香水栏 archive 全开放）；开头 Osmothèque 那条引子来自 Now Smell This 11/03 的新闻摘录（转引《纽约时报》），原文 Tabac Blond 的“第一支女性皮革香”“为遮烟味而设计”属业内通行说法，我在正文里把后者标成了传说。原文作者讲到“七年前在纽约”，按发文年份折算成约 2012 年。
• 人间篇原文约四千六百词，压到约一千五百字；阿切人、宿务研究、同性伴侣父亲脑成像都保留，删去了尾注编号和部分物种细节（如去势大鼠）。
• 远方篇原文约五千七百词，压到约一千四百字。坠机年份原文只说“七年前”（相对 2018 年），我写作“2011 年前后”；名人社交（奥普拉、哈里王子）一段删去。
• 观影：Notion 按「Arrival」「降临」「Villeneuve」分别单查，观影库和片单都没有；观影历史表也没推过。他在 2017 年前已开始在 Notion 记片，《降临》2016 年上映、热度很高，仍有看过未登记的可能。
• 卷首玛丽·奥利弗这几行诗接主篇“把身体留在身边”、远方篇“撒掉最后的骨灰”，也接人间篇“爱会被什么打开”。grep 过 Eric/quotes.md 和题记历史表，没有奥利弗 / Blackwater / against your bones。
• 今天考虑过但没用的：Psyche《婴儿天堂》（心理学家谈妄想，和昨天主篇“相信”撞题）、少数派《微诗：烧掉近 2 万美元 token 重做十一年前的老 App》（好文，但和思辨篇论点重合）、JSTOR Daily《我们为什么会尴尬》（正文不到八百词）、Now Smell This 卡朗新闻短讯（三百词）、Rest of World《不用英语，AI 更贵》（留作候补）、Longreads 推荐的《数学永远改变的那一年》（陶哲轩与 AI，留作候补）。
• 明日玩物轮播预告：周四酒。
• 一个可以接话的钩子：如果法律允许，你愿意让家人留下你身上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