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长脖子

自我塑造的世界

“生物是主动的、自我塑造的、塑造世界的。哪怕最卑微的那些，也是创造者。”

长颈鹿的冤案

法国博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出版他关于生命演变的巨著时，已经 65 岁了。1809 年的《动物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一百年后才有英译本），本意是要奠定一门全新的科学。这门科学建立在一个想法上：从最小的微生物到最复杂的哺乳动物，所有生物都在不断地改变自己，获得新的形态和新的能力。拉马克说，不是生物的身体结构决定了它们怎么生活，恰恰相反：是它们为了应对环境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催生了不断变化的身体形态。“博物学里，”他质问道，“还有比我刚才阐述的这一点更重要、更值得关注的考量吗？”（作者自译。）

但你要是听说过拉马克，大概听到的是他在一种动物身上错得多离谱——长颈鹿，以及这桩“长颈鹿笑话”怎样成了他一切错误的缩影。拉马克提出，长颈鹿为了够到高处树枝上的叶子不断伸脖子，脖子就一点点变长；这些微小的变化传给后代，一代代累积，最后成了今天的长脖子。到 20 世纪初，生物学家一致否定“个体一生中经历的身体变化能遗传给下一代”，拉马克的长颈鹿就成了笑柄。

被攻击的不只是他对长脖子哺乳动物的看法。长颈鹿在他浩繁的著述里只是顺带一提。他真正提出的，是一个开创了整个领域的革命性理论：生物会改变自己，而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在重塑世界。两百多年来，这个想法一直遭人嘲笑。

拉马克常被忽略，但他的科学是现代生物学的地基，也影响了达尔文后来建立的进化论。达尔文和拉马克一样，相信生物有能动性，能改变自己和环境。多数人不知道拉马克对达尔文的影响，是因为 20 世纪初前后，达尔文的追随者从他们的“新达尔文主义”里清除了拉马克主义的一切痕迹，把生物变成了随机变异和外部力量的承受者。在新达尔文主义者看来，生物在进化中不扮演任何直接角色，进化靠的是随机的基因变异加上外部环境的压力。这样一来，生物在达尔文追随者眼里，和在神创论者眼里一样被动——后者认为生物是神意的产物。

整部现代生物学史上，科学界和政界最有权势的人物大多在嘲笑、压制拉马克这个激进的想法：生物在进化中有能动性。今天的主流生物学里，把生物看作被动者的新达尔文主义观点仍然大体占上风，尽管好几个领域的研究已经在挑战它的统治。

这篇文章讲的，就是拉马克这个激进想法怎样被主流科学抛弃，又为什么被忽视了那么久。它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反转故事：最近几十年，一些生物学家开始转回拉马克的生命观。

发明“生物学”的人

很多人一听拉马克就想到长颈鹿，很少有人知道，“生物学”（biology）这个词是他在 1802 年造的。他需要一个名字，来称呼一门他认为应该存在的新科学：一门研究所有生物、而且只研究生物的科学。当时并没有这样一个领域。有更宽的学科，比如博物学，连岩石、河流、山脉这些无生命的东西也包括在内；也有更窄的学科，比如植物学、动物学，只覆盖生物界的一部分。拉马克认为应该有一门关于生命本身的科学。在这门新科学的核心，他提出了第一个我们今天称为“进化”的理论，只是他没用这个词，他只说“变化”。

从 1788 年到 1829 年以 85 岁高龄去世，拉马克一直在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生活和工作。他的一生，往轻了说也算动荡：他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然后是拿破仑统治，再是波旁王朝复辟。他熬过了恐怖统治，熬过了拿破仑和他身边那圈科学顾问的冷眼，也熬过了王政复辟；他还先后送走了三任妻子和八个孩子里的四个。生命最后十年，他双目失明、身体虚弱，靠女儿罗萨莉帮忙继续工作。到职业生涯结束时，他已经鉴定并命名了 6000 多个物种，在植物园里开了二十多年的一门传奇课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这门课出名到连小说人物都来听过，比如圣伯夫（Sainte-Beuve，19 世纪法国批评家）带自传色彩的小说《情欲》（Volupté，1834）里那个为情所困的年轻主角阿莫里。

抢走上帝的专利

拉马克胆敢把上帝对“创造”的垄断夺过来、交给会死的生物，这惹怒了有权有势的人。他写道，生命起源于自然发生：电和热这样的自然力作用在无生命的物质上，就产生了最简单的生物，比如单细胞的原生动物和藻类。从那一刻起，活物质内在的一种属性开始发挥作用——一种趋向复杂的倾向，拉马克称之为“生命的力量”。生物变得越复杂，另一个变化的原因就开始起作用：它们对环境的反应能力。在最简单的生物身上，这种反应能力还很初级，只是一种易激性或敏感性，加上反射式的反应。但到了鸟类和哺乳动物身上，拉马克认为，它上升到了“意志行为”的层次：动物能根据处境形成“习惯”和“生活方式”。靠这些行为，它们把体内的液体引向最常用的肢体和器官。（达尔文后来也提出过类似的想法。1868 年，他设想身体各部分会散发出一种携带遗传信息的微粒，叫“泛子”（gemmules），这些微粒会被动物的行为修改，再把修改带给后代。）

在拉马克的图景里，生物不仅创造和改变自己，还在制造、再造无生命的世界。他认为植物在这个过程里起主要作用，因为它们能单凭阳光、空气和水把自己“发明”出来。他描述过一些证明这种神奇能力的实验。比如：在一个芜菁（大头菜）侧面挖个凹槽，抓着根把它悬在窗户上，像魔术师胡迪尼（Houdini，20 世纪初的美国逃脱魔术大师）那样亮出“袖子里什么都没藏”。只要一直往凹槽里加水，你就会看到芜菁长出一整株开花的植物——它真的是凭空把自己造了出来。植物把最原始的元素组合起来，启动了一场宇宙接力，然后把接力棒交给动物。动物通过吃、消化和其他各种机能与行为，制造出更复杂的化合物。于是动物和植物共有所有生物的那项决定性能力：建造、组合、创造。

昆虫与蠕虫教授

拉马克一开始做的是植物学，1793 年被迫、而且很不情愿地转去做动物学。那正是大革命期间，巴黎最主要的植物园——国王植物园——正在转型为共和国的“植物园”，归新成立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管。负责这次改组的委员会没有按他的意愿给他植物学教席，而是给了他动物学里最低微的一个：昆虫与蠕虫教授。他后来跟学生说，一开始他很失望：既然不能继续搞植物学，为什么不让他研究狮子这种有魅力的大型动物？但后来他冒出两个乐观的念头。第一，他分到的这些生物占动物界的十分之九，所以他并没有被发配到动物学里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落。第二，他设想最简单的动物也许能向他揭示动物生命的根基。怀着这点微弱的希望端详他的昆虫和蠕虫，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分类范畴——“无脊椎动物”，然后开始研究它们。

1800 年他对学生说，无脊椎动物“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引向动物化那不可思议的极限”，引向那些“几乎没有动物性”、“自然也许就从它们开始”的生物。在拉马克看来，动物生命的本质是生成和再生的力量：产生活物质的能力，包括长出新的身体组织、产生新的生物。越简单的动物，生成能力越广泛。比如日内瓦博物学家亚伯拉罕·特朗布莱（Abraham Trembley）证明过，把水螅切成很多块，每一块都会再生出一只完整的水螅。其他无脊椎动物也有惊人的生成能力：昆虫能变态，甲壳动物能长出新腿，海星能长出新的腕，蜗牛能长出新的头。拉马克解释说，正因为这种生成能力，无脊椎动物的数量远远超过脊椎动物；其中最小的那些“无限地小”，所以它们的数量多到无从知晓。这些动物有一种“令人害怕的繁殖力”，他写道：仿佛“物质从四面八方把自己动物化”。微小的珊瑚虫让拉马克惊叹不已——人们认定，它们是地球上巨大的石灰岩山脉和大片白垩层的主要制造者。这些微小的动物造出岛屿，填满海湾，堵塞港口，“彻底改变海岸线”。（意大利多洛米蒂山脉里有一整组山峰，就是由远古珊瑚礁堆成的。）

无脊椎动物成了拉马克那个想法的基础：创造性的能动力，只属于活着的生物。他承认，宗教信仰对一个“说服了自己的好人”来说可以是一种安慰，但它和他对活的自然的研究“完全无关”。灵魂在物理上无法认识，而生物那种活跃的、创造性的行动却处处可见。对拉马克来说，生命从此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能力：在自然一切破坏力面前，坚持创造。

燕子一夜筑巢

每个生物不停的创造活动远远不是孤立的。生物在塑造世界、抵御破坏的过程里彼此协作，拉马克对这种协作很感兴趣。1798 年春天的一天，他带家人到巴黎郊外一栋他短暂拥有过的乡间房子，注意到一扇窗户上有个燕子窝。没过多久，当地一个孩子把窝捣毁了，那对燕子一下子无家可归，偏偏雌燕就快下蛋了。立刻有十来只燕子聚到废墟周围，叫得又急又响，拉马克起先以为它们在吵架，很快发现恰恰相反：它们组织起来，要一起把窝重建。他惊奇地看着，一些燕子守在工地上，另一些叼着树枝来来回回。拉马克观察到，燕子筑一个窝一般要八到十二天，但这一群干得太卖力，第二天早上就完工了。

为了证明动物有创造和自我改变的能力，拉马克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某个身体部位用得越多，就越发达、越成形：水鸟的蹼来自划水；鹰的钩爪来自抓握树枝；涉禽细长的腿和脖子也一样。拉马克推测，涉禽不喜欢水，却不得不蹚进水里捕食。它们陷进泥里，厌恶地伸长腿，拼命让身子保持在水面以上，同时伸长脖子。这种行为经过许多代，就成了高跷一样的腿和蛇一样的脖子。

1809 年 6 月，一只海豹来到博物馆的动物园，拉马克看得入了迷。它和陆地哺乳动物明显的亲缘关系，印证了他的想法：所有哺乳动物，乃至所有生命，都起源于水中。他注意到，海豹游泳时把后肢当桨用，可这对后肢并没有完全并拢成鳍，因为海豹还要用它们抓猎物。后肢的两种用途结合在一起，造出了一种既能当桨、又能当手的结构。

拉马克让亚里士多德古老的“自然阶梯”（Scale of Nature）不只动了起来，简直是乱了套。从亚里士多德到那时的两千年里，自然哲学家一直想象，每种生物都按从简单到复杂排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序列里，各有各的位置。现在拉马克宣布：生物不是排在自然阶梯上，而是靠自己不停的活动，同时朝许多方向制造、再造生命的秩序。

拿破仑的白眼

这种会塑造自己、塑造世界的生物观，给拉马克招来了强大的敌人。他的死对头是古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拿破仑的红人。居维叶是虔诚的路德宗信徒，断然拒绝“生物形态会随时间变化”的想法，坚持物种不变。他最核心的解剖学原则——“器官相关律”——本身就是对理性设计的一种宣示：他声称，从一个生物的任何一个部分就能推出它的所有部分，因为各部分出于理性的必然而相互蕴含。居维叶还坚持，动物的习性和行为由它们的结构决定——它们按被设计的方式行事；拉马克则正好反过来，说动物的结构来自它们的习性和行为。同样对“不变”的执着，也决定了居维叶怎样解读化石记录。

居维叶相信物种会灭绝，而且是确立灭绝事实的领军人物。但他认为，生物灭绝是因为洪水、火灾这样的灾变把它们消灭了，然后再由新造出来的物种取而代之。这个想法支撑了“特创论”：上帝为自然里的每一个位置专门创造了一个物种。居维叶的科学完全合拿破仑的心意。它是一套讲革命性变化的科学学说，骨子里却极其保守：每一次革命都从外部强加，每一次都回到同一个终极权威，而为这一切背书的不是教会，是拿破仑自己的科学专家。居维叶的科学是最前沿的，同时又在为一种威权秩序撑腰。它绝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革命者的科学，也不是天主教会那套旧科学。居维叶把宗教的权威翻译成了科学的权威——一套强有力的现代配方。

所以拿破仑憎恶挑战居维叶模式的拉马克，一点也不奇怪。1809 年 11 月一个冰冷的日子，这种憎恶表露无遗。那天，国家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的成员们站在杜伊勒里宫的一间沙龙里冻得发抖，等着皇帝来，好呈上各自的新作。这个故事是天文学家弗朗索瓦·阿拉戈（François Arago）讲的，他当时 23 岁，刚当选研究院成员。站在年轻的阿拉戈旁边的，是 65 岁、身体虚弱的拉马克，手里拿着一本《动物哲学》。拿破仑终于进来了，像对待新兵一样大步走到阿拉戈面前，盯着他吼：“你很年轻啊！叫什么名字？”阿拉戈还没开口，右边一个急于露脸的人抢着说：“他叫阿拉戈！”拿破仑：“搞哪门科学的？”左边一个又插嘴：“他搞天文学！”阿拉戈懊恼地想，拿破仑大概把他当成了哑巴或者白痴。这时皇帝转向拉马克，拉马克呈上了他的毕生巨著。拿破仑嘟囔着说，他收下这本书只是“看在你一头白发的份上”，一把夺过来，看都没看就塞给一个侍从；拉马克一边流着屈辱的眼泪，一边还想解释书里写了什么。

要是拿破仑知道书里写了什么，他肯定会更不喜欢。拉马克的理论没有把权力集中起来，而是把它分散到了整个生物界。

拉马克死后，居维叶作为胜利者书写了历史——字面意义上的书写。他当时是研究院院长，亲自写了拉马克的官方“悼词”，这大概是史上最刻薄的一篇悼词：它把拉马克的理论贬为诗歌，而不是科学。这为此后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拉马克的评价定了调。

在居维叶之后，还有很多人嘲笑拉马克的科学。因为它诞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又用生物的创造性能动力取代了上帝，在同时代人鼻子里，它闻起来有无神论、革命和弑君的味道。这股难闻的气味不只给拉马克和拉马克主义惹麻烦，也连累了整个进化论。

达尔文的追随者动了手

达尔文跟拉马克的关系很纠结。他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大量借鉴了拉马克，却又坚持两者截然不同。1863 年，他在给地质学家朋友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信里写道，他知道跟拉马克主义沾上边，对他理论的名声会“非常有害”。但达尔文确实在进化中的生物身上保留了几种形式的能动性，包括拉马克那条原则：动物的行为会对身体产生可遗传的影响——达尔文称之为“用进废退的遗传效应”。他相信自然选择是和这些因素一起起作用的。可达尔文死后，他的追随者在 20 世纪初前后，从新达尔文主义理论里抹去了拉马克主义的一切痕迹，让生物变得和在居维叶的神圣造物主手中时一样被动。根除拉马克主义，成了新达尔文主义的标志性特征。

这场运动的奠基人物之一，是德国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19 世纪 80 年代，他开始严格区分体细胞和生殖细胞，说体细胞里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不可能传到生殖细胞。这就是所谓的“魏斯曼屏障”，它排除了“获得性状遗传”的可能。魏斯曼做过一系列相当残忍的实验：连续几代把老鼠的尾巴剪掉，以证明它们的后代尾巴完好无损。他自己也承认，这个结果其实跟拉马克的理论没什么关系：拉马克和达尔文都从没说过截肢会遗传，他们说的只是生物内部产生的变化。但魏斯曼估计，这能打掉大众对获得性状遗传的信念。剪鼠尾实验至今修辞效果依然很强，今天的生物教科书里还能看到。

魏斯曼强调，他的科学方法建立在一个前提上：整个过程背后有一个神圣的存在。他向读者保证，他的生物学不只是给“普遍原因”留了位置，而且确实需要一个“普遍原因”。他写到有一个“终极原因”在宇宙机制“背后”运作。所有的能动性都在这个遥远的神圣存在那里，不在正在进化、终有一死的生物自己身上。所以魏斯曼说，他的科学和唯物主义“绝对对立”。

“魏斯曼屏障”——把拉马克式遗传排除在外——成了新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原则。1953 年 DNA 分子结构被确定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DNA 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把魏斯曼屏障重新表述为“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遗传信息只沿一个方向传递，从 DNA 到 RNA 再到蛋白质，从不反过来。克里克由此推出，获得性状永远不可能遗传。一个生物无论做什么，都改变不了遗传的机器。

被动的生命观，不只是学术错误

否认生物的能动性，并不只是一个智识上的错误。它的影响远远超出科学家的争论。首先，“包括人在内的生物，是基因程序和外部力量的被动对象”这个想法里，内置了一套优生学的逻辑。20 世纪前期到中期，几乎所有新达尔文主义者都是狂热的优生论者，克里克就是一例。1963 年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他敦促同行：“让我们来认真讨论一下优生学这个问题。”“我看不出人为什么应该有生孩子的权利，”他说。他还琢磨，政府要给全体国民绝育其实相当简单，往食物供应里加点化学品就行，然后只给那些“获准生育”的人解除效果。这些不是边缘观点。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优生学理论和优生计划在新达尔文主义生物学里都是主流，有些至今还有残留。

（1914 年《生活》杂志上有一幅漫画，两只动物对话：“亲爱的，大家为优生学吵成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意思是，杰克，人类刚刚发现，必须把他们在我们家族身上实践了好几代的那套发展理论，用到他们自己身上。”）

另一层影响是，“生物本质上是被动的”这个观念，也助长了两个世纪的环境破坏：它鼓励人们把生物界看作可以为经济和帝国利益而操纵、开采的原料。拉马克亲眼见证了工业革命，在他最后一部著作里就发出过警告。他指出森林砍伐及其后果，哀叹人自私又短视，发动战争、为了财富掠夺自然，毁掉了自己赖以保全的东西。他绝望地总结：“看起来，人注定要在把地球弄得无法居住之后，把自己消灭掉。”

从一开始，拉马克关于“自我塑造、创造世界的生物”的科学就和权势者作对。相比之下，19 世纪末以来在进化生物学里占主导、至今大体仍占主导的传统，把生物描绘成外部力量的对象，对神、君主或其他世俗权力都构不成威胁。进化科学成了对一个本质上被动的生物界的还原论解释。按这个标准，拉马克那个“世界一直在被它会死的居民塑造着”的图景，甚至谈不上错，它干脆就不算科学。但科学和生物一样，总是在变。今天的进化生物学里，到处是令人兴奋的躁动。

拉马克回来了

拉马克的想法正在生物学的好几个领域回潮。比如“表观遗传”研究——研究 DNA 之外那些影响基因表达的结构——已经在各类生物身上证明，个体一生中获得的性状确实可以遗传。科学家找到的很多例子，都和各种动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有关。一个例子是刺光鳃鱼（spiny chromis），一种生活在太平洋珊瑚礁里的细长雀鲷。2015 年，海洋生物学家发现，它的新陈代谢会以多种方式改变，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更高水温，而且这些变化一代代遗传下去。刺光鳃鱼不是孤例。2020 年，科学家发现，为这种雀鲷提供家园的造礁珊瑚，也会对海水温度和盐度的变化做出表观遗传上的改变，并传给后代。

德国的进化遗传学家发现，受过热应激的野生豚鼠，肝脏（调节代谢的关键器官）会出现可遗传的改变；美国和肯尼亚的生物学家则发现，狒狒的新陈代谢会因食物供应不同而发生可遗传的变化。事实上，越来越明显的是，各种生物都会用可遗传的表观遗传改变来回应变化的环境。这可能是一种快速适应的手段，走在更慢的基因变化前面，甚至可能塑造后者。

另一个当下热门的领域，是动物行为在引导自然选择中的作用。耶鲁大学的生态与进化生物学家玛莎·穆尼奥斯（Martha Muñoz）研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种蜥蜴——安乐蜥，它和鬣蜥是近亲。穆尼奥斯发现，这些蜥蜴从海边一路迁到山里、最高到海拔 3000 米时，靠的是“行为上的灵活”来适应冷得多的气温，比如趴在被太阳晒透的大石头上取暖。它们没有在生理上进化出更强的耐寒力，反而迅速进化出更短的腿和更扁的头骨，好钻进岩缝躲避天敌。“生物远不是任由环境摆布的被动容器，”穆尼奥斯 2022 年对《科学》杂志说，“生物可以直接影响进化。”她的研究证实，“行为是进化的主要建筑师之一”，“生物能够影响自然选择”。

“生态位构建”理论是另一个例子。它的核心原则是：生物参与塑造自己的环境，制造出那些反过来对它们施加选择压力的生态位。鸟巢、海狸坝、白蚁丘、蚯蚓和鼹鼠的地洞、蛛网、蜂巢——生物创造自身环境的证据无处不在。提出“生态位构建”一词的学者约翰·奥德林-斯米（John Odling-Smee）2024 年写道，生物学家应该重新想一想进化论该研究什么：不只是自然选择作用于处在既定环境里的生物，而是“生物与环境的共同进化”。

带着被动生物观的新达尔文主义，宝座已经摇摇欲坠。一个叫“扩展进化综论”（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的当代运动，试图把进化的图景扩展到新达尔文主义关注的随机基因变异和自然选择之外，其中就包括行为、甚至文化因素。很多动物都有类似人类“文化”的东西，其中也包括被继承、被传下去的文化形式。拉马克就知道这一点。他写过，聪明的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能创造新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并代代保持下去。今天，证明各种动物（鸟、灵长类、鲸、鱼、昆虫）会互相学习、并把文化传统一代代传下去的证据，已经压倒性地确凿。交流和社会学习关乎生存和繁殖，因此也关乎进化。动物互相传递极其重要的信息：哪里有食物、有什么天敌、歌怎么唱、迁徙走哪条路、去哪找配偶。只举一个例子：座头鲸在不同群体里发展出不同的捕猎方法——东北太平洋一套，缅因湾另一套——并且教给自己的后代。

这些会创新的座头鲸、多米尼加山里灵活的蜥蜴，以及无数其他生物——事实上是全部生物——都在印证拉马克早就知道、而主流进化生物学长期否认的那件事：生物是主动的、自我塑造的、塑造世界的。它们是创造者，哪怕最卑微的那些也是。这个结论从拿破仑以来就深受独裁者厌恶，却可以成为希望的来源：无论是创造力，还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归根结底都无法被控制，也无法被垄断。

蚊子，是一种选择

登革热回美国了。能把它赶走的蚊子，在审批流程里转了十五年。

疾病回来了

疟疾和黄热病 20 世纪就在美国绝迹，登革热也多是从国外带回来的。但气温上升、蚊子对杀虫剂产生抗药性，这些病又回来了：2024 年美国报告近 4000 例登革热，比前十年年均 830 例高出 360%，佛州、加州、得州都有本地传播，波多黎各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2023 年出现 10 例本地感染疟疾，二十年来头一次。作者的判断：美国资源够、带病蚊子的种群又小，完全可以在境内根除；没做，是因为技术在监管夹缝里卡了十五年。

一个致命基因

2000 年，牛津大学的生物学家让果蝇携带一个制造 tTAV 蛋白的基因：少量无害，积累多了致命。实验室里用掺抗生素四环素的饲料让基因保持关闭，到了野外基因打开，后代活不到成年。他们成立了 Oxitec 公司，把基因植入传播登革热和黄热病的埃及伊蚊，只杀雌性后代，雄性后代再把基因往下传几代，之后基因自然消失——一次投放能压几代，又会“自我限制”。持续投放让开曼群岛的野生埃及伊蚊减少 80%，巴西茹阿泽鲁减少约 95%。2010 年，公司向美国递交审批。

三个机构踢皮球

美国早有“用虫治虫”的先例：农业部从 1950 年代起用辐射让雄虫不育再放出去，60 年代靠它清除了螺旋蝇（把卵产在伤口里、幼虫几天内吃死牲畜的害虫），估计每年为养牛户省下近 8 亿美元。（2026 年 6 月得州又发现了 60 年来第一例，多半是走私牛只带进来的。）

所以 Oxitec 先找农业部。农业部花了一年半，说你该去找 FDA。FDA 把它当兽药管，依据是指南里一句话：“动物体内被改变的基因组 DNA 是一种药物。”申请在 FDA 躺了五年，FDA 也套不上规则，最后专门发指南声明不管灭蚊产品，把它推给管农药的环境保护署（EPA）。2020 年 5 月，距首次申请整整十年，EPA 发了“试验用途许可”：不能卖，只能试。

2021 年佛罗里达礁岛群的田间试验证明，继承基因的雌蚊活不到成年；2022 年 EPA 批准在佛州和加州放最多 24 亿只，却因公众反对暂停。2024 年 4 月许可到期，正式登记至今悬而未决，原定 2025 年 11 月的科学咨询会推迟后没有新日期。当地蚊虫控制区负责人说：“我们最大的难题一直是等审批。”

换一条路：细菌

另一种办法是沃尔巴克氏菌（Wolbachia），它天然感染约 60% 的昆虫物种，有两个用处：让蚊子更难携带病毒；而且感染的雄蚊只有和感染的雌蚊交配才有后代。雌雄一起放，野外种群会被细菌“占领”、不再传登革热；只放雄蚊，就等于不育技术，直接压垮种群。新加坡一项随机试验里，投放感染雄蚊让蚊子少了 85%、登革热感染少了约 70%。

它不涉及基因改造，本该绕开大部分规则，结果也走了十五年：2024 年 4 月，MosquitoMate 才成为第一家拿到全国商业登记的活体蚊子生物农药公司。谷歌的 Debug 项目 2026 年 6 月申请在加州和佛州放 6400 万只，哪怕底层技术一样，也得从试验许可从头走。

问题出在哪

生物技术几十年突飞猛进，监管却停在 1986 年的《协调框架》，按上个世纪的品类分管辖。光“该归谁管”就能拖好几年，细胞培养肉也卡在“算食品还是农业技术”上，直到国会强令两家分审。拜登 2022 年要求各机构理清模糊地带，几乎没落实，特朗普 2025 年 3 月撤销了这道令。EPA 审灭蚊产品的是个小办公室，多半按传统农药流程审，可蚊子的问题在扩散、遗传和种群影响，跟农药完全不同。

作者的药方是学 FDA：1992 年起药企缴费养活了三分之二的人用药审评预算，新药审评时间中位数从 80 年代末的 29 个月降到目标 10 个月（优先 6 个月），每多 100 名审评员约快 3.3 个月；EPA 三分之二的钱还靠国会拨款。结论：在美国，蚊媒疾病现在是一个选择。

Taste 训练（周一·电影）：万圣节看恐怖片，看的是已知

迈克尔·迈尔斯会撞开衣柜门，三个女巫会在黎明化成灰——没人被吓到，但人人都满意。

一个反过来的卖点

一般恐怖片卖的是未知：黑暗角落里有没有杀手或鬼魂。成了文化潮流的“万圣节电影”正好反过来：《月光光心慌慌》的杀手迈尔斯会撞开衣柜，《女巫也疯狂》的三个女巫会在黎明化为尘土，《圣诞夜惊魂》的杰克总会回到万圣镇，结局观众烂熟于心。尼尔森的数据：去年十月恐怖片占美国电视和流媒体电影观看时长的 14.7%，远高于其他月份，排行前列总有好几部上映十年、二十年以上的老片——平台在刻意制造这个黄金季。

两条本来不相干的线

今天这套美国式万圣节是 20 世纪拼起来的：“不给糖就捣蛋”二战后随郊区扩张普及，南瓜灯和变装派对靠商业推动定型。恐怖片反倒和电影同龄。1950 年代地方电视台爱在深夜播老恐怖片，版权便宜，但全年都播，并不绑定万圣节。

真正把两者绑起来的是全国性特别节目，尤其是 1966 年 CBS 的《这是南瓜大王哦！查理·布朗！》：莱纳斯在南瓜田里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南瓜大王，首播吸引近一半电视观众，此后每年重播五十多年。作者说它最大的影响是重复：重看这个动作本身成了仪式的内核，看什么反而不重要，就像春晚的《难忘今宵》。它还证明万圣节影像可以温馨、带点忧伤——莱纳斯是孩子们关于“信念落空”的第一课。

卡朋特：一年里唯一一个人人开门的夜晚

转折点是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1978 年的《月光光心慌慌》。杀人狂潜入日常不是他首创，他聪明在用了一个只有万圣节才有的元素：这是一年里唯一一个陌生人天黑后挨家敲门、屋主一定会开门的夜晚，人人戴面具，一切反常都被当成节日的一部分。

1982 年的第三部更有意思：卡朋特想把系列改成每年换一个新故事的“万圣节年度选集”，片里干脆没有迈尔斯。观众冲迈尔斯来，反响一般，六年后迈尔斯被请回来。这次失败暴露了他真正想经营的东西：一个和日历绑定的电影品牌。二十多年后，这个想法换了个形式成了。

女巫和一部被埋了十五年的片子

录像带让人第一次能自己决定万圣节看什么，载体从录像带换到流媒体，十月看恐怖片的习惯一直活着。随便翻几份“必看片单”，标准都互不相同：有的设定在万圣夜，有的只是十月上映，《惊声尖叫》两样都不沾，照样年年有人重看。

《女巫也疯狂》是最好的样本：1993 年 7 月上映，票房平平；迪士尼频道和后来的 Freeform 每年十月重播，2019 年一个月播了 30 遍，硬是把一部暑期片变成万圣节经典，2022 年还出了续集。当年看它的孩子现在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看，这种代际传递只有重播环境做得到。更奇的是《别惹小孩》（Trick ‘r Treat）：2007 年拍完，华纳撤档，2009 年直接发碟，口碑在影迷圈逐年积累，2022 年 10 月终于在北美 850 多家影院上映，晚了十五年。

结论：常规电影靠首映档期，下档就淡出；万圣节电影让旧片靠每年十月的周期性曝光活下去，不依赖质量，也不依赖首映，关键只是日历。

十月也会失灵

十月也成了新恐怖片旺季。狮门 2004 到 2010 年连续七年把《电锯惊魂》放在十月下旬，观众最后厌倦了。2009 年派拉蒙用 1.5 万美元成本的《灵动：鬼影实录》先在大学城做午夜场，再让观众在官网投票“要求上映”，到万圣节周末北美累计票房超过 8400 万美元。但今年北美最卖座的恐怖片《后室》《痴迷》都不在十月；没有好片，默契也没用，2025 年十月是三十年来最差的十月档。

稀缺保住了仪式

把这些片子全年推会怎样？作者的回答是会扑街：它们的生命力恰恰来自限制，一年只有一个十月，就像没人六月看《真爱至上》。万圣节观影建立在已知之上，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不全为了恐怖：童年反复看的鬼怪故事，长大成了季节性的怀旧，向我们确认一年里某个时刻已经到来。最后一句：人之所以眷恋重复，或许正是因为生活里别的东西都无法真正重来。

心理学的经典研究，怎样误导了我们对自我的理解

握一杯热咖啡，你就会对别人更“热情”？这类说法背后，是一个从来不存在的物种。

一个叫“空心人”的物种

作者先请你想象一种生物：跟人一模一样，只是没有持久的内在自我，叫它“空心人”（Homo vacuus）。它的“性格”里装的是当下的情境：握着热卡布奇诺就对人更“温暖”，拿着冰拿铁就更“冷淡”；被称作“选民”而不是“去投票的人”，投票率就暴涨；刚洗过手觉得自己“干净”，就更想在道德上评判别人。它结婚等于嫁给陌生人，也没法为行为负责，因为它总能说“我只是在回应情境”。

这些例子全是真有人对真实人类提出过的主张。作者把背后的人性观叫作“空自我隐喻”，它的魅力在于附带一个乐观承诺：只要系统地操纵环境，人性的弱点就能被克服。

它从哪来

源头大概是 20 世纪初的行为主义，只看情境、拒绝猜测心灵这个“黑箱”。此后“情境压倒个人”主导了社会心理学：70 年代有人主张，人是通过观察自己怎么做，来推断自己相信什么；有人干脆说人格不存在，“基本归因错误”（把别人的行为归因于性格是一种错误）这个词就是那时造的；到“情境主义者”那里，情境被明确置于一切内在动机之上。后来它的余绪主要活在“社会启动”研究里，比如看到“老年”相关的词，大学生走路就变慢。

证据的潮水退了

“复制危机”（大量心理学结论别人重复不出来）让社会启动元气大伤：一份报告重做一批研究，只有 17% 复制成功；还有少数被认定造假，比如“在表格开头签名就会更诚实”。作者自己的比较也发现，基于空自我假设的研究站得住的比例低得多。

经典证据也失了分量。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服从实验长期被当作“权威能压倒个人意志”的证据，但后来的研究发现，越是尽责、乐于助人的人，越愿意按下电钮——这更像自愿合作：他们以为自己在帮实验者“为科学做贡献”。斯坦福监狱实验里狱警变得凶狠，也可能是选择偏差：报名者里本来偏威权性格的人就多。

人其实很稳

人格心理学说明自我一点也不空：“大五人格”（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神经质）非常稳定，能预测行为和长期人生结果；人格和情境对行为的平均影响量级差不多；自尊大体终身稳定，改习惯常常失败。

空自我之所以诱人，一是“一杯咖啡的温度左右你”给人窥见隐藏原因的快感，所以它能占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思考，快与慢》整整一章，能撑起读心术表演的收视，能登顶级期刊；二是它契合心理学家里流行的进步议程：如果穷人的困境主要来自环境，办法就是改环境。但现实乱得多。

人和情境互相塑造

心理学正慢慢接受“交互论”：人和情境共同决定行为。“助推”（nudge，微调选项呈现方式来影响行为，比如把蔬菜摆得更显眼）一度火到多国政府设立“助推小组”，最初效果平平；现在转向按个人信念和偏好量身定制的第二代助推，比如个性化的健康购物提示比通用的更有效。社会运动也一样，得承认不同的人会以不同方式回应同一个政策。

作者的结论：大多数人忠于一个相当清晰连贯的自我概念，不会“嫁给陌生人”。人有一致性、有能动性，而且我们塑造情境，就像情境塑造我们一样。

上海“唱曲女”的兴衰

“长三”这个名字来自一张麻将牌：茶围三块大洋，住夜再三块。

名妓是老上海的明星

她们和权贵的风流韵事上小报，她们的小传被印进指南。如果记载可信，名妓（courtesans）就是老上海的摩登女郎。

但在历史上的公众想象里，中国的性工作者并不平等。历史学家贺萧（Gail Hershatter，著有研究上海娼妓史的《危险的愉悦》）指出，20 世纪初的上海流行一种说法：“名妓是快乐之源，街头野妓是危险之源。”她估计，到 1940 年代，上海每 19 个女性里可能就有一个从事性交易。

从书寓到长三

故事从传统的女艺人讲起，她们后来被称作“书寓”，像日本艺伎一样，可能和恩客发展关系。19 世纪出现了一个新阶层，用历史学家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研究近代上海的法国学者）的话说，“在性上更容易接近”。

名妓的半上流社会开始失色。安克强把原因归于：1860 年代起，“一个由身份主导的社会，越来越被一个由金钱主导的社会取代”，社会变化推高了对商业性服务的需求。

到了 20 世纪，一个英文里有时叫“唱曲女”（sing-song girls）的艺人阶层仍有声望。她们很多人有“与书寓相当的才艺”，但性服务按固定价码收费，而不是靠权贵恩客的馈赠。安克强认为，尽管会唱会说书，她们更接近“普通娼妓”，而不是历史上的名妓。

贺萧也同意，到 1920 年代，“唱曲女已经被并入一个没那么体面的群体”：长三。这个名字来自一张叫“长三”的麻将牌，长三收三块钱陪酒（茶围），再收三块钱过夜。

咸肉庄与野鸡

摩登上海还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性工作者，包括所谓的“花旗女”（American girls）——白人女性，名号是“美国”，其实多半是俄国人。

名妓之外，性交易里也有只卖身、不卖艺的女人：要么在专做苦力生意、叫“咸肉庄”的妓院里，要么在街头当“野鸡”。她们社会地位很低。贺萧记录，咸肉庄的女人被比作一道菜：“不但失了肉的真味，而且总是一股臭味。”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进入现代职场，女招待、按摩女等职业也开始附带性服务来补贴收入。贺萧写道：“这些新式娼妓，每一种都借用了旧日名妓传统的某个方面，只是穿上了西式衣裳。她们的娼妓业是‘现代’的，讲究功能和效率。”

怀旧文学与受害者叙事

就在性交易日益商业化的同时，文人们继续编写名妓指南，这些指南是“关于上海娼妓最丰富的史料之一”。书名大意如《花国百美图》，里面写着和名妓相处的正确礼数，外加一份收费和小费总览。

作者们哀叹黄金时代一去不返，以古代史家自比，写出了贺萧所说的“怀旧文学”。“正如史家常常哀叹当朝君主比不上古代圣王，指南作者也哀叹上等娼妓的才艺、风雅和古典修养今不如昔，”她写道。指南推荐去找名妓，理由是在其他阶层的妓女那里“不可能不染病”；作者们对性工作者本人的境况却没什么关心。

相反，主流报纸常把性工作者描绘成“贫穷、受压迫、被剥削、常遭毒打”、被老鸨拐进这一行的街头妓女。这符合当时更大的一场反娼运动：娼妓业被看作和缠足、赌博、抽鸦片并列的落后恶习。

这最终成了现代中国占主导的娼妓形象：“迷人、有经营头脑、成功、在社会和地理上都能流动的娼妓”的故事，让位给了“诉讼、暴力、受害、医疗化和征税”的叙事。1949 年新政府上台后，借用“社会病”的语言改造性工作者、取缔性交易。

“这一切里始终被遮蔽的，是娼妓自己的声音，”贺萧写道，“考虑到女性出卖性服务的安排五花八门，这些声音肯定不统一，但听起来一定不一样。”在光鲜与剥削这两种相互竞争的形象背后，是一群自己的故事大多已被历史湮没的女人。

今日 detail — 咸肉庄这个名字有多狠：当时人说那里的女人像一道咸肉，“不但失了肉的真味，而且总是一股臭味”。

它在身后 It Follows（大卫·罗伯特·米切尔 David Robert Mitchell，2014）

底特律郊区，十九岁的杰伊（麦卡·梦露 Maika Monroe 饰）跟新男友第一次上床，醒来被绑在一张轮椅上。男友告诉她：他把一个“东西”传给了她。它会以任何人的样子朝她走来，可能是陌生人，也可能是熟人；它走得很慢，但从不停下；被它抓到就会死，然后它会回头去找上一个人。摆脱它的唯一办法，是跟别人上床，把它传下去。规则开场十几分钟就讲完了，接下来的大半部片子，你和杰伊一样，忍不住盯着画面背景里每一个朝镜头走来的路人。

Time Out 的汤姆·赫德尔斯顿（Tom Huddleston）给了五星，说它是“多年来最出人意料、最让人发毛的恐怖片”，“把沉默用成了优点”；他也直说，那个性病隐喻“不算含蓄，但用得聪明”，而情节“基本上就这么多”。Austin Chronicle 的乔希·库佩茨基（Josh Kupecki）把它比作早期柯南伯格的情绪加上卡朋特 70 年代末的场面调度，电子合成器配乐压满全片；他唯一的保留是它“把师承挂在袖子上”。片长 100 分钟。

备注

• 本期中文源落在玩物：虹膜公众号 agape《万圣节，你看了吗？》（11/01 发表），原文约四千七百字，压缩时保留了全部数据（尼尔森 14.7%、2019 年一个月 30 遍、850 家影院、1.5 万美元成本、8400 万票房），删去了唐老鸭短片、录像带店专区、几部片单片例的细节，以及图注与公众号尾部推荐；标题改用文中的核心论点，原标题放在副标题位。链接是虹膜文章惯用的搜狗微信检索入口。文中“今年北美最卖座的恐怖片《后室》《痴迷》”按作者原文转述，没有另核。
• 主篇按原顺序完整翻译，小标题是译者加的，方便手机读；图注大多删去，只把 1914 年《生活》杂志那幅优生学漫画的对白放进括号保留，多洛米蒂山脉的珊瑚礁图注并进正文一句。“niche construction”译作“生态位构建”，“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译作“扩展进化综论”，“gemmules”译作“泛子”。克里克 1963 年伦敦会议的发言、刺光鳃鱼 2015 年和珊瑚 2020 年的研究都按作者原文转述，没有另查原始文献。take 里提到的李森科是我补的反例，原文没有。
• 思辨篇是 Works in Progress 第 26 期的文章（10/05 上线，不是本周新文），原文约两千四百词，压缩时保留了主要数字（登革热近 4000 例 / +360%、10 例本地疟疾、开曼 80% / 巴西 95%、螺旋蝇每年近 8 亿美元、24 亿只、新加坡 85% / 70%、6400 万只、29 个月 → 10 / 6 个月、每 100 名审评员缩短 3.3 个月），删去了地中海果蝇、EPA 加速审查券等细节和订阅推广段落。2026 年 6 月得州螺旋蝇、谷歌 Debug 申请等都是作者引述，没有另核。
• 人间篇原文约两千一百词，压缩时保留了全部研究案例和 17% 这个数字；作者对米尔格拉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重新解读按原文转述，没有另查后续研究。
• 远方篇原文约一千词，基本全译。中文专名采用通行译法：shuyu = 书寓、changsan = 长三、salt pork shops = 咸肉庄、pheasants = 野鸡；“American girls”按当时上海俗称译作“花旗女”；指南书名原文是英译 Pictures of the hundred beauties of flowerland，中文原题没有核实，所以写作“书名大意如《花国百美图》”。
• 卷首巴特勒那四行，出自《播种者寓言》主人公劳伦写下的“地种”诗篇，完整版接下来还有“唯一持久的真理是变化，神就是变化”；借来接主篇“生物改变世界、世界也改变生物”和人间篇最后一句“我们塑造情境，就像情境塑造我们”。
• 今天考虑过 Psyche《放弃有时比坚持教得更多》（昨天已考虑过，和人间篇撞题）、Longreads 的《在宾州车站过一夜》和《殡葬业的女人》（都是外站文章的推荐页）、Works in Progress《罗马之爱》（付费墙）、虹膜赛人《中国电影四大男演员》（赛人 10/30 刚上过）、虹膜《这是圣诞节必看的电影》（是《卫报》旧文的译文），都没用。
• 观影：Notion 按「It Follows」「它在身后」「David Robert Mitchell」单查，观影库和片单都没有，导演库也没有米切尔；观影历史表也没推过。
• 明日玩物轮播预告：周二游戏。
• 一个可以接话的钩子：你有没有一部“每年固定时候一定会重看”的片子？你重看它，是为了它，还是为了那个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