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目 · 阳
2026年11月1日星期日

最后一段楼梯

被裁那天想起的物理课,够用就行的开源模型,开口前那一下停顿,被吐了口水的护士,只卖单程的灵车票。

完全不犯错,也照样可能输。这不是软弱,这就是生活。

It is possible to commit no mistakes and still lose. That is not a weakness. That is life.

— 让-吕克·皮卡德(帕特里克·斯图尔特 饰),《星际旅行:下一代》(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第二季第 21 集「巅峰表现」(Peak Performance,1989)(Claude 译)


主篇

被炒鱿鱼的物理学

The physics of getting fired

扎汉·巴尔马尔(Zahaan Bharmal,谷歌高级总监,以个人身份写作;曾任世界银行和英国公务员系统政策顾问,牛津物理系毕业、斯坦福富布赖特学者,著有《物理的艺术》The Art of Physics) · Aeon · 2026-10-29 · 原文 ~3200 词 / 译文 ~5900 字 · 原文

Why this — 一个努力到半夜的新人,入职九个月被一句话请出门。作者从这件事出发,把物理学里的混沌系统、冗余容量、相变当成理解人生乱局的工具,同时也拿这把刀去剖马斯克们“第一性原理”式的物理崇拜:物理到底是真能帮人想清楚,还是只是一件显得聪明的外衣?微观切入、宏观收尾,还自带一个可以反驳的破绽。

“物理不该是一条通往坚如磐石的确定性的捷径,而应该是一种在没有确定性时,也活得更有人味的方法。”

那段只下一层的楼梯

高级合伙人开门见山。“抱歉,扎汉,”他说,“公司不再需要你的服务了。”我们背地里叫他“汉堡王”,因为他每天都在办公桌前吃一份皇堡套餐。我以前从没跟他说过话,以后也不会再说了。

那是 2001 年夏天。我刚从大学毕业,在伦敦做第一份工作——管理咨询,干到第九个月。我搬回父母家,住回自己以前的房间,每天过了午夜才从办公室回家,进门就瘫倒。职业生活很折磨人,但我拼尽了全力。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在飞:第一次绩效评估时,我被告知自己有“合伙人潜质”。

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一位资深的美国合伙人想见我。这不太寻常;可话说回来,我一直那么拼,反馈又那么好,我想应该不会是什么太坏的事。他们让我去一楼的一间办公室,比我平时坐的楼层低好几层。

他开掉我之后,我耳朵嗡嗡响,胸口发紧;别的几乎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人告诉我,连工位都不用回了。后来我才明白,选这个房间谈话,是因为我出门后只要走一段楼梯就能下到底楼。谁都不必看见我,我也不必跟任何人说话。

这个决定让我觉得残忍、不公平。但最要紧的是,它似乎违背了多年来我用来理解世界的那套法则——物理定律。有因必有果,有作用就有反作用。接下来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旅程:那些我以为毕业时就扔下的方程,竟然陪我走过了人生里最乱的那些时刻。

一个焦虑少年的避难所

工作之前、大学之前,我在伦敦上一所竞争激烈、声名显赫的男校。我会永远感激那份教育给我的机会,但对一个孤独又焦虑的少年来说,日子还是不好过。学校里的社交硬通货是自信、嘴快、一种我始终学不会的毫不费力的酷。我常觉得自己站在边上旁观,努力破解一场别人凭直觉就懂规则的游戏。

撑我过来的只有物理。作为最基础的科学,物理代表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有结构、有规则、可预测。没有社交上的猜来猜去;我只要埋头用功、把事情弄明白就行。问题对应答案,方程对应结果。我受不受欢迎无所谓,要紧的是我懂不懂这个系统。慢慢地,世界的混乱有了形状和结构。

这种清晰感一直跟着我,从中学到大学。我在牛津读物理,很长时间里都确信自己要当科学家。这并不总是容易:熬夜、和习题集苦战、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弄懂。可一旦想通,感觉妙极了——熵、量子力学、宇宙学,那些支配宇宙的深奥而奇特的定律。物理似乎有一种使命感,我以为我和它会一路走到底。

但大学最后一年的某个时候,事情开始变了。物理仍然让我着迷,可我也被别的学科吸引——政治、经济、商业。我不只想懂宇宙怎么运转,也想懂人怎么运转。所以毕业后,我决定把物理留在身后,看看这些兴趣会把我带到哪里。

物理退出了课堂,却进了名人的嘴

结果是,我离开物理的时候,很多人也离开了。我在千禧年前后毕业,此后几年,物理在英国课堂里渐渐淡出视野。2006 年,物理 A-level(英国 16 岁以后的高中阶段考试)报考人数比 1991 年少了 37%。后来总数回升了,但不是所有人都回来了:今天性别差距依然悬殊,2026 年 A-level 物理考生里只有 23% 是女生,这个数字几十年都没怎么动。英格兰一半以上的 GCSE 物理课(14 到 16 岁学生上的课)由非物理专业的老师代教,全国物理老师缺口约 3500 人。

关于学生为什么选或不选物理的研究发现:物理被看作抽象、难、跟现实生活脱节。即便报考人数回升,这个印象也一直没变。与此同时,计算机科学、行为经济学,甚至数据新闻这些新领域,显得更直接、更有用。它们说的是当下的语言。

奇怪的是,就在物理遭遇形象危机的同一时期,它开始出现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

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英国脱欧公投“脱欧派”的操盘手,后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首席顾问)把自己竞选成功的相当一部分功劳归给物理。在他那份很受欢迎的通讯里,他转述过理论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的话:“最重要的是别骗自己,而你自己恰恰是最容易被骗的人。”还有埃隆·马斯克,他把自己那么多生意的成功归功于物理和“第一性原理思维”:抛开惯例,从最根本的事实出发。几十年来,传奇投资人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巴菲特的长期搭档)在金融领域也说过一样的话,称物理的“逻辑与力量”给了他巨大帮助。

多年来头一次,物理似乎站到了时代精神的中心,被那些决定牵动数百万人生活的公众人物推崇。但凑近一看,情况更复杂。

首先,亿万富翁和政治操盘手是很尴尬的代言人;卡明斯、马斯克、芒格也许才华横溢,但也极具争议。不过比起他们是谁,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怎么用物理——他们是真的在用这门学科思考,还是只是为了修辞效果拿它挥舞?“物理”是不是只是“砍掉复杂性、把问题拆到最基本零件”的代称?还是它真能提供某种其他科学和思维方式给不了的东西?

还原论:好用,但有边界

哲学家把第一种做法叫“还原论”:只要把任何系统拆得足够小、追得足够远,最终都会落到物理上。这种观点可以很有力量,也说明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它诱人。

它也取得过惊人的成功。19 世纪的物理学家证明,热不过是原子的运动——温度看似是一种独立的现象,其实只是粒子跳得更快——一整门科学就这样并进了物理。多年以后,同样的思路帮助粒子物理学家把物质拆成越来越小的碎片,直到抵达某种看起来不可再分的东西。还原论的冲动带来了夸克、轻子和希格斯玻色子。它们的总目录——标准模型——至今仍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但还原论有它的极限。拿政治来说:激进的还原论者会说,政治归根结底也是物理,因为政治是群体的行为;群体由个人组成;人由原子组成;原子受物理支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能靠研究每个登记选民脑子里每个原子的行为,来预测一场全国大选的结果?不太可能。就算撇开操作上做不做得到,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经济学家已经有经济学,心理学家已经有心理学,政治人物已经有政治理论。物理只有在它能添加点什么、照亮点什么的时候,才有价值。

对我来说,物理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一根把东西砸成最小碎片的大棒,而是一套在系统里认路的框架:识别模式、追问假设、检验我们依赖的模型是不是真的照设想那样运转。这种思维方式贯穿科学史。1854 年霍乱横扫伦敦苏活区时,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并不知道病因。但他把病例画上地图,找出规律,把疫情追到宽街(Broad Street)上的一台水泵。斯诺后来被尊为流行病学的奠基人,他的工作方式就是搭建并拷问关于世界的心智模型,追问它的假设,数据指向哪里就跟到哪里。

所以问题不只是物理能不能被借来当修辞,而是它是否真能帮我们把世界看得更清楚,并且补益其他学科。至少,这是我停止正式学物理之后留下来的东西:不是方程,不是课本,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在我的世界散架时,我发现自己会伸手去抓它。

混沌:原则上确定,实践中不可测

被开除就是这样的时刻之一。我那么努力,却还是失败了。我对因果的全部理解都在说:这件事不该发生。可现实是,连着几个月全力以赴之后,我两手空空。

有人这种时候会去做心理咨询或职业辅导,我则回到物理里,想办法往前走。直接原因够清楚:互联网泡沫破了,涟漪扩散到全球经济,最终抵达我的办公桌。勒紧裤腰带的时候,残酷的规矩通常是:最后进来的,最先出去。

互联网泡沫破裂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2008 年来了次贷危机;2011 年欧元区崩了;2013 年印度卢比暴跌;2015 年中国股市动荡;2020 年是新冠疫情。这些危机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几乎没人预见到——至少没人准确说出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第二,它们不是由某个惊天动地的大崩盘触发的,而是由一些看似无害的小故障层层连锁,酿成了大得多的灾难。比如次贷危机,只需要几件本来可能没人注意的小事——像南加州一家本地房贷机构倒闭——就点燃了。

这些都是物理学家所说的“混沌系统”:理论上是确定的,实践中却对初始条件极其敏感,微小的差异就能螺旋放大成截然不同的结局。一个有名的例子是“三体问题”,因刘慈欣 2008 年的同名小说和 2024 年的 Netflix 改编剧而广为人知。两颗星球彼此绕转,你可以写出漂亮的方程,永远预测它们的轨道。可加上第三颗,数学就突然变得无法预测。三个天体仍受清晰的定律支配,但起始位置哪怕有无穷小的偏移,整个系统都可能失衡。

数学家爱德华·洛伦茨(Edward Lorenz)1961 年跑天气模拟时,发现了类似的事。第一次,他输入的初始值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第二次,只保留到三位。两次结果却相差太远,他一开始还以为是电脑出了故障。其实是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一路连锁,成了完全不同的天气系统。大气就像经济,就像一段职业生涯:原则上是确定的,实践中不可预测。

冗余容量:别把自己跑满

弄明白那次崩盘是一回事,物理还帮我想清楚了接下来怎么办。我原先相信投入会带来成比例的产出;在那样的世界里,出人头地的办法自然是能多拼就多拼。但物理告诉我,混沌系统的规则不一样。它们需要的是“冗余容量”——一层额外的缓冲,让系统能吸收冲击。没有它,再小的故障也可能导致全面崩溃。

想想电网。大部分时间它都平稳运转。可一旦遇到突发负荷,比如热浪来袭、几百万台空调同时打开,系统就可能过载、停摆。为了防止这一点,工程师设计电网时会留出余量,准备额外容量来应付意外峰值。没有余量,一个小扰动就可能连锁成大停电。

这就是我的错误。刚毕业的我,活得没有一点冗余容量。说实话,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们把一切都优化到极致,从日程表到待办清单,深信只要再推一把就没事。可我们越贴着极限运转,就越脆弱。

物理给的是另一条教训。韧性不在于无休止地追求最大化,而在于给自己攒下扛住极端事件的能力。那可能是时间上的余量:给生活留出恢复的空间,而不是把每一分钟排满。也可能是职业上的余量:学新技能、做副业、经营人脉,而不是把宝押在一条路上。冗余容量也许挡不住危机,但它确实能帮你熬过去。

不平等,和不公平

咨询业那段短暂又伤痕累累的经历之后,我进了英国公务员系统,二十几岁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政府工作。我热爱那份使命感、那些同事,也珍惜能参与塑造政策的机会。可说实话,我心里仍揣着一小块对前咨询同事的怨气和嫉妒。

跟英国全国平均水平比,我知道公务员的薪水不算低。但朋友们拿着六位数年薪,我总觉得自己在某件事上失败了。他们买得起更好的衣服、车和公寓。还有那套把钱变成更多钱的魔术——买资产——让他们的账户和我的差距越拉越大。刺痛我的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我感觉到的不公平:我觉得自己一样拼,却还是落在了后面。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区别,从此对我变得很重要。

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人从很小就会做这种区分。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里,孩子们要根据两个人完成任务的表现,在他们之间分 10 枚硬币。两人表现一样时,孩子们五五分——平等,也公平。一人表现更好时,孩子们六四分——不平等,但仍然公平。有意思的结果出在这一步:孩子们被告知两人表现一样,但现在要分 11 枚硬币。硬币没法平分,公平就保不住了,孩子们怎么办?他们决定干脆扔掉一枚。一次又一次,孩子们把公平放在第一位。

这个区别在物理里也看得到。不平等——字面意义上的不均匀——写在宇宙的底层结构里。最初,宇宙是平滑而均匀的,一团匀质的雾。直到出现了微小的瑕疵——量子涨落让物质在某些地方比别处聚得更多——星系、恒星和行星才得以诞生。没有那种不平等,就没有结构,也不可能有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平等并不总是缺陷。有时它恰恰是生长和多样性的前提。

自然系统里也是同样的原理。河流分出大小不等的支流。肺和血管演化成网络:少数粗大的动脉供养许多细小的分支。这种大小上的不平等不是腐败或贪婪,而是一种效率——它让东西流得动。可一旦流动被堵住,比如河道淤塞、血管阻塞,系统就会失灵。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不平等本身,而在不公平:流动被阻断,规则被做手脚,机会被堵死。

我认为人类系统也是这样。一个有人比别人富的社会,只要机会和资源还能自由流动,就是可以容忍的,甚至是健康的。但一个机会被堵死、规则被做手脚、由不公平主导的社会——人们会本能地拒绝它。就像我当年看着朋友们的咨询生涯,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被扫地出门。所以物理提示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正义的缺失,而不是不平等本身。只要人们相信这场游戏没被操纵,他们就能接受一个有人拥有更多的世界。

突然之间,我到处都看得见这种关于公平的动力学。2007-08 年的金融危机不只关乎银行押了高风险的注,更在于人们觉得是普通人买了单,银行家却揣着完好的奖金走人。欧元区危机不只是债务问题,更是南欧国家被一套不是自己定的规则挤压。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英国脱欧、唐纳德·特朗普——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都是对不公平的反叛。

相变:压力攒够了,系统就翻转

用物理学家的眼光看,这些时刻很像“相变”。你可以慢慢给水加热,看上去什么都没变——直到抵达一个临界阈值,也就是沸点,整个系统突然从液体变成气体。人类社会也能承受一阵子压力。可一旦不公平让人觉得是系统性的,压力就会累积,直到系统翻转。

难怪在这样一个动荡和转型的时代,物理有了新的崇拜者——尤其是那些想催化剧烈变革的人,不论变得更好还是更坏。马斯克讲第一性原理,卡明斯讲复杂性。他们的例子说明,物理的工具能在实验室之外塑造人的思维。但在他们手里,物理更像一件武器而不是一个框架,一种打着“清晰”的旗号碾平细微差别的办法。对其他人来说,挑战不在于借用物理的行头和光环,而在于把它的心态传下去:既看重勇气,也看重谦逊;既看重确信,也看重好奇。

我想,这正是物理仍能做出最大贡献的地方。不是给我们现成答案或“一切早已注定”的安慰性幻觉,而是训练我们质疑自己,并学会和随之而来的不确定共处。公共讨论里到处是物理,可我们需要更扎实地理解它真正教了什么:怎么问出更好的问题,怎么检验自己的盲点,怎么承认自己不知道。随着新技术让人越来越想抄近路,这种需要显得更迫切了。

从十几岁教起

那么,要怎样才能把这种转变扎下根?我和物理的缘分始于少年时代,我认为现在也该从那里开始。我们常常把物理当成干巴巴的技术课交给年轻人。我们教他们方程,却不教框架;教事实,却不教惊奇。我们很少告诉他们,物理能帮人应付人生最乱的那部分——那部分总是和不确定、韧性、做决定缠在一起。

在英国,我们还让事情雪上加霜:学生在中学最后两年只能选三四门课。实际上,这常常逼他们二选一,要么走“理科”,要么走“文科”。这种虚假的二分法,恰恰让我们失去了最需要的那种跨学科思考者:懂系统的艺术家,会讲故事的科学家,两者都能兼顾的领导者。

现在我去中学讲课,会试着把物理展示成一种超能力。我想让年轻人觉得,物理是他们能用的东西,不是把他们挡在门外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想让他们觉得它是他们自己的。

这篇文章开头,我是一个被上司请出门的年轻人。结尾,我站在了完全不同的地方:物理成了我理解人生最乱那部分的方式。不过说到底,我一直绕着讲的,是一些来之不易的思维习惯,怎样帮我们在现实的混乱和不可预测里找到意义。对我们这些不以科学为职业的人来说,真正的任务也许不是无条件地爱物理,也不是随手挥舞它,而是明智地使用它。物理不该是一条通往坚如磐石的确定性的捷径,而应该是一种在没有确定性时,也活得更有人味的方法。

Eric take

最好用的是两件小工具:“冗余容量”(把自己跑满的人,一个小故障就停电)和那个分 11 枚硬币的实验(孩子宁可扔掉一枚,也不要不公平)——饭桌上讲哪个都能讲五分钟。但作者有个自己没意识到的破绽:他批评马斯克们拿物理当外衣,自己却用“宇宙早期的量子涨落”来论证“不平等没问题、不公平才有问题”——这同样是借物理的光环给一个政治判断背书,河流支流和年终奖之间并没有任何定律相连。混沌理论真正能说的只有一句:别把一次被裁读成对你个人的判决,它更可能只是三体运动里你恰好站错了位置。


思辨

人工智能作为经济武器的极限

The Limits of AI as an Economic Weapon

马克斯·贝斯勒(Max Bessler,牛津大学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研究科技公司如何介入地缘政治) · Palladium · 2026-10-30 · 原文

框架一句话 — 当中国的开源模型“够用又免费”,AI 模型市场会像药品一样裂成“廉价大众层 + 昂贵尖端层”;分裂的市场里,模型层当不了卡脖子的“咽喉点”,美国真正握得住的是芯片和云。

问题不是中国模型有没有追上,而是它们根本不需要追上。

美国的老剧本

二战以来,华盛顿一直借美国公司的全球存在服务国家安全:管住最好的芯片卖给谁,在数字平台上留后门监视对手。许多人指望 AI 延续这套优势。作者的判断是:这套剧本可能还没开演就卡住了——不管中国是不是真的“追上”。

一个会裂成两层的市场

OpenAI 和 Anthropic 把最好的模型闭源,不公开权重(决定模型输出的那堆数值参数),按用量收费;月之暗面、阿里、智谱、DeepSeek 则公开许多模型的权重,任何人都能下载、微调、在自己的 GPU 上跑,钱从应用、云托管和授权里间接赚。

作者预测市场会像药品一样分层:美国 90% 的处方是仿制药,只占 12% 的支出;品牌药 10% 的处方拿走 88% 的钱。日常的问答、检索、写作会变成任何现成模型的标配,贵模型只统治一小块复杂应用。开源模型不如前沿模型,但够用——企业日常活儿用便宜模型,难活再挑着付钱给 Claude。

数据已经是这个形状:Vercel 的 AI 网关 8 月有 56% 的 token 交给开源模型处理,只占 14% 的花费;美国公司经 OpenRouter(多模型路由平台)用在中国模型上的 token 占比自 2 月起一直在 30% 以上,最高 46%;Hugging Face 2025 年的热门模型大多源自中国。作者也承认难测:OpenAI 一家的 API 流量约是 OpenRouter 全部模型的 6.5 倍,而且公司都不愿声张自己在用北京控制的模型。

咽喉点为什么失灵

美国每一波技术浪潮——台式机、操作系统、互联网、搜索、手机、云——都把湾区公司放在全球网络的节点上,国家权力跟在后面。2019、2020 年华盛顿先后切断华为的安卓和台积电芯片,华为全球手机份额从 20% 跌到中国大陆以外几乎为零;90 年代思科路由器承载了大半个互联网,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人被拍到在出口前往设备里装“信标”。学者把这叫“武器化的相互依赖”。

前财政部制裁专家爱德华·菲什曼(Edward Fishman)给“咽喉点”定了三条:份额集中在一国或盟友手里;短期没有替代品;能让对方很疼、自己几乎不疼。分裂的市场三条全破:替代品免费、还在变好。硬来还会反噬——制裁中国模型会逼更多国家做开源或“主权模型”,而它们多半也是拿中国模型在本地跑。英伟达反倒是受益者:今年 7 月它牵头 270 多家公司签公开信,反对限制中国开源模型。

Palladium 另一位作者主张补贴前沿实验室、把最强模型只留给政府。贝斯勒反驳:一个从不扩散的模型不是咽喉点,华盛顿手里也就没有杠杆。

日本 DRAM 的旧账

DRAM 内存是 IBM 发明的,标准化后变成商品。1987 年 NEC、东芝、日立把日本份额推到 80%,美国靠游说和产学研联合体 SEMATECH 夺回一部分;但真正救了湾区的,是退出 DRAM、在它之上发明个人电脑和网络设备。英特尔、苹果、思科都跑在日本内存上,利润留在加州——而 80% 的份额,也没让日本胁迫得了任何人。

美国真正还握着什么

最后一句:美国也许不能再告诉你用哪个模型,但它可以拥有那个模型在哪里跑。

Eric take

下次饭桌上有人问“中国大模型追上了没有”,这篇的回答是:问题问错了——仿制药不需要追上品牌药,56% 的流量只换来 14% 的钱,这就是“够用”的样子。我不全信的是它的乐观收尾:日本 DRAM 的故事里,赢家靠的是在商品层之上发明了个人电脑,而这篇默认“应用层的钱会留在加州”,可应用层恰恰是门槛最低、最不像咽喉点的一层。


玩物

Taste 训练(周日·自由):说话前的那一下停顿

我最喜欢的英国演员,昨天去世了

zozo · 虹膜(微信公众号 IrisMagazine) · 2026-10-30 · 原文

框架一句话 — 斯图尔特最被记住的两个角色,都是坐着几乎不动的掌权者:他的魅力来自开口前的那一下停顿,和“愿意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用权力”;而他演得最有分量的,恰恰是这种权威失控、被自己拆掉、不再被需要的时候。

帕特里克·斯图尔特(Patrick Stewart)走了。我们记得他,大概是因为两把椅子。

两把椅子

一把是企业号舰桥中央的舰长椅,他在上面坐了七季剧集、四部电影;另一把是 X 教授的轮椅,贯穿变种人宇宙二十多年。两个角色都是身体几乎不动、精神却始终是整场戏的中心。

一顶空运来的假发

但他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形象。1986 年,制片人罗伯特·贾斯特曼(Robert Justman)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听了一场学术朗读会:台上一个 46 岁、头发掉光的英国人在念莎士比亚。他当晚就打电话给《星际旅行》缔造者吉恩·罗登贝瑞(Gene Roddenberry),说找到新舰长了。罗登贝瑞的回答是:我不要一个秃头的中年英国人。贾斯特曼磨了几个月,另一位制片人里克·伯曼(Rick Berman)也帮腔,罗登贝瑞终于同意试镜——条件是戴假发。假发专门从英国空运过来。派拉蒙高管看完说:摘了吧。

他很年轻就进了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一待约 16 年,舞台底子极厚,银幕上却长期不起眼:1976 年 BBC《我,克劳迪乌斯》里演毁于野心的禁卫军统领,1984 年林奇版《沙丘》里演军人。后来那种仁慈和从容,当时跟他还没什么关系。

靠辩论赢的舰长

皮卡德改变了一切。让人安心的首先是声音:咬字极清楚,共鸣从胸腔送出,一句台词说到后面,重音随论证推进慢慢升高。比声音更特别的是节奏——皮卡德开口前通常会停一下,像在做一个重要判断,观众也跟着等。七季下来,观众几乎条件反射地信任他。

皮卡德赢下的局面大多靠辩论,不靠武力。1989 年第二季《人之衡量》(The Measure of a Man)把这推到极致:联邦科学家想把仿生人军官 Data 拆开研究,主张他只是星际舰队的财产;皮卡德在听证会上为 Data 的人格权辩护,核心论证很朴素——如果联邦的使命是寻找新的生命形式,眼前就坐着一个。编剧梅琳达·斯诺德格拉斯(Melinda Snodgrass)说,观众以为这是 Data 的戏,其实主角是皮卡德。

X 教授方式不同,道理相通:他给因基因突变被排斥的年轻人办学校、护着每一个人,和万磁王一盘盘下棋,把种群存亡的分歧留在老友的对话里。两个角色共同的吸引力是:手握权力的人,愿意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用权力,也仍然承认,自己还不理解的东西可能有尊严。

权威失控的时候

可他演得最有分量的,恰恰是权威失控的时候。1996 年《第一类接触》里,被博格人同化过的创伤重新涌上来,皮卡德拒绝撤退,执意在已被入侵的企业号上缠斗。他砸碎展柜玻璃,吼出那句后来被反复模仿的“防线就划在这里”,身边来自 21 世纪的莉莉回他一句:“再见了,亚哈。”(《白鲸》里那个被复仇吞掉的船长)这场戏好看,正因为此前七季让观众充分信任他的判断,等仇恨淹掉判断力,崩塌才有冲击。

更极端的是 2017 年詹姆斯·曼高德(James Mangold)的《金刚狼 3:殊死一战》:衰老的 X 教授患脑病,癫痫发作时心灵感应失控。电影不正面拍“韦斯特切斯特事件”,只靠新闻和只言片语交代——600 人受伤,若干 X 战警死亡,那个本该保护所有人的头脑造成了最大的一次伤亡。他终于想起来,说:“我做了一件不可说的事。”

亲手拆掉自己的形象

他也很清楚自己的银幕形象,并且乐于亲手拆掉。2016 年《绿色房间》里他演新纳粹头目达西,是他演得最安静的一次:没有威严,像个疲惫的小业主,用安排后勤的口吻组织灭口。2005 年喜剧《临时演员》(Extras)里,他演一个叫帕特里克·斯图尔特的人,在写一部“用心灵感应脱女人衣服”的科幻剧本——用最庄严的声音说最荒唐的台词,导演笑到瘫在地上,成了整部剧 NG 最多的一场。

不再被需要以后

晚年他两次回到最重要的角色。《金刚狼 3》里的泽维尔要人照料、脾气暴躁,偶尔清醒时露出温柔又羞耻的表情——他调动的是观众十几年的感情积累。年近八十,他回到《星际迷航:皮卡德》,演退休后在法国乡下酿酒的皮卡德,复出的条件是不穿制服;剧拍了三季,到 2023 年结束,质量参差。但他一直在处理同一个问题:曾经握有权力的人,在权力和组织都不再需要他之后,该怎么活? 12 月上映的《复仇者联盟 5:毁灭之日》,将是他第九次演 X 教授。

斯图尔特自己最喜欢《下一代》第五季的一集(《内在之光》The Inner Light):皮卡德被探测器的能量束击中昏迷,在意识里过完了另一个人的一生——有妻有子,学会吹笛子,看着身边人慢慢老去。醒来一切都没了,只剩探测器里的一支笛子。后来这支笛子在剧里又出现过:那个总负责做决定的人,独处时拿起它,吹一段属于另一段人生的曲子。

作者的结尾:多年以后,我们也许记不清某场星际危机怎么解决的,但会记得他说话前的停顿,和那种让人愿意继续听下去的语调。

Eric take

这篇最准的一刀,是把他的魅力拆成“开口前的停顿”和“愿意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用权力”——这其实是一份比任何领导力课都具体的说明书:先停半秒,再讲理由,最后承认自己可能没看懂。我唯一想补的是,作者把《第一类接触》写成他最好的时刻,但真正能当遗产的,是那顶空运来、又被高管一句“摘了吧”拿掉的假发:最被看好的角色,常常出在最不被看好的那张脸上。


人间

“英雄在此工作”:我为什么不再当急诊护士

‘Heroes work here’: why I quit being an ER nurse

阿妮塔·兰伯特(Anita Lambert,资深护士、写作者,也是家族遗产的执行人,处理过从医院病房到兄弟姐妹创伤的各种危机,现居美国俄勒冈) · Psyche(“转折点”栏目) · 2026-10-30 · 原文

框架一句话 — “个人责任”这套说法,只在你没见过别人怎么跌倒时才显得理直气壮:一个小镇长大的护士,被芝加哥急诊室的“老面孔”改掉了世界观,又在疫情里那些满口“个人责任”、朝她吐口水的病人身上,认出了当年的自己。

她进急诊室时信奉“自己的烂摊子自己收拾”;离开时,是因为在一群满口“个人责任”的病人身上,认出了当年的自己。

一个满嘴“个人责任”的年轻护士

她正俯身给病人扎静脉针,帘子另一边传来扭打和脏话。出去一看,一群急救员、护士和警察围着一个又踢又骂、满身酒气的女人。“抓住那条腿,阿妮塔!”她躲开一记准得惊人的踢,按住对方小腿,同事扣上皮质约束带。那女人尿在自己身上,还嘲笑她们得收拾;帘子另一边的哮喘病人还在等她口袋里的药。急救员弗兰克咧嘴一笑:“认识一下,这是夏琳。”夏琳趁口罩滑落,朝她吐了一口。

她在小镇长大,十几岁时世界观窄到容不下别人。谁抱怨日子难过,她就骄傲地讲“个人责任”:“用指甲把自己抠出来。”20 世纪 90 年代,她带着这套态度进了芝加哥这间急诊室。

夏琳

每间急诊室都有“老面孔”。一次空闲时,资深护士琼说:“你知道夏琳以前是老师吗?她儿子淹死了,她再没缓过来,丢了工作,也丢了剩下的家人。”她走进帘子,第一次注意到那双眼睛有多空。她一根根松开约束带,停了一秒,轻轻捏了捏夏琳的手——以前从没这么做过。夏琳闭着眼低声说:“我不是一直这样的。”“你现在也不是一直这样。”清醒的夏琳会咯咯笑着跟弗兰克调情,从不记得前一晚,被提起时会不好意思地道歉。

把同情当盔甲

急诊室的规矩是拼命干、拼命玩:只有自己人懂的扭曲幽默,休息室墙上钉着老面孔的讣告,下班喝酒打台球,为死去的老面孔安静碰一杯。几年后,已经犬儒的她上了一门必修课,讲师说:你的善意,可能是一个人收到的最后一次善意。她从此把同情当盔甲穿。

盔甲管用,直到不管用。她辗转全美各地的急诊室,没受过医学训练、拿商科学位的高管给护士塞来越来越多与护理无关的活:多填一张给后台做指标的表;给每个病人多问五个问题,好为与主诉无关的筛查收费;找十分钟电脑,发现扫码枪坏了,重来。她连抽三分钟安抚一个病人的时间都没有。2019 年 12 月,她计划去哥伦比亚学西班牙语、教英语,离开美国医疗系统。

挂在门口的牌子

然后疫情来了,边境关闭,她被困在美国。积蓄见底,加上一种重新被点燃的责任感,她又回去了:北卡的工作还没开始就被取消,接着是纽约、新罕布什尔。医院挂起“英雄在此工作”的牌子,行政人员躲得远远的。“不管牌子上写什么,在医院眼里我们不是英雄。真英雄会有合格的防护装备。”她只有一只 N95,反复从皱巴巴的牛皮纸袋里掏出来用;一次性面罩洗了再用,直到刮花起雾,几乎看不清监护仪。同情很快变成了绝望。

他不是我的老面孔

一场家庭变故把她带到佛罗里达西北部:酒吧照常营业,人们嘲笑口罩,说“你怕,那你戴口罩、你待在家”。Delta 变异株来时,一个四十多岁、嘴唇发紫的男人被推进来,喘得说不了几个字,拒绝戴口罩,骂她们一起搞“骗局”。吸上高流量氧气后他好转了,听到检测阳性,却骂她撒谎,扯掉导线和氧气、拔出静脉针,滴着血往出口走,几步后差点倒下,被扶回床上,又有气无力地挥了她一拳、吐了口水。她不记得他的名字。他不是老面孔。

“冲我吐口水的这些人,相信保护自己是个人责任——但那份责任到他们自己为止。”她认出了从前的自己,以及如果没有芝加哥、弗兰克、琼和夏琳,她可能变成的样子。她的老面孔是那些醉的、疯的、迷路的、被遗忘的人,是他们撞开了她心里自己都不知道的门。一个人人只对自己负责的世界,永远不会变好。

她当天递了辞呈,走出去时,对门口那块“英雄在此工作”的牌子嗤了一声。

Eric take

这篇最有力的不是疫情,而是“老面孔”这个视角:同一个吐你口水的人,你知道她儿子淹死过之后,就再也没法只把她当麻烦——认识一个人的故事,是同情唯一可靠的来源,牌子和必修课都不是。也要说清楚它的软肋:佛罗里达那段把“个人责任”整个让给了反口罩的人,让作者显得有点站在道德高地上;真正逼走她的其实是那张多填的表和那台坏掉的扫码枪——这是管理问题,比政治问题更普遍,也更难骂。


远方

伦敦的亡者铁路

London’s Railway for the Dead

阿米莉亚·索思(Amelia Soth,JSTOR Daily 撰稿人,写历史上的奇闻与日常) · JSTOR Daily · 2026-10-29 · 原文

框架一句话 — 伦敦墓园铁路是维多利亚人对死者两种冲动的产物:一边嫌死者脏、怕死者带病,推动了公共卫生改革;一边又深深依恋亲人的遗骸。一家私营公司把这两样装进同一趟火车,也顺手把埋葬从教会手里拿了出来。

1860 年前后,伦敦死者的最后一程是一趟火车——棺材票分头等、二等、三等,而且全是单程。

一趟只去不回的火车

这条线叫伦敦墓园铁路(London Necropolis Railway)。列车载着遗体和送葬的人出城,开到占地辽阔的布鲁克伍德公墓(Brookwood Cemetery),那里有两个站可选:一个给英国国教徒,一个给“不从国教者”(不属于英国国教的新教各派)。死者按头等、二等、三等车厢运送,免得富人和穷人死后还混在一起。

公墓由“伦敦墓园与国家陵墓公司”在 1854 年建成,起因是伦敦教堂墓地挤到爆。它原本打算装下伦敦所有的死者,直到永远——其中绝大多数埋在没有墓碑的穷人坟里。

塞不下的死人

当时伦敦人口早已远超那些零零碎碎的小墓地能容纳的数量。掘墓人尽量往一个坑里多塞尸体,有时甚至“用砍刀和镐”把遗体劈开好塞进去;顺手还把旧棺材拆了,卖掉把手和钉子挣点外快。坟墓被反复刨开,频繁到草都来不及长回来。死亡毫无尊严:亲人躺在散落着垃圾的黑泥里。伦敦的伊农礼拜堂(Enon Chapel)就因为地板下棺材的恶臭而臭名昭著。

1832 年起的几轮霍乱,把这从“难看”变成了“要命”。坊间流传,有人只是吸了一口从敞开的坟里冒出的“瘴气”,就死得很惨。1850 年新的《埋葬法》禁止教堂墓地再接收新埋葬,伦敦的死者急需去处。第二年,墓园公司就在城外一条铁路干线旁买下一大片地。除了地方够大,公司还开发了一种便宜的“入土即归土”棺材,用可降解的木浆做成,加快腐烂,不让“有害的蒸汽”逗留。

主教的反对

不是人人都喜欢。伦敦主教就坚决反对。他担心让一家营利公司处理死者有失体统;他也不安于伦敦所有死者——不管生前正派还是放荡——要坐同一趟车、去同一个最后的安息地。在他看来,铁路旅行的哐当和喧闹,和葬礼的庄重格格不入。

主教没说出口的是,这座公墓是对教会权威的一记重击。几百年来,埋葬一直是宗教事务;私营、不分教派的公墓出现,标志着现状的巨大转移。各教派的人第一次葬在一起;布鲁克伍德在当时独一无二,甚至给琐罗亚斯德教徒(古波斯拜火教的信徒)划了一块地。

让人“几乎想死”的花园公墓

布鲁克伍德只是当时方兴未艾的“花园公墓”运动的一例。这场运动通常追溯到 1804 年建成的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Père Lachaise),不过公墓设计师约翰·克劳迪厄斯·劳登(John Claudius Loudon)说,他的灵感还来自伊斯坦布尔和波斯那些古老得多、像公园一样的墓地。花园公墓建在郊外或乡间,设计成让人联想到安息与新生的风景。一位游客感叹:“看一眼这座美丽的公墓,几乎让人生出想死的念头。”——跟中世纪拥挤教堂墓地那种冷峻的“死亡警示”(memento mori,提醒人终有一死的艺术母题)相去甚远。新公墓既是死者的安息处,也是活人的休闲地。

维多利亚时代是“哀悼的黄金时代”:多愁善感的风气撑起了一整个产业,从黑面纱、黑玉首饰,到用逝者头发编成的定制胸针。历史学家科妮莉亚·皮尔索尔(Cornelia D. J. Pearsall)在分析威灵顿公爵葬礼时指出,维多利亚人夹在两种冲动之间:一种是“对死者焦虑的排斥”,推动了一连串公共卫生改革;另一种是“对遗骸深切的依恋”。死者是我们的亲人——挚友、家人、可敬的祖先;同时,他们又是正在腐烂的物质,可怕,也许还危险。

又一次地方不够

今天,伦敦又一次快没地方埋人了。伦敦城公墓与火葬场已经开始重新使用旧坟——这一次对新旧死者都多了很多小心和尊重。墓碑也能重用:翻过来,在背面刻上新的名字和日期。在一座墓地从来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连死者也得给后来的人腾地方。

今日 detail — 今天伦敦的墓碑也能重用:翻过来,在背面刻上新的名字和日期。

Eric take

这篇好玩在它把一件看似阴森的事讲成了一次商业模式创新:一家公司同时解决了用地、卫生和教派三个问题,代价是把教会几百年的垄断撬掉了一块——主教嘴上说体统,心里算的是权力。可惜它太短,没回答我最想知道的:这条铁路后来为什么停了,是火化普及抢了它的生意,还是那车厢里的阶级分隔,终于连死人都显得荒唐了?


观影

商海通牒 Margin Call(J. C. 钱多尔 J. C. Chandor,2011)

开场就是裁员日:一家只被称作“公司”的投行一口气裁掉大批人,风险部主管埃里克·戴尔(斯坦利·图齐 饰)被保安送出门,进电梯前把一个 U 盘塞给年轻分析师彼得(扎克瑞·昆托 饰),只说了句“小心点”。彼得留下来加班把模型跑完,发现公司手里的次贷资产一旦再跌一点,亏损就会超过公司全部市值。接下来一夜,电话一层层往上打,到凌晨四点,CEO 约翰·塔尔德(杰瑞米·艾恩斯 饰)坐直升机降落楼顶,对彼得说:“像跟孩子讲话那样跟我讲。”片长 107 分钟,钱多尔的导演处女作,获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提名。

Deep Focus Review 的布莱恩·艾格特(Brian Eggert)说它没有点名任何人,只是虚构了一个“可信的幕后场景”,并称演员阵容是那一年最强的。ReelViews 的詹姆斯·贝拉迪内利(James Berardinelli)说它“出奇地不评判”:没有枪战、追车,甚至没有一个人死,却能造出这么大的张力;他也说得直白,这片“有点话多”,解释性对白时不时拖慢节奏。

为什么给你

它跟主篇是同一个下午:一个被一层楼梯送出门的人,和一个连锁崩塌的系统——巧的是,那个最先看懂模型的年轻分析师,原本是搞火箭推进的工程博士。它过的是“主题升华”那道关:没有坏人,只有一群各自理性的人一起把锅甩给了市场,最后那场戏会让你回头重读开场的裁员。风险也说清楚:几乎全是在会议室里说话,没有结构翻转,金融术语多;Notion 里它躺在你的片单上,还没看过。我压 8。


备注


11.6 分钟 · 307k tokens · $2.45 · 2.5% 月度 Max $100 quo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