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声定位

他人

“同住在一个社群里，就是关于自我的种种幻觉的葬身之地。”

楼上的歌声

今年早些时候，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从睡梦里拽出来：先是响亮的、人的歌声，从卧室天花板上穿下来，接着是一种低沉的、几乎像动物的呻吟。我和丈夫对看了一眼。“我觉得哈蒂要生了。”他说。

那一天照常往下过：给孩子做早饭，送他们上学，开会，回邮件，给车约年检。只是这些事中间，穿插着给助产士开门、给哈蒂泡茶、找毛巾去围住客厅里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分娩池。傍晚时分，我们的第八位室友来到了这个世界。两辆救护车的急救员站在一旁，像一群穿着黄绿制服的伦敦长尾鹦鹉——谢天谢地，没用上他们。最热闹的时候，我们这栋伦敦排屋里同时有九个医护人员、七个室友、新生儿的两位祖父母，外加一只猫。事后我一边收拾染了血的毛巾，一边想：居然也没觉得挤。

我今年 42 岁，从没想过自己会走到这一步。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从小被灌输的“值得奋斗的家”，里面的人要少得多得多。一开始我也照这个剧本走。我是 80 年代长大的中产孩子，书念得好，考大学离开了家乡那座通勤小镇，再没回去。然后是伦敦，在 BBC 工作，后来管一家智库。我和好朋友合租，在彼此打架的日程表里挤时间见别的朋友。接着身边的人开始成双成对、生儿育女。我遇到了一个人，也跟着走了这条路。我们拼了老命，才爬上房产阶梯的最底层。那是很好的生活。也许有点没完没了，边角处也有点孤单——日程越来越难拼到一起，工作和照顾家人的担子越来越重。但我们做到了。我们这个两口之家，带着要养的孩子，自己站住了脚。只是底下总有什么东西，明显不太稳。

那套剧本

更大的空间、更多隐私、更多掌控——在我们多数人心里那套不自觉的剧本里，这些都被当成天经地义、无需质疑的好东西去追。对核心家庭来说，它们是成功和成熟的标志。反过来，放弃这些“好东西”，跟既不是伴侣也不是孩子的人住在一起，就带着一股低端、学生时代的味道。那不是正经大人干的事。我和丈夫开始感到这个故事的拉力越来越强。我脑子里有时会浮现一幅画面：一股潮水，把年轻人从父母家里冲出来，冲进一个个暂时缠在一起的小团体（多半在城市里），然后又把他们冲走，两两一对或者孤身一人，冲到郊区和更远的地方，去找一个带花园的房子、一个更大的厨房、一个能装下我们必然越攒越多的家当的储物间。大家就这样被冲散，越离越远。

我们在智库研究的每一个政策问题，最后都无一例外地指向“脱节”（disconnection）。它被贴上各种标签：过度消费、信任瓦解、民主被侵蚀、孤独危机、心理健康危机、照护危机、气候危机、住房危机。但有一根线把它们全串在一起：我们没法忍受彼此，没法分享——分享东西、空间、技能，以及最深处的自己。正是这种无能，在实实在在地把世界变得更糟。我读到一些思想者，他们和我有同样的直觉：有某种几乎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东西，挡住了我们像那些更健康的文化一样一起生活。有人管它叫个人主义，有人管它叫现代性，还有人怪罪晚期资本主义这台“机器”。我始终没找到一个满意的名字，但我能感到那种不安。只是，这些聪明的分析和批判，似乎从没真正通向进步的行动，反而通向了保守主义的转向。那种转向有一半吸引我——它讲社群、讲扎根本地；另一半不吸引我——它对待女性和“外人”的方式。

传达出来的信息似乎是：我们为自由派个人主义的种种自由付出的代价，是孤独。你可以拥有个人自主、隐私、无穷无尽的选择；你可以把大部分需求外包给市场，而不必去应付那些把你绑进互惠关系、又不讲交易的复杂人际；你可以把周遭环境、外表和体验都优化到恰好合你心意。但附赠的，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失重感。

想要一个村子

我反叛了。在原子化——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加拿大哲学家，研究现代自我与世俗化）所说的“缓冲的自我”（buffered self，指现代人把自己和他人、自然、神圣隔开，像套了一层缓冲垫）——和等级森严、专制的社群之间，总该有点什么吧？在“女强人”（girl-boss）和“传统主妇”（trad-wife）之间，总该有第三条路吧？最终推我一把、让我去找它的，说到底是恐惧。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气候危机从一个理论上的政策问题，变成了在我胃里酸溜溜翻腾、沉进骨头里的东西。我把一个毫无力量的小生命带进了一个着火的世界，而“努力工作、个人积累就能保她平安”这套说法，忽然说不通了。我急切地需要成为一张厚实人网的一部分：网里的人不在彼此生命里客串一下就走，而是愿意承担代价、互相照顾。脚下的地面在翻腾，这种需要显得迫在眉睫。我想要“一个村子”——就像现在大家爱说的那样——不是为了 Instagram 上那种金色滤镜、一群朋友围着上镜餐桌大笑的照片，而是因为在我最灰暗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是活下去的必需品。

养小孩的头几年孤立又没完没了，这是老生常谈，可它非得这样吗？我们开始质疑那些默认的规矩。不是闲着没事幻想建个公社，而是认真迈步。我想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和别人近距离一起生活，彼此见证，彼此扶持。而不是事后把修饰过的细节发到群聊里，把痛苦抹平成表情包，又因为怕显得得意而把快乐藏着不说。这道口子一裂开，底下露出一个更深的直觉：我希望整个生活都是这样。我想看见别人，也想被看见。所有人都不这样生活，这让我觉得不对劲，好像在忙着囤东西、躲进自家大门背后守住安全、地位和自主的过程中，我们弄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不管你管眼下叫“多重危机”（polycrisis）还是直接叫一团巨大的乱麻，我越来越相信：治我们大多数毛病的药，是主动地、逆着潮流地，朝别人靠近。去抵抗那些把我们推开的强大力量。办法当然有很多种。但放下“家必须是躲开别人的私人避难所”这个想法，似乎是个不错的起点。我相信，我们的家可以成为重新学习互惠、分享和互相照顾这些习惯的地方。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今天非西方世界的很多地方也仍然如此），正是这些习惯定义了一种配得上“文化”二字的文化。而我们很快就会急需这样一种文化。

这话说起来比做起来简单得多得多。

试住、搬家、无家可归

对我们来说，这花了好几年：一轮又一轮认真的谈话；别人一开始很热情，后来不了了之；跟官僚手续纠缠；还有大量调研。我们最终找到了同样认真的人——有意思的是，他们原本并不是我们的朋友——先一起租房，试一试。我们学会了怎么应付彼此房里传出来的亲热声和卫生间的气味（前者靠隔音和背景音乐帮了大忙）。我们为厨房储物空间、为各自对花钱和整洁的不同期待，有过紧张的对话。这些事翻出了每个人童年留下的东西，我们只好老实面对、正面处理。整个过程——很大一部分发生在新冠封控期间，我相信这加快了进度——充满挑战，让人无处可藏，有时候难受到几乎受不了。

我们也练习了“破裂与修复”（rupture and repair，心理学术语，关系出现裂痕后主动修补）。我们意识到，即便看到了彼此最可笑、最脆弱、最爱防御的那一面，我们也没有逃跑。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英国剧作家）在剧作《真情》（The Real Thing，1982）里给爱下过一个很准的定义：“对彼此的了解……对自己的了解，真实的他，真实的她，在绝境里，面具从脸上滑落。”在一点点建立信任的过程中，那感觉确实很像爱。不是建立在表面相似或浪漫之上的爱，而是建立在彼此承诺之上的爱。那感觉像是长大了。那种存在的空洞、那种站不稳的眩晕，缓和了。

试住成功之后，我们开始了一场迷宫一样复杂的联合购房。拖了很久的交换合同那天，交易黄了，而我们的租约通知期也正好到头。好几个月，我们没有固定住址，四散到朋友和家人的沙发和客房里。我的小儿子开始做噩梦。凌晨四点，我抱着他，他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待在我们原来的公寓里，就我们几个？”那套旧剧本闪着诱人的光。如果和别人一起住才是答案，那它总不该这么难吧。我们咬牙撑住了。

到今天，我们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近距离——近到连体液都瞒不住的距离——一起生活，快六年了。在我们联名贷款买下的房子里，除了卧室，所有空间都共用。我们把大部分钱放进一个池子，一起做饭、买菜、祷告，一年一起招待几百位客人。我们也处理数不清的鸡毛蒜皮：牛奶、洗碗机、台面上的面包屑。这些冲突背后，往往藏着更深的问题：我属于谁？我在哪里才能真正自在、真正做自己？和这些人在一起，我正在变成谁？还有，真到关键时刻，我们能不能成为彼此的安全感？

修道院是唯一的样板

我们在做的事，几乎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最可靠的大概是修道传统。大多数修女会、修士会都认为，彼此近距离同住，是灵性成长的必要条件。他们的理由是：恰恰是在被人近距离看见最糟糕一面的不适里，在被要求放下个人偏好、去分享、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才真正长大。

我那颗政策研究员的脑子知道，有各种制度在把我们隔开。不只是社会剧本，还有货币政策、按揭条款、HMO 法规（house in multiple occupation，英国对多户合住房屋的专门监管）。但同住教会了我：让我们难以在一起的，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的东西。我那些关于“配得上文化二字的文化”的浪漫设想——以相互依存和彼此照顾为标志——显然也需要某一类人：有情绪能力、有品格、能做长久承诺的人。而这些，我在个人主义里长大的那套养成，都没给我多少。

和别人一起住，让我看到了自己身上那些我宁愿视而不见的东西：我身上有多少部分还是个孩子，想要什么就得要到，动不动就喊“这不公平”。我在世界一点点散架的时候学这些，反差让人心里发毛。如果这真是世界末日——至少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的末日——那需要的会是什么样的人？要怎样才能更勇敢、更有韧性、更灵活，更快乐、更有创造力、更自由？最起码，得是一个能耐着性子等别人用完卫生间的人，或者能让别人用自己最喜欢的那只杯子的人。一个能为照顾别人的孩子牺牲睡眠的人，一个能就“你没拖厨房地板”去开口谈那场难谈的话、而不是绕开它的人。我想学会这些习惯。我有种预感，将来被要求的可能远不止这些。对我们所有人都是。

自我提升为什么不推荐这条路

这件事和如今人人被催着去做的自我提升、自我发展、自我优化，有一点隐约的呼应：给心灵的是心理治疗（或致幻剂，或斯多葛哲学），给身体的是 Hyrox 健身耐力赛（或普拉提器械课，或瑜伽）——不在以某种方式“修炼自己”的人，反倒成了例外。有意思的是，我们家这种不寻常的生活方式，很少被推荐给想要认识自己、发展自己的人。标准建议是向内转：独自挖掘一个“真实的自我”，再配上清晰的个人边界，在自己和别人之间画出分明的线。“边界松动”往往被当作对“自我工程”有害的东西。当然，大多数修会也提倡定期独处和静默，但修士修女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种暴露在他人面前的近距离之中——光是想想这种状态，大多数人就要浑身起疹子了。

这种难受的近距离——在没有保护性的、打磨光亮的人设的情况下，看见别人，也被别人看见——是一股极其强大的改变力量。你能在团体治疗、戒瘾互助运动和一些短期密集的自我成长课程里看到它起作用。但这种强大的“自我技术”（technology of the self，借用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说法，指人用来塑造自己的种种实践），在生活里少得几乎看不到。这种见证之所以有效（比如室友分娩那天，我看到了她身上平时只有她伴侣才会看到的部分），是因为改变的前提，是对“我们现在是谁”诚实。同住在一个社群里，就是关于自我的种种幻觉的葬身之地！

我们由彼此造就

我们家常说一句话：“我们为彼此而造，也由彼此造就。”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意大利裔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这类马克思主义者管这叫“社会再生产”。从神经科学看，这也说得通：从生命最初的时刻起，人与人的互动就在塑造我们的大脑。每个人来到世上，都在寻找一道目光。

宝宝出生那天，孩子妈妈在缝针，我在给急救员挪垃圾桶，我那个上小学的儿子是最早抱到这个小家伙的人之一。他们用一个黄色的锡箔急救保温袋把宝宝裹起来，儿子低头看了很久很久，那份专注，就好像他手里捧着一颗巨大的 Quality Street 太妃糖（英国一款用彩色锡纸包装的经典糖果）。这个宝宝从一种深度的身体缠绕——藏在我们当中一个人的身体里——转入了另一种不那么显眼、却同样深刻的相互依存。到现在，抱过他的手臂比一般西方婴儿要多：妈妈、爸爸、我们这些室友、家人、邻居、教会的朋友，我们都会摆出和我儿子一样的姿势。脸朝着脸，眼对着眼。宝宝发出声音，我们也回他声音。就在我们对视、咿咿呀呀的时候，他大脑里像菌丝一样的网络正在长成。

临床精神科医生、人际神经生物学（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的创始人丹·西格尔（Dan Siegel）说，我们最早的那些关系，“塑造了那些负责表征经验、让我们形成连贯世界观的神经结构：人际经验直接影响我们在心里如何构建现实。”我们本能地和婴儿玩的那种“脸对脸的舞蹈”，建立起的连接，帮助创造了让他们能感知何为真实的条件。不止如此，这些目光正是他们自我意识的来源。西格尔说，除了这些最早的连接体验，人际关系终其一生都在塑造“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思考、我们怎么记住事情、我们怎么讲述自己是谁的故事、自我感……以及什么给了你目标感”。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我们注视谁，以及谁回望我们。

婴儿对照顾者的高度敞开，尤其是他们对面对面交流的需要，早已是共识。神经心理学家艾伦·肖尔（Allan Schore）把婴儿称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我们这个家帮我看到的是：人类在多大程度上一直是“开放系统”，心智、自我、灵魂（这几个词都是希腊词 psyche 的不同译法）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我们之内、也产生于我们之间。我们不是一个个封闭的自我，互相打旗语传递信息，做着自由的理性选择。我们始终在塑造彼此——彼此见证这件事，或者它的缺席，像捏湿黏土一样把我们捏成形。

那么，看待我们这种不寻常生活的一个角度是：它提供了一种方式，让我们选择要被谁塑造，就像有意识地去挑选别人那道强大的目光。我们押的注是：在掌控、便利和舒适上付出的真实代价，以及“面具从脸上滑落”、被人看见被人了解的那份暴露，都是值得的。我相信，这是一种要求很高、但确实有效的方法，能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现在需要的那种人。

五年一签，常谈退出

我也可能是错的。我对这类实验的现实并不戴玫瑰色眼镜，我知道做得不好时它们能把人伤得多重。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许不会长久。和修士修女不同，我们只以五年为单位做承诺。尽管有种种挑战，这一段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最美好、也最好玩的时光。它让我更勇敢了，还把大片时间和精力解放了出来——要是只有两个大人过日子，这些精力本来都得花在家务杂事上。它在起作用，真的在起作用，至少目前如此。但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经常谈退出，谈我们大概不会永远住在一起。也许我们是想两头都占：一只脚留在自由派个人主义的自主里，同时享受扎根、有承诺的互相照顾带来的好处。我们的实验并不完美。不过我的直觉是，我们会需要更多这样的实验。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对眼前生存威胁的规模大体上仍在否认，而个人主义保护不了我们免于这些威胁。在生态、技术和政治的深重危机里，我们也许会被迫重新想起怎样成为彼此的安全感，一点一点、费力地拆掉这个古怪而富裕的西方给我们的规训，戳穿那个谎言：掌控、积累、一种毫无摩擦、精确优化的生活，从来都不可能让我们幸福。虽然我知道它是谎言，但我心里还有很大一部分仍然想要它。不过，随着我每天都在发现个人主义的剧本把我塑造得有多深，我也看清了它对我们有多不管用。

每天在这栋房子里醒来，我都在选择演一个不同的剧本：在这个剧本里，别人的事对我来说更真实。室友的产痛、这个宝宝的哭声，都是我的事。反过来，我偶尔袭来的存在恐惧、我孩子在学校遇到的难处，也被更多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在彼此身上有份。这里面有一种凶猛的温柔，常常让我掉眼泪。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英国小说家、哲学家）在《崇高与善》（The Sublime and the Good，1959）里写过类似的东西：

爱，是极其艰难地意识到：自己以外的某样东西是真实的。爱……是对现实的发现……克服自我、驱逐幻想与成规的这番操练……确实令人振奋。如果我们好好去做——而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好好做过——它也是痛苦的。

像蝙蝠一样回声定位

孤立让我们得以维持关于自己、关于别人的各种幻觉。相反，要一直拴在一个共享的现实上，就得真正看见别人——不是在社交媒体那面哈哈镜里，而是以日常的、有身体在场的方式。我们借助别人来给世界做三角定位，从不同角度取读数，拼出一幅更准确的图景。我脑子里对这个过程的画面，是人像蝙蝠一样回声定位，而弹回声音的那些物体，就是别人的声音和面孔。笛卡尔也许以为，要找到真理，他得彻底退出社会；但恕我直言，他错了。向内缩、往后撤，会让我们迷失方向。社会理论家莎拉·斯坦·卢布拉诺（Sarah Stein Lubrano）认为，人独处的时间越长，越容易陷入妄想。像我们这样的社群常被嘲笑，被当成天真而不予理会。但如果我们的心智确实需要一张由牢固关系织成的厚网才能把握现实，那我们这些怪人，也许正在学着把世界看得更清楚。

光为社群而社群，撑不住

那么，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实验这么少？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公开倡导者、一个实实在在享受到同住好处的人，在更有力地主张让它成为常态时，心里仍然矛盾？部分原因是，正如默多克所说，这样的生活是痛苦的。把自己的偏好挪出中心，放下那些抬高自己的幻觉，是会疼的。这些都是成长的疼，每一下都值得——但终究是疼。邀请别人加入一件如此严苛、代价如此高的事，并不时髦。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住的这个社群提供了彼此见证、彼此认可、更多的能力和照顾，还有规模经济；但光有这些，不足以在一切都太沉重的时候撑住我们。有人来我们家，想讨教怎么搞一个类似的家，我们总会告诉他们：为社群而社群，是行不通的。公社也许是非常有效的“塑造自我”的场所，但那些主要为了塑造自我而设计的公社，很可能会散掉。我的经验是，我们的社群（以及其他能长久的社群）之所以能凝聚在一起，是因为它把注意力投向了自身之外。能把这件事安放在某种关于“善”的愿景里——政治的、生态的、哲学的，或别的——是不可或缺的地基。

那句一笔带过的“一起祷告”

关于我们家，有一件事我还没怎么提。你也许注意到了前面那句一笔带过的“一起祷告”。查尔斯·泰勒等人讨论现代性为什么让人孤立时，有一个论点是：这和世俗化有关。他认为，前现代人对自己的“通透”有强烈得多的感受：他们和彼此、和自然、和神灵或魔法的存在都缠绕在一起。他把我们越来越有边界、越来越“缓冲”的自我感，和宗教的失落联系起来：我们现代人不再是由神、为神而造，不再是由彼此、为彼此而造，而是由自己、为自己而造。我对这个论点有几分认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集体的智慧传统，要一次又一次选择朝彼此靠近，是很难的。我相信这种生活方式，有政策上的理由、情感上的理由、神经生物学上的理由，甚至是该死的生存理由；但即便如此，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宗教的“为什么”——我不确定自己能坚持下来。

有人请耶稣总结他的教导，他给了两条相互关联的诫命。第一，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爱人（“爱人如己”）。没有道德条规，也没有宗教仪式主义，而是把“关系”本身当作道路。我花了很多时间琢磨“爱人如己”里那个“如”字到底在做什么。是按你爱自己的分量去爱？是在爱自己的同时去爱？还是因为他们就是你自己？就算他们把剃下来的胡茬撒了一水池，也要如此吗？

好在，耶稣关于如何学会彼此忍耐、如何一起生活，还说了很多不那么费解的话。《新约》默认：人是乱糟糟的、不诚实的、自私的、糊涂的，我们会伤害彼此、惹恼彼此。我们也许是为彼此而造、由彼此造就，但它也假定，总会有那么些日子，我们巴不得不是这样。这种脱节的倾向，这种几乎像引力一样把我们从彼此身边拉开的力量，让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奥古斯丁（Augustine）的基础上，把人称为“Homo incurvatus in se”（拉丁文：向自身弯曲的人）——转向自己内部的人。我觉得这是对“罪”比较有用的定义之一。

《新约》大体上是一组书信，写给那些我们今天可能会称为“社群实验”的团体，写的正是如何对付我们向内弯曲的倾向。早期信徒试着共享生活和财物时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争吵，全都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困难本身就是重点的一部分，而不是回避它的理由。

需要一个够大的“为什么”

也许正因为这份现实感，尽管同住的好处实实在在，这篇文章并不是一则扯着嗓子吆喝公社生活的广告。代价是真实的，所以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故事来撑住自己——一套完全不同的、关于什么是好生活的剧本。我不认为它必须是宗教的，但它确实得足够有力，得超出个人利益。把我的生活安排成互相照顾、互惠往来的样子，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但它和我出生时被塞到手里的那套剧本互相摩擦，有时还是会磨出水泡。在它向我索取的多于我得到的那些日子里，让我留下来的，是那个“为什么”。

我希望我们能集体（重新）找到一些大的“为什么”，希望有更多人受到启发，去试着朝彼此靠近。我想，气候变化、AI，以及它们目前还看不到的种种后果，会把世界掀个底朝天，到时我们很可能会被逼着这么做。说到底，这是关乎灵魂的功课。我们家只是早起步了几年，充其量上完了一门基础课。但随着旧剧本留下的痕迹越磨越薄，事情正在变得容易一些。我觉得——我希望？——我比以前更有耐心、没那么小气了；更稳了，也没那么抗拒分享了。也更接近一种严格的爱，因此在这个满是伤痛的世界里稍微有用了一点点。这究竟是现实，还是自我欺骗？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我的室友们。

兴趣驱动与沉浸式学习：Refold 语言习得法

中文字幕是“电动轮椅”：你以为看懂了日语，其实只是先看了答案。

Refold 是一套流传很广的外语自学方法。作者用自己一年学日语的经历来讲它：方法不是灵丹妙药，坚持才是关键；它适用于大多数原生内容丰富的语言。

四个阶段，别跳步

Refold 把语言学习分成四段：起步（字母、发音、最基础的语法和高频词）→ 输入（又叫沉浸，大量听、读原生内容）→ 输出（和母语者说、写）→ 流利（尽量接近母语者）。四段不是严格线性的，但作者建议大体按顺序走：假名都没认全就去啃轻小说，只能对着汉字瞎猜；刚学完 N5（日语能力考试最低一级）就写小作文、再丢给 AI 打分，也是本末倒置。他见过最离谱的例子：有人把一本日本名著的中译本再译回日语，让 AI 评价，想以此提高写作。

起步阶段只要求“记得牢、分得清”。假名会读就行，不必练写。然后背高频词，依据是一个经典统计：掌握约 2000 个词能覆盖英语日常用语的 80%（现代汉语前 1000 个常用字覆盖 90% 的用字）。工具首推 Anki（按遗忘曲线安排复习的记忆卡软件）和 The Moe Way 社区整理的 1500 词“开始”牌组；按钮只用两个，想不起来点“重来”，想起来点“良好”。零基础大约两个月能结束起步。别当一天背一千词的“Anki 仙人”，苦的是后面的复习。

为什么是沉浸

核心理由来自婴儿：没人教婴儿语法，他只是泡在语言环境里，自然就会了。沉浸法让成年人模仿这个过程。出国不现实，就在身边人为造一个环境。

关键是原生：母语者为母语者做的内容。课堂上同学之间说英语、把手机系统改成英文，造出来的都是非原生环境——同学水平有限，软件英文界面可能还是机翻——久了容易养出中式英语。好在流媒体时代，几乎任何语言的原生内容都找得到。

选什么材料

内容有三个“信道”：文字、声音、图像。图像只是辅助理解，文字和声音才是语言本体。新手信道越多越容易进入，所以作者给了一个难度梯度：

1. 带（目标语言）字幕的动画、影视剧——三通道齐全，最推荐
2. 视觉小说、动态漫——三通道但图像信息少
3. 边听有声书边看小说
4. 不带字幕的视频
5. 漫画
6. 单独听有声书或单独看小说
7. 歌曲——最不推荐，为了艺术表达会扭曲声调和语法，有时母语者都听不懂

选材的第二原则是兴趣优先：喜欢日剧就看日剧，兴趣能帮你扛过最初的难关。第一次沉浸，作者建议挑自己看过的、语速慢的儿童动画，比如《哆啦 A 梦》，心里有剧情打底。

最反直觉的一条：关掉双语字幕

只要屏幕上有中文，母语本能会让你先读懂中文，然后心想“哦，原来这句是这个意思”——看似读懂了日文，其实是先看了答案再去找题目。作者的原话很狠：中文字幕是十足的“电动轮椅”，要么一开始别坐，要么尽早下来。除非起步没打好基础、痛苦到受不了，否则绝不开双语字幕。

查词典也一样。Refold 鼓励用单语词典（日日词典，就像《新华字典》是汉汉字典），因为词典本身也是原生内容，查词也是沉浸。双语词典不算错，作者打了个比方：双语字幕是轮椅，双语词典顶多是自行车的辅助轮，真正让车动起来的还是你自己的理解力。

遇到生词，先靠上下文琢磨，实在不行再查，或者干脆不管。这就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说的，理解是非线性的，关键是容忍此刻的模糊感。作者现在看到一长串不认识的片假名，会默念“日本人自己也看不懂”，直接跳过。

两种沉浸，一个循环

• 精细沉浸：生词逐个查，适合生词多的材料
• 无阻沉浸：一个词都不查，一路看下去，适合简单材料

新手从精细开始，但隔一段时间试试无阻，更容易看到进步；也可以把精细看过的材料再无阻过一遍。精细沉浸中查到的新词做成 Anki 卡片，叫“挖掘”。于是形成正循环：沉浸 → 挖掘 → 复习 → 再沉浸，卡越挖越多，会的词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享受。三通道材料难不倒你了，就去掉字幕这根拐杖看“生肉”。单通道也能驾驭时，再考虑被动沉浸：开车、运动、做家务时听，最好听主动沉浸过的内容。作者亲测：主动沉浸没到一定水平就偷跑被动沉浸，等于“听了个寂寞”。

一年的账

这篇也是作者学日语一周年的总结。此前两次失败：多邻国学到约 N5 就卸载；一口气背完 N4、N5 单词后被复习量压垮。第三次先背词到春节，节后开始一天一集动画，后来转向日剧、轻小说、漫画。今年八九月无字幕看熟悉的《死神 千年血战篇》，反而受挫：稍一走神整段就听不懂，处在“听得懂与听不懂的叠加态”。

一年数据：无阻沉浸约 75 小时，精细沉浸约 58 小时，背单词 160 小时，日均约 52 分钟。输出阶段他还没到，只重申：别搞“日译中再译日”，也别随便拿 AI 来练。

Taste 训练（周四·酒）：《真实主妇》的炫耀式消费

钱多到买什么都行的人，在酒杯里买的却是药妆店货架上二十二美元的那瓶。

一瓶贾斯汀赤霞珠

作者在备考 WSET（英国葡萄酒与烈酒教育基金会的资格考试）时，躺在沙发上刷《盐湖城真实主妇》（The Real Housewives，美国 Bravo 台 2006 年起的真人秀系列，跟拍各城市富太太的社交生活）第四季。镜头里，惠特尼·罗斯（Whitney Rose）刚坐下就问同桌：“你喝过贾斯汀赤霞珠吗？”作者差点被茶呛到：那是连锁药妆店 Walgreens 卖 22 美元的酒，包装看着像隔两排货架上的男士沐浴露；而对面那位女士几分钟前刚从一辆白色保时捷 911 里下来，丈夫手腕上戴着 7000 美元的卡地亚手镯。

这档节目火了快二十年，核心看点就一个问题：钱不设上限时，你买什么？作者自己的答案是买“转瞬即逝”的东西——高级餐厅、好几瓶酒。可主妇们喝的，是她大学穷学生时用来灌醉自己的那种酒。

她们其实都喝一种酒

作者是认证葡萄酒专家，主妇们又爱喝，于是她开始暂停画面辨认酒标。规律很清楚：几乎全是大众市场酒，多半是美国本土、全国铺货的大牌子。不管哪座城市、哪档衍生节目，在吵到掀桌的聚餐上，她们偏爱高酒精、高糖感的加州赤霞珠；就算换品类，也偏甜。

一个例子：盐湖城的玛丽·科斯比（Mary Cosby）办红毯主题午餐，向众人推荐 2003 年的唐培里侬香槟（Dom Pérignon），理由是那年欧洲大热浪“结出了史上最好的葡萄”。作者解释，她说的“最好”其实是“最甜”：热浪让葡萄熟过头，酸度掉了，糖分浓缩了。

帕克化：一个律师教会美国人喝甜

作者在加州索诺玛、纳帕和法国希农（卢瓦尔河谷产区）的品酒室干过，熟悉这种过熟的酒。它们是故意为美国市场做甜的，部分要归功于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一个没有任何葡萄酒从业经历的法学院毕业生，80 年代美国第一位“葡萄酒网红”。

1978 年他办了一份通讯（后来成了著名的《葡萄酒倡导家》The Wine Advocate），推荐他认为耐陈、值这个价的年份和酒庄。他的百分制像改听写一样给酒打分，满分 100 分的酒立刻售罄，因为他的影响力保证了转售价值。酒厂于是开始迎合他的口味：酒精更高、酸度更低、果味更前、更甜。这被称为“帕克化”（Parkerization）——全世界的酒越来越像一个味道。今天很多媒体仍用百分制，但信任在下滑：外界怀疑广告投得多的品牌分也高。（贾斯汀 2022 年的“Justification”就拿了《葡萄酒爱好者》94 分。）

作者的判断：百分制替美国婴儿潮一代决定了喝什么，省掉了他们培养口味的力气。用纽约前主妇卢安·德莱塞普斯（Luann de Lesseps）的话说，“钱买不来格调”，在这里就是买不来味觉。

奢侈品逻辑在酒里失灵

迈阿密一位主妇的密码锁酒窖里放的是 Caymus 这类纳帕酒：贵到足以标示阶层，又铺货广到观众在连锁酒行就能找到。而她们完全买得起的收藏级酒——波美侯（Pomerol，波尔多右岸顶级产区）、罗曼尼-康帝（Romanée-Conti，勃艮第最贵的酒园之一）——出自小酒庄，通常只在拍卖会或酒庄直销。

这就是关键：顶级葡萄酒市场跟时尚、度假、房产那套“奢侈”等级是错位的。大众认得出凯歌和唐培里侬（都属 LVMH 集团）是身份象征，但一瓶柏图斯（Pétrus，波美侯最贵的酒）只有内行认得。如果没人知道它比唐培里侬贵十倍，对主妇们来说它就不值那个价。

也可能是植入。作者给酒庄拍过很多宣传照，知道“倒酒时酒标朝镜头”是门手艺，而那位服务员做得近乎完美；贾斯汀的母公司也有在好莱坞做植入的历史，但她没能证实。她更常想起的，是当年品酒室里那些只要长相思、别的酒一口都不肯尝的富太太：对自己的偏好笃定到不愿被惊喜。

名人酒牌，十个只剩三个

主妇们一共推出过十个自有葡萄酒品牌。丽莎·林纳（Lisa Rinna）在普罗旺斯录节目时随口一句“Rinna 桃红？有兴趣的打给我”，自己承认“这辈子只去过一次纳帕，还没品酒，去做了 SPA”，三季后真出了一款约 25 美元的起泡桃红，不到一年官方账号就停更。十个牌子里，似乎只剩三个还在生产。

背景是行业寒冬：硅谷银行 2026 年报告里 60% 的受访者说酒供过于求，是 2008 年以来最大下滑，小酒庄只能按成本价甩货。

我们爱它是因为贵，还是它贵是因为我们爱

《葡萄酒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Wine Economics）一项大样本盲品研究发现：价格和评分的相关性很小，而且是负的——除非是专家，普通人平均而言反而略不喜欢更贵的酒。作者共事过的专业人士，拿到用红色食用色素染过的同一款白葡萄酒，会仅凭颜色说出完全不同的风味描述。纽约主妇拉蒙娜·辛格（Ramona Singer，出过自家灰皮诺品牌）在一次盲品里不知情地点评了自家的酒：“需要更多风味，需要更多柑橘……我的灰皮诺是有柑橘味的。”当愉悦有这么大一部分来自瓶子之外，两万美元一瓶的酒就很难自圆其说。

结尾作者留了个包袱：惠特尼也许只是因为丈夫叫贾斯汀，才点了那瓶贾斯汀。

为什么恋爱对男人比对女人更要紧

“强者”那一方，其实是更离不开伴侣的那一方。

一个流传了几百年的形象

几百年来，“不近情爱、自给自足的男人”一直被描绘成某种高贵的形象。培根（Francis Bacon）说有妻儿的人等于“给命运交了人质”；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自立》里说天赋召唤时他会躲开妻子和家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压成一句：独行者走得最快。沉默的牛仔、浪人、隐士都是这个形象：爱情是锦上添花，不是刚需。女人则被描绘成被爱情吞没的一方——拜伦说，爱情只是男人生活的一部分，却是“女人的全部存在”。

作者是研究亲密关系心理学的学者。2023 到 2024 年，她分析了 50 多项实证研究和元分析（把多项研究合起来统计的方法），结论正好相反：从心动的第一刻到分手之后，每一个阶段，都是男人更依赖伴侣，不只是为了快乐，在可测量的意义上，也是为了活下去。

单身时：男人更想要

平均而言，男人认为找到伴侣对自己的幸福更重要；单身时更不满意、更渴望伴侣，更常、更快地坠入爱河，也更常单恋。和一般印象相反，通常是男人先说“我爱你”——英国阿伯泰大学 2022 年一项覆盖三大洲七国的研究得出的就是这个结论。

在一起时：两人都受益，男人受益更多

追踪研究显示，进入一段感情本身通常伴随着生活满意度上升。有伴侣的人整体上幸福感更高、身心更健康、寿命也更长。但这些好处在男人身上更明显。武汉大学王亚峰（Yafeng Wang，音译）等人 2020 年的一项元分析，涉及 790 万人、190 万例死亡的婚姻状况与死亡风险数据：未婚女性的死亡风险比已婚女性高 22%，未婚男性则比已婚男性高 46%。

分开时：女人更常先走，男人伤得更重

美国、德国和荷兰的研究都显示，异性伴侣的分手和离婚里，60% 到 70% 由女方提出，剩下的大致一半是双方协商、一半是男方提出。

分手后，男人更难找到积极的一面（比如解脱、重获独立），更少觉得自己从中学到了什么；生活满意度下滑更陡，事后更孤独，也更常借酒精等有害方式应对。最严重的情况关乎生死：墨尔本大学男性健康专家迈克尔·威尔逊（Michael Wilson）团队 2025 年综述了 75 项研究，发现男人在关系破裂后、尤其是分居阶段，出现严重心理危机的风险显著升高，远高于已婚男性；女人在同样处境下风险的上升则小得多。

为什么会这样

作者列了几层原因：

• 家务：女人承担了多得多的无偿照护劳动，包括“操心”这部分规划工作，这本身损害女人的健康。但分手后，女人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往往减少；男人则突然没了那个管家的人。
• 看病：女人更常提醒伴侣去看医生。有伴侣的人都比单身者更常就医，但这个差距在男人身上更大。
• 孩子：离婚后孩子多数跟母亲。不管谁提的分手，父亲失去的不只是伴侣，还有大量和孩子相处的时间。

但作者认为，最有力、影响最深的解释是亲密：研究一致显示，男人一生中获得的情感支持都更少。

情感支持——理解并欣赏另一个人、在乎他过得好不好——是体验亲密的核心条件，也是身心健康的关键资源。问题在于，男人在恋爱关系之外很难得到它：大量研究显示，他们从朋友和家人那里得到的情感支持少于女人，更倾向于把伴侣当作唯一的知心人。

这个“亲密赤字”开始得很早。十一二岁的男孩向朋友敞开心扉的程度就远低于女孩；长大后，男人遇到难处时可求助的知己也明显更少。于是很多男人几乎完全靠伴侣来填这个空洞——找到伴侣，是情感亲密的巨大增量；失去伴侣，可能是失去整套情感基础设施。

一个悖论

根子在传统的男性角色。研究显示，父母和学龄前女儿说话时更多谈论情绪，对女儿的难过回应得更积极；到青春期，男孩已经认定向朋友倾诉“很怪”。西北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爱丽丝·伊格利（Alice Eagly）的元分析涵盖 1946 到 2018 年的研究：男女都认为情绪化在女人身上是优点，在男人身上是缺点。

可在坚忍的面具下，男人体验悲伤和恐惧的频率和强度与女人并无二致。作者称之为一个悖论：**禁止脆弱的男性气质，恰恰保证了更高程度的脆弱。**社会只允许男人在恋爱里有深度情感连接，一旦单身或分手，就毫无防备。女性的社会角色几十年来大幅拓宽，男性气质的模板却基本停滞。

怎么办

作者主张从系统层面改：父母要把情感开放当作儿子的基本生活技能来培养；学校要明确地教亲密友谊的重要性；成年男人需要恋爱之外的社群项目。她举的样板是起源于澳大利亚、如今已推广到多国的“男人棚屋”（Men’s Shed）运动：社区工作坊里，多为退休年龄的男人一起做手工项目，“肩并肩”而不是“面对面”地聊天。这种非正式场合绕开了传统心理治疗的污名，减少了孤立，提升了幸福感。

她的结论：爱，从来不只是男人生活的一小部分。

“地球不是球”：视差先生的《质疑天文学》（1865）

现代地平说的祖师爷，赢的不是天文学，是辩论。

一个论坛上的老问题：他们是真信吗？

文章从一个网络老梗开头。2007 年 11 月，一个顶着“萨达姆·侯赛因”名号的账号在“地平学会”（Flat Earth Society）论坛发帖：你知道的一切都是谎言，我们不是住在一颗飞驰的蓝色球上，而是住在一块几千英里宽的大圆盘背上。反驳的人蜂拥而至，列出一长串“相信地球是圆的人”：所有船长、所有飞行员、所有地图绘制员、所有住在赤道以南的人、所有气象预报员……他不为所动：“我往窗外看，看到的是平的。我看不到弧度。”

到 2026 年 9 月底，这个账号已经发了 35188 帖，翻来覆去就一个论点：NASA 用阴谋骗了大众，谎称有企鹅，又隐瞒了世界尽头那堵巨大的冰墙。他显然是在开玩笑，可十九年来跑去跟他吵架的人照样被气得半死。

一个半世纪前，一位署名“视差”（Parallax）的作者在英国巡回演讲时，也引来了同样的反应，和同样的怀疑：他是认真的吗？

视差先生其人

他的书名长得惊人：《质疑天文学。地球不是球！一项关于地球真实形状的实验研究：证明它是平面，既无自转也无公转；并且是宇宙中唯一的物质世界！》（伦敦，1865）。“质疑天文学”（zetetic astronomy）的意思是：从第一原理出发、不接受任何现成结论的天文学。地平说在近代的复兴，基本可以算在他头上。

他本名塞缪尔·伯利·罗博瑟姆（Samuel Birley Rowbotham），1816 年生于英格兰斯托克波特一个富裕商人家庭，在“压平世界”之前，玩过空想社会主义，也搞过江湖医术。他不是第一个想推翻地圆说的英国人——1819 年有本叫《反牛顿者》（The Anti-Newtonian）的小册子闹出过一点动静——但他的公开辩论让他成了最出名的那个，这本书也成了一切现代地平思想的奠基文本。书里描绘的世界，正是一百五十年后那个“萨达姆”捍卫的：地球是一块宽阔、平坦、静止的圆盘，太阳和月亮在上方移动，四周一圈冰墙，挡住海水，也挡住人类走到边缘。

运河上的那面旗

他做了自己的实验。剑桥郡有一条人工运河叫“老贝德福德河”，二十多英里长，笔直穿过沼泽地带，水面几乎静止，全程没有船闸。他让一条船插着一面高出水面三英尺的旗，从韦尔尼桥驶向六英里外的韦尔奇水坝。观察者泡在水里（正值夏天），用一架好望远镜看，眼睛离水面不超过八英寸。结论：整整六英里，旗子和船身一直到吃水线都清清楚楚。如果地球是圆的，船应该早已“沉”到地平线以下。

他也逐条拆解地圆说的传统证据：赤道和北半球单摆运动的差异，可以归因于温度；月食可能是另一颗地球卫星挡的；东西消失在地平线下，是因为透视，不是因为地球的形状。他还把这件事上升到信仰：牛顿—哥白尼天文学拿《圣经》真理乱开玩笑，让信众陷入“阴燃的怀疑”；而质疑天文学一旦证明那些理论站不住，它们就“再也不能被当作攻击宗教的武器”，无神论和一切不信仰的形式都将无能为力。

让数学家拿着刀刃去打

据科学史学者克里斯汀·加伍德（Christine Garwood）研究，他的巡回演讲成功得惊人——这让批评者很难堪。他在英国各地开喧闹的公开讲座，展示实验结果，然后邀请当地名流上台辩论。气急败坏的业余科学家一个个去，一个个倒下。他永远彬彬有礼、不慌不忙，必要时也懂得见好就收。1862 年 5 月，《格林尼治自由报》写道：“似乎没有人能和他交锋，他用的武器太强大了。数学家们在讲座结束时和他争辩，可他们仿佛握着刀刃、拿刀柄去打，结果正好把刀柄递到了讲者手里，弄得自己狼狈不堪。”（他在 1873 年第二版里转载了这篇报道，并对那些语带怀疑的报道做了一番巧妙的剪辑。）

他自己信吗？

加伍德认为，他早年的社会主义立场，和书里那股宗教复兴的劲头对不上；当时的人也拿不准。1867 年，格洛斯特一位葡萄酒商乔治·斯科特（George Scott）写信向皇家天文学家乔治·艾里（George Biddell Airy）求援，抱怨说：“我一刻也不相信他相信自己的理论。”但事实证明，个人信念远不如“当众让自负的专家下不来台”的本事有说服力。斯科特接着写：“不幸的是，他在利兹收获了很多信徒——而且是在人们最想不到的那群人里。”

今日 detail — 那个“六英里看得见旗”的实验，后来成了科学史上的名案（译注，原文没讲：后人普遍认为它栽在大气折射上——贴着水面走的光线会顺着弧度弯过去，眼睛又放得太低）。一个错得很漂亮的实验，比一百次正确的讲课更能赢下一个房间。

掮客 Broker（是枝裕和，2022）

釜山，一个雨夜。年轻妈妈素英（李知恩 IU 饰）把刚出生的儿子放进教堂外的“婴儿箱”。洗衣店老板尚贤（宋康昊 饰）和在福利院长大的东洙（姜栋元 饰）有一门见不得光的副业：悄悄抱走箱里的孩子，卖给领养不到孩子的人家。第二天素英回头找孩子，三个人只好一起上了一辆旧面包车，沿路给孩子“面试”买家；车后跟着两个想人赃并获的女警，半路还混进一个从福利院溜出来的小男孩。Time Out 的菲尔·德塞姆连（Phil de Semlyen）打了 4 星，说它慢慢长成“一个由怪人拼起来的家”，宋康昊的表演是全片最亮的地方；也提醒结尾收得太整齐，“偶尔接近甜腻”。The Globe and Mail 的巴里·赫兹（Barry Hertz）话说得更重：几乎是“《小偷家族》的逐拍翻版”，人物走向猜得到，救下这部片的是宋康昊。他凭这个角色拿了当年戛纳影帝。片长约 129 分钟。

备注

• 本期中文源落在思辨：少数派 Matrix 首页推荐，JIgsaw《兴趣驱动与沉浸式学习——Refold 语言习得方法介绍》（10/14 发表）。按“框架类、半年内仍成立”处理。
• 主篇按原顺序完整翻译，删掉了网页上重复的三句引言摘录（pull quote）；小标题是译者加的，方便手机读。文中引的西格尔、肖尔、卢布拉诺等研究观点都按作者转述译出，没有另行核对原始文献。
• 人间篇分手后风险的那组数据，正文只保留结论层面的表述，没有展开细节。
• 远方篇“今日 detail”里关于大气折射的解释是译注，不是原文内容。
• 今天考虑过 Palladium《输，输，再输，然后赢》（巴西一个局外人政党的竞选，只有 1500 词、偏现场速写）、JSTOR Daily《洗衣机为什么花了几十年才普及》（好题目但只有 900 词）、PUNCH《世界 50 佳酒吧数字盘点》（榜单数据稿），都没用。
• 观影原选《小偷家族》，因 cemu-muse-handoff.md 记载你看过（Notion 观影库没登记），按 10/08、10/10 两期的先例跳过，换成《掮客》：Notion 按「掮客」「Broker」单查，观影库和片单都没有；是枝裕和名下观影库只有《怪物》；观影历史表也没推过。
• 明日玩物轮播预告：周五自由（体育 / 跨栏目）。
• 一个可以接话的钩子：如果要跟朋友合住，你会先谈钱、谈家务，还是先谈“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