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身体记住

被卸掉的身体本事

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少做这些事：感知、认路、记忆、走路、选择、专注。

快到凌晨四点了。四十多岁的我，越来越容易在这个“女巫时刻”（witching hour，英语里指深夜鬼怪出没的钟点）醒来——晨光刚碰上夜色，像一道红潮滑过大地。家里其他人都还睡着，我自己也半梦半醒，顺手拿起手机。几乎不过脑子，我从一个应用切到另一个应用，刷图片、刷观点、刷广告，除了习惯，说不出任何理由。

稍晚，我走进书房，打开笔记本电脑：一堆写了一半的文档，一个塞满邮件的收件箱。压力开始一点点往上爬。我还模糊记得智能手机和视频会议出现之前，工作是什么感觉。那时我手写稿子，能一口气专注好几个小时。偶尔从纸上抬起头，手里的笔松一松，看看窗外的生活，光线落在皮肤和眼睛上，柔和得像雪落在温热的柏油路上——那一下抬头，就是一点小小的振奋。

如今，我干活的劲头来自咖啡因、甜的或咸的零食（哪怕我尽量挑健康的），以及一遍遍查邮件、拿起手机刷新收件箱。到了傍晚，因为数字工具让很多事“变得可能”，我给自己定下的工作量把我钉在了椅子上。又一天过去了，原本盼着出门跑个步、走一段山路，又泡汤了。我很想说这只是特例，可并不是。新冠疫情期间，我从一个大把时间待在户外、爱运动的人，变成了一个被动的、离不开手机的人，认识新朋友先在网上，有时只在网上。这样的人不止我一个。

我们养成的习惯，正在一步步“卸掉”身体的本事（deskilling，去技能化），侵蚀那些经过演化打磨、帮我们在世界中好好活着的能力。有些能力是因为不用而退化的：我们越来越依赖手机，现在又越来越依赖 AI，去快速完成从前需要多一点身体参与的事——四处看看，问问别人，去找一本书来查。依赖 GPS 导航，可能会削弱我们的空间注意力和认路的熟练度。每一次向技术的“速效方案”让步，我们都在少做一点：感知、认路、记忆、走路、选择、专注。

还有些能力，是被机器和算法重新训练成了跟我们作对的样子。比如，手机和聊天机器人能训练我们一次次伸手去拿它们，哪怕我们已经不享受了——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变成了自动的习惯，白白耗掉大把时间。由此塑造出来的身体，更不善于判断自己的状态、临场应变、自我调节。关键的区分在于：有的技术强化我们的能力，有的技术反复替代那些本该塑造能力的动作。

推荐算法不断吐出现成的模式和建议，能把我们从“探索”的费力中解放出来，却也打断了玩耍和好奇——而偏好，正是在玩耍和好奇中形成、被我们自己弄明白的。

对一种主要靠“从经验中学习”这门非凡本事取得成功的动物来说，这是个奇怪的转折。把身体本事的丢失怪到机器头上很容易。但几百年来，现代社会一直被灌输一个谎言：我们就是机器。

“人是机器”这个谎言

早在数字革命之前，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就把身体描述成一台受物理定律支配的机器，宣称蠕虫、苍蝇、毛毛虫这样的动物“机械地运动”。但他把理性思维当作一种独立的、人类独有的能力：身体也许像机器一样运作，思考的心灵却与之分开。只要把东西造对，功能自然就来了。

到了 20 世纪中叶，“生物像机器”的类比被换成了信息的语言。1950 年代控制论（cybernetics，研究系统如何通过反馈自我调节的学科）兴起，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设想了一个未来：“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息往来，注定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在《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1950）里提醒人们警惕全盘自动化，同时也写道：“我们不是恒久不变的物质，而是不断自我延续的模式。”一个人，可以被想象成一种能换个载体继续存活的信息模式。

研究动物行为的领域，也一直沿用机械的语言。奥地利动物学家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在《行为学基础》（1981）里写道，动物行为就像钟表里的一连串动作一样，是被严格编好程序的。超人类主义者（transhumanist，主张用技术改造乃至超越人类身体的思潮）则把这个机器类比推得更远，设想有技术能把一个人的心智转移到计算机里。

于是机器承诺的不只是控制，还让人瞥见了永生：生物体可以被修理、被重造，最后被替换。那具多少有点让人难堪的身体——满是冲动，终将衰弱——就可以丢到一边。如果身体只是硬件，为什么不升级到更好的型号，或者干脆不要了？

今天，这种恐惧在“无身体生活”的技术追求里被放大到极致。如果一个人归根结底是一种信息模式，那这个模式也许可以被恢复，甚至被上传。AI 只是这种古老冲动——想逃离身体的脆弱——的最新版本。

可说到底，大脑本身就是一个身体器官，一直被身体做的事、遇到的事塑造着。一旦我们认定“心智才是真正的人，其余的身体只是硬件”，就更容易忽视身体干的活儿——包括生物大脑的神经认知工作：我们靠它们移动、认路、把念头变成话、认出自己需要什么。机器也许能把其中一些活干得更快，但它每接手一件，身体就少做一件，身体（包括大脑）也就少从中学一次。讽刺的是：一个出于“克服身体脆弱”而发起的工程，正在制造更脆弱的身体。

更何况，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思维或智能真的像机器那样运作，也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生命是一套能在硅片或数学里冒出来的抽象系统。恰恰相反，大量研究——尤其是系统生物学——指向一个很不一样的结论：生命和智能，来自我们这具会自我维持的身体独特的性质和组织方式，而不是来自信息和算法的抽象模型。

身体在“维持自己”

过去六年，我一直在研究“生命是什么、如何运作”的最新科学。就目前所知，生物的智能行为，源于一具活着的身体必须调节、保住自身存在条件的那种迫切需要。控制论风光的时候，DNA 的分子结构才刚被发现不久，“基因即信息”的新观点助长了一种过度简化的图景：身体在跑一段程序，而程序可以优化得更高效。但此后，生物学家们的这份自信已经消退。基因确实携带了塑造身体的一部分信息，但细胞或身体运作方式的许多变化，来自整个系统。离开了基因所在的活的身体，就没法理解基因。

首先，生命靠的是身体的可塑性。想想我们的身体是怎么“维持成一体”的。活的身体在宇宙中做着一件不寻常的事：它们做功，来保住自身的组织结构。生命体消耗能量，好让自己跟环境保持不连续——简单说，生物抵抗着“溶解进背景里”的趋势。机器执行任务，生命追求目的。机器搬运能量、生产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他生成的”（allopoietic）：造出的是自身以外的东西。生物是“自生成的”（autopoietic）：它们努力维持和重造自己。活的身体吸收、转化能量来做这种自我维持，而这是整个身体共同完成的。时时刻刻，我们的身体都在根据环境和自身当下的状态，做出有目的的物理变化。与其说“我们思考，所以行动”，不如说**“我们以身体存在，所以不断修正”**。

身体的边界还造出了一个独特的内部环境，它在物理和化学上都跟外部世界不同。借着这种差别，身体充当了一个翻译者，把外部的变化转成有用的内部物理反应。这让生命体能在受控的条件下进行特定的反应，支撑它的生存和繁盛。内部调节也给了生物一套自己的逻辑：它们可以根据自己身体和世界的当下状态行事。我们的身体察觉对自己有影响的变化，拿它们去对照自身需要，再重新组织成有用的行动。

所以，生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非凡的物质组织形式：一个有边界、对代谢开放、能自我维持的形态，由它生出有目的的智能行动。这是理解“肉身的本事”、以及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说自己正被“去技能化”的关键。一旦认识到身体在组织结构上本身就是智能的，我们就不需要一个超出肉身之外的“意识主体”。身体就是那个生出智能的主体，在最完整的意义上，也就是我们自己。

想想口渴时发生了什么。这个过程早在你有意识地决定喝水之前就开始了：下丘脑里的渗透压感受神经元，随着水分流失而微微收缩。这个物理变化打开了离子通道，让钠进入细胞；改变了的电状态又打开钙通道，钙流进来；钙触发微小的囊泡，把神经递质释放到细胞之间的间隙，把信号传给其他神经元，直到“渴”这个状态变成行动。我们解渴的那些动作，来自身体里彼此相连的各个部分的微小物理变化。正是这些信号引导我们找到水，也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渴了。

一周不动，肌肉少 5%

生物体的物理组织本身就带着“评估”。能动性正是从这种身体化的评估中产生的。可是，让生命体在因果上如此特殊、如此聪明的那些性质，一旦被有害的环境反复训练，也会反过来削弱我们。我们可能习得某些模式、或丢掉某些通路，一点点削弱繁盛所需的内在智能。比如，一项研究发现，腿部固定仅仅一周，大腿肌肉体积就会减少约 5%。另一项研究发现，不用到第 15 天，控制腿部肌肉的神经细胞放电模式就开始衰退。

平时走路时，“光流”（optic flow，我们移动时视网膜上不断变化的影像）让身体感知自己相对于世界的运动；肌肉、肌腱和关节里的感受器察觉四肢的动作；内耳的信号补充位置和朝向的信息。这些信号，加上路标和过去走过的路的记忆，帮我们弄清自己在哪儿、怎么去目的地。这是一整套庞大而协调的感觉系统，带着我们穿过这个世界的种种地貌。

那么，如果你靠一个应用来认路，会怎样？GPS 能让导航更容易、更省力。但大范围导航的研究也表明，亲身穿过一个环境，比在二维的屏幕上看同一段路线，能获得更好的空间认知。当我们习惯性地跟着 GPS 走，原本要靠自己感知和移动来推算的信息，就由一个外部来源提供了。一项追踪 13 名 GPS 使用者长达三年的纵向研究发现，跟不用 GPS 的对照组相比，这些人后来由海马体支撑的空间记忆衰退得更快。这提示：认路练得越少，我们察觉自己身在何处、随时调整的能力，可能就越弱。

我们越来越依赖 ChatGPT 这类工具，背后可能也是类似的机制。跟认路一样，把想法说清楚——不管是写还是说——都是一种动态的、身体化的行为。比如，学会一个新的发音动作，会改变我们听辨这个音的方式，也改变我们发出它的方式。我们靠一遍遍地找词、说出来、听自己、必要时纠正，来发展这些能力，这些任务调动着身体里的多个区域。写作也一样。可当一个 AI 写作工具自动替你搭好结构，它也就把“挑选”和“自我修正”这两项本事从你的技能库里拿走了。一项研究发现，被动照抄 AI 生成的文字，会降低一个人之后独立完成同类任务的信心；先自己起草、再用 AI 修改，则不会。是“执行”——亲手去做——在建立我们身体化的技能。这就是为什么，用 AI 修改自己写的草稿，跟让它替我们写草稿，有本质区别。计算工具本身并不坏，也不是没用——远非如此——问题在于：当它们取代了身体的力气，我们自己的能动性和技能就会受损。

走上山坡，拳头松开

这一点我越来越有体会。有时，意识到自己又在书桌前关了一整天，我会逼自己出门，沿着上坡路走到能望见整片山谷的地方。要让脑子放松下来常常很难：一整天专注、冷落了身体的其余部分，我感觉自己像在颅骨里攥成了一个拳头。可一旦光、风、鸟叫声碰到我，那只拳头就松开了，一阵愉悦掠过全身，念头也跟着活泛起来。

走出门时那些开阔的念头和感受，是由运动带来的身体变化促成的。心率上升，把养分和氧气输送到组织和大脑；肌肉开始收缩，从血液里清除糖和脂肪，立刻着手抵消久坐的部分影响。每一步，都是平衡、感官和肌肉力量在身体层面的一次整合，让我能预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走得越多，我越能在环境中校准自己的动作。由这种身体实践生出的念头，充满希望、慷慨，常常出人意料。这不奇怪：当我们在世界中移动，调用的是那些待在室内、坐着时相对闲置的身体能力。从平衡感到对体内状况的感知，我们的身体一直在感知，而且——关键是——一直在用血肉记忆。我们的念头，既来自屏幕上的抽象符号，也同样来自身体的智能、来自我们对更广阔世界的觉察。

只有当我们以为“行动的能力跟身体无关”，才会把“可以像机器一样心满意足地活着”这个想法当真。一项把我们跟身体化学习隔开的技术，非但不会让我们“升级技能”，反而可能削弱它本想增强的智能。

模仿生命的寄生者

我们越来越紧密地连接着的那些技术，缺少真正智能得以产生的复杂内在。没有身体，没有独立形成的利益，没有“存在”。没有代谢，没有组织，没有自我延续。

可我们还是转向它们，因为它们被设计出来，要么是为了省掉身体练成一门本事必须经历的那份辛苦和摩擦，要么是承诺让我们更有效率。更隐蔽的是，它们靠模仿生命的外表或行为来做到这一点。心理学家克拉拉·科隆巴托（Clara Colombatto）、哲学家乔纳森·伯奇（Jonathan Birch）和神经科学家斯蒂芬·弗莱明（Stephen Fleming）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接触这些系统越多，人们越倾向于认为它们有心智能力。行为科学家史耀希（Yaoxi Shi，音译）等人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定期跟 AI 就个人问题聊五分钟，会让人寻求真人支持的意愿小幅但明确地下降。

危险在于，如今协调着我们的这些系统，并不对生物需求负责。它们不会累，不会饿，不会孤独，却越来越多地调节着会累、会饿、会孤独的生命的行为。简单说，我们正把自己的能动性输给一些寄生者：它们模拟能动性，同时以我们的能动性为食。它们可以被设计来引导我们，而根本不需要理解人的身体是什么、一个人要变好需要什么。

当然，人类一直把一部分能动性外包给共同的结构——法律、公共卫生系统、各种制度——这大体上对我们有利。但今天的技术俘获注意力、预测行为、自动化选择、把我们的冲动变现，同时把我们的身体拴在越来越依赖的机器上。这些协调系统往往是榨取性的，对我们过得好不好漠不关心。我们也许以为自己在逃离身体，但让这件事看起来可能的技术，依赖矿山和廉价劳动力，代价由整个星球承担。而如果技术削弱了身体与世界之间的反馈回路，它可能是两个方向一起削弱：最坏的情况是，我们不仅对世界在怎样对待我们变得迟钝，也对自己的行为在怎样对待世界变得迟钝。

想要和喜欢，分了家

我们造出了新的数字环境和商业环境，它们能让身体养成有害的冲动。当身体为了适应我们亲手搭建的这些不健康结构而重新改造自己，我们就可能陷进一个自我伤害的螺旋。

神经科学家肯特·贝里奇（Kent Berridge）和同事近年的研究显示，大脑里告诉我们“喜欢某样东西”的系统，和驱使我们“去追求它”的系统，可能渐行渐远。换句话说，我们渴求的东西和我们享受的东西，最后可能互相矛盾。这两套系统一旦失调，身体习得的模式就跟当初证明它们合理的那份满足感对不上了。

关于药物成瘾，有影响力的模型描述了一个渐进的转移：控制权从前额叶皮层，转到纹状体——大脑深处一个跟“久而久之变成自动”的动作有关的部位。成瘾因此是一种转变：从深思熟虑的自我掌控，变成更多由习惯驱动的控制。如今的成瘾，可能不只来自酒精和尼古丁这些显而易见的东西，也来自手机和聊天机器人。让我们得以学习的那份身体天赋，也能把我们训练进一些模式里，让我们越来越没有“换一种做法”的自由。

我渐渐相信，身体的去技能化在很多方面，是对“活着意味着什么”失去了信心。如果我们想尽可能坚韧、能干，一种要出力气、有摩擦的生活不仅躲不开，而且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它本身就是我们智能的来源。

我们的智能，靠身体与世界之间的交流维持：我们感知、评估、从遇到的东西里学习。这份天赋也为其他生命形式所共有。不同于人类那种现象意识（phenomenal consciousness，主观上“感觉到某物是什么样”的意识），身体化的智能在任何有活身体的地方都存在。连一个卑微的细菌都能感知不同时刻的化学差异，保留一段关于遇到过什么的短暂分子记忆，并调整自己的运动。我散步时擦身而过的树木和青草，也在努力地从每个变化的日子里学习，依据过去的经验调整生长和防御。我们很多人觉得它们是比我们发明的计算机程序更低级的主体——如果我们想到它们的话。但这种看法并没有现有证据支撑。

如果你再也没法在世界里认路，再也没法用血肉记起该如何行动，那么技术不会解放你，只会统治你。

苏格兰经典课程的毁灭

2011 年，苏格兰亲手拆掉了一套曾经位列世界顶尖的中学课程。它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国家。

1990 到 2010 年间，瑞典、法国、德国、日本、英格兰等国都大改课程，重“通用技能”、轻“内容知识”：苏格兰和法国的推手是追求公平的左派，英格兰和瑞典是自由市场派，德国和日本只是想跟上现代经济。逻辑都一样：拿掉事实、内容和结构，换成通用的“分析与综合”任务。结果各国读写和数学能力都明显下滑，贫富学生的差距也没缩小，苏格兰反而更大。可改革没被撤回，支持者还在呼吁加码。作者 2011 到 2017 年在苏格兰上中学，十年后受训当老师才意识到课程被做了什么；他采访了退休公务员，翻了一百多年的考卷。

曾经的“伟大传统”

18 世纪苏格兰低地男性识字率在欧洲名列前茅；19 世纪打通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大学通才课程，培养出开尔文勋爵、麦克斯韦；1960 到 80 年代的国际测评里，苏格兰前 30% 的学生排在最顶端。苏格兰人称之为“伟大传统”。

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共同课程，1951 年以前中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数学、一门自然科学和一门外语才能毕业；二是用统一原则串起各科，中学里靠的是英国文学。1961 年的高级文学考试必答莎士比亚和乔叟，还要求只凭诗句认出弥尔顿、济慈、叶芝，只凭人物认出奥斯汀、狄更斯、乔伊斯、伍尔夫——超过今天大学低年级的范围。而且不只针对尖子生：1905 年一份督学报告里，一个 13 岁的工人阶级女孩和全班七个月复习了《威尼斯商人》《圣诞颂歌》等六部作品。作文题同样有分量：1912 年问“没有战争，世界会不会堕落成物质主义”，1970 年问“生物学家的浮士德式力量”。

一路删到只剩技能

1969 年，文学试卷里除莎士比亚外的作者名全删；1991 年，高级作文卷因“太难批改”被取消；2000 年，莎士比亚也删了；2011 年“卓越课程”（CfE）改革完成，旧传统一点不剩。作者毕业前两年的书单——《罗密欧与朱丽叶》《人鼠之间》、哈代、阿瑟·米勒、契诃夫——彼此毫无关联；历史课依次是奴隶贸易、德国统一、纳粹、苏格兰独立战争、俄国革命。新课程给文学课定的目标是培养“对文本与我的生活之间关联的意识”，不提知识，不提品味。考试可以用任何一本书甚至电视剧作答，作者记得朋友的哥哥用前一晚看的医疗剧答题。

“技能本位”的前提，是存在一种跨学科的“通用思维能力”，学的内容只是练它的哑铃。内容既然无所谓，课堂就只能围着考试转：“英语好”等于背熟评分标准、套“观点—证据—分析—联系”的公式拿分。

为什么左右都爱它

源头是杜威（John Dewey）和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现代学生要少死记、多发现——但两人都认为知识是能力的一部分。现代版本走得更远，认为“综合、分析、评价、沟通”能完全脱离具体知识来教。它拆不掉，是因为两边都爱：左派觉得它尊重孩子的“真实自我”，又避开了共同课程复制阶级、灌输民族主义的罪；右派觉得它高效、可模块化、能让学生自由选课。

苏格兰两股力量都经历了。战后左派先删语法和文学史，但考试委员会里的老派考官还守着高级考卷（一位老考官的总结是：“英语就是严谨！严谨加苦功！”）。80 年代末他们退休，接班人嫌旧考卷难改、太不可预测，主张为“消费者满意度”标准化；1997 年考试委员会并入职业教育机构，被老人们称为“敌意收购”，从此考试按木工、焊接那套“能力单元”设计。2011 年 CfE 则是左派再推一把，背后是一份深受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影响的经合组织报告，说苏格兰太“学术”、偏向“中产阶级的抱负”。一位 60 年代的进步派考官说，她当年把激进的英语课带进沉闷的苏格兰学校，“他们爱死这种反叛了”；到 90 年代末已无传统可反，她反被市场派用“以孩子为中心”投票压倒。

代价与另一条路

苏格兰的国际成绩自 2000 年代起几乎一路下滑；2012 到 2018 年贫富差距略缩，主要因为好学生掉得更快，2018 到 2022 年连这点也没了，如今 15 岁学生明显落后英格兰。专长研究表明，几乎不存在有效的“通用思维能力”：一个孩子读不读得懂一篇文章，主要看他对文章内容本身懂多少。日本、波兰、德国都退回了知识本位；新加坡、中国、爱沙尼亚一直保留，至今名列前茅；英格兰 2014 年重引知识，如今成绩超过芬兰。苏格兰政府则主要归咎于疫情。作者的结尾是：当脱离语境的知识越来越容易被自动化，那种说不出、写不下的气质与品味，也许是最后几样属于人的东西。

Taste 训练（周一·电影）：伊纳里图知道得太多了

一部电影如果能预判你的每一条批评，它还剩下什么可被你发现？

今年好莱坞最大的票房灾难，出自汤姆·克鲁斯和伊纳里图（Alejandro G. Iñárritu，《鸟人》《荒野猎人》导演）这对顶级组合。《挖掘者》制作成本最初批 1.25 亿美元，拍摄延期后可能涨到 1.6 亿到 1.8 亿，宣传费另有约 1 亿美元；北美首周末却只有 800 万美元，全球首周末 2000 万。上映前口碑两极，华纳甚至提前推出一组广告，恳求观众“自己来看，再下判断”。

明星名气和票房号召力，已经分家

克鲁斯的电影北美累计超过 40 亿美元，《壮志凌云：独行侠》全球近 15 亿。但他的号召力有前提：二十年来他专心经营一种银幕人格——凭超凡的身体和不可动摇的意志，在极端危险中完成常人做不到的事，连坚持实拍特技都成了品牌的一部分。

《挖掘者》把这一切颠倒过来：克鲁斯戴假体、增重臃肿，演一个口音夸张、引发全球生态灾难的得州石油大亨。作者承认这是值得肯定的选择——他演过《生于七月四日》的瘫痪老兵、《木兰花》里拿到奥斯卡提名的推销员、《借刀杀人》里的反派——但那都是前半段职业生涯，近十五年动作片的成功削弱了他在别的类型里的号召力。这部片等于要观众买票时承认：我不是来看阿汤哥飞天遁地的。太难了。作者的判断是：今天明星的名气和明星的票房号召力，已经彻底分开了。

一个三十分钟后的反转

（以下有剧透）开场腔调故意过分：石油大亨迪格·洛克威尔的格陵兰钻井平台爆炸，一块冰川漂向欧洲，他和约翰·古德曼演的总统勾结掩盖真相，一个比一个离谱。

大约三十分钟后，窗外一棵树倒了，道具工冲进画面把布景扶起来——原来此前一切是一出舞台剧，克鲁斯真正演的是戏剧演员柯蒂斯·马克森，正在排演讽刺剧《化石傻瓜》。再往后又发现，洛克威尔在片中世界真实存在过，人们至今活在那场灾难的后遗症里；而这出戏的出资人，正是他的亲外甥——石油家族的后代，花钱排一部嘲笑自家历史的戏。

这个转折让先前粗糙的表演突然有了新语境。但影片 128 分钟，舞台剧占大半；卢贝兹基（Emmanuel Lubezki，三度奥斯卡最佳摄影）拍出去饱和的黄绿色调，美术极考究（机械猫、用杆子升起来的云），可九十分钟的《化石傻瓜》实在太长，而且本身不好笑。

跟《奇爱博士》差在哪

它显然想让人想到库布里克的《奇爱博士》。区别在于，库布里克的讽刺建立在严密的制度机制上：你看见军事官僚如何运转，个人偏执怎样经过层层程序变成不可逆的决策。《挖掘者》只有一目了然的漫画人物，他们如何通过制度一步步酿成后果，几乎没展开。观众一眼就知道贪婪资本家代表什么，电影花大量篇幅告诉我们一件早就知道的事。这种讽刺提供不了真正的发现。

自我批判，变成了自我保护

伊纳里图似乎也知道。片中柯蒂斯不满导演汉娜把一个危险、复杂的历史人物写成只会大喊大叫的丑角，汉娜则认为戏剧就该用夸张给观众一个发泄愤怒的出口——这几乎就是现实中围绕这部电影的争论，人物刻板、讽刺肤浅、说教过多，电影都提前在内部过了一遍。

聪明，但作者追问：导演能准确描述自己的缺陷，是否等于克服了它？ 观众嫌不好笑，导演可以说笑话本来就设计成不好笑；嫌人物刻板，导演可以说刻板正是批判对象。无论你发现什么问题，都能被归入创作意图——电影获得了一种自我辩护能力。

对照 2014 年的《鸟人》更清楚：同样是戏中戏、戏剧演员做主角，编剧班底也高度重合。但《鸟人》的边界是流动的，幻觉、记忆、现实互相渗透，导演自己也没有终极答案。《挖掘者》更像一套论证装置：你以为在看政治讽刺，它说它讽刺的是政治讽刺；你当它在反思艺术的局限，它连这份反思的无力也算进去了。每次你想找个立场评价它，它都已经提前占好了那个位置。

代价落在人身上。柯蒂斯有个女儿，航班在一场六级飓风里失踪，这条线来得突然、解决得也突然：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妻子在后台告诉他女儿安全了。作者的话是：过度聪明的代价，是观念把人挤走了。

最好的一段，是他停下解释的时候

终场，洛克威尔从钻井平台纵身跳下，剧场欢声雷动。灯亮了，广播通知室外空气质量已到四级，观众戴上防毒面罩，走进被洪水泡着的纽约街头，头顶盘旋着无人机——刚为罪人之死鼓完掌，出门就是他留下的后果。伊纳里图用一个长镜头拍完。他说写作时也想加段评论，最后对自己说：够了。

作者的结论：他在结尾做到的事，前面九十分钟基本没做到。“对他来说，意识到问题从来不难，他早就知道一切。知道太多，就是他最大的毛病吧。”

从丹麦生活看“安心感”的力量

父母把熟睡的婴儿留在咖啡馆门外，小孩独自骑车上学。初来丹麦的人，会觉得这里违背了“成功社会该怎么运转”的一切逻辑。

小学没有家庭作业、考试和竞争；成功被淡化而不是被庆祝；开会用来回顾上次会议、一起吃东西、准备下次会议；决策慢得磨人，没有一件事是赶的。作者是心理学家，嫁进了丹麦家庭，她一直担心这套做法，直到大女儿上了初中才放下心。在那之前，她只能不情不愿地相信丹麦人那条贯穿学校和日常生活的逻辑：你得先感到 tryg。

tryg 不是“安全”

tryg 常被译成“安全”，但不太对。它主要不是指威胁不存在，而是指一种状态存在了：身体放松——平静、舒展、带着熟悉的温暖，像孩子躺在父母怀里。在丹麦人的理解里，tryg 不会自己冒出来，而是对某些刻意营造的情境的反应；群体成员默认自己有责任营造这样的情境。

感到 tryg 时，注意力会变宽。我们不再扫描周围、预判哪里会出错，能带着安静、开放的好奇心面对世界，更容易跟人积极互动，也有余裕看清局面、做出最好的决定。缺少 tryg 时，身体变得警觉、随时准备着，不确定性更难忍受。走进一个新群体想读懂气氛、坐在一场期待模糊的会议里、跟一个反应难测的人说话，都是这种体验：注意力收窄，脑子里只剩是敌是友、要不要自保。

神经科学家斯蒂芬·波格斯（Stephen Porges，“多迷走神经理论”提出者）描述过：感知到的安心感让神经系统安定下来，开放、快乐的学习和社交投入才成为可能。在这种状态下，宽容、好奇和亲社会行为都会繁盛。不同于传统心理学把它当私事，丹麦人把营造 tryg 的环境当成共同责任：关注点从“个人感觉如何”转到“我们如何安排共同的条件”、以及“每个人感觉如何”。丹麦人很看重用友好的方式把期待说得清清楚楚。丹麦语里，这些条件常被叫作 rammer，即“框架”。

竞选海报上的心理学

作者有天骑车上班，路过一张竞选海报，大字写着：Trygge mennesker tør——“感到 tryg 的人才敢”。人感到深层的安心，才能自由地投入、创新、行动、往前走。这句话不是作为心理学洞见提出的，而是作为一个“人人都懂、无需论证”的共同价值，拿来拉票。

一旦看懂 tryg，就会发现它无处不在。学校不只关心孩子学什么，还关心怎么设计让他们学得进去的物理和社交环境；家庭注重维持愉快、可预期的作息——孩子多的街区，晚上六点街上空无一人，大家都在家吃晚饭。职场里，会议和日程的安排就是为了把期待讲明、减少不必要的不确定。公共生活里，它体现在理所当然的小事上：狗屎有人捡，交通规则有人守，公共空间为安心而设计，也被高度爱护。它还延伸到社会福利：父母双方都有带薪育儿假，医疗和教育免费，都是为了减少人一生中不必要的不确定性。

代价

这些都不绝对，也不总是一致，而且有它的张力。对丹麦人来说，陌生、不可预测、新的东西很容易让人不安。决策漫长，因为要考虑更多视角、追求一致；流程谨慎到有时近乎犹豫；群体倾向共识。它也影响人们怎样看待差异：跳出既定模式的思维和行为，可能只因为陌生就让人觉得“不那么 tryg”。tryg 不只促成开放，也可能限制什么被接受、什么被允许冒出来。 能带来稳定的条件，也让快速变化更难；久而久之，对混乱、模糊和快速调整的耐受力练得少了，可能反过来影响韧性。一个如此依赖 tryg 的国家，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还有竞争力吗？

作者的回答是：丹麦常被描述为稳定、高信任，却在创新和经济表现上也很出色，在民主指数上一直排名靠前。民主很大程度上依赖情绪调节的系统：制度和规范培养出可预期性与共同责任时，信任与合作就会出现；它们被侵蚀时，猜疑与敌意就会占上风。稳定的关系和可信赖的框架，构成了支撑亲社会行为的基础设施，反而让学习和创新在不确定的世界里风险更小。在许多自由民主国家，政治围绕“效率”“自由”“平等”展开；在丹麦，重点更常放在 tryg 的切身体验上。不去培养安心感时，另一套逻辑就会接管：在不确定和威胁之下，排斥开始显得合理，控制显得比开放和信任更可取。

去年春天，作者和一群“国际家长”站在草地上看学校一年一度的足球赛。这些人本可以在美国、英国、德国或加拿大过上收入更高的生活，其中有创业公司 CEO、风投机构负责人、知名咨询顾问。一位叫杰夫的家长说，有件事很难跟老家朋友解释：这里的日常生活有多轻松。孩子独自骑车上学，丢了的钱包会被送回来，街道干净，系统好用。还有一样不那么显眼的东西：这些条件不是偶然的——有人在某处想过“生活应该是什么感觉”，而这是一份共同的事业。

一座讲述“女国”的古墓

一辆卡车压塌了西藏的一段土路，压出了一具也许统治过一个国家的女人。考古学家起初却以为她是殉葬的侍女。

2005 年，一辆卡车驶过西藏西部的一条土路，沉重的车轮压塌了地面。僧人来清理时，发现了木棺碎片、人骨和丝绸残迹。将近十年后，考古学家回来发掘这片后来被命名为“故如甲木墓地”（Gurugyam）的遗址。在众多石砌墓室里，有一座格外突出：M2——按中国考古的惯例，M 是“墓”的拼音首字母，数字是发现顺序。

这座墓特别大，构造精细，里面的贵重物品早已不见，但还留着一些散乱的骨头，看起来属于一位女性，后来古 DNA 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她是谁？研究者起初把她当作被献祭的侍从，理由是女人不会得到这么显赫的墓室——作者说，这种想法更多来自当代人的偏见，而不是过去的实际情况。近十年来积累的证据显示，她更可能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女性，甚至是一位政治领袖。她的存在，也许证明了一个通常只出现在传说里的地方：7 到 8 世纪中国史书里写到的“女国”。

史书里的女国

墓地位于西藏阿里地区象泉河上游。2012 到 2014 年间，考古学家发掘了 11 座墓，其中 8 座（包括 M2）属于公元 3 到 4 世纪，大致是中原的汉末魏晋。那时中原正大乱：强大的汉朝崩塌，军阀割据、短命王朝更替，直到西晋短暂统一。

修建这片墓地的人，生活在这些中原王朝以西数百英里外的一个藏地政权里，不归它们管辖，但他们的社会也许被中原的史家写到过。古籍记载，葱岭（帕米尔高原）以南有一个“女国”，范围从今天的西藏阿里一直到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交界处。据作者转述，7 世纪成书的《隋书》记载：葱岭以南有一个由女人统治的国度，君主姓“苏毗”，那里尊重女人、看轻男人。8 世纪杜佑的《通典》写得更细：女子担任官职，男子当兵；女人可以有多个丈夫，孩子随母姓。这些是真实观察还是想象投射，说不清，但它们勾勒出一种跟中原王朝父权规范完全颠倒的社会秩序。文献里最早明确提到“女国”，是在 5 世纪中叶，它作为外交往来中的一项奇珍出现。

墓里的证据

墓地里有八座竖穴墓，四壁用石头砌成，有些墙上还残留着朱砂的红色。随葬品有精织的丝绸、铜器、陶器、木器和铁器；黄金面具和一块织着“王侯”二字的织锦，暗示其中一些死者地位很高。还有青稞颗粒（有的连着装它的编织袋残片），以及牛、羊、马的骨头。

M2 的墓主是一位 25 到 30 岁的女性。墓本身不算特别大，但用三种不同的石材精心砌成，地面经火烤硬化，墙上涂了朱砂。除了人骨，墓里还有两具完整的马骨架、一只完整的羊和一些散乱的动物骨头。M2 上方的地层里，有一个堆满羊骨的坑——说明她死后，人们还来献祭、纪念她。

为什么有人怀疑她是侍从？发掘时她的骨架已破碎不全（很可能是现代盗墓所致），有人便猜她不是墓主。可 M2 是全墓地最大、最考究的墓；2020 年的古 DNA 分析还显示，她跟墓地里其他人是近亲，这是一片家族墓地。

牙齿里的特权与病痛

关于她的身份，最有意思的证据在骨头的化学成分里。2023 年的一项稳定同位素研究（同一元素中重量不同的原子，在不同食物里比例不同，会被人骨吸收）发现，她的骨头碳同位素比值异常高、氮同位素比值偏低，说明她吃了大量小米、高粱之类的植物——这些作物在高海拔地区长不好，很可能是经长途贸易运来的。跟附近其他人比，她吃得更多样、更好。史书里说女国有盐产丰富的山谷，商队翻山越岭穿过；高原岩画上有一排排弯腰负重的人，也许画的就是盐商。盐道跟丝绸之路的支线交汇，丝绸、茶叶等物产由此进入高原。

但特权没让她免于身体的苦。她的牙齿简直是一份慢性病清单：牙周炎（牙龈和颌骨感染，会让牙齿松动）、根尖脓肿（牙根尖的脓包，很疼）、牙齿严重磨损（粗糙多沙的食物把釉质磨掉了）、厚厚的牙结石。第一臼齿釉质上的细微缺陷还显示，她在大约 15 个月大时生长停滞过——这是幼年营养不良或生病的典型痕迹。

作者认为，最简单的解释仍然是：她是墓主，是墓的中心，而不是陪葬的人。真正的谜团在于偏见：几代人以来男性主导的叙事塑造了一些考古学家，让他们下意识地把女人排除在权力位置之外。她不是古代帝国史官笔下宏大编年史的主角，就算出现，也只是记忆边缘的一行字。作者承认，自己也许永远无法证明 M2 的主人统治过一个国家；她只是想把这个人从论文脚注里请出来，带到公众眼前。

今日 detail — 那块织着“王侯”二字的织锦，出现在帕米尔以南、汉人王朝管不到的雪山墓地里：中原的字，裹着一个也许被中原史书记成“女国”的贵族。

人类之子 Children of Men（阿方索·卡隆，2006）

2027 年的伦敦，人类已经十八年没有生出一个孩子；全世界最年轻的人刚刚被刺身亡，电影就从这条新闻开始。克莱夫·欧文演一个心灰意冷的前社运分子、现公务员，被前妻（朱丽安·摩尔）拉进一项任务：护送一个来历不明、怀了孕的难民少女穿过军警封锁的英国。改编自 P. D. 詹姆斯的小说，片长 109 分钟。它最出名的是几场“一镜到底”：车内伏击，以及难民营巷战——血溅上镜头，摄影机也没停。《卫报》的彼得·布拉德肖（Peter Bradshaw）称它是“给爱动脑的人看的动作片”；《纽约时报》的曼诺拉·达吉斯（Manohla Dargis）说它描绘了一个“让人紧张地觉得可信的未来”。也有影评人嫌它奇观压过了内容。上映时票房亏本，名声却在之后十几年里一路上涨。

备注

• 本期中文源落在玩物：虹膜 10/18 的影评《今年最大的票房灾难，输在哪里？》（作者署名 Roxie）。远方篇作者是中国考古学者，用英文写作，中文名查不到，保留拼音；文中《隋书》《通典》的内容按作者英文转述译回，没有核对古籍原文。
• 远方篇是 archive pick（SAPIENS 2025-12，该刊已停止更新、保留存档）；思辨篇原发 2026-09（Asterisk 第 15 期）。
• 今天考虑过 Aeon《可怕、不像男人、却不可或缺》（文艺复兴时期火枪如何走向民兵，和 10/18 主篇“铁把暴力下放到村子”角度太近）、Palladium《输，输，再输，然后赢》（巴西新政党田野观察，但后半段夹着大段美国党派攻击语言）、Now Voyager 南极磷虾远洋纪实（付费墙）、JSTOR Daily《发明泰式炒河粉》（太短），都没用。
• 观影按“人类之子 / Children of Men”在 Notion 观影库和片单分别单查：观影库无记录，片单里有；观影历史表也没推过。原本先想推《鸟人》（和玩物篇呼应），单查发现观影库已有，换掉。
• 明日玩物轮播预告：周二游戏。
• 一个可以接话的钩子：你现在有哪件事，已经完全交给工具去做、自己再也做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