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子之外

森林去哪儿了

我住在埃奇伍德（Edgewood），纽约州布赖顿镇（Brighton）一个由四分之一英亩宅地拼成的住宅小区。房子盖起来之前，这里是农场；农场之前，是一片森林。1788 年 7 月的一天，一个名叫休·马克斯韦尔（Hugh Maxwell）的 55 岁男人出发了，任务是用直线穿过这片森林。

不是“大致”的直线。马克斯韦尔要在这片辽阔、处处是障碍的森林里，沿着尺子一样直的线走 1100 英里，把它分成一格一格的地块，将来好当作财产卖掉。也就是把森林缩小到人脑能想象的尺寸；看着一片森林，却在它的位置上看见另一样东西。

我第一次听说马克斯韦尔，是从布赖顿的镇史官玛丽·乔·兰菲尔（Mary Jo Lanphear）那里。我当时去找她，是想查一段历史：几十年里，布赖顿的房产契约里写着种族限制条款（racially restrictive covenants，规定房子只能卖给或租给白人的条款），让这里的住房成了白人的专属。*这是谁的错？*我想知道。*某个种族主义的地产开发商？还是跟联邦住房管理局有关？*兰菲尔打印出一份旧地契，把埃奇伍德这块地和菲尔普斯—戈勒姆公司（Phelps and Gorham Company）连在一起。那是一群新英格兰的土地投机商，以很便宜的价格拿到了杰纳西河（Genesee River）沿岸 260 万英亩林地的产权，也就是今天的纽约州西部。随后，公司雇了马克斯韦尔来测量。他是独立战争老兵、七个孩子的父亲，也是史料记载中第一个走到离我家一嗓子远处的白人。

马克斯韦尔一边穿过森林，一边想象将来取代它的那个国家。“这一带的土地好得出奇，”他在给妻子布丽奇特（Bridget）的信里写，“缺的是好居民。”他想象着“如今野兽嚎叫的地方，将来会有许多基督徒聚会礼拜”。他设想森林的位置上会有学校、教堂、经济作物和县书记官。不过他也写道：“这些事都还在未来的子宫里，到了适当的时候，会以适当的方式、用适当的手段实现。”

马克斯韦尔这一路要穿过满是蚂蟥的水塘、长满蜱虫的灌木，在溪岸上下爬，翻过响尾蛇最爱的裸岩，还得走得笔直。这很像他那一代新公民每天都在做的事：一边努力，一边假装，硬是把一个国家撑出来。他出发的时候，美国各州只是靠《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美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中央政府很弱）松散地连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不久前刚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里发问：人类社会“究竟能不能通过深思熟虑和自主选择建立良好的政府，还是注定永远要靠偶然和暴力来决定政治体制”。新政府也好，待售的地块方格也好，都不是在地面上能找到的东西。它们是人脑子里的想法，是纸上的笔记。也许，正在“未来的子宫里”。

森林却是真实的。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知找不回来，还是沿原路回去找一样丢了的东西？马克斯韦尔把森林走进未来已经两百多年了，他走过的路线还在，既在地图上，也在我家附近的地面上。我想找到他穿过的那片森林。

于是我出发去追马克斯韦尔：翻书，查档案，看地图，走实地，横穿纽约州，最后穿过我自己的小区，想在今天的风景里找到那片森林留下的痕迹。

1788 年 7 月 25 日，马克斯韦尔从菲尔普斯—戈勒姆地块的东南角出发，那里就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州界上，他一路往正北走。他带着一支小队，队员的活儿是拖着一条冈特测链（Gunter’s chain，一种测量距离的工具）。测链长 66 英尺，80 链是一英里。每走六英里，他就标一个镇区的角点，在顺手的树干上砍出罗马数字，因为在树皮上砍 V 和 X，比砍 5 和 10 容易。

队员拖链子，马克斯韦尔把方格装在脑子里。他的工作是把这张想象出来的网格铺到森林上，把土地划成编了号的方块，把它切碎、缩小。第一天，他在笔记本里写：

自 82 英里界石起

120 杆处，林木为山毛榉

枫、桦、白蜡、椴

及铁杉混生

在马克斯韦尔年轻的时候，森林一直是个混乱的地方，受偶然与暴力支配，它的命运要由一场场战争决定。法国—印第安人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1754—1763 年英法在北美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双方各有原住民盟友）期间，二十出头的马克斯韦尔在马萨诸塞的民兵队伍里，在乔治湖（Lake George）差点死于非命。一次投降之后，印第安人把民兵从撤退的队伍里拽出来，有的当场杀掉，有的抓去蒙特利尔换赎金。马克斯韦尔也被拽了出来，靴子、外套、衬衫都被扒了。可他不知怎么挣脱了，钻进森林，光着脚、只穿一条马裤，跑了至少 14 英里，逃到爱德华堡（Fort Edward）。后来到了独立战争，他在邦克山战役中中弹：一颗火枪子弹从右锁骨下方打进去，打碎了肩胛骨，从后背穿出。他熬过了战地手术和坏疽，用左手给布丽奇特写信，还抱怨护士们太大惊小怪。

到他从菲尔普斯—戈勒姆地块东界出发的时候，森林里的战争快结束了。但森林本身还在以它的方式抵抗他。它不肯让人直线穿过，仿佛它不是一张等着落笔的白纸。树枝钩住他的衣服。“我看，”他在路上写信给布丽奇特，“我要是能活着回家，得添几件冬天的衬衫了，旧的估计磨得差不多了。”

为了找到马克斯韦尔的出发点，那块“82 英里界石”（路边一块花岗岩，在特拉华河以西 82 英里处），我往南开了一百英里，到了纽约州的凯顿（Caton）。一块“欢迎来到凯顿”的牌子标着镇界，也是州界。我掏出手机打开地图。手机靠四套卫星系统的信号给自己定位：GPS（“美国政府为您提供的全球公共服务”）、格洛纳斯（GLONASS，同样的东西，俄罗斯提供）、伽利略（欧盟）和北斗（中国）。屏幕显示，界石应该就在我眼前。

我蹲进一片灌木丛，把细枝从脸上推开，拍打头发。我找到一团锈掉的铁丝网，找到一具鹿的骨架，就是没有界石。身上感觉有东西在爬，我钻回阳光底下，拍打衬衫和裤子。

眼前的林木远不如马克斯韦尔笔记里写的那样混杂。我站在一条碎石路上，望着一片干草地。手机上是卫星图：路西边、我刚钻出来的那片灌木里插着一枚红色图钉，路中间一个蓝点，是我。地方应该没错。我走回车边，又摸了一遍头上有没有蜱虫，然后沿路走回去，在“欢迎来到凯顿”的牌子底下找。就在那儿：一块粉灰相间的花岗岩，侧面刻着“82”，上面绕了几圈橙色的测量胶带。它根本没藏着，我只是找错了路的那一边——只顾找脑子里的那块石头，没看眼前真有的东西。

从这里开始，马克斯韦尔和队员们走得很慢，拖着测链，笔直地穿过茂密的杂木林和一道道溪谷。头 54 英里花了他们两个星期。对我来说却是轻松的一段车程，在两片甜玉米地之间一路向北。我偶尔停下来看路边的历史标牌，又在一个路边农摊停了一下，想跟住在这条线上的人打个招呼。摊子上蜂蜜和干蒜摆得满满的，却没有人可以打招呼：卖东西全凭自觉，柜台上放着一个梅森罐，钱自己往里放。可我只带了信用卡。

马克斯韦尔的笔记本是另一个世界的纪念品。他经过的巨大栗树，我只能在书里读到。有一处他判断是“湿润、好、多泉眼”，另一处“适合种草”。哪里的溪流大到能带动一座锯木厂，他会满意地记上一笔。可他笔记里的空白也让人吃惊。测量开始几周后，他穿过“一些早年开垦过的地”，又“穿过老城堡”。城堡是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村镇的叫法。这是地面上的证据，证明马克斯韦尔早就知道的事：人们在这片森林里已经生活了很久很久，用和欧洲移民不同的方式耕种这片土地。可对那座老城堡，马克斯韦尔几乎没什么可记的。他接着列他的树——“白蜡、椴、榆，等等”。

什么才算森林？我怎么知道自己是站在森林里，而不只是站在几棵树底下？

“森林”（forest）一词的拉丁词源，意思大概是“没有围起来的户外空间”。在早期英国法律里，silva forestis（森林地）是领主打猎、平民拾柴的地方。13 世纪，《大宪章》（Magna Carta）写下了英格兰贵族的权利；与它配套的《森林宪章》（Carta de Foresta）则规定了平民在英格兰森林的空地上放牛的权利。同样，1788 年夏天马克斯韦尔走进的那片森林，也不只是混生的树。林间的空地上，有塞内卡人（Seneca Nation，易洛魁联盟的成员之一）的城镇、果园和农田。塞内卡人长期用火管理部分森林，烧掉茂密的林下灌木来吸引鹿；他们还会不时挪动耕地，免得把土种乏了。

森林大到没法一眼看全，也许也大到没法描述。写它的人总会忍不住用宏大的语言，做些古怪的视角跳跃。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把一辈子都献给了他所谓“美洲森林的历史”，其实那是一部帝国史。1880 年代写作时，他手里没有卫星照片，于是借了一群从奥尔巴尼往北飞的加拿大雁的视角：“空中的旅人振翅而行，战场像一幅地图铺展在它们脚下。先是蓝色的哈得孙河，在森林间沉睡，河岸上一座座堡垒……”帕克曼的大雁特别留意军事建筑：乔治湖“闪光的胸膛”旁的威廉·亨利堡，提康德罗加堡上法军的白旗。它们继续扑扇着往前飞：

“尚普兰湖此刻在它们面前展开，越飞越宽：左边是阿迪朗达克的群山荒野，像一片凝固的风暴海；右边是绿山山脉长长的队列；更远处，在东方天际朦胧的边缘，白山高踞在蛮荒的孤寂之中。”

这段文字有点傻气，但我非常同情它，因为我也花了数不清的时间盯着各种地图，想把一整片森林搬进脑子里。

帕克曼七卷本《北美的法国与英国》的核心，是一个关于财产的问题。“这片草原与森林的世界，属于谁？”他问。帕克曼写道，法国人“凭发现与占有的权利”宣称拥有它，还说法国人分配土地有一套“出色的制度”：“凡从王室那里得到赠地的人，都必须在合理期限内改良它。做不到，土地就不再归他，转给更能干、更勤快的人。”帕克曼写道，英国人最终在这方面胜过了法国人：“新英格兰首先是物质进步之地……不，它甚至违背四福音书，把孜孜求利抬到了义务的高度。”从森林里获利最快的办法，就是卖掉或烧掉木材，然后种上经济作物。

英国植物学家阿尔伯特·霍华德爵士（Sir Albert Howard）把森林看作可持续农业的榜样。在他所谓的“大自然的农业”里，第一条规则是多样：“许多种植物和动物生活在一起。”他在 1940 年出版的《农业圣典》（An Agricultural Testament）开篇几页这样写。另一条规则是节约：“没有任何东西被浪费”，“没有任何东西会丢失”。不知怎么的，生长与腐烂就这样延续了千万年，没有谁在管。

美国作家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在《美国的动荡》（The Unsettling of America）里引了霍华德，说森林是“生长的力量与腐朽的力量保持平衡”的地方。我非常喜欢这个说法。一棵林中的树在原地死去，它缓慢的腐烂里涌出生命：苔藓、真菌、甲虫，还有吃甲虫的东西。一棵活着的阔叶树，每年把叶子全扔掉。拉瑟福德·普拉特（Rutherford Platt）在《伟大的美洲森林》里把这叫作“落叶理念”——这说法很好玩，好像森林的开国元勋们把“掉叶子”写进了宪章。但它确实是个绝妙的理念，能改变世界。在平衡中，生长与腐朽循环往复。落叶铺成的垫子成了千足虫的食物、蚯蚓的家。春天，雪水渗进去。一层厚厚的黑土就这样积起来。

我已经去过马克斯韦尔的起点了。这时我突然想到，离我家最近的那一段路线，我还从没走过。那段在东边的镇区界线上，根本不是路，碰巧还长满了树。我出了家门，沿着埃奇伍德大道的人行道走，一根根电线杆向远处缩小，像一道单点透视的练习题。

上一个冰期结束以来的两万年里，我住的这块地方经历了许多变化：冰川消退、人群迁徙、开始耕种。马克斯韦尔动身时，塞内卡人的城镇、果园和农田，是一片广阔森林里的空地；这片森林当时还覆盖着半个北美，从大西洋岸一直到密西西比河。我住的这片布赖顿的房子，是 1930 年代开始盖的，但这地方更老的年代，在任何一张公路图上都看得见。早期的路，是从某个重要地方通往另一个重要地方的。门罗大道（Monroe Avenue）是一条很老的路，从卡南代瓜湖北端通到杰纳西河上一处可以涉水而过的浅滩。它不直，而是在科布斯山和品纳克尔山之间合情合理地拐弯。在马克斯韦尔来到之前很久，人们就一直这样走。

马克斯韦尔之后，来了一个新时代：所有新路都平行于他的镇区界线开。比如布赖顿—亨丽埃塔镇界路（Brighton-Henrietta Town Line Road），它的走向跟地形毫无关系；开车经过时看到的东西——一家汽车修理厂、一座有三个尖顶的小教堂、一家亚洲超市、一家情趣用品店、一家唐恩都乐——彼此也毫无关系。就好像马克斯韦尔给这片地方开了“自动排列”，于是此后两百年，每一条主干道都自动吸附到网格上。

我在罗兰老农场的旧址前停下。我的朋友罗杰小时候就住在农场隔壁。他记得，罗兰先生的地里有一片原始林，田里的土肥得吓人，种菜得小心别被庄稼撞倒。“挖个坑，丢颗种子，然后往后站。”罗兰先生这样警告。

一直到 1950 年代，埃奇伍德大道边上还有几座农场。但没过多久，它们就被分割成了住宅地块。如今这里的树，大多是人们自己在院子里种的。挪威枫很常见，是皮实的行道树，不是本地种，对融雪盐和汽车尾气都不在乎。一排排金钟柏当作活的隐私围栏。布赖尔庄园公寓楼上方，七棵高大的悬铃木投下树荫，它们是英俊的庞然大物，树皮像按数字填色画，黄、灰、淡紫褐交错。

走过那排悬铃木，我拐上一条沿着铁丝网的柏油自行车道。再往前一点，一块牌子标出镇界。我在铁丝网上找到一处矮的地方跨过去，进了树林，又跟上了马克斯韦尔。

高高的树冠底下很暗，灌木稀疏。马克斯韦尔当年描述这一段路线时写的是：“极好的山毛榉与枫树林地，夹杂白蜡、榆、橡、椴，等等。”我找到一棵山毛榉，树皮光滑发白，树干足有两英尺粗。树底下，有一只摔碎的陶瓷马桶。没接任何水管。有人把这只马桶搬到这里，放在地上，然后抡起锤子把它砸了。

我看了看手机地图。卫星照片上的树林几乎没什么特征，只有一条叠在树冠上的黄色镇界线，和线上的一个蓝点：我。我还在马克斯韦尔的路线上。但地上没有路可走。仅有的路是动物踩出来的小径，软软窄窄的，从倒下的枝干底下穿过去，或者拐进低矮的灌丛里不见了。

林子很杂：幼树、成材的树、站着死的树、倒下死的树。我看到一棵红枫，树皮上的环形裂纹像靶子一样鼓出来；一棵白蜡，树皮裂开、翘起，裸露的木头上刻满白蜡窄吉丁（emerald ash borer，一种从亚洲传入、专害白蜡树的甲虫）蜿蜒的虫道；一棵精瘦的美洲鹅耳枥，长着十根树干，其中一根在我膝盖高的地方被啃过；一棵椴树，喷着一道红漆，一圈圈都是啄木鸟的洞。

如果这算森林，也是一片半毁的森林。很多地方的土被洪水冲得裸露、开裂。但多样还在，腐朽中也有生命。鹿的蹄印穿过一道泥沟。鲜绿的苔藓盖满正在变软的倒木，蕨类在长。头顶上有吱吱的叫声，树叶里沙沙地像在下雨：有谁在上面拆坚果。青黄色的果皮一块块落在我身边，回到土里。

1788 年 9 月，休·马克斯韦尔在林子里摔了一跤，伤了小腿。他写道，“在沼泽里蹚水、在湿灌木里穿行”，让伤更重了。他在塞内卡人的城镇卡纳德萨加（Kanadesaga）躺了三个星期，除了想事情和写家信，无事可做。

他想念布丽奇特。“我挂念你过得好不好，”他写道，“我盼着你的消息，也爱听你的消息。”他提醒她让儿子把干草收了，弄些长木瓦把屋顶修好，把粪肥运到地里，按时犁地、播种。

他也想念教会。年轻时在乔治湖死里逃生后不久，马克斯韦尔就入了教会。从他的信看，他从此给自己定了一套严苛的规矩：必须不停地努力去争取一种永远争取不到的认可。在马克斯韦尔眼里，人间生活成了一场道德操练，为的是配得上永生。他写道，上帝“每天都把恩惠堆在我们身上，尽管我们邪恶，不知感恩”。如今，又一次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受了伤，马克斯韦尔在信里向妻子提到“没有原则的家伙和喝醉的野蛮人”，还说：“在这里，信仰的团契是根本谈不上的。”

距离大陆军远征塞内卡人的地盘，才过去九年。当时，塞内卡人和效忠英国的托利派一起袭击莫霍克河沿岸的白人定居点，年轻的美国于是抛开了欧洲的战争惯例，想把塞内卡人的村社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直接目标是彻底摧毁、荡平他们的定居点，尽可能多地俘虏，不分老幼男女。”乔治·华盛顿在命令里写道，“务必毁掉他们地里的庄稼，并阻止他们再种。”在卡纳德萨加，大陆军至少烧了 50 座塞内卡人的房子，把熟了的玉米和豆子从田里扯掉，用刺刀捅南瓜。一整片苹果园都被环剥了：每棵树干剥掉一圈树皮，造成一道无法愈合的致命伤。大陆军没抓到多少俘虏，因为塞内卡人赶在部队到来前往西撤了，等部队回去，他们又回来重建房屋、重新播种。

九年后，在卡纳德萨加养伤的马克斯韦尔，发现自己被印第安人包围着。“我盼着他们在我们这里的日子不长了，”他写信给布丽奇特，“我确实认为，宇宙的伟大主宰即将在这片荒野上种下荣耀的福音。”当然，要靠他自己的测量帮一把。“愿它如此，愿它早日遍布这片土地。”实际上，马克斯韦尔手头有两件难事：一是直线穿过森林，二是说服自己，干这件事的自己是个好人。

养了一个多月伤，马克斯韦尔继续测量。“第一英里穿过极好的土地。”他在林中写道，那是杰纳西河东岸一个未来镇区的边界线，他记下了附近将近半打不同的树。下一英里：“同样极好的土地和林木，但混有相当多的栗树。”第三英里差一些：“有 80 杆是湿洼地。”然后又是很好的地。他跨过一条小溪，溪水一会儿往这边流，一会儿往那边流。马克斯韦尔和小溪最后要去同一个地方：往北，到安大略湖。小溪走的是容易的路，顺着坡往下。马克斯韦尔走的是直的路，带着队员和测链穿过沼泽和林子，一英里又一英里。

第 18 英里的尽头，他在一棵小椴树上砍出“XIII”，标出第 13 镇区的一个角点，“周围的树也做了标记作为见证”，他写道。这是写给将来某个寻找自家地块边角的定居者看的。

当手机上的蓝点告诉我，我已经到了布赖顿镇的东南角，我花了些时间找那棵树皮上刻着 XIII 的椴树。当然，这是在自欺欺人。马克斯韦尔的斧痕是要撑几年的，不是几个世纪。我拍着蚊子，四处找，想找到马克斯韦尔走过的那片森林和我所在的地方之间的某种联系。一小截荧光粉色的胶带吸引了我的视线。这种东西我这辈子一直在林子里看到，是不怕风吹雨打的垃圾，会比我活得久，我想，也会比林子里任何一个活物都活得久。我把视线移开了，因为林子里的垃圾我不可能一件件捡起来背出去。然后我又看了一眼，对这地方的理解变了。

那截粉色塑料是测量胶带，系在一根树枝上。树枝旁边有一根矮矮的方形水泥柱。这就是标志——测量员的行话叫“界碑”（monument）——它取代了那棵刻着 XIII 的椴树。它比树耐久；虽然矮小、不起眼，那面不会腐烂的粉色塑料小旗让它很难被错过，连我都错过不了。

马克斯韦尔是这样写这个地方的：

此镇之界线土地甚好，覆有

茂密林木：山毛榉、枫、榆、椴、

白蜡、灰胡桃等。地势不甚起伏。

榆树现在没有了，其他他提到的我都见到了。这不是“原始林”：离我最近的大树是一棵双干的银枫，是从树桩上重新萌发的次生林。但地方没错。

我在那儿待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做，有点目眩，也有点被震了一下：两片森林在这里重叠——马克斯韦尔穿过的那片，和我身处的这片。森林没有消失，但它变了，我们和它相处的方式也变了。在我看来，我们把森林想象成荒野的时候，也就把自己想象到了森林之外。它成了一个去游览的地方，一种资源，或者一座公园，而不是我们的家。

大概是这样吧。我半天没动，以至于一只赤狐没发现我，在我附近停下，鼻子朝天，尾巴伸直。我看着它，它看着别的什么。然后一台吹叶机呜呜地响起来，狐狸和我各走各的路。

在一片健康的森林里，生长的力量与腐朽的力量保持平衡。但这两种力量也是一切生命的处境，无论平衡与否。

走到安大略湖，马克斯韦尔在一棵树上刻下名字的首字母，然后回了马萨诸塞州的希思（Heath）。之后几年，他在那里当执事和治安官。他申请过伤残军官抚恤金，被拒了。67 岁那年，负债累累的他买了一批马，带着它们去了西印度群岛：那里的甘蔗种植园需要马，也需要被奴役的人。那是一个噩梦般的世界，人和马在酷热里被成批地干到累死。我很好奇，他是怎么跟自己解释这桩新生意的。马克斯韦尔卖马赚了钱，却在回程的船上死于黄热病，海葬。

我没法去马克斯韦尔最后安息的地方，就开车去了马萨诸塞州西部，他的老房子。在 2 号公路上，我锁定了奥尔巴尼一个很棒的电台，信号一直撑过塔科尼克山脉，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敦（Williamstown）。这条路是 1920 年代修平、装上护栏的，底下是一条更老的路，说不定从上一个冰期起就有人在走。路边一条溪水在石头上翻滚。这有什么要紧的？我为什么喜欢它？我喜欢这条路，因为它不是任何人的主意。冰川把这条路放在这里，人们跟着走了。

马克斯韦尔当年的房子看起来出奇地现代，装着太阳能板，车道上停着一辆普锐斯。我敲门，一位女士来开门。房主苏把我请了进去。厨房里，一整面墙几乎都是壁炉，壁炉上方镶着一块整板，金黄色，20 英寸宽，苏觉得是云杉。隔壁房间还有更多那种宽板护墙，一个小壁炉上方是一排橱柜，壁炉里装了一盏植物灯，照着一堆盆栽仙人掌。苏给我看了马克斯韦尔唯一一幅画像的复制品：一幅骑马的剪影，独立战争期间画的。她还有一本《基督徒爱国者》（The Christian Patriot），是马克斯韦尔的女儿普丽西拉写的传记。她回忆父亲嗓门洪亮，爱给孩子们唱一首歌颂邦克山英雄勇气的血腥歌谣。房子附近有一片墓地，里面有马克斯韦尔的纪念碑，一座高高的方尖碑，侧面的字已经磨损了。

我还开车去了乔治湖，去看 22 岁的马克斯韦尔第一次看见死神穿过森林向他扑来的地方。我沿着美国 9 号公路开，经过一座铺得很开的奥特莱斯购物中心，还有血池（Bloody Pond），那场法国—印第安人战争早期的混战结束后，阵亡者的尸体被扔进了这片水塘。然后我从密集的树下钻出来，看到托马斯·杰斐逊曾经称为“无与伦比，我见过最美的水”的地方。杰斐逊写道，乔治湖“清澈如水晶”，两岸的山“覆盖着茂密的崖柏、银冷杉、白松、山杨和纸桦林”。如今崖柏林被一座座避暑豪宅打断，海滩边的沙地停车场挤满了车，但山还是山，长长的湖依然在两山之间伸向远方。我到的时候，海滩上挤满了玩趴板的、打排球的、只是在水里扑腾的人。一个男人把网球扔进湖里，一条狗猛地助跑一跃，去叼回来。

我在附近的乔治湖古战场露营地订了个营位。我的营位和 9 号公路之间只隔着几棵松树，四车道上车流轰鸣。我把折叠凳支在人行道边，对面是一座埃克森加油站。

我试着想象年轻的马克斯韦尔光着上身、赤着脚从这里狂奔而过，被森林包围，怕得要命。在说英语的定居者中间，乔治湖的事会被记成一场屠杀；而这里本是他们家园的原住民，因为他们的战争惯例和欧洲帝国的不一样，被叫作野蛮人。这是很有力的讲故事方式，对殖民事业不可或缺。

马克斯韦尔就是靠这样一个故事的某个版本把自己练出来的：他甩开了死亡，寻求上帝，追逐利润，同时宣称自己不知感恩。他把自己磨成了一个职业战士，把赌注押在来世，同时在一片古老的森林上画棋盘，给它“改良”。他在家信里写“未来的子宫”，这个古怪的比喻我到现在也没弄懂。他以为是谁让未来怀上的？是上帝，还是菲尔普斯—戈勒姆公司？我不懂这个人。可话说回来，我 22 岁时没上过战场。我在一家餐馆打工，写小说。

我能想到的关于这个地方、关于休·马克斯韦尔的每一个故事，似乎都是又一篇虚构，一台分配罪责的机器。罪责必须分配——原住民社群不是自己让出家园的，森林也不是自己毁掉的——但同样必要的是继续看下去，并努力不断意识到，自己有多少东西不懂。当年在乔治湖加入法国一方的原住民盟友里，有一支十个人的艾奥瓦人（Iowa）队伍，他们从五大湖以外走了一千英里来打英国人。他们当时在想什么？一路上经历了什么？他们只能讲给自己听，因为乔治湖没有一个人懂他们的语言。

我努力揣摩这些人将近 270 年前的经历时，突然意识到，我更该担心的是那些胆大的行人：他们正试图从营地横穿 9 号公路，去埃克森加油站附设的小超市。有人行横道，但车开得很快。

这里的东西太多，我理不清。当年的战场如今是度假地。战争是暴力的，四车道公路也是。乔治湖很美，而让我纳闷的是，那家小超市也挺好看：高瓦数的红白埃克森招牌，玻璃门面透出柔和的黄光。

我走过去。小超市里亮得像个小型嘉年华，冷气开得很猛，有一种便利店特有的、甜腻又脏兮兮的气味：煮过头的咖啡和炸土豆条。人们在买薯片、肉干、汽油和派对用冰。生长的力量和腐朽的力量在这里互相推挤。我喜欢待在那儿。我挑了两罐冰啤酒，谢过收银员，沿着人行横道安全地回到营位和我的折叠凳，看着人们来来去去，一直看到深夜。

休·马克斯韦尔给布丽奇特写那个“未来的子宫”的故事时，有几件事说错了。

他说对了，这个国家在变。就在他在林子里踩线，努力把这个大到任何人脑子都装不下的东西装进脑子的时候，美国批准了它的第二部宪法。那份文件四千多词，大量使用“shall”这个词——一个表示将来动作的情态动词——一共用了 191 次。正式文本写在四大张羊皮纸上，墨水是用栎树虫瘿做的。

他说错了，塞内卡人在这里的日子并不短。他们还在。在离我家往西一小时车程的托纳旺达保留地（Tonawanda Territory），塞内卡人至今仍按《大和平法》（Great Law of Peace）自治。那是豪德诺索尼联盟（Haudenosaunee Confederacy，即易洛魁联盟）的宪法，在清教徒登上普利茅斯之前就已制定，记录在白色贝壳串珠（wampum）上。托纳旺达塞内卡族目前正在反对一项计划：有人要在他们的林子旁边建一座数据中心。

他说对了，新的居民会来。他铺在森林上的网格，成了土地办公室里的一张地图，他的雇主们很快就在一个个方格上用小小的花体字标上“已售”。定居者先是零零星星地来，后来一波一波地来，砍树、烧树桩、打狼，赶着牛队犁开黑土，为自家种菜，种小麦经伊利运河运出去卖。

我所在的第 13 镇区，土地好坏参半。有些地方是黏土。布赖顿后来以砖厂出名。这门产业早没了，但今年高中想把一块草地运动场换成塑料草皮时，碰上了一个难堪的意外：地下几英寸埋着砖块、玻璃和金属碎片；检测显示，砷、铅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都很高。我女儿踢过球的那块场地，现在盖着塑料布，等州里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在埃奇伍德，土地就像马克斯韦尔说的那样肥。但他也许会惊讶：这一点只重要了没多久。土壤肥不肥基本无所谓了，甚至是个麻烦：草坪得修剪，落叶得吹成堆，春天还得用水管冲掉挡风玻璃上的花粉。

没有哪种描述、哪个故事，大到能装下马克斯韦尔穿过的那片森林。我能想到的最好做法，是继续找更好的问题。比如这个：如果森林有一部宪法，上面会写什么？它的几个平等分支，也许是土壤、空气、水和阳光。它肯定没有总统。它的权利法案也许会写明：差异存在；生物可以奋力争取；生命包括积累财富，死亡包括释放这些财富。没有什么被浪费，没有什么会丢失，但最终一切都得放手。你死的时候，只是把你的财富摊开在地上。

高端，不只是材质而已：Apple Watch Edition 的前世今生

第一个答案：贵

2014 年 Apple Watch 发布时，苹果自己都还没想清楚它是什么：iPhone 配件、健康设备、运动表，还是能跟传统腕表抢生意的时尚单品？第一代分三档：铝壳的 Sport、不锈钢的标准款，和顶端的 Edition——18K 黄金或玫瑰金表壳、蓝宝石表镜，连表扣、扣针都是 18K 金。黄金太软，苹果专门研发了硬度是普通金两倍的合金。

价格才是重点：Sport 起价 2588 元，不锈钢款 4188 到 8288 元，Edition 起价 74800 元，部分款到 126800 元。一块一年后就出新款、几年后连新系统都升不上去的电子产品，被卖进了机械表和珠宝的价格区间。苹果还把它铺进巴黎老佛爷、东京伊势丹、伦敦塞尔福里奇这类百货，以及 Colette、Dover Street Market 这些时尚买手店，碧昂丝、卡尔·拉格斐都戴过。

结果只活了一代。苹果从没公布销量，但 2018 年东京伊势丹以几百美元清掉了剩余库存，说明了一切。矛盾很简单：买高级腕表的人要的是能传下去的东西，电子产品给不了；普通用户又跨不过几万元的门槛。苹果没放弃 Edition，但放弃了“越贵越高级”这个最直接的答案。

第二个答案：难

2016 年 Series 2 的 Edition 换成了白色精密陶瓷，起价降到 9588 元。这是第一次把“高端”的解释权从贵金属本身，转到工程材料和制造工艺上。

陶瓷做起来极麻烦：氧化锆粉末混氧化铝，压坯，在约 1500°C 下烧结 35 小时；烧结时整个表壳会均匀收缩约 20%，模具必须提前把收缩算进去。烧完还要过 70 多把金刚石刀具的数控加工，最长 6 小时，再抛光约 2 小时。这显然不是为了省钱，而是展示“我有能力把一种极难加工的材料做成手表”。作者认为，Edition 从这里找到了更符合苹果自身优势的高端逻辑：不像珠宝那样强调稀缺和价格，而是强调材料科学和工艺。 2017 年 Series 3 又加了灰色陶瓷。

Edition 的消失与回归

2018 年的 Series 4 是 Apple Watch 史上最重要的一代之一（边框收窄、心电图、摔倒检测），偏偏没有 Edition。但陶瓷没走：全系换上了陶瓷加蓝宝石的表背，用来改善蜂窝信号。陶瓷从昂贵的外壳，变成了服务内部工程的功能材料。

2019 年 Series 5，Edition 回来了，而且两款：白陶瓷，和新登场的钛金属。钛强度重量比高、耐腐蚀，磨砂质感比不锈钢低调，更接近传统工具表的审美。作者把三代逻辑串成一句：黄金证明昂贵，陶瓷证明难做，钛开始强调实际使用价值。 2020 年 Series 6，陶瓷再次退场（一别六年），只剩钛，因为钛够特别、又不像陶瓷那样难产，而且“轻”是戴上手腕就能感觉到的好处。2021 年 Series 7 是 Edition 最后一代。

下放

2022 年，Edition 退场，同场出现了钛壳的 Apple Watch Ultra。定位完全不同，却有继承关系：钛的轻、硬、耐腐蚀，放在日常表上算锦上添花，放在要上山下海的户外表上就顺理成章。2024 年 Series 10 干脆取消不锈钢高配，换成抛光钛，重量比上代轻近 20%。作者的概括很妙：当年是“想要钛？那你得买 Edition”，现在是“想要高配？它已经是钛了”。

2025 年 Series 11 的钛壳全面转向 3D 打印量产：用 100% 再生航天级钛粉逐层打印，原材料用量约为前代一半。这跟当年花几十个小时烧结陶瓷壳是同一件事：研究新材料、新工艺，再把原本没法量产的方法带进大规模生产。只是不再贴 Edition 的标签。

2026 年 Series 12，陶瓷时隔七年回归（珍珠白、夜蓝），但名字只是 Series 12，不叫 Edition。陶瓷不再负责定义“最高端”，只是三种材质之一。彩蛋是：陶瓷款配的运动表带用陶瓷按扣，而单卖的同色表带仍是金属扣——想要那枚小扣子就得买整表，这正是当年 Edition 的老套路。

作者的结论

只看存续时间，Edition 不算成功：金只活一代，陶瓷和钛断断续续五代，2022 年后整个系列消失。但当成苹果研究高端材质的试验田，它没失败。苹果最终没找到让智能手表像机械表一样“永恒”的材料，却找到了属于电子产品的高级逻辑：材料的意义不在于让电子产品更像奢侈品，而在于更好的质感和体验，并让过去难以量产的工艺真正进入量产。原话是：“Apple Watch Edition 留下来的，不是一种材料，而是一套做材料的方式。”

Taste 训练（周二·游戏）：MMO 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

一台被看不起的“游戏机”

1982 年 11 月上市的 Commodore 64（C64），以当时还算慷慨的 64KB 内存命名。十二年里它成了史上最畅销的台式电脑，保守估计卖了 1250 万台。售价 595 美元，而只有 48KB 内存的 Apple II 要 1500 美元左右。它能接电视当显示器，系统和 BASIC 语言直接烧在硬件里。它的声音芯片原本为合成器设计、图形芯片原本为游戏机设计，便宜却画面声音都超前。也正因为太适合打游戏，它在 1980 年代地位很低。游戏学者耶斯珀·尤尔（Jesper Juul）在 C64 史《太好玩了》（Too Much Fun）里说，“游戏机”这个标签的潜台词是：想“认真”，就该买一台贵得多、能力差不多、只是打不好游戏的电脑。

但它的文化影响很认真：它把游戏从街机厅搬回家。街机要你赶快结束好再投币，家里则允许无限时长的玩法，其中就有一款预告了今天这个高度互联世界的游戏。

Q-Link：在下班时间租来的网络

1986 年改款的 C64C 捆绑了一个通信程序，连到在线网络 QuantumLink（Q-Link）。它在企业下班后低价批发带宽，又用了当时很新的客户端—服务器架构，每小时只要 3 美元，而商务向的 CompuServe 工作日白天要 22.5 美元。用户可以聊天、逛论坛、一起下棋打牌。而最革命性的游戏，是卢卡斯影业游戏部门做的 Habitat。

没有剧情、没有目标的游戏

当时没人说得清它是什么，有人叫它“世界模拟游戏”，有人说是未来学家预言的“互动电影”。可它没有剧情，也没有目标，只提供一套搭建迷你社会的工具。奥克兰电子游戏博物馆 MADE 的创始人亚历克斯·汉迪（Alex Handy）说：“它是第一个虚拟世界，几乎所有关于网络世界的原始术语都源自它。”

Habitat 第一个在网络语境下使用“化身”（avatar）这个词；第一个有游戏内货币（新玩家领 2000 代币，每天上线再领 100）；第一个允许玩家之间买卖；可以自定义化身外观——汉迪说，这是第一次在游戏里花钱买外观，“如今这是几十亿美元的产业”。玩家有房子可以装修，聚在中央喷泉边用对话气泡聊天，开派对；有人办报纸《咆哮》（The Rant），有人创立了一个教会“神圣核桃会”。

设计者变成了立法者

创作者奇普·莫宁斯塔（Chip Morningstar）和兰德尔·法默（F. Randall Farmer）在 1990 年的论文《卢卡斯影业 Habitat 的教训》里说，这个游戏“刻意开放、多元”。可开放意味着连几百人的测试都会出意外。一个花了几周搭的解谜寻宝活动，被一个玩家 8 小时解完，很多人还没开始。“结果是一个人玩得很爽，几十个人一头雾水，大量设计投入一眨眼就烧完了。”他们只好不再像传统游戏设计师那样想，而是像规则制定者那样想。

还有一次，玩家发现了套利机会。游戏里有自动售货机（Vendroid）买东西、当铺机（Pawn Machine）卖回去，物品凭空生成、没有成本，而且为了逼真，各地价格不同。设计者定错了价：玩偶在一台售货机卖 75，在城另一头的当铺能卖 100；更糟的是，水晶球一处卖 18000，另一处能当 30000。几个精明玩家来回倒了几个小时玩偶，再用赚的钱倒水晶球，每人攒到几十万代币，一夜之间把 Habitat 的货币总量翻了五倍。法默说：“那个周一早上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这是第一个“刷钱漏洞”（dupe bug，游戏里的钱凭空冒出来）。

套利者起初说“赚得光明正大，不告诉你们怎么来的”，后来还是交代了，漏洞被修好。担任管理员（游戏里叫“神谕”）的法默让他们留着钱，他们用这笔钱给社区赞助寻宝活动，事件以建设性的方式收场。

更惊喜的是，玩家自发组起了表演团体。为了在网络延迟下同步动作，他们用秒表和电话排练。莫宁斯塔说，人们愿意为这种创造费那么大劲，说明人想彼此互动、想创造的冲动非常强大。要知道，1988 年付费测试时连线费是每小时 4.8 美元，有个少年测试者一个月花了 600 美元，被他爸勒令退出。

在 64KB 里变魔术

整套东西跑在 64KB 内存、100KB 磁盘、每秒传 30 个字符的调制解调器上。诀窍是把大部分代码放在服务器端，客户端只留一张简单的物件表和 GET 之类的命令，这种架构后来很常见，在当时却很新。1986 年宣布，1989 年才向公众开放。莫宁斯塔说，调试分布式系统本身就是新东西，再放进一群人类，又多出一整层没人有经验的调试。

正式上线时它改名“加勒比俱乐部”（Club Caribe），去掉武器和魔杖，包装成海岛度假，但外星人脑袋之类的怪东西很快又溜了回来；企鹅赛跑很流行，还有每月比赛的慢动作表演队，被形容为“吃了镇静剂的啦啦队”。

珊瑚礁

早在社交媒体之前，Habitat 就暴露了大规模线上互动的复杂和危险：有人是模范居民，有人彻底失控。汉迪说，在线上，“人们会做一切可能做的事——好的、坏的、邪恶的、中性的、怪的、疯的”。他的博物馆主持了游戏的复活版 Neohabitat。他说，法默和莫宁斯塔从 Habitat 学到：“人挺可怕的，给他们匿名和自由，他们会干可怕的事、违规的事，但也会干美好的事、结成社区。就像某种怪异的珊瑚礁，美味的鱼和剧毒的鱼都在那里。你没法挑。全都在一起。”

我们留着的那些照片里，藏着什么？

一箱相册

母亲摔断髋骨住院，又开始慢慢失智，作者从美国飞回日本照顾她。妹妹多年前猝然离世，父亲也走了。在母亲公寓堆满几十年杂物的空房间里，她看到一个搬家纸箱，上面是母亲的字：“Sawa 的相册”。她当场哭了。

箱子里是她和妹妹几百张照片，14 本，整整齐齐，配着说明。这是父母从 1960 年代中期开始持续投入的劳动，那时拍照还需要技术，也要花钱。父亲是狂热的业余摄影师，细致地记录两个女儿的成长；母亲负责整理成册。海滩便当、开学第一天、新年神社，小时候姐妹俩一遍遍翻，讲给自己听这个家的故事。

不在照片里的人

起初是回到熟悉之物的感觉，慢慢地，一种说不清的不安冒了出来。

她先注意到谁在照片里，后来是谁不在。第一年母亲常出现，但多半在画面边缘：从背后扶着她的手，或画框边上的一角裙摆；之后越来越少。父亲几乎一直在镜头后面。

全家四口的合影呢？她把箱子又翻了一遍：**一张也没有。**父母作为夫妻的照片也几乎没有。除了婚纱照和恋爱时的几张快照，没有纪念日、旅行，也没有两人在家安静相处的瞬间。连相册的结构都是分开的：每人一本，各自署名，没有一本“全家福相册”。每一本都是一个人的童年记录，同时也替代了这个家的共同历史。

记录得越细致，缺席的东西就越难忽略。

记忆工作

后来她才明白，自己是在做文化理论家安妮特·库恩（Annette Kuhn）所说的“记忆工作”（memory work）：回到照片前，认真看它拍下了什么，同样认真地看它没有拍下什么。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里说，照片是“直接从现实上拓下来的东西，像脚印，或死亡面具”。但照片也会参与构造记忆：让某些关系和情感可见，把另一些留在阴影里。

看进那片阴影，她以为早已放下的旧情绪又回来了：对父亲控制欲的怨，对母亲隐忍的同情与气恼，还有整个童年都带着的、模糊而持久的孤独和被抛弃的恐惧。

父母自己的童年

她想到了父母的童年。他们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不久的东京、横滨长大，1945 年的燃烧弹轰炸烧掉了两家的房子和几乎全部家当。他们在物资匮乏、被丧失和动荡塑造的家里长大，童年几乎没留下照片——活下去已经顾不上记录。成年后，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中产理想流行起来。父母照着这个理想过日子：父亲是长时间在外工作的养家人，母亲是全职主妇。两个女儿茁壮成长的照片，就是他们成就的记录。

十几岁后，姐妹俩深夜坐在厨房桌边，一次次回到同一种不安：父母给了稳定的家、好的教育、出游和度假，可她们并不总能感到情感上的亲近。父母的爱有时就在眼前，转眼又够不着，姐妹俩各自学会了不去指望它。好像某些形式的亲密，在父母会搭建的那种家庭里没有位置。

美国学者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的“后记忆”（postmemory）概念帮她给这份遗产命了名：一代人的痛苦或创伤，会在下一代人的生活里回响，即使下一代并没有亲历其因。战争和匮乏不是姐妹俩的记忆，却塑造了父母为她们建的家和家里的情感气候。相册里拍到的，是复原的可见迹象：稳定中产家庭的日常乐趣；沉默指向的，是更难修复的东西：亲密和情感上的确定感。

“家”的旧模型

作为人类学家，她还看到了日本传统家庭模型“家”（ie）的残迹：家是围绕角色和延续组织起来的单位，而不是情感亲密的场所。用这个视角看，父亲不在画面里，是距离，也是他对“一家之主”角色的投入；母亲在画面边缘若隐若现，对应一种以服务和支持为结构的性别角色，也是让其他人“能被拍”的那份照料留下的可见痕迹。

这些照料是真的，只是她小时候读不懂。妹妹去世后，她对父母有一股说不清的愤怒；如今回到这些照片前，她才看出那股愤怒连着更早的东西：姐妹俩共有的那种不确定，最需要的时候父母的爱会不会在。她也终于明白，父母多么努力想给她们一个比自己更好的起点。如果他们没能给出情感上的安全感，那不只是失败，也是他们从自己童年继承来的东西。

她说，记忆工作给她的，是一种把曾经无法调和的真相同时放在手里的方法：父母真实的照料和情感上的疏离、他们追求的和牺牲的、姐妹俩共同的不确定、她年少的失望，以及她对那个安全稳定的童年重新生出的感激——全都是真的，全都很人性。

最后她给读者留了几个问题，不管照片在相册里还是手机里：哪些人被拍在一起，哪些没有？哪些关系只以画框边缘的痕迹出现？哪些时刻总被记录，哪些从不留痕？

剪辫子：辫子、华人移民与公民身份的边界

港湾里的另一座雕像

1880 年代初，法国雕塑家巴托尔迪（Frédéric-Auguste Bartholdi）正在造自由女神像。几千英里外，旧金山一份尖刻的画报《黄蜂》（The San Francisco Illustrated Wasp）在 1881 年的封底画了一幅“假如这座像立在旧金山湾”的样稿：同样站在高基座上、披着宽松衣物、一只手高举，只是中央人物不是象征自由的女性，而是一个华人男子。最醒目的是他的头发：一条辫子从左肩高高扬起，像蛇在沙里游。像头后面射出的光芒上写着：污秽、不道德、疾病、毁掉白人劳工；他左手拿着鸦片烟枪。

辫子是清政府自十七世纪起对汉族男子的强制发式。十九世纪来美的华人移民大多是留辫子的汉族男子。到这幅漫画登出时，辫子已经让白人着迷、厌恶，甚至立法管制：1876 年旧金山通过一条法律，凡送进县监狱的男人一律剪发至一英寸。三年后联邦巡回法院推翻了它：条文表面不分种族，但针对华人男子的意图太明显，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

头发怎么变成了“生物学”

白人在意的不是辫子的颜色或样式，而是长度。这背后有两百五十年的传统：欧洲裔的教士、精英、科学家、报纸编辑，一直被男人的长发弄得又困惑又愤怒。

英国殖民北美的头一百年，发型被看作一个人身份的头号证据。当时很多男人都留长发，但新英格兰的清教领袖谴责他们：《圣经》把长发归为女人服从男人的标志，男人留长发就是“不像男人的服从”。到十八世纪，头发的生物属性（质地、颜色）开始变得重要，成了种族和性别差异的指标。到十九世纪初，许多科学权威把本属“发型”的长短也拉进生物学：女人的头发“天生”长、男人的“天生”短——而且这里的“女人”默认只指欧洲裔女性，非洲裔女性被排除在“天生的女性美”之外。

辫子来了

华人 1848 年随淘金热来到加州，后来修横贯大陆铁路，1869 年铁路竣工后大多在旧金山找工作。华人从没超过旧金山人口的 10%，但几乎全是成年男子，个个都是白人男工的竞争者；加州男人数量是岗位的四倍，某些行业华人确实占主导——1871 年全州 50% 的鞋靴出自华人之手。

华人受到的仇外待遇在当时所有新移民中最恶毒：他们本就被禁止入籍，又成了美国史上第一批按种族限制移民的法律对象——1875 年的《佩奇法》和 1882 年的《排华法案》。支持者一边说华工效率高得出奇、威胁白人饭碗，一边又嘲笑华人男子不够阳刚：单身来美、不成家；干的是洗衣、餐馆、家政这类“女人活”；还被指控引入华人女性性工作者、威胁美国妇女——这更多是道德恐慌，而非人口学现实。而这类攻击主要集中在头发上。

《黄蜂》的执念

《黄蜂》1880 年代是西海岸读者最多的报纸，在主编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手下，招牌漫画几乎只画一个主题：反对华人移民。1878 年一期自夸：“我们的画家把整个华人问题浓缩成一幅画，让人人一眼就懂。”

画铁路大亨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时用写实笔法，华人却从不以具体个人出现，只有一个标准漫画形象：宽松衣服、厚底鞋、辫子。这三样符号重复到成了华人身份的代名词，甚至能拿来做“种族变装”式讽刺（见文末 detail）。

又弱又强的一根辫子

漫画家最常画、也最被困扰的，还是辫子。历史学家李漪莲（Erika Lee）说，加州白人把辫子看作“在性别和种族上都模糊的文化异类”：长度像是阉割甚至性别倒错的证据；白人又默认所有华工都是不自由的契约“苦力”，等于缺乏自主。在“短发=政治主体”的白人男性气质背景下，辫子似乎是华人被排除在边界之外的铁证。

但作者认为，辫子其实动摇了这套由一连串二分法组成的体系：长对短、女性对男性、装饰对朴素、弱对强。在《黄蜂》里，辫子能卷、能飞、能违反重力直立；它容易被抓、被扯，却又结实到能吊起一个人的全身重量。脆弱和强大看似矛盾，恰好对应白人对华人移民的矛盾看法。

1882 年国会辩论《排华法案》时，《黄蜂》一幅中页漫画把华人画成章鱼人：几条手臂同时缝纫、熨衣、卷雪茄、刷漆、盖房，另一条手臂在打包一大袋钱寄回中国；门外一群失业白人闲坐，一个警察拖着其中一人往圣昆廷监狱走。华人身后，辫子优雅地飘着，显得一切毫不费力。白人一致认为，华人男子既女性化到不配获得政治公民权，又勤快到会夺走白人男人的生计；既是不够格的男人，又是工业资本主义所要求的生产性身体的终极形态。辫子是唯一柔韧到能同时容纳这两种说法的身体部位，也因此暴露出：那套几十年来把白人男性政治优越“自然化”的发长二分法，是有裂缝的。

今日 detail — 1882 年阿瑟总统否决第一版《排华法案》后，《黄蜂》把他画成留辫子的“阿凌·阿瑟”（Ah Ling Arthur），连同整个内阁一起换上华人装束；一个月后，他签了第二版。

我在伊朗长大 Persepolis（玛嘉·莎塔碧 Marjane Satrapi、文森特·帕罗诺德 Vincent Paronnaud，2007）

改编自莎塔碧的同名自传漫画。1979 年革命前后的德黑兰，爱李小龙、偷买铁娘子磁带的小女孩玛嘉长大：国王倒台，新政权让女人戴上头巾，叔叔被处决，两伊战争的警报一响就躲地下室。十四岁她被送去维也纳，当了几年格格不入的外国人，回到德黑兰又成了家乡的外人。几乎全片黑白手绘。《Time Out》的戴夫·卡尔洪（Dave Calhoun）给四星，称它是“透过一双特别眼睛看到的现实”；《萨克拉门托新闻评论》则提醒，抽掉政治背景它只是常规成长故事，撑起它的是手绘画风。96 分钟，2007 年戛纳评审团奖。轻剧透：奶奶每天往胸罩里塞茉莉花。

备注

• 本期中文源落在思辨：少数派 Matrix 社区作者秋风花雨落的《高端，不只是材质而已》，9/26 首发，10/13 上了少数派首页推荐。
• 远方是 Archive pick：The Public Domain Review 2025-07 的《Splitting Hairs》，已记入 archive_picks 表。
• 今天考虑过 Aeon 新发的《让身体失能》（Deskilling the body，把 AI 和手机说成“寄生虫”，偏技术恐慌）、Works in Progress《蚊子是一种选择》（用基因驱动等技术根除蚊媒疾病，很好，但本期已有一篇同刊，留作候补）、机核《恶魔城：贝尔蒙特的诅咒》评测（扎实但偏常规评测），都没用。
• 观影按「Persepolis」「我在伊朗长大」「Satrapi」在 Notion 观影库和片单里单查均无，观影历史表也没推过。
• 明日玩物轮播预告：周三香水。
• 一个可以接话的钩子：如果把你手机相册按“谁总在镜头后面”重新数一遍，那个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