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身

你以为你能当电工？

关于干手艺活（trades，指电工、水管工、木工、暖通这类需要执照和学徒期的技术工种），流行着这样一个故事：大学学费涨得失控，手艺活的工资却一路飙升，常常超过大学毕业生；就算你拿了学位，AI 也会取代大部分知识型工作。所以，故事接着说，工会电工年薪六位数，干的活 AI 又替代不了，谁还会花 20 万美元去读一个没用的大学？这个故事还有一层民粹味道：那些靠着稳拿 B 的成绩、一路晃进高薪工作的书呆子，终于要遭报应了——他们会被勤勤恳恳、真正在建设国家的蓝领实干派挤到一边！

在大众想象里，手艺活一直有特殊地位，被看作脱贫的一条路。它有自己的代言人，比如迈克·罗（Mike Rowe）——他当过歌剧演员，后来主持电视节目《干脏活》（Dirty Jobs，专拍各种又脏又累的体力工作）。他的基金会用奖学金把聪明、肯干的孩子引进手艺行业，如今官网首页醒目地打着“AI 抢不走的六位数工作”。但罗和大多数推销这个故事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自己都有大学学位。

干手艺活的人讲的是另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当学徒时，我们常拿老师傅开玩笑，因为他们老是缠着我们，劝我们离开工地回学校念书（就是那套“看看我这双手”的训话）。事实上，判断一个学徒脑子不太灵光，最靠谱的信号之一，就是老师傅们很快就接纳了他——这说明他们一眼看出，这孩子最大的出路就在工地上。

没人比老一辈手艺人更清楚这行的体力消耗和回报的不确定。所以，听一个老手艺人一句：事情比你以为的复杂。

钱更少

首先，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仍然高于没有学位的人，而且恰恰是因为那张文凭。在日常闲聊里，人们常常分不清“选择效应”（能上大学的人本来就更能干，所以挣得多）和学历本身的作用；但严谨的因果研究确实发现，大学毕业对收入有实打实的影响，一辈子下来往往多出几十万美元，只是不同专业差别很大。关键在于读完四年拿到学位，收入才会跳上去。

手艺活的工资也并没有在快速上涨。从 1970 年代开始，大学学历带来的工资溢价连续涨了几十年，一直到 2000 年代。新冠前后有过一段短暂的反转，但手艺活的涨幅大多集中在少数几个细分工种。凭这一点就劝人去干手艺活，理由远远不够。

当然，读大学也可能走错路。社工专业的毕业生平均收入比同届低得多，而且这个学位很可能把学生推向一个回报很低的研究生学位。但总的说来，几十年来“高中毕业就去上大学”这条老建议大概是对的。在这一点上，当年那些手上全是老茧、催我离开工地的老师傅，多半说对了。

算上大学的真实成本，这一点就更成立了。四年制大学的标价中位数在过去 30 年里涨得厉害，但大多数学生实际付的钱远低于标价。2024 年，公立大学本州学生实际支付的学杂费平均每年不到 2500 美元，而且从 2016 年起一直在降。

所以：上大学实际花的钱不多，还在降；拿到学位能解锁更高的工资；再加上，白领工作又安全又轻松。

更多身体伤害

我 20 岁那年在一次工地事故里摔碎了两只脚后跟。右脚是靠手术拼起来的：四块跟骨碎片，外加从髋骨取下来的一块骨头。工伤的后果似乎比同类的非工作事故更糟；而在当时，这种伤的预后普遍很差，医生一开始都说不准我会不会落下终身残疾。

想到我十几岁的儿子或女儿去工地干活，我脑子里常常会冒出“那次事故”。我想象我女儿——她现在比我当年小三岁——每天坐着工伤保险租来的轮椅，摇到啤酒店（The Beer Store，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连锁啤酒专卖店），回家灌下一打 Molson（加拿大啤酒牌子）。或者想到我儿子每晚得开着风扇睡觉，好盖过耳朵里的耳鸣。时间一长，体力活就会在身体上收账，而坐办公室的工作基本不会。

大多数白领职业的死亡风险小到可以忽略。即使在普遍被认为危险的“灰领”工作里，比如警察，大部分工作中的死亡也是车祸造成的。但有些手艺活的死伤风险，和这份工作本身固有的某个动作绑在一起。也就是说，你经常做的那件看起来就危险的事，最可能伤到你、要你的命。

高空作业的工种，比如钢结构安装工、屋顶工，死亡率高，因为会摔。输电线路工往往死于触电。树木修剪工的死法则五花八门：从高处掉下来，被树砸中，或者触电。干这些活的人都清楚、也都接受这些风险。几乎每个手艺人都认识至少一个因工伤长期休工的人，很多人还认识因工伤终身残疾或丧命的人。主要在白领圈子里工作、身边很少有人干危险职业的人，大概对这些风险没那么敏感。

有一些证据表明，富裕国家的人越来越回避那些可能伤到自己、要自己命的事。对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不愿意为一份工作去承担不小的伤亡风险。还有一种更隐蔽的版本：人们不敢摆弄实物，怕弄坏。我指导别人做家装 DIY 时发现，他们常常怕得要命——不只是怕触电、怕摔下来，还怕做错，怕把一个坏掉的东西弄到彻底修不好。（蓝领好像不太担心这个，也许是出于自负，也许是出于无知。）

对一份工作来说，最合适的冒险程度大概不是零；但你也很难笼统地反对一个人高度看重生命、看重免于疼痛和慢性残疾。人们放弃手艺活、去找安全又高薪的工作，完全可以理解。

蓝领内部的等级

白领似乎对白领工作之间的地位和收入差别很敏感，对蓝领工作内部同样的等级却有点视而不见。大多数人都明白，麦肯锡的合伙人和银行柜员是两回事，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根本当不上麦肯锡合伙人。

但他们往往没法把这个道理推广到手艺行业，也没法把手艺活放到整个蓝领就业的大背景里看。处在中位数的蓝领工人根本不在手艺行业：他多半是亚马逊的送货司机，年薪 4 万美元左右。如果拿到一份赚钱的手艺活，就像摇一摇工会电工这棵树、掉下来一份年薪 12.5 万的工作那么简单，送货司机们为什么不直接转行当电工？答案是：在蓝领的等级里，工会电工离麦肯锡合伙人更近，离银行柜员更远。

手艺活总体上属于蓝领里最好的工作；而在手艺活里，专业化的工会岗位尤其抢手。处在蓝领底层的人很难够得着这些岗位：它们通常需要培训、人脉、证书和执照，还有技术能力。我问过几个在工会工种干活的熟人，他们是怎么被选进来的。每个人描述的都差不多：一开始有 100 到 200 个候选人，经过考试和面试，筛到一二十人。最后怎么选出 4 到 8 个入行的，就不那么清楚了，看起来是人脉、此前的资历（比如服过兵役）和测出来的能力混在一起决定的。

公立学校有标准化考试，学生之间可以客观比较；但在美国，职业技术学校没有统一的成绩衡量标准，所以任何一所技校到底教得好不好，很难判断。几十年来，技校一直是那些因为成绩上不了大学的年轻人的去处。我们应该警惕一个流行的假设：认为这些培训中心的教法比别的学校更高明。

AGI 不会放过干活的人

如果通用人工智能（AGI，能在几乎所有任务上达到或超过人类水平的 AI）到来，消灭或大幅减少了对知识型工作者的需求呢？这会不会把就业的牌重新洗一遍，让手艺活占上风？

我不敢说自己知道答案：AGI 对就业的冲击往哪个方向、有多大，还不清楚，比我聪明得多的人也在激烈争论。写这篇文章时，大语言模型在白领工作上离人类水平，要比机器人在手艺活上近得多。但这个讨论里有一块很少被提到：AI 会怎样影响手艺活本身。

人们通常能理解那些成功的创新：以服务为核心的（爱彼迎 Airbnb），制药上的突破（mRNA 疫苗），甚至全新的物理技术（核电）。但他们不太理解，在制造业和建筑业这类物理领域里，技术变革是一点点迭代的。**手艺活里创新的方向，是绕开手上的灵巧。**今天的创新往往不是去改进、精炼人手的功夫，而是干脆绕过它。这在物理领域的工艺改进里很常见，但对熟悉过去几十年那些颠覆性创新的人来说，并不直观。

1950、60 年代的木结构工地上，有很多木匠能两锤子钉进一根 16 号钉（约 3.5 英寸长）：第一锤把钉子轻轻立住，第二锤一下砸到底。当时要是有人评估“机械紧固”这道工序，他完全有理由认为，改进锤子——人类最古老的工具之一，比智人出现还早——是件傻事。

可到了 1990 年代，气动钉枪——靠压缩空气打钉，碰一下或扣一下扳机就打进去——基本取代了木结构工地上的手工钉钉。对抡锤功夫的需求下降了，施工速度上去了。气动钉枪完全绕开了锤子，也绕开了“钉钉子”这个动作本身。钢筋绑扎枪、自动送钉的螺丝枪，都是同一个套路。超级智能的机器会给建筑业带来哪些具体创新，现在很难预测，但其中一些很可能会沿着这个方向走。

如果真有一部分沿着这个方向走，那么不必等机器人练到能像人一样使用现有工具，对人工的需求就可能大幅下降。

随着对手上灵巧的要求下降，手艺活对脑子的要求反而上去了。AI 很可能会把这个趋势倒过来。

活越来越复杂，一方面是整体机械化、减少手工投入的结果，这在农业、制造业等领域同样常见；另一方面，建筑本身也越来越复杂，部分是因为消费者的偏好越来越个性化，建筑规范越来越严。如今的住宅木结构施工常常用伸缩臂叉装机（一种小型起重机，能把整块墙体组件吊装到位）。楼里的一些系统，比如暖通空调（HVAC），基本由安装工自己编程的计算机系统控制。而且这些系统越来越跨平台联动：比如烟雾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可以作为暖通系统的输入信号，起火时减缓火势蔓延。要把这些系统调到最好，目前需要眼明手快、训练有素的技师来安装和监控。

随着 AI 看懂视频的能力提高，它可以把很多复杂性从人脑里拿走。比如，未来工地上的工人戴着智能眼镜和耳机，AI 实时看着他的动作，持续给出指导和反馈。某种程度上，这跟我偶尔用大模型的方式差不多，只是层级更低。通过耳机问一句扭矩规格，比翻手册快多了。拿住宅暖通里最容易出错的一项活来说：设定风量。一个技师可能要安装或维修十几个厂家的设备，每家有三种风机类型，每种又有几十个型号，每个型号的拨码设定都不一样。复杂的暖通安装可能有几十甚至上百个这样的参数，很多根本记不住，也没法合理地猜。一个能看到技师视野、又对设备了如指掌的 AI，完全可以手把手指导一双“笨手”把这活干好。

那么，该怎么建议

我们该怎样给考虑干手艺活的人更好的建议？首先，讲好处时有多坦白，讲坏处时就该有多坦白。我们也该看清自己在跟谁说话。最好的建议取决于听的人是谁：是一个出身蓝领家庭、想拼命挤进中产的高中女生，还是一个担心自己工作很快会被“能自我迭代的 AI”取代的软件工程师。

手艺活比坐办公室更消耗体力，而有些人觉得这种体力劳动——以及大量手艺活在户外完成这一点——是种解放。有些人能在重复某个特定的体力动作时进入一种心流状态，并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有些人觉得亲手做出东西、看着自己一天天进步，非常有成就感。有些人从一起出力干活里得到深深的同伴感。只要占了其中一条，尤其再加上对收入和地位不太在乎，手艺活就可能比白领工作更适合他。

如果白领被大规模挤出传统办公室工作、转去干蓝领，他们跟现有的劳动力相比，会各有长短。编程底子好的人，可能很快就比许多老工人更会弄暖通控制系统；但适应体力要求极高的活就难得多，屋顶工或模板木工这类工种需要更长的适应期。我们也许还该按性格来匹配人和工种，比如内向和外向：有些工种传统上大多独自干活，文化也安静，比如细木工；另一些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和人打交道，文化也吵闹，比如木结构框架施工。

有一件事我们必须避免：把手艺活简化成一个道德寓言。对合适的人来说，手艺活可以是份很好的工作；但它不是通往富裕的魔法门票，也不是对冲 AI 自动化的保险。手艺活也不是铁板一块。如果你想去学当屋顶工、水管工、电工或者暖通安装工，别浪费时间听别人对“手艺活”的高谈阔论——去跟真正干这行的人聊聊。

俄罗斯方块：一段离奇又浑浊的苏联身世

一个靠“盗版”传遍东欧的游戏，后来用版权告倒了所有模仿者。

本文节选自作者新书《苏联方块》（Soviet Blocks，MIT 出版社）。

从白宫下架说起

本月初，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款政治味很浓的俄罗斯方块仿制游戏《筑墙》（Build the Wall）。持有版权的俄罗斯方块公司（The Tetris Company，下称 TTC）在 X 上近乎明示地威胁：“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版权侵权。”四天后白宫撤下游戏，没给解释。

这件事暴露了 TTC 一项可疑的主张：它声称独家拥有俄罗斯方块那几种拼块，进而拥有任何“图形往下掉”的电子拼图游戏。依据是 2012 年一份有缺陷的判决（Tetris Holding v. Xio Interactive）：法官裁定，四个等大正方形边对边拼成的几何图形受版权保护，归俄罗斯工程师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Alexei Pajitnov）和商人亨克·罗杰斯（Henk Rogers），也就是 TTC。

问题是，这些叫“四联骨牌”（tetromino）的拼块不是帕基特诺夫设计的。加州理工数学家所罗门·哥伦布（Solomon Golomb）1953 年就在哈佛的一次演讲里描述过它们，1959 年《科学美国人》的数学游戏专栏又把它们普及开来。

冷战赢家的掌机里，装着一个苏联游戏

1993 年，一张白宫照片里，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专机上专心玩 Game Boy 上的俄罗斯方块。美国正宣称自己靠输出西方文化赢了冷战，可登上第一夫人座机的，偏偏是一款在克格勃严密控制的苏联人工智能研究所里写出来的游戏——那时里根还管苏联叫“邪恶帝国”。

它能火，恰恰因为苏联没有出版自由：帕基特诺夫只能把游戏当“萨米兹达特”（samizdat，私下传抄的地下出版物）发出去，只是《古拉格群岛》靠油印，他的游戏靠软盘拷贝。游戏传到匈牙利，被英国商人罗伯特·斯坦（Robert Stein）看中，此后版权在互相冲突的主张下辗转经过麦克斯韦尔集团、雅达利、世嘉，最后落到任天堂手里，成了 Game Boy 的“杀手级应用”。这时苏联已通过技术出口机构 ELORG 把游戏收归国有，主事的是官僚尼古拉·别利科夫（Nikolai Belikov），西方的销售收入让苏共金库赚得盆满钵满。

苏联解体之后：两份所有权

柏林墙倒后，冒出两份互相冲突的所有权主张。帕基特诺夫已移居美国，他的主张其实很弱：苏联不承认私有财产（锅碗瓢盆除外），也不承认软件版权；而且他是上班时间、用单位电脑做的游戏，按美国法律本该归雇主。但他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碰上几位同情他的法官，居然站住了。

别利科夫的花招更大胆：他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了一家也叫 ELORG 的公司，再以苏联 ELORG 负责人的身份把版权转给这个空壳，很可能和叶利钦的人、克格勃做了幕后交易。有据可查的是：他答应把一半收入分给已经结成黑帮的苏联将军和上校们，转头又黑吃黑，把钱藏进美国、非洲、开曼、巴哈马的层层空壳——多年诉讼留下了他本人的证词和股权结构图。最后三方和解：帕基特诺夫和罗杰斯拿到版权，别利科夫拿到 1500 万美元，还花 20 万美元买了本巴拿马护照，带着钱消失了。

被抹掉的合作者

两人接着清理一切妨碍“帕基特诺夫独创”说法的人和事，包括年轻程序员瓦迪姆·格拉西莫夫（Vadim Gerasimov）。1985 年他和帕基特诺夫一起开发游戏，独自写了 MS-DOS 版（原版跑在一台冷门的苏联小型机上，画面全靠句点和括号拼出来）。帕基特诺夫起初在美国法庭宣誓时承认过他的贡献，后来又宣誓说自己是唯一作者；罗杰斯也把任天堂 Famicom 版片尾里“原始设计与程序：格拉西莫夫”一行删掉了，前后两张截图一目了然。

从地下拷贝，到用版权圈地

90 年代中期，网上冒出大量俄罗斯方块的免费衍生版，TTC 派律师大军追打，对象常是十几岁的业余作者——而这款游戏当年正是靠免费传播起家的。它还越界追打 Alphatris 这种只用单格字母方块的游戏，并在法庭文件里声称那七种方块“由帕基特诺夫在 1980 年代原创设计”。美国版权法本不保护几何形状，Xio 案的法庭却上了钩。作者指出这错了两次：如果这些形状真能受版权保护，版权人该是哥伦布，帕基特诺夫反倒该被判侵权。

作者的结论：这是两种体制相遇的故事，也是官方神话和浑浊真相之间的故事——前后矛盾的宣誓证词、被系统抹掉的人和事，以及用版权垄断本该属于公共领域的数学概念。

Taste 训练（周一·电影）：安妮·卡森和电影有什么关系？

特洛伊人为一个幻影打了十年仗；玛丽莲·梦露至今还活着。

一个和电影“没关系”的诺奖得主

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匈牙利小说家，长期给导演贝拉·塔尔写剧本）、汉德克、石黑一雄都和电影关系密切。今年的得主安妮·卡森（Anne Carson，加拿大诗人、古典学家）不一样：她没参与过电影创作，作品也没被改编过。但她两次直接写过世纪级的女明星。

第一次：“我作为凯瑟琳·德纳芙的生活”

2000 年的诗文集《闲暇时光的男人们》里有一篇《反讽是不够的》，副标题是“我作为凯瑟琳·德纳芙的生活”。素材是泰希内 1996 年的电影《夜夜夜贼》：德纳芙演哲学教授玛丽，对年轻女子朱丽叶有强烈的依恋；朱丽叶离开去了马赛，玛丽自杀。卡森给诗里“自己”的名字就叫德纳芙——跳过角色，直接进入演员本人，有意模糊角色和明星的界线，还把场景搅进自己的古希腊诗歌课堂。她借的不是那个中年教授，而是“德纳芙”这个沉积了几十年、被法国人拿来代表法国女性气质本身的符号。

同一本诗集里的《电视人》组诗，把荷马的赫克托尔放进死亡谷的片场对着直升机作战，让死而复生的拉撒路在摄影棚接受纪录片采访，写法像拍摄剧本的碎片：镜头指示、画外音、导演和演员的对话混在一起——把古典人物硬塞进当代屏幕，看会发生什么。

第二次：梦露与“没去特洛伊的海伦”

2019 年，卡森的《特洛伊的诺玛·简·贝克》在纽约首演，本·卫肖（Ben Whishaw）和女高音蕾妮·弗莱明主演。诺玛·简·贝克是梦露的本名；这部戏的底本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海伦》。这个版本里，海伦根本没去特洛伊：帕里斯带走的只是赫拉用天空和呼吸做成的幻影，真海伦在埃及度过了整场战争。希腊人和特洛伊人打了十年，争的是一个和真人一模一样、却没有实体的东西——希腊语叫 eidolon。

这个传统来自公元前 6 世纪的诗人斯特西科鲁斯：传说他写海伦私奔而瞎了眼，写了一首“翻供诗”宣布海伦从没上船，视力就恢复了。**一个诗人因为写错一个女人的故事而失去“看”的能力，又因为改写它而复明；关于一个人的叙述可以撤回、修正，那个人本身却始终不在场。**卡森对他极熟，她最有名的《红的自传》（1998）就脱胎于斯特西科鲁斯的残篇。

舞台上，卫肖演一个痴迷梦露、渴望变成她的男编剧。他当众一步步变形：脱西装，塞假胸，穿高跟拖鞋，上妆，最后穿上复刻自《七年之痒》的那条白裙子、戴上金色假发。**一个明星的标志性形象在观众眼前被组装出来，观众看到的是整个组装过程。**卡森还写到，梦露起初连自己这个新名字都不熟，在它之前她叫过 Mortenson、Baker、Dougherty。eidolon 同时指影像、幻影和偶像：一个社会造出某个女人的公共影像来承载集体欲望，真人反而无关紧要。诺玛·简·贝克 1962 年死在家中，三十六岁；玛丽莲·梦露至今活着。

银幕就是那道障碍

卡森 1986 年的第一本学术书《爱欲：甜蜜的苦涩》就在研究这件事：欲望是三角结构，爱者和被爱者之间永远横着一道障碍，欲望正产生于障碍。银幕就是这样一道障碍——人近在眼前、比真人还大，却永远够不着。好莱坞的明星制度把这种距离工业化了，和古希腊的 eidolon 是一回事。

作者也老实收住：卡森不是电影理论家，她只是偶然碰到了明星这个现象；硬把她往安东尼奥尼这类现代主义导演身上靠，就是过度联想了。

你该早点说的

他学到的一个事实是：掐住一个人的脖子，三十秒她就会失去意识，但要她死，你得在她不再挣扎之后继续掐好几分钟。

不准开口

父亲死在匹兹堡的一间 ICU 里：插着呼吸机，说不了话，被一种刚查出来的癌症掏空。几周后，作者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Durham）的法庭上细看一个女人的特写照片——她死在离他家两英里的一家酒店房间里。这是他第一次当陪审员。

法官禁止陪审员和任何人谈案子。于是他每天看完尸检照片回家，妻子玛德琳只能从他空洞的眼神里读出一句话：我今天很难熬，我比什么都想告诉你，但我得守法。他一进门就拿啤酒，抱着五个月大、扭来扭去的儿子不肯撒手。喉咙后面一直是想哭又哭不出来的感觉，后来连吞咽都费劲。他从不觉得自己脆弱，那段时间却觉得自己得被人捏着边才不会碎。

遴选那天，他从好奇变成麻木的震惊：那么多普通人的生活被家暴或谋杀碰过——有人小时候看着父亲打母亲，有人自己被袭击过，有人的姐妹挨过伴侣的打。二十来人被请走后，他最后一个被叫到，成了第二候补陪审员：所有庭审都要坐、所有证据都要看，但除非两名陪审员退出，他不参与评议。他想说的另一些话没有机会说：他是个新手爸爸；父亲最后一口气时攥着他的手，那感觉还在；他连恐怖片都不想看。

父亲

父亲住进 ICU 前一周，作者回家，看到父亲从没这么糟过。第二天父亲一直昏睡，兄弟俩给他套睡裤，才发现把两条腿塞进了同一条裤腿——他瘦到几乎塞得进。作者一边弄一边不停说“对不起，对不起”。人多容易一下子变回小孩。有一晚他独自从医院开车回家，宾州的雪和风没完没了，他想打给北卡的妻儿，又觉得他们明亮的声音会和这辆车格格不入。“不管我走到哪儿，总有一部分我留在那辆车里。”

他一直没对父亲说出口那句话。有次在机场，一个穿蓝衬衫、戴银表、对着黑莓手机说个不停的男人从他身边擦过，他心里冒出一句：真庆幸我爸不是那样的人。直到父亲昏迷、上了呼吸机，他才把“有你当爸爸我有多庆幸”说出口。“但他知道。我知道他知道。”

父亲给二手车杂志 Auto Trader 拍车照，不说教也不藏情绪。家里的拉布拉多巴斯特被车撞得后腿瘫痪，父亲每晚在地下室抽着烟给它换包腿的布条。有一回巴斯特跟着孩子们进了林子，掉到溪谷底下，几个孩子怎么也抬不上去；父亲在日落时赶来，轻轻松松把狗抱回家，没有骂人，只说了一句：你们该早点来叫我。他的哲学很简单：自己负责的东西要照管好；孩子惹了麻烦，你去收拾，别让他们难受。孩子需要他却没开口时，他会说：你该早点说的。

判决

评议时，作为唯一剩下的候补，作者被单独关进隔壁一间一模一样的屋子，绕着桌子一圈圈走。他最需要的，是和那十二个陌生人把这几周的恐怖一起说出来，可候补没这个资格。证据压倒性：监控里男人和女人一起进了房间，只有他一个人出来。还有些事他没法告诉妻子：死者是被告婴儿的母亲；几个月前被告把她打到眼眶骨碎裂，那时出生几周的孩子就躺在她身边。“那天我抱了儿子多久，留给你们想象。”

陪审团不到一小时就裁定有罪，被告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死者家属说，死者的母亲也死于家暴，就在死者还是婴儿的时候。“时间可以是一个圈。”

散庭后，停车场里两个当过庭警的警察问他感受。他说最难的是回家不能跟妻子讲。“你没告诉你老婆？大多数人都会告诉配偶。”他承认自己本可以说；但他想把这些挡在儿子之外，也有点想看看，自己这块海绵能吸多少水而不用拧。他开车去妻子开的店，趁没有顾客一口气讲完。那一刻他才明白，有人一起扛，担子会轻多少。

在提琴手中间占个位子

这里不是音乐节：没有头牌，没有整场演出，只有一个舞台，每人上去弹一首，限时两分半。

不走州际公路

作者下了 81 号州际公路，“让灵魂歇一歇”。弗吉尼亚西南部的乡道没有 Motel 6 和星巴克的招牌，能看到的标语都是手写的，要么抗议建数据中心，要么感谢耶稣。他来参加第 90 届老提琴手大会：小城加莱克斯人口不到 7000，每年 8 月初的六天里会涨到四倍，人们开着房车涌进费尔茨公园，把它变成一个巨大、泥泞的停车场。大会 1935 年创办，只停过两次：二战和 2020 年新冠。

规矩一大堆：蓝草（bluegrass）比赛里用“爪锤式”（clawhammer，手指向下扫弦的老派弹法）弹班卓琴，取消资格；断了弦必须立刻停；全场禁用电声乐器。个人奖金 35 到 285 美元，营位加参赛证就要 175 美元——“在加莱克斯赢过”的名声远比奖金值钱。

但人在变少。80、90 年代开门前几天车就排起长队，人多到有人睡进马厩；如今煤矿、烟草、制造业垮了，年轻人纷纷离开，这里死的人比生的多。一位从小就来的 55 岁提琴手说：“我们都怕死了，怕这东西会没了。”

一场老时代合奏

作者有一晚蜷在租来的车后座上，睡在苹果蜂（Applebee’s）餐厅后面；会场再次被淹的那晚，他凌晨五点在帐篷里半英寸深的积水中醒来。但无所谓，因为四面八方一直有人在弹：黎明一把孤零零的提琴，入夜后整个公园炸成环绕立体声的大合奏，雨停的夜里一直弹到天亮。第一场合奏在一对来了五十年的老夫妇的房车外：丈夫站到一把 1930 年代的铝制立式贝斯后面，妻子喊了首 D 调的《士兵的快乐》（“Soldier’s Joy”，南北战争时期对吗啡的委婉叫法），飞快地起了头。老时代（old-time）合奏就是这样：乐手膝盖碰膝盖围成圈，提琴手点曲，转眼你就被卷进锁死的漩涡节奏，好的时候“能把你带进教堂”。

离散者的音乐

这个传统可以追到 18 世纪中叶：沿海好地留给精英，苏格兰-爱尔兰穷移民被挤进阿巴拉契亚山区。“苏格兰人带来提琴和烈酒，德国人带来教堂音乐和啤酒。”苏格兰提琴曲又和被奴役的非洲人的音乐混在一起——他们的葫芦乐器后来演变成了美国班卓琴。**老时代音乐是几支离散人群的音乐，扔进搅拌机打出来的泡沫。**1940 年代比尔·门罗（Bill Monroe）把它拧成紧凑干净的蓝草，算摇滚乐的一位叔叔。区别在于：蓝草为舞台而生，观众围着看炫技；老时代为参与而生，有人拖着胶合板到处找合奏，铺在圈边跳踢踏，当乐队的打击乐组。

当地人估计阿巴拉契亚南部约七成的人会弹点什么。锯木厂工人丹尼尔说，80 年代末县里棉纺厂关门后，“所有人”先是吸冰毒，然后是阿片类药物。“一起弹琴，能帮你熬过真正难的事。”这种传统也真能被打包卖掉：去年冬天，民谣歌手墨菲·坎贝尔发现有人用她视频里的声音和琴声做了 AI 克隆，传上流媒体，反过来对她自己的视频发起版权申诉。“我在请机器人撤下机器人做的音乐。”

作者自己的班卓琴

作者刚被一家地缘政治咨询公司裁员，48 岁才学班卓琴。他和做木工的父亲在伊利诺伊的作坊里用胡桃木做了一把无品的东肯塔基式山区班卓琴——在纽约人人问这是什么，在加莱克斯人人一眼认出。他写道，自己真正的手艺——写句子、教人写句子——正被技术和一个不再读书的社会贬值，做琴是他能握在手里的一样东西。他被老友一句“三倍赌你不敢”（美国小孩之间最狠的激将）逼上台，弹得干净，但没进名次：他的弹法不合比赛规矩，还选了首有版权的歌。台下照样鼓掌。

临走前他赶去看“第 43 届国际卡祖笛锦标赛”，一场专拿主舞台规矩开玩笑的比赛，规则包括“不准不开心”。每个人都因违规被取消资格，再被请回去表演，然后一个接一个被宣布为冠军；最后所有人在雨里排成游行队伍，吹着《圣徒进行曲》穿过公园。一周后，他在布鲁克林一家酒吧的后屋唱了在加莱克斯学来的老歌《去西部》。一个乐手说这歌真美，以前没听过，“但我现在要学了”。

今日 detail — 锯木厂工人丹尼尔在会场快结束时晃过来，递给作者一片“加莱克斯叶”（galax，一种贴地生长、叶片像橡胶的常绿植物，小城就是以它命名的）：“我想你写稿也许用得上。”

亲爱的陌生人 All of Us Strangers（安德鲁·海格 Andrew Haigh，2023）

改编自日本作家山田太一 1987 年的小说《异人们之夏》。安德鲁·斯科特演亚当，一个独居在伦敦一栋几乎空着的新公寓楼里的中年编剧；保罗·麦斯卡演楼下的邻居哈里，两人开始一段感情。与此同时，亚当回到童年的郊区老房子，发现早在他十二岁那年车祸去世的父母还在那里，还是当年的年纪，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招呼他进门。他终于可以把小时候没说出口的事——包括自己是同性恋——一件件说给他们听。《Time Out》的安娜·博古茨卡娅（Anna Bogutskaya）给了五星，说这个“和死去的父母重逢”的设定落在别人手里会很俗套，在海格手里却自然得惊人，称它是一部“出奇地不腻”的关于孤独、原谅和爱的电影；《南华早报》说这是斯科特的电影，也是海格职业生涯至今最成熟的作品。105 分钟。结尾不剧透，只提醒一句：它会回头改写你对前面一切的理解。

备注

• 本期中文源落在玩物：Annm《安妮·卡森和电影有什么关系？》，虹膜 2026-10-09（周一电影）。虹膜在微信上，没有稳定的单篇链接，原文链接指向它的 RSS 镜像，和 7/26 那期的做法一样。
• 主篇来自 Asterisk，和昨天思辨同一本杂志、不同作者；两篇都碰到 AI 和劳动力，但昨天讲印度外包的用工模式，今天讲“去学手艺”这条建议本身，角度不重叠。
• 人间来自 The Sun Magazine，这是它在登记表里“观察期”后第一次入选。
• 今天考虑过 Aeon 新发的《泛心论》长文（太抽象、没有具体的人和事撑着）和 Noema《美国人正在输掉长期博弈》（拿中国抬高、拿美国衬低的那种框架），都没用。
• 观影原本想推《窃听风暴》（2006，和思辨的苏联、人间的“不能说”都对得上），在 Notion 观影库里一查，你已经看过，换成了片单里的《亲爱的陌生人》。按「All of Us Strangers」「亲爱的陌生人」在 Notion 观影库里单查没有，只在片单里（9/30 加的），观影历史表也没推过。
• 明日玩物轮播预告：周二游戏。
• 一个可以接话的钩子：如果 AI 把每个工种都变成“戴着耳机、照着提示干活”，你觉得哪种手艺会是最后一个还需要“老师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