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席

维多利亚时代的精英，睡到下午才起床

讲成功人士的书，常常把成功写得挺没意思。教育要高强度、要严格，目标是把智商拉上去，重点抓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四门。成年以后，生活照一套苦行的模板过：早上五点起，冷水澡，天天去健身房，滴酒不沾或者少喝，三餐靠代餐粉，工时堪比斯达汉诺夫（Stakhanov，苏联 1930 年代被树为劳模的超额采煤工）。最后这一条最让人兴奋——写权贵的文章总爱津津乐道他们一周干多少个小时。

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 年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英国的精英不是这么过的。他们的中学和大学学术味不浓，几乎不碰 STEM。成年后，他们起得晚，喝得多，醒着的时间里有相当大一块在开派对。他们爱宴席、爱运动、爱度假、爱跳舞、爱盛装打扮。跟他们古板的名声相反，这群人大概相当好玩。

可按他们自己的标准，19 世纪的英国精英极其成功。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是地球上最富的国家。它的公司主宰着全球的商业、工业和金融；它庞大的海军称霸各大洋，它小小的陆军打赢了一连串战争，同时看守着一个巨大的帝国。英国一步步走向民主，没有经历撕裂欧洲大陆的那些革命和内战。有一种由来已久的看法认为，英国精英的繁荣，是建立在他们统治和压迫的几亿人的代价之上——这至少部分是对的。但就他们自己的目标而言，英国统治阶级过了胜利的一百年。

也许维多利亚精英并不是靠这种过法成功的，而是“尽管”散漫无能，照样成功了：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只是被动地、寄生式地享用了它。我们没法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做对照实验，所以这个说法很难检验。但我想探讨另一种可能：对软技能、团队建设和精英内部社交的执着，其实相当管用。代餐粉、STEM 和冷水澡自有好处；可维多利亚人的例子应该让我们迟疑一下，别急着认定统治世界只有一条路。

学校

稍微漫画化一点，现代教育争论里可以分出两派：传统派和进步派。传统派认为教育应该以获取知识为先，聚焦科学、数学、外语这类“硬”科目，并且在高度结构化的环境里进行，学生的时间和行为被严格管束。进步派认为教育应该以获取能力为先，接纳所谓学术核心之外的“软”科目，并且给学生很大的自由去发展个人和社交。

你可能以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站在传统派的最极端。现代的教育进步派看到当年的死记硬背和体罚，确实会吓坏。可就上面列的每一个争议点而言，维多利亚时代的精英学校都奇怪地偏向“进步”那一边。

大多数上流社会的维多利亚男孩七八岁开始正式上学，先在“预备学校”读五年左右，再升入“公学”（public school）——让外国观察者困惑至今的是，这个词指的其实是一种精英私立学校。公学之间有等级，顶端是九所“克拉伦登学校”（Clarendon schools，1860 年代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点名的九所顶级公学），而塔尖毫无疑问只有一所：伊顿公学（Eton College）。19 世纪的内阁大臣约 30%、首相约 40% 是伊顿校友。

预备学校和公学的学生大多寄宿，也就是说，维多利亚精英一般八岁就被送离家门，童年更多和同龄人而不是和家人一起度过。就算在当时，这也很特别：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精英家庭更可能把孩子留在家里，送进本地的小型私校。这很可能是英国精英缺少地方效忠的原因之一——对比一下美国南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奥匈帝国里的匈牙利，那些地方都有自成一体的地方精英。

公学自然是男校，气氛有点躁动：男孩之间强烈的、近乎恋爱（有时就是恋爱）的关系很常见。学生毕业后对老同学那种强大的怀旧和忠诚，或许跟这个有关。作家简·莫里斯（Jan Morris）说，“整个英国上流社会生活……都浸透着双性恋的本能”，“公学体系……让男人之间的关系充满情感上的细微层次和弦外之音”。成年后，外露的亲昵依旧正常；两个维多利亚男人在大街上挽着胳膊走路，再普通不过。

学业由拉丁语主导，其次是希腊语。具体比例因校而异，但古典语言一般至少占一半课时，有时高达 80%，世纪初尤其如此。排第三、第四的是数学和现代语言。学校抗拒教自然科学——不是维多利亚人原则上敌视科学，而是他们认为科学跟“绅士学校”应该提供的道德和文化塑造无关。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校长、维多利亚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说过：“与其让自然科学成为我儿子头脑里的头等大事，我宁愿他以为太阳绕着地球转，星星不过是钉在明亮蓝天上的亮片。”（反过来，女孩通常不学古典语言，于是有点出人意料：富裕人家的维多利亚女孩，学的课程往往比她们的兄弟更“现代”。）

维多利亚的成年人很少有机会用上古典语言，所以多半忘了。“我高高兴兴地把拉丁文全忘了，再也不想记起来，”战争诗人查尔斯·索利（Charles Sorley）毕业一年后写道。他至少比温斯顿·丘吉尔强——丘吉尔说：“我上学十二年，没有一个人能让我写出一行拉丁诗，或者学会希腊字母表以外的任何东西。”对维多利亚古典教育最多能说一句：跟任何难学的科目一样，它训练了自律、记忆和照章办事。

维多利亚人自己偶尔也暗示，他们把正式课程看作一种“麦高芬”（MacGuffin，电影里推动情节、本身却不重要的道具）。1857 年影响巨大的小说《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Tom Brown’s School Days）里，汤姆慈爱的父亲琢磨：“希腊语的小品词，我一根稻草都不在乎……送他去学校是为了什么？……只要他长成一个勇敢、乐于助人、说真话的英国人，一个绅士，一个基督徒，我就别无所求。”阿诺德也是这个意思，他写道：“我们在这里要找的，第一是宗教和道德原则，第二是绅士的举止，第三才是智力。”

这样一来，坐在教室里的时间比较有限，也就不奇怪了。拉格比公学把一周分成三个“全天”、三个“半天”和一个星期天：全天上课大约五小时，半天大概两小时。别的学校各有不同，但几乎都留出了大把空白时间。总的来说，当年的上课时数肯定不比今天的普通学校长，大概还更短；也比同时期法国、德国、意大利的精英学校短——那些学校的课程通常更讲学术严谨。

最负盛名的维多利亚学校是伊顿，最有影响力的却是拉格比：维多利亚公学的许多标志性特征都是在阿诺德任校长期间成形的；在拉格比踢的那种足球，后来被叫作“拉格比足球”，再后来就叫“橄榄球”（rugby）。

对“品格塑造”的重视，让学校越来越关心学生在课堂之外怎么过。19 世纪头几十年，学生课外基本没人管，最爱的消遣似乎是满乡下乱跑、四处惹麻烦。到了维多利亚时期，学校当局推行有组织的体育：夏天主要是板球，冬天是各种“足球”（包括后来的橄榄球）。许多学校最后每周有四个、五个甚至六个下午是运动时间——一个学生每周在运动场上至少待十小时，二十小时也不稀奇。

维多利亚人把体育看得极高，认为它培养团队精神和耐力，滋养相互忠诚，给精力和好胜心一个出口，还教男人体面地赢、体面地输。一个极端但不算太离谱的例子是洛雷托学校（Loretto School）校长赫利·哈钦森·阿尔蒙德（Hely Hutchinson Almond），他给学校定的优先级是：“第一，品格；第二，体格；第三，智力；第四，礼貌；第五，知识。”这种团队运动崇拜在欧洲大陆普遍不存在，来访的欧洲人常常搞不懂英国人为什么把男学生打球看得这么认真。但它传遍了英语世界，今天美国的高中和大学校际体育传统里还留着它的影子。

公学还有一个特色——既不同于现代教育，也不同于 19 世纪其他学制——学生自治。维多利亚人认为，教师盯得太紧会让男孩养成奴性，损害一位校长所说的“英国公学的伟大荣耀——品格的自由发展、社交的舒展，一句话，它的自由”。于是发展出了“级长制”（prefect）：理论上，让更善良、更成熟的男孩对其他学生承担大量的照管和纪律职责。级长借此获得领导力的学徒训练，全体学生则会把权威看成从同侪中生长出来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外来者强加的。

不难想象一个由十几岁男孩组成的自治寡头会出什么问题。维多利亚的教育家自己也担心滥权，于是发展出各种制衡，比如陪审制度、处罚前的申诉权。级长制有多常不公，很难说——我们只能依靠个人回忆录里印象式的证据——但它有时很残酷，这毫无疑问。不过要明白：它的本意不只是一套支配体系，几乎是一种“精英自由主义”——学生不只是权威的对象，某种程度上也是权威的立法者和执行者。

大学

中学之后，多数精英维多利亚男人进入牛津或剑桥（合称“牛剑”）。牛剑在学术上未必比公学高出一大截。几乎所有申请的人都被录取。入学后有两条路：要么读“荣誉学位”，至少需要正经学一些东西；要么读“及格学位”或“普通学位”，只需考几门非常简单的古典和宗教科目。维多利亚早期，大多数牛剑学生是“及格生”；随着世纪推进，这一点慢慢改变，但直到 1914 年仍有不少及格生。及格学位在贵族学生中特别流行，他们更看重划船、宴饮和社交上的打磨，而不是苦读。

荣誉生里有很多人学得更认真。但就算是他们，学的东西也不怎么实用。牛剑导师绝大多数相信，本科学位的目的既不是职业训练，也不是为学术研究做准备，而是一种通用的道德和智识塑造，让学生日后做任何专业角色都合格。“一个人若只是医生或工程师、此外别无所长，若对艺术没有一点品味、对文学没有一点感觉、在本行之外没有别的兴趣，他就成不了一流的医生或工程师，”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那位极有影响力的院长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说。乔伊特想把这个“别的东西”传给本科生，具体的技术知识让他们以后再学。

19 世纪上半叶，这类理论让大学几乎把古典学和（剑桥的）数学之外的一切都排除在课程之外。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受到怀疑，理由用牛津著名教授爱德华·布弗里·皮由兹（Edward Bouverie Pusey）的话说，是它们“局限于接收关于事实的信息”，不涉及“持续的推理”。1855—1860 年间，理科学生只拿到 8.1% 的荣誉学位；到 1910—1914 年，也只有 13.7%。

几乎所有学生都住在学院里。这跟欧洲大陆不同，那里的学生一般在校外租房。维多利亚的教育家相信，学院提供宗教、文化和社交上的塑造，还能防止英国学生染上欧陆同龄人的坏道德和坏习惯。典型的一天从礼拜堂开始；荣誉生和不太懒的及格生上午读书、准备作业。午饭通常叫到自己房间里吃：有钱的学生可以从学院厨房叫来一桌精致的大餐，就像小说《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里塞巴斯蒂安·弗莱特（Sebastian Flyte）的那顿午饭。午后早些时候，习惯是到乡间散步或者运动，尤其是划船和板球。

（有一张老照片：未来的爱德华八世当威尔士亲王时，在牛津莫德林学院和朋友们吃饭。饭可以叫到房间里，钱记进学期账单；注意那些便宜又不配套的家具——再显赫的住客，这里也还是学生宿舍。）

下午四点左右，学生回到学院。每周一两次，这是上“导师课”（tutorial）的时间：和导师一对一或几个人的小组讨论，常常就着茶或雪利酒。导师课和其他大学体系里更偏灌输、以讲座为主的教学截然不同，被视为培养独立思考的方式。没有导师课的话，学生大概会在傍晚读书、社交，或者去大学里各种文化、讨论、辩论社团，尤其是牛津和剑桥的辩论社（Union）。一天以学院大厅里的正式晚宴收尾，饭后常常转到学院房间里，就着甜点、餐后酒和烟草继续聊。

导师课虽然是骄傲，导师的水平却参差不齐。直到 1870 年代，大多数研究员职位只对英国国教神父开放。研究员职位很舒服，但比不上英国国教会里那些高薪职位，何况研究员一般不许结婚。所以 19 世纪中叶典型的牛剑教师才二十出头或二十五六岁，把研究员职位当作过渡，一有好的教区空缺就走。这些年轻人很多非常聪明，但很少是严肃的研究者或有经验的教师。19 世纪后几十年，研究员职位向非神职人员开放；可牛剑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要等到 1930 年代逃离纳粹的德国学者把它们改造了一遍。

牛剑在英国文化里的统治地位很不寻常：这两所学校教育出来的精英占比，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两所学校，法国顶尖的“大学校”（grandes écoles）或许是唯一的例外。不过，也有一些精英和准精英群体走了别的路。比如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印度的殖民地文官是在一所叫黑利伯里（Haileybury）的培训学院受训的。这些项目并不比通常的牛剑路线更严格。戴维·吉尔摩（David Gilmour）根据文官约翰·比姆斯（John Beames）的回忆录，描写过黑利伯里的一天，我没法写得比他更好：

早上八点，学生们冲进礼拜堂，很多人只在睡衣外面罩一件长袍或大衣。之后回房吃早饭，早饭常常变成派对，“一大杯一大杯的啤酒或波尔多红酒”。早饭后抽一斗烟，打发从赫特福德赶来的裁缝和各路商贩。十点钟上课铃响，有些天上两小时，有些天三小时。被称作“稳重派”的少数用功学生记笔记；其余的打哈欠、给老师画像、胡闹。午饭是面包、奶酪和啤酒，之后想干什么都行。划船的去河边，打板球的去球场，“稳重派”沿着小路去“郑重地散步”，“玩咖”们要么溜上火车去伦敦，要么坐着狗拉车叮叮当当去赫特福德或韦尔打台球。六点在大厅吃晚饭，八点晚礼拜。然后“稳重派”回房读书读到深夜，其余的人大多坐着喝酒唱歌，凌晨两点左右，“玩咖”们赶上从肖迪奇开出的末班车，从布罗克斯本车站烂醉而归。

比姆斯的描述格外生动，但似乎没人对黑利伯里的教学说过一句好话。可所有人，包括比姆斯在内，都同意它让毕业生之间生出了强烈的团队精神。后来当上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说，在那里“结下的亲密友谊，缓和了日后人生中的竞争，换来的是全心全意而不是敷衍了事的合作”。整个维多利亚精英教育体系，大概也可以这么说。

成年

有一样美德，维多利亚上流社会的教育明显没教会：早起。维多利亚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为了礼拜堂确实起得挺早，可上流社会成年人的一天开始得很晚。19 世纪初的伟大首相小威廉·皮特（Pitt the Younger）九点吃早饭。维多利亚时期的伟大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办社交早餐，十点半开始（席上供应波尔多红酒），一直吃到中午前后。他的对手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去霍顿勋爵（Lord Houghton）家吃早餐，那顿饭十点开始，迪斯雷利大约十一点半才到。精英维多利亚人的工作时间一般很灵活，除非外面有会，否则可以在家办公。很多人整个上午待在家里，看报、回信、为后面的会做准备。爱德华时代的首相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一般就是在床上干这些事——字面意义上的床上，午饭前很少走出卧室。后面会讲到，每年二月到七月，许多维多利亚名流大半夜都在开派对，上午只会更晚。

上午晚些时候，维多利亚人终于出门去办公室。到了世纪末，一些有钱人住在郊区，坐火车通勤，伯明翰、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城市尤其如此。但总体上，英国精英搬去郊区搬得很慢，到 1914 年，多数人还住在市中心的联排房里，走路上班。每天，一大群穿双排扣长礼服的男人从贝尔格莱维亚（Belgravia）和梅费尔（Mayfair）涌出来，穿过科文特花园，流向议会、白厅（政府部门所在地）、律师学院和伦敦金融城的办公室。

一天中段的安排因年代和行业而异。维多利亚早期，上流阶层常常不正经吃午饭，下午五六点就吃晚饭。到了世纪中后期，情况大变，可能是因为人工照明改善了：到 1870 年代，许多维多利亚人中午要吃一顿配酒的正经午饭，通常是在俱乐部和同行一起吃，撑到晚上八点半左右的晚饭。对大多数议员和贵族来说，政治是兼职，所以议会一般要到下午四点半或五点才开会：多数兼职政客可以在此之前体面地结束办公室的一天，少数全职政客则把白天花在党务上，或者（如果是大臣）在部里处理政务。

只要议会不添乱，精英维多利亚人会溜达回家换装赴晚宴。上流社会的男女都极讲究穿着。就算在家吃一顿非正式晚饭，男人也要换上晚礼服：通常包括上过浆的硬领、袖口和衬衫前襟，漆皮鞋，金质衬衫扣和袖扣。

晚宴丰盛而讲究。上几道菜自然不一，但总比今天同等正式程度的晚饭多。典型的晚宴从汤配雪利酒开始，接着是鱼配霍克酒（莱茵河地区的白葡萄酒），然后一连串肉菜配香槟或红酒，最后是各色甜点和咸味小食，配波特酒和马德拉酒。按今天的标准，维多利亚人爱喝也能喝。男人比女人喝得多，但女人喝得也不少。一本礼仪指南写道：“年轻小姐晚宴上很少喝超过三杯葡萄酒，但已婚女士、职业女性，以及惯于社交和富足生活的女士，无论在自己家还是在朋友席上，习惯喝五杯甚至六杯。”

每年大约五个月，从二月到七月，维多利亚英国的精英聚集在伦敦，过所谓“社交季”（the Season）——本质上是一连串派对和社交活动。他们通常在梅费尔或贝尔格莱维亚有房子，或者租房，这两个小街区隔着海德公园相对，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大部分人字面意义上住在彼此步行可达的距离内。（1889 年一张按社会阶层给伦敦住宅区上色的地图上，富人区都簇拥在西伦敦的皇家公园周围；一年里至少有一段时间，英国精英彼此之间不出半小时的步行路程。）当时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有类似的东西，巴黎、维也纳、圣彼得堡和纽约的社交季都很有名；但伦敦社交季在国家生活里格外有分量，因为它和议会会期重合，于是同时是政治社交的场合、精英婚配的市场和宫廷礼仪的舞台。

社交季期间，上流社会的夜晚在晚宴之后还要持续很久。舞会是招牌节目。舞会开得晚，九点或十点开始，客人陆续到，舞池大约十一点才真正满起来。午夜前后上一顿叫“夜宵”的饭：汤、沙拉、冷肉、贝类、水果和冰淇淋。和舞会最相配的饮料是“尼格斯”（negus），用波特酒、香料、糖和橙子或柠檬调成的热饮。柠檬水、茶、咖啡整晚供应，夜宵时上香槟、霍克酒、波特酒和雪利酒。另外，1867 年一本给有志办舞会的主人看的指南说：“瓶装淡色艾尔和黑啤完全可以接受——事实上，已经少不了了。”

夜宵过后，舞会重新开始；好的舞会在凌晨一点后达到高潮。客人在后半夜陆续回家，最铁杆的会跳到天亮。悄悄溜走是好的礼数，连跟女主人道别都不必。一本礼仪指南写道：“关键是别让你的离开显得像在提议散场，因为你无权用你的举动暗示，你觉得这场招待已经够久了。”

舞会对婚恋市场上的人自然格外要紧。严格意义上的包办婚姻到 19 世纪已基本消失，但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仍然希望结一门好亲事，舞会提供了机会。不过，要是以为舞会只是大型相亲活动，那就大错特错了。宫廷侍从、银行家、法官、内阁大臣，和初入社交界的少女们共用一个舞池。事实上，除了俱乐部午餐等少数例外，维多利亚精英的社交场合有个显著特点：不按年龄、不按性别分开。一场上流社会的舞会，同时承担着青少年家庭派对和商务社交大会的功能——说准确点，它就同时是青少年家庭派对和商务社交大会。

未婚的年轻人（和他们可怜的父母）一周可能要跑三四场舞会，其他人一两场。可别的晚上也闲不下来。歌剧、戏剧和音乐会很重要，尤其是首演或特别演出之夜。社交季的家常便饭是晚会、牌局、清谈会、招待会、不那么正式的舞会，还有午夜的“夜宵会”，大多在私宅举办。这些环节可以随意拼接。一个议员可能因为议会深夜开会错过晚宴，但照样可以十点半去一场晚会露个面，十一点四十五赶一场夜宵会，凌晨一点再到一场舞会。二月到七月，维多利亚上流阶层过着一种相当昼伏夜出的日子：凌晨才睡，上午基本报废。

所以按一种定义，精英维多利亚人干的活少得惊人：他们一天真正待在办公室里的时间，轻松就只有四五个小时。可按另一种定义，他们一直在干活。午宴、舞会和晚宴当然好玩，但不只是好玩。用历史学家利奥诺·达维多夫（Leonore Davidoff）的话说，这些社交场合提供了“通往一个庞大信息网络的入口：关于职位、投资机会、秘密政治决定的信息”。许多维多利亚人野心勃勃，把自己逼得很紧：睡眠不足、精疲力竭、倦怠，都是熟悉的伙伴。精英维多利亚生活方式的特点不是懒，而是把重心极度偏向我们今天所说的团队建设和职业社交，并且让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活几乎完全融成一体。

疯狂背后的章法？

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有个著名的区分：Gemeinschaft（共同体），靠情感和传统的纽带维系；Gesellschaft（社会），靠明文的法律和契约维系。他认为，社会越复杂，Gesellschaft 就越会取代 Gemeinschaft。可维多利亚精英是坐落在一个巨大 Gesellschaft 顶端的一个小小 Gemeinschaft：一个亲密的共同体，靠共同的文化、共享的记忆、激烈的地位竞争、忠诚和爱捆在一起。成员们争的是彼此的羡慕、尊重和感激，为此他们愿意做的远远超出合同义务或经济划算的范围。把维多利亚精英想象成一个大号的前现代村庄，并不算太离谱——只不过这个村子的村民分散在整个王国和它庞大的帝国里。

本文写到的所有做法，都在维护这个情感上的村庄。统治阶级从小一起受教育，学校和大学的设计本身就是为了灌输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身份和相互忠诚的纽带。成年后，他们每年聚集在伦敦市中心一块真正只有村子大小的地方，每晚都在一起。维多利亚精英的年轻一代往往就是在这些流光溢彩的夜晚遇到未来的配偶，于是这个精英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字面意义上的一家人。

维护这个共同体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机会成本显而易见。其他条件相同，有钱有势的维多利亚人一天在办公室待四小时而不是十二小时，生产力肯定低一些。但一个统一的统治共同体，也许带来了补偿性的好处。

其中之一是团结。某些方面，富有的维多利亚人相当多元。他们来自不列颠群岛的各个角落；有拥有土地的贵族，也有城市资产阶级，而且后者在这个世纪里稳步取代前者。大多数地主是英国国教徒，但很多新贵是非国教徒（Nonconformists，不属于英国国教的新教徒），有些是犹太人或天主教徒。除了一个显眼的例外——爱尔兰天主教徒——这些人都被成功地揉进了一个统一的英国精英阶层，而没有形成想要推翻社会秩序的敌对“反精英”。

这对英国的好处显而易见。美国南方精英的身份认同和北方截然不同，最终把国家拖进了内战。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饱受城市资产阶级和乡村贵族之间无休止冲突之苦。德国沿着地域、宗教和阶级的裂缝四分五裂。英国也有这些张力，但除了爱尔兰，精英们都和平地化解了。一个信非国教的曼彻斯特商人大概支持自由党而不是保守党，但他脑子里绝不会冒出一个念头：暴力脱离英国，建立一个“北方卫理公会共和国”。

也许维多利亚精英还有一项今天的精英没有的优势。所有共同体都有一个长处：它可以用声望而不是金钱来奖励成员。在出于某种原因给不出足够经济回报的场合，这一点很有用。

这有时可能是个重要的优势。出于政治原因，大多数现代社会给政治家和公务员的报酬，远远低于私营部门里责任相当的人。结果，它们很难说服最有才华的人进入并留在公共生活里。维多利亚人没有这个问题。直到 1880 年代，英国大多数地方政府职务都由本地地主完全无偿担任。他们还管理着简陋的福利体系，在基层法院当治安法官，在大多数学校和医院的董事会任职。一个地主若对这些责任不管不顾，不会有任何物质上的后果，但在同侪眼中他会被看低、被怨恨；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足够了。

议会也差不多。19 世纪的议员没有薪水，还要自掏腰包承担大部分竞选开支。1880 年大选，城市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平均承担约 15 万英镑的开支，乡村选区约 45 万英镑（按今天的币值）。每逢大选，议员们都得再出一次这样的血。上任之后的各种开销也全得自己扛，包括工作人员、交通，以及威斯敏斯特和选区两头的住处。可议会从不缺人：英格兰许多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激烈竞争议席，原因很简单——在他们的社交圈子里，当议员是极高的荣耀。

这种对社会体系的认同，也许还影响了政治家上任后的行为。政治作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英国宪制》（The English Constitution）里指出，议会民主给反对党制造了强烈的激励：政府做出艰难但必要的决定时，反对党会恶意拆台，从而伤害国家。但他认为，实际上英国政治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这么干：

抽象地说，我们现行做法的这些缺陷似乎极其严重，可实际上并非如此。英国的政治家和英国的政党确实有一种伟大的爱国心；无论激情还是利益，都很少能说动他们去做任何违背英国真正利益的事，或者任何会让英国在外国眼中掉价的事。真那么做了，他们自己也会伤得不轻。

这类说法有几分是真的，很难判断。但有一点确定无疑：两党的议员压倒性地属于本文描述的这个共同体，共享朋友、亲戚、记忆和价值观。也许这个精英村庄能用今天做不到的方式，惩罚那些背离规范的人，让政治生活不那么容易陷入分裂、煽动和边缘政策（brinkmanship，故意把局势推到悬崖边来逼对方让步）。

如果现代社会的地方和国家政府由一个紧密的、极其富有和成功的人组成的共同体来运转，会运转得更好吗？也许不会：坏处显而易见。但那些问题会和眼下的问题很不一样，而且不一样得很有意思。想象一个旧金山，它的市议会成员里有杰夫·贝索斯、拉里·佩奇、萨姆·奥尔特曼和马克·扎克伯格，每个人都把这份职责当作自己职业生涯最大的荣耀，每个人都盼着有朝一日获得更大的荣耀——进入众议院。那未必是天堂，也许会是一场灾难。但肯定会很有意思。

中国人一骂街就骂娘，为什么？

19 世纪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国人的性格》里打过一个比方：英国人的辱骂像一颗飞行的子弹，中国人的辱骂像一坨大粪。 英语的 F*ck you、Nobody loves you 直冲对方本人；中国人骂人，却常从本人骂到父母、祖宗和子孙，花样多、牵连广，有时旁观者还听得津津有味。作者顺着朝代往下捋，看这套骂法怎么一步步长成。

先秦：不带脏字，也能骂得狠

古人骂人从礼仪入手，失礼就骂你不像人。《诗经·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孔子骂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骂原壤“老而不死是为贼”；孟子骂不守伦常的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在儒家看来，不守礼、没有德、不懂伦常，就不配得到正常人的尊重。

秦汉：骂对方是儿子

《史记·项羽本纪》里的“竖子不足与谋”“沐猴而冠”，一个贬能力，一个讽刺名不副实，仍是冲着人格去的。刘邦多了一招：自称“乃公”，就是“你爹我”。管对方叫“竖儒”，管自己叫“乃公”，一边把对方叫小，一边把自己叫大——父子关系自带长幼尊卑，自称对方的父亲，就占了可以训斥他的位置。

作者据此解读国骂的核心构词：“我 + 动词 + 对方的女性长辈”。它既羞辱对方的亲属，也可以理解为抢占父辈的位置，把对方压成晚辈。

魏晋南北朝：骂你祖宗

到了门第观念最重的魏晋南北朝，祖宗有了现实分量：姓什么、出自哪一家，决定地位和前途。大族子弟凭家世就能压过别人，庶民再有本事也难和大姓比肩。

北魏士族邢子才说过“妇人不可保”，问姓王的元景：“卿何必姓王？”元景变了脸色，邢子才又说：“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谁能保证几代女性都忠于丈夫，子孙确实出自同一条父系血脉？对靠姓氏撑起身份的士族，这话直接动摇了根基：你凭血统自认高贵，你真能保证那是你的祖宗吗？

明清：市井粗口

《水浒传》里鲁达拳打镇关西，骂郑屠“直娘贼，还敢应口”，短促、直接，带着市井冲突的火气，跟经史里的道德斥责完全两样。《醒世姻缘传》里的咒骂更露骨，其中的“入”字在后世西南官话里逐渐演变成“日”，成了一个重要动词。《红楼梦》的骂法随人物身份变化，有“放屁”这种直接否定，也有“王八羔子”“小蹄子”“老货”之类。“王八蛋”的来历是：乌龟腹甲的纹理像“王八”二字，古人把乌龟和妻子与人通奸的男人联系在一起，骂人王八蛋，等于骂他是母亲私通生下的野种。

1925 年鲁迅写《论“他妈的！”》，把这套骂法的牵连范围概括为：“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

英语骂人，禁忌在哪

英语骂人史的禁忌重心，是从宗教转到身体，再转到身份。中世纪基督教主导社会生活，乱拿神起誓就是重罪，比如 “By God’s bones!”（以神的骨头起誓），Zounds 来自 God’s wounds（基督的伤口）——当时的人会觉得这是在冒犯、甚至伤害神的身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宗教誓语的冒犯力减弱；随着城市生活、隐私观念和文明礼仪变化，性、性器官和排泄成了更敏感的领域，fck、sht 一类身体粗口才突出起来。所以，要明白一种语言为什么这样骂，先得明白它最不愿被冒犯的是什么。

子弹和大粪

子弹攻击的是你这个人：You are an idiot、Nobody loves you，打的是智力、社交处境和人格；Dck、Ashole 拿器官当辱称。这跟近代西方强调个人独立有关——一个人的权利、能力和尊严主要属于他自己，辱骂也就集中打“你是怎样的人”。

大粪弄脏的是你所在的关系。传统中国社会里，个人的体面和家族相连：功名可以光宗耀祖，过错也会让家门蒙羞。荣誉沿着亲属关系传，羞辱也一样，所以骂人能从本人一路骂到父母、祖宗、子孙。体面需要亲族邻里承认，公开辱骂就能让对方在人前难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骂街常常需要嗓门、铺陈和观众。

结语

鲁迅称发明国骂的人为“卑劣的天才”：天才在于，面对拿祖宗撑腰的高门大族，他找到了血统这个要害；卑劣在于，这种反击借用的仍是旧秩序的羞辱方式。作者最后补了一刀：那些被叫作泼妇、骂得最凶的女性，往往恰恰是最缺权势、最缺求助渠道的人，只能靠叫骂争取声援；可人们骂人用的话，又总把母亲、妻子和姊妹当靶子。

Taste 训练（周六·体育 / 纪录片）：又一部登山纪录片在问——这些人到底怎么了？

当“第一”变成稀缺品，登山就从探险变成了竞赛、国族叙事和网红素材。

“因为山在那里”

作者从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kauer）的《进入空气稀薄地带》（Into Thin Air）说起：1996 年珠峰风暴，他的五个登顶队友死了四个。这本书打动人，是因为克拉考尔拒绝对死亡轻描淡写——而在极限冒险者里，轻描淡写恰恰是常态。光是珠峰，每年平均就要死约 10 人。

讲极限运动的作品总在问“为什么要这么干？”作者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明知故问，答案明摆着：为什么不？1924 年遇难的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那句“因为山在那里”，后半句更说明问题：这种冲动“是人类征服宇宙之欲望的一部分”。

最后一个“第一”

今天的冒险家大概都羡慕马洛里：他能把一生押在一个无可争议、写进历史的“第一”上。记者格雷森·谢弗（Grayson Schaffer）说，“那些显而易见的大‘第一’——登上最高的山、到达海洋最深处、发现美洲——都已经被做完了。”2021 年，几支队伍去抢最后剩下的“第一”之一：冬季登顶 K2。K2 是世界第二高峰，只比珠峰矮两百多米，位于巴基斯坦和中国边境的喀喇昆仑山脉，人称“野蛮之山”，比珠峰更陡、更冷、更难预测，技术上更难。直到 2021 年，它是全球 14 座八千米级山峰里唯一没被冬季登顶过的。

纪录片《最后的第一：冬季 K2》（The Last First: Winter K2，导演阿米尔·巴-列夫 Amir Bar-Lev，10 月 2 日上线 Apple TV）主要跟拍冰岛登山家约翰·斯诺里（John Snorri）和他雇的巴基斯坦父子档阿里·萨德帕拉（Ali Sadpara）、萨吉德·萨德帕拉（Sajid Sadpara）。镜头拍阿里时那种家庭录像般的温暖，反而让你坐直了身子：要出事了。

尼姆斯：为尼泊尔夺第一

尼泊尔登山家尼尔马尔·“尼姆斯”·普尔亚（Nirmal “Nims” Purja，今年夏天死于另一座八千米峰的雪崩）登场了。2019 年他用六个月登完全部 14 座八千米峰，之前的最快纪录是七年。

尼姆斯说他的动机不是征服，而是激励别人，尤其是展示尼泊尔人的身体能做到什么。他办了一家全员尼泊尔人的向导公司，2021 年一心要为尼泊尔拿下 K2 冬季首登，而且要赢过西方人。夏尔巴人长期是西方登山史里“不可或缺却被忽略的脚注”，被西方雇主在体力和收入上双重剥削；所以当尼姆斯说“要是后面有外国人，我就把绳子收上来”，他是带着反殖民的意图说的。他没真收绳子，但他确实摆了萨德帕拉父子和斯诺里一道：大家一起修好路绳，他也答应共享冲顶计划；可难得的天气窗口一出现，他的队伍半夜悄悄出发，独自登顶，在峰顶唱尼泊尔国歌。

网红化的大本营

作者认为导演是个出奇被动的记录者：片子大多是素材拼接，他本人那年冬天不在山上。但这些素材恰好构成了对登山“网红化”的批评。被片中标注为“电影人 / 网红”的埃利亚·赛卡利（Elia Saikaly）来大本营找“对的故事”：尼姆斯已经登顶，可“冬天的 K2 上，你要是以为不会再出别的事，那就是傻子”。他向巴基斯坦军方提议拍萨德帕拉父子冲顶，给巴基斯坦旅游打广告。

那时已有一名西班牙登山家坠亡，大本营气氛像葬礼；军方来祝贺尼泊尔队，顺便问萨德帕拉父子怎么还没登顶。军装加上拍片计划，压着本就犹豫的父子俩出发。接着是一连串疏忽：一家商业向导公司的客户入夜后到了三号营地却没有帐篷——也就是影片开场那段绝望的电台呼叫。众人挤在帐篷里，没法烧水、搓脚、休息，而这些在高海拔都是保命的事。第二天多数人下撤，斯诺里、萨德帕拉父子和一位智利登山家继续往上。萨吉德的氧气调节器出了问题，折返，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其他人死于风暴。

作者真正的不满

影片最后一段，萨吉德在暖季重返 K2，在离峰顶几米处找到父亲的遗体并就地掩埋。他请同行的人别把遗体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他心里清楚，自己的丧亲之痛对拍片的人有用。作者说，导演没有正面面对萨吉德的精明、甚至愤怒，而是向陈词滥调投降：用萨吉德的悲伤去给“为什么要这么干”收尾，用一幅雪中埋父的画面逼观众沉思生命短暂、群山永恒。

她越想越不满意。导演自己在圣丹斯说过，这类故事里“肾上腺素是唾手可得的果子”——可诉诸死亡同样唾手可得。回头再看，开场斯诺里和妻子、六个孩子道别的画面也显得阴森。马洛里说的那种“征服宇宙”的冲动，从来不是被动的内省；冲顶在英文里常被叫作 assault（突击、攻击）。“这是一种暴力的欲望，一件暴力的事，常常带来暴力的结果。我们对此诚实一点吧。”

失去香港，我也失去了自己

一篇写给一个只见过一面的香港男人的迟到感谢信：一个台湾女孩为了一段注定失败的感情离开正在消失的香港，在美国的地下室里失去写作、失去方向，几年后才知道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张爱玲贯穿首尾。

离开

她在上海法租界的梧桐树下认识了后来的男友：一个来度假的圣迭戈华裔美国人，十年前跟她念过同一所美国中西部大学。她已经连着五年感情失败，饿得太久，每个巧合都像天意。第二次约会时她就想逃，被他的过度热情和不停插话压得喘不过气，但还是留下了。

几个月后，为了结束异地，她决定搬回美国。那是 2019 年，香港的抗议正在升级。她在台湾长大，觉得香港是台湾的兄弟：两地都只想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被打扰。她写道：“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一组脆弱的历史条件，它让两个地方都成为可能，又让它们始终处在威胁之下。” 随后是疫情、《国安法》、《苹果日报》停刊。男友在香港找不到工作——中高层职位越来越要求流利普通话。

最后一晚

离港前一天，她去书店给男友的母亲挑礼物，用普通话跟店员说，那位母亲是上海人。戴银框眼镜的店员说：“也许她会喜欢张爱玲。”她这才第一次听说这位作家。店员说自己快出一本小说，约她晚上聊写作。他们去买饺子，小笼包和锅贴各八个——问他爱吃什么馅，他说“正常的”；问他饿不饿，他说“正常的量”。她写道，中文是一种拥抱模糊的语言。

在他的天台上，群山像圆形剧场一样叠在他身后。他的书写一个在世界各地漂泊的香港男人：如果香港消失了，那个男人会怎样？他没问她男友的事，只问她回美国怎么想；她说话时他听而不插嘴。她意识到自己从没和港台或大陆的男人约会过——也许她的感情不顺，部分是自己的狭隘。他用她父母的语言跟她说话，那感觉像一种亲密。第二天，他在她起飞前两小时发来一句中文：“若六月回港，一起吃顿饭。”她回了，他又回：“期待你回来。”她猜，以他对文字的讲究，这句单独成行是有意的。飞机起飞时她分不清胸口的痛是气压还是悲伤：“任何旁观者都会说，我是靠一本蓝色护照登上了泰坦尼克号的救生艇——那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在下沉？”

地下室

在圣迭戈，她和失业的男友住在他父母家的地下室。他开两辆特斯拉、穿 Allbirds（她说这两样都以没品位著称），隔三岔五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起初开玩笑，后来越说越认真，因为他无法理解她为什么在这里不快乐。她发现，他越没底气、越解决不了她的孤独，他嘴里的美国就越伟大；他对香港只有轻蔑：“那城市要完了！你还想留在那干嘛？”她停止了写作，把香港的照片挂满房间，洗碗时神游，煎培根把灶台点成了一片火。“你的心肝洗的，”他母亲用普通话说。张爱玲那本散文集，一直没拆封地放在她卧室里。

她回港三周保永居资格，隔离期间男友怪她不回来帮忙看房，把她拉黑——这种惩罚在他们之间已是常态。冰箱上贴着治疗师替他们写好的对话脚本。分手时他说：“我一直以为我想找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跟你在一起之后才发现，也许我并不想。”她恭喜他认识了自己。

迟到的消息

她加入了一家加密货币创业公司，公司原本要在香港注册，她以为五个月后就能回家，和那个男人的联络也密了起来：她在时代广场拍下他的书，他给她发辛纳屈的《纽约，纽约》，她推荐他看电影《她》（Her）——让他花两小时看一个男人跟一个只能通过手机接触的女人说话，是一种调情。可风投一致表示香港太危险，公司改设新加坡。她选择了事业，告诉他自己不回去了，然后慢慢消失。之后她在洛杉矶的仓库被盗，与香港有关的一切几乎都没了，只剩他那本书——她读的第一本中文小说，结尾说每个人都在等某件事或某个人，让自己不那么孤独。

又过了几年，她住在波多黎各，有了一个“终于像家”的伴侣。某天跟朋友聊起那一晚，她第一次写他，写了四千字，发现是一封感谢信。她去网上找他，看到一条 Instagram：有人把他的书举在山前，配文“会永远想念你”——他 2024 年春天就走了。他去世前四个月，她其实回过一次香港，出于对伴侣的尊重没联系他；那家书店早已被警察盯到关门，店主把店迁去了国外。

文章以张爱玲的短文《爱》收尾，作者终于读了它：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泰国为什么从未被殖民

一块碑、一次日食、几位伊顿毕业的王子。

一块来得正是时候的石碑

1833 年旱季，王子蒙固（Mongkut）以僧人身份去暹罗旧都素可泰游学。他是拉玛二世的第 43 个孩子，母亲地位高，是王位的有力竞争者。在已经荒废的素可泰，他发现一块约一米高的四面黑色石碑，刻着陌生的文字。这块“兰甘亨碑”号称刻于 1292 年，常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泰文。蒙固把它运回曼谷，组织学者和高僧破译，124 行古文讲的是一位英明君主兰甘亨治下的古泰王国：有文字传统、成熟的法律与政治制度、独立主权、稳固边界、佛教王权和仁政。

时机再好不过。五个世纪里欧洲列强殖民了几乎整个地球，例外屈指可数，日本最出名；暹罗大概是第二个确凿的例子，却少有人知。19 世纪的殖民需要一个体面理由：先进的基督教国家有“道德义务”把进步带给缺乏像样政府、文字和教养的“落后”民族。作者说，这块碑就像在恰当的时刻挖出一部失传的《大宪章》，证明暹罗早有文明传统——正是这个王国需要的“品牌资产”。

雪茄、红酒和一份条约

邻居们的路都走不通：缅甸硬打，被英国吞并；柬埔寨主动当法国保护国，保护最后变成殖民；越南靠与中国的旧关系撑着，对传教士的严酷处置反而给了法国出兵借口。

1851 年蒙固即位为拉玛四世。他当僧人时学过拉丁文、英文和西方科学。1855 年，英国特使、香港总督约翰·包令（John Bowring）来到曼谷，预料又是一个高傲冷淡的亚洲君主，结果国王在私人寓所里请他抽雪茄、喝红酒，两人绕开翻译直接说英语，书架上从西方科学到司各特（Walter Scott，苏格兰历史小说家）的小说一应俱全。在那个英国人麦考莱（Thomas Macaulay）能说出“好的欧洲图书馆的一层书架，抵得上印度和阿拉伯全部本土文学”的年代，这很少见。包令后来的著作专门介绍了兰甘亨碑。条约并不宽厚——关税封顶 3%，英国人享有治外法权——但暹罗始终被当作主权谈判对象。对比一下：缅甸割了四个省，赔了 100 万英镑；清朝因禁烟丢了香港。

看人下菜碟的“文明表演”

作者说，暹罗的独到之处是一整套对欧洲规范的策略性表演，而且从相对有利的位置主动去做，不像缅甸、日本、清朝那样被打了才改。乾隆回复英国使团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这种封闭恰好给了欧洲人“开化”的借口；缅甸倒是后来也修了电报和铁路，可惜晚了。

暹罗宫廷清楚该对谁表演什么：法国把科学视为文明标志，英国看重国际法和自由贸易。1868 年，蒙固邀请英法官员观测日全食，搭起亭台招待，用泰国传统历法加西方天文学准确预言了时间和地点，据说比在场的法国天文学家算得还准。

打造“暹罗”这个品牌

蒙固之子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拉玛五世）面对的是一个多民族、松散、以“曼陀罗体系”治理的王国：没有固定边界，王权随距离递减，边缘地带同时向几方效忠。当时欧洲刚把“统一民族国家”变成文明新标准，法国就拿这一点做文章，说老挝人是需要保护的独立民族，暹罗人和华人混血太多，算不上真正的民族。朱拉隆功的回应是推出“泰性”（Thai-ness）：“泰人、老挝人、掸人都认为彼此同属一族，都尊我为最高君主。”曼谷方言被定为标准泰语；曼陀罗体系被中央官僚制取代，现代测绘划出精确边界。

他两次巡游欧洲（1897、1907），坚持以平等君主身份受礼；几个儿子，包括后来的国王，进了伊顿公学。他建立现代学校，请比利时法学家主持修法——选比利时人，因为它挨着英法法律传统，又不属于任何一个殖民国——以此要求废除治外法权；按普鲁士模式改军队；改用公历；提倡“siwilai”（泰语借自 civilized）；分步废除奴隶制。1907 年法国《费加罗报》写道：暹罗国王“虽然国在亚洲，却和欧洲君主一样有尊严”。

软实力碰上硬实力

1893 年法国炮艇闯入湄南河直逼曼谷，朱拉隆功割地赔款。到 1909 年，暹罗前后割让约 40% 的领土给英法，但丢掉的多是曼谷本就控制薄弱的曼陀罗外圈，保住了湄南河谷这个泰人核心区。即便动用炮艇，法国也要把要求包装成“越南的合法领土主张”——这更像欧洲国家之间互相割地，而不是在非洲干的那种征服。

如今一些泰国历史学家怀疑兰甘亨碑被修改甚至伪造过。作者的回答是：碑是真是假，没有暹罗拿它做了什么重要。他还认为，去殖民化后殖民者留下的脆弱制度纷纷崩塌，在周边国家造成数以百万计的死亡；暹罗从内部完成转型，可能因此躲过了大量苦难。

今日 detail — 1868 年那场日食观测，是蒙固最得意的一次“文明表演”，也是他的最后一次：他在观测现场染上疟疾，几周后去世。

如父如子 そして父になる / Like Father, Like Son（是枝裕和 Hirokazu Kore-eda，2013）

福山雅治演的野野宫良多是东京的精英建筑师，工作狂，把六岁的儿子当成一个需要按标准打磨的项目。医院一通电话打来：孩子六年前抱错了，亲生儿子在一户开电器小店、乱糟糟却热闹的人家里长大。两家开始互相探视、试着换回来，良多得面对一个他从没想过的问题：让一个人成为父亲的，是血缘，还是那六年？《Paste》的蒂姆·格里尔森（Tim Grierson）说福山把良多的势利演得不过火，底下全是不安全感；影片“未必有多少新意”，但“汹涌的情感力量最终让人无法抗拒”；他还提到结尾不给一个决定性的答案，他认为这才符合为人父母的真实处境。121 分钟，获 2013 年戛纳评审团奖。

备注

• 本期中文源落在思辨：王隐《中国人一骂街就骂娘，为什么？》，机核 2026-10-08，首发公众号「言辞之间」。王隐上次出现在 5/9（也是语言学），远超 3 天。
• 主篇和远方都出自 Works in Progress（作者不同）；远方是 8 月旧文（Archive pick），两篇刚好互相照应——伊顿那条线就是证据。上一期远方也来自 WIP，下期该换气。
• 本期刻意换掉了连用多日的源：主篇连续五天是 Aeon、人间连续四天是 Psyche，今天两处都换了。
• 玩物原想用 MIT Press Reader 的《苏联诞生的俄罗斯方块》，两次抓取都被拒（403），换成 Defector 的 K2 纪录片评论；周六自由日，体育 + 纪录片。
• 观影原想推《小偷家族》，按交接文档记载你看过，跳过；又查《窃听风暴》，Notion Movies 里有，也跳过。《如父如子》按「如父如子」「Like Father, Like Son」「そして父になる」「意外爸爸」在 Notion 单查，Movies 和 Watchlist 都没有；观影历史表也没推过。
• 明日玩物轮播预告：周日自由（体育 / 跨栏目补位）。
• 一个可以接话的钩子：维多利亚人用声望代替工资来招议员，结果议会挤满了最有钱的人。今天要是取消议员工资，你觉得进来的会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