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碑

别再随口说“癌”

威廉来找我，是想听第三位医生的意见。

他 53 岁，身体健康，有妻子和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工作忙，日程跟所有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一样乱。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抽空去家庭医生那里做了常规体检和抽血——这是他好多年来的第一次。几周后，他坐在一位陌生的泌尿科医生的诊室里，像站在悬崖边上，耳朵里嗡嗡回响着医学里可能最让人恐惧的一句话：“你得了癌症。”

这个诊断意味着疼痛、痛苦和死亡。光在美国，癌症每年就要夺走六十多万条命，足够把一座城市清空。

一个词，和它真正描述的东西

可是今天，拿到癌症诊断，未必还意味着它过去意味的那些事。

威廉的处境一点都不特殊：美国每年有两百多万人被确诊癌症，其中很多人的病变对寿命和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威胁——除了治疗本身带来的副作用。但只要被贴上“癌”这个标签，他们就要承受实实在在的后果：医疗上的、心理上的、社交上的、经济上的。

这个词在我诊室里唤起的东西，和它在今天的临床实践中经常描述的东西，中间有一道裂缝。筛查该怎么做之所以吵个不停、各地做法千差万别，根源就在这道裂缝里。随着我们对细胞生物学的理解越来越深，这道裂缝逼着我们重新想一想：当我们给某样东西贴上“癌”的标签时，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威廉的癌长在前列腺上。在此之前，他只是模模糊糊知道自己有这么个器官；而无论是手术切除还是放疗，都可能损害排尿、排便和性功能。活检显示，他的肿瘤属于我们所说的“分级组 1”（grade group 1，前列腺癌恶性程度分级里最低的一档）：几乎没有癌症的分子特征，短期内也没有转移或致死的可能。

可是，他身边的医疗团队迅速膨胀，意见五花八门。威廉发现自己一路被推着冲向治疗，心里一直悬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虑。等他走进我的诊室时，他已经请了病假；他还跟我承认了一件颇为荒唐的事：他重新开始抽烟了，几十年来第一次。

一场来自自身的背叛

1990 年代我刚进医学院时，癌症让我着迷，也让我害怕，恰恰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背叛。

人类的大多数疾病，是这个或那个身体系统出了故障。可能是外伤、感染、供血不足、机械磨损，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某个或几个器官没法正常工作了。这时候，医学的任务在原理上很简单：支撑出故障的系统，防止进一步损伤，尽量修复或替代失去的功能。

癌症从根本上不一样。它最终也会让系统崩溃，但它的起点是某个器官角落里的一些细胞“活得太好了”：长得太快，最后开始四处探索，殖民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入侵的病毒或细菌显然是外来的、敌对的，很容易被理解、被归类为敌人。而癌是一个人自己的细胞。它们是在作恶，但它们仍然是“自己”的一部分。化疗之所以比治细菌感染的抗生素毒得多，正是因为药物很难稳定地分辨身体里哪些细胞“正常”、哪些是“癌”。

形容词驯不服名词

我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癌症中心和旧金山退伍军人医疗中心出诊，每次门诊、每个星期，都会见到处境跟威廉一样的男人。消息灵通一点的，往往已经知道不是每个肿瘤都需要治疗。但很多人仍然没从那一刻缓过来——“癌”这个字走进房间的那一刻，光线好像一下子暗了，空气变稠了，后面医生说了什么，他们几乎都没听进去。

给这些病人做咨询，跟做手术一样重要，也一样讲究分寸。诊室里说对的话，不比手术室里用对的器械次要。可就在我们发展出机器人辅助的精准手术系统、越来越聚焦的放疗平台、精确得惊人的靶向药物的同时，我们的语言基本还停留在 19 世纪。

我和很多同事都试着在这些谈话里撒上一些形容词，好让病人和家属安心：低级别、低风险、无威胁、生长缓慢、惰性的。我们已经相当熟练地用这些修饰语把病人从悬崖边拉回来。但那个名词——那个大写的专有名词——依然阴森森地悬在那里。

这样的咨询我做了很多年，随着时间推移变得容易了一些，但也只是一些。如今，越来越多的前列腺癌专科医生和研究者开始向同行发问，而我是其中之一：我们是不是应该认真考虑更新词汇，让我们说的话重新对上病人听到的话？

从“螃蟹”到病理报告

我的前辈们面对的是“人的尺度”上的癌症，一眼就认得出来，一认出来心里就一沉：乳房里一个肿块，腋下又摸到一个；眼白发黄，说明胆管被压住了；一点小出血总也止不住，因为白血病已经占领了骨髓。体重莫名其妙地掉，疼痛挥之不去。

到了我这一代，情况反过来了。我们通常是隔着一张纸、或者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把诊断交给病人：一份病理报告，从玻璃切片上“占卜”出来，再用墨水或像素呈现，去预言一个通常感觉自己好好的人的未来。可是，异常的细胞行为从哪一刻开始威胁整个身体？细胞从“变异”到“异常”再到“敌人”，这几道门槛我们怎么划？我从医学院毕业到现在几十年，对癌症复杂性的理解精细了很多，但我们离“界定癌症真正开始的那一刻”、离“界定它第一次威胁健康和生命的那一刻”，都还差得远。

几千年来，各种医学传统都认识到，有一类看得见的肿块会长大、会扩散、会致命。公元前 5 世纪，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古希腊医生，西方医学之父）和同时代的人第一次给它起了名字：karkinos，“螃蟹”——因为晚期肿瘤会沿着皮下淋巴管伸出一道道看得见的触须。此后几千年，人们对这种病的理解时进时退，但癌症总是在看得见、摸得着、或者已经出现症状的时候才被发现，到那时，手术能治好的情况并不多见。在没有麻醉、没有消毒的年代——那是今天很难想象的年代——就算病人挺过了手术，手术也清除不了已经转移的癌。于是癌症复发、恶化，几乎总是致命。

显微镜发明后的几个世纪里，现代病理学发展起来，研究者和医生终于看清了这个对手藏起来的那张脸：一些细胞背离了它们在整个生物体里该干的活，一门心思只想繁殖和迁徙。到 19 世纪末，改进后的显微镜让早期病理学家可以给癌——“上皮癌”（carcinoma）——分类，依据不只是它长在哪个器官，还有细胞本身的样子。现代的分级和分期，地基就是那时候打下的。

筛查改变了一切

但在显微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癌症仍然是先凭临床症状被发现的。显微镜下的结果，通常要等到活检或手术之后才拿得到，而那时的癌往往已经相当晚期。在那几十年里，病理医生的角色主要是确认和细化一个已经由临床医生做出——或者至少已经怀疑——的诊断。

20 世纪中叶，癌症筛查出现，一切都变了。筛查，按定义，就是在本来健康的人身上找早期癌症。宫颈癌的巴氏涂片（1950 年代）、乳腺癌的钼靶和结肠癌的肠镜（1960 年代）、前列腺癌的 PSA 检测（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一种抽血就能查的指标，1990 年代）相继普及，让癌症可以靠活检被早早诊断出来——比它造成临床问题早上好几年，甚至几十年。

就这样，没有谁特意安排，也没有谁正式讨论过，癌症的根本诊断权，从外科医生或肿瘤科医生的临床判断，一点点转移到了病理医生的组织学判断手里。今天这道裂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些年也是“向癌症宣战”（War on Cancer，1971 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发起的全国抗癌运动）的年代：诊断出癌，就意味着要治。到我新千年初开始受训时，筛查已经在全世界救了几百万条命。但筛查也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过度诊断——查出一些即使永远不被发现、也永远不会引起症状或威胁生命的病变。

等我正式行医时，事情已经很清楚：过度诊断会引出过度治疗。筛查一边救人，一边也在伤人——不必要的手术、放疗和其他治疗带来的副作用，有时是永久的，偶尔是致命的。而且，诊断本身还可能让人寿险和健康险变贵，至今也仍然和更高的抑郁乃至自杀率相关。于是筛查成了极具争议的话题，在医疗研究者之间——尤其是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之间——引发了尖刻的论战，筛查指南和做法也像钟摆一样剧烈摇来摇去。

细胞的双重生活

癌症筛查是和一场分子医学革命同步发展起来的。过去半个世纪，社会在研究上投入巨大，回报也极其丰厚。我们现在对“癌变”这个过程的理解前所未有，也看清了一场每天都在上演的、复杂得惊人的军备竞赛——在威廉的身体里，在我的身体里，在你的身体里，在每一种动物的身体里——竞赛的一方是单个细胞繁殖和演化的目标，另一方是整个生物体的目标。我们现在对癌症的起源、演化和结局的认识，应该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到底哪些人真的需要背上这个诊断。

那些因为在显微镜下长得不规则而被我们叫作“癌”的细胞团，每时每刻都在每个人的身体里生长。要理解为什么其中绝大多数是无害的，我们得回到地球生命的早期。

地球刚刚变得宜居，单细胞生物就几乎立刻出现了。接下来是长得难以想象的 20 亿年，这些细胞为了生存相互竞争，演化出无数策略来压倒——有时干脆吃掉——邻居，并适应新的栖息地。最终，演化压力驱使一些细胞群紧密合作，直到它们开始以多细胞生物的形式繁衍。这些新分化出来的细胞，可以为整个生物体贡献特定的功能；而关键在于，它们再也不能独自存活了。

将近两个世纪前，细胞学说的奠基人之一施莱登（Matthias Schleiden，19 世纪德国植物学家）观察到：“每个细胞都过着双重生活：一种是独立的，只关乎它自身的发育；另一种是附带的，因为它已经成了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独立和合作之间的这种张力，贯穿所有多细胞生命，也解释了细胞和身体之间那份脆弱的契约。

一个人由数万亿个细胞构成，每个细胞都以同一套遗传下来的 DNA 为蓝本。这些细胞不停地互相沟通——还和另外数万亿个同样构成健康身体的非人类细菌和真菌细胞沟通——通过无数近距离和远距离的信号，调节彼此的行为和生长，合作让整个人的繁衍成功率最大化。

然而，每一个细胞都还携带着单细胞祖先的遗传记忆，和那条古老的指令：复制。事实上，每个细胞之所以守规矩，全靠一套复杂得令人眼花的内部基因调控，加上与其他细胞的外部互动。即便一个成年人已经停止长个子，每天仍有大约 1% 的细胞——几十亿个——会老化，需要靠细胞分裂来替换；而每次分裂，都要把整套 DNA 完整地、最好是完美地复制一份。

每天都在发生的叛乱

我们的 DNA 一直在挨打：辐射、环境污染，还有不健康饮食、吸烟、慢性压力等因素引起的炎症。更何况，细胞每分裂一次，就会出现成千上万个复制错误。校对机制能纠正其中绝大部分，但总有漏网之鱼。

这种不完美对整个物种不可或缺：没有一定的突变率，演化就不可能发生。但对个体来说，错误可能是致命的。相对少量没被纠正的突变，就能让一个细胞一路冲向失控的生长。这种事每天都在每一只动物身上发生。

身体会监控这些叛徒。及早识别、扑灭基因层面的“起义”，是威廉的免疫系统的一项基本工作。这场军备竞赛每天每时都在上演：身体某处的个别细胞开始长得太快，或者长得不成样子，免疫细胞就把它们找出来杀掉。对任何一个异常细胞来说，胜算都很低；但年复一年，在几十亿次“出师不利”之中，总有一些突变躲过了侦查，站稳脚跟，繁衍开来。不过，这些早期事件大多算不上临床意义上的癌症，因为它们既不会引起症状，也不会扩散。

随着时间推移，有些肿瘤获得了新的突变：有的让生长加速，有的破坏纠错能力。被拆掉的调控信号一多，细胞就会回到它最原始的指令：繁殖、扩散。微观尺度上的演化，会青睐那些繁殖最快、走得最远的细胞，不管这对整个生物体有多大代价。

拿乳腺细胞来说，它们唯一的工作是待在原地分泌乳汁。要让它们钻进淋巴管和血管，再在骨头或肺这种陌生环境里扎根壮大，需要对它们原本被设定好的行为做很多改动。一路上，免疫系统都会持续遏制这些萌芽中的肿瘤，甚至直接消灭它们。只有那些罕见的例外，学会了无限生长、远程迁徙、躲过免疫系统，才会威胁整个生物体。配得上“癌”这个字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恐惧的，是这些病变。

我在用生物学解释，病人在用文化理解

然而，科学上的巨大进步并没有传到大众的日常语言里。作为医生，我被卡在中间：我在用我们今天对癌症的生物学理解向病人解释，而病人仍然在用文化去理解它。生物学的说明没法完全取代历史的回响，翻译能做的也有限。

癌变是一个分子层面的连续过程。细胞获得最初的几个突变时，显微镜下看不出任何变化。突变累积到一定程度，显微镜下才出现一个看得见的“新生物”（neoplasm，字面意思就是“新长出来的东西”）；再往后某个时刻，这个新生物可能获得转移的能力。在有些癌症里，这一步来得很频繁、很快；在另一些癌症里，来得很慢，甚至根本不来。关键在于，出现症状或者能被临床查出的肿瘤，可能出现在第一批细胞转移之前，也可能在之后——这正是筛查必不可少的原因：要在还有机会治愈的窗口期里，把可能致命的癌找出来。

威廉决定做前列腺癌筛查，由此触发了一连串事情，最后把他带进了我的诊室。这是一个完美的例子。等前列腺癌引起症状时，几乎总是已经晚到治不好了，而死于前列腺癌既痛苦又漫长。所以 1990 年代 PSA 这种无创血检一上市，就被广泛采用。前列腺癌的确诊率一飞冲天，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男性最常被确诊的癌症，遥遥领先。很多本来会致命的癌被查出来、治好了，前列腺癌死亡率降了一半。

钟摆

可是到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已经几乎没有疑问了：每靠手术和放疗避免一例死亡，就有好几个像威廉这样没有威胁的病例被活检查出来，而且照样被积极治疗。在这么多被过度治疗的男人里，有太多人留下了长期副作用。

部分因为过度诊断的问题，2012 年，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为美国制定预防医学指南的独立专家组）建议不要做任何常规的 PSA 筛查。这条建议达到了降低前列腺癌过度诊断的预期效果，但也带来了死亡率上升，尤其在黑人男性中——把持续了 20 年的下降趋势扭转了过来。我遇到过一些医学生，他们被教导说 PSA 是“糟糕筛查”的典范；我也开始见到越来越多已经无法治愈的病人，他们从没被提供过这项检查——更糟的是，有人主动要求做，却被拒绝了。

分级组 1 的前列腺癌——最低级别、短期内不会扩散也不会致死的那种——极其常见。在七八十岁死于其他原因的男性中，尸检能在大约一半人身上发现这种细胞；在三十多岁的男性中，比例也有约 20%。它们算不上临床意义上的癌，也许更应该被理解为男性正常衰老的一个特征。威廉的低级别前列腺癌，是因为他在中年做了一次合理的 PSA 筛查才被发现的，但它很可能在那之前已经存在多年，离威胁他的生命也还有很多年。

“意外瘤”

除了通过明确的筛查发现的大量癌症，今天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差不多碰巧发现的。比如，病人疼得像是肾结石，我给他开了 CT，结果除了结石，还在肾脏、肝脏、胰腺或别的器官上看到一处异常。这种发现太常见了，以至于一个原本带点玩笑意味的词——“意外瘤”（incidentaloma）——已经正式进了临床用语。

有时候，这种发现是走运。我曾经照料过一位年轻病人，救了他命的是一次阿米巴感染：他去南亚旅行时染上了，腹痛不止，去做了影像检查，否则我们很可能发现不了他那个又大又高级别的肾癌，等发现就晚了。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找到并积极治疗的，是一些即使永远不被诊断也永远不会惹事的小病变——不管它们在显微镜下长什么样。

两种灾难，两个阵营

公共层面的筛查辩论变得尖刻、部落化，因为双方都相信自己在保护病人免于某一种灾难，只是灾难的版本不同。

外科医生、肿瘤科医生和晚期癌症病人看到的是：转移、疼痛、错过的窗口期、死亡。全科医生或公共政策制定者看到的是：治疗的并发症、生活质量的永久下降、不必要的焦虑，还有成本。双方都是在回应真实的痛苦，但后一种叙事更容易被稀释成抽象的统计数字，前一种则更能引起共鸣，也更让人难以原谅。

一个病人会问：“你为什么劝我去做放疗？现在我落下了一辈子的肠道毛病。”另一个病人则会质问：“你为什么不给我开一项简单的检查？它本来能让我少受好几年罪，能让我看着孙子孙女长大。”

这两种情况我都经常遇到：一些病人承受着他们根本不需要的治疗带来的毁灭性副作用；另一些人的癌本来可以早得多被发现，现在已经无法治愈——其中有些人甚至主动要求过筛查，却被拒绝了。

我对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的保留，并没有让我变成筛查怀疑论者。但今天，一项筛查检查应该只是通往诊断的可能旅程的第一步。威廉的 PSA 只是略高，这本该引出十几种血液、尿液或影像检查中的一种——它们就是为了预测“有没有可能致命的前列腺癌”而设计的。如果结果是阴性，说明要么前列腺正常，要么只有分级组 1 的癌；不管哪种，我们都可以不做活检——等于或多或少明确地告诉病人：如果里面只有低级别的病变，我们和你都完全可以不知道它。

对后一种情况，正确的路是“主动监测”（active surveillance）：暂缓治疗，密切随访，一旦有进展迹象再出手，届时完全有望治愈。这套做法是我所在的中心和少数几家机构在近 30 年前开创的，但直到最近才在社区医院推开，执行起来仍然参差不齐。在美国，太多经济、法律和文化因素偏向治疗而不是观察——这在咨询时承认起来，多少有点难为情。

改名这件事，已经有人做了

威廉第一次来见我时，已经在一家医院约好了手术，在另一家医院被强力推荐放疗。我遇到过很多处境一模一样的病人，他们就是过不去那个词、那个诊断这一关；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医生居然不想治疗他们眼中危及生命的病。不管我怎么努力安抚，我的形容词都驯服不了“癌”这个名词，结果太多病人最后去找了另一个愿意给他们做不必要治疗的医生。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皮肤的基底细胞癌太普遍了，癌症登记系统甚至都不统计它。它几乎总能靠简单切除治好；放着不管，它可能长得很大、毁容，但尽管名字里带着“癌”，它几乎从不扩散。

乳腺的导管原位癌（ductal carcinoma in situ，DCIS），按定义就是不浸润的；近来的临床试验提示，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像低级别前列腺癌那样观察随访。

在甲状腺癌上，病理学家已经迈过了这座桥。一部分曾被归为甲状腺癌的病变被改名为“具有乳头状核特征的非浸润性滤泡性甲状腺肿瘤”——谢天谢地，缩写成了 NIFTP——因为它们担不起“癌”这个字的全部分量。同样，一些曾被称为癌的小而低级别的膀胱病变，现在叫作“低度恶性潜能的乳头状尿路上皮肿瘤”。

越查越早，然后呢

与此同时，我们可能正一头冲进一个过度检出加速的、问题重重的新时代。

迄今为止，所有筛查都是针对某个器官系统的检查。现在，面向“担心生病的健康人”——而且是有钱的那部分——推销的商业全身核磁共振，肯定会让我们每年发现的意外瘤成倍增加。与此同时，所谓“多癌种早筛”检测宣称，只需抽一管血，就能捕捉到多种癌症的分子信号——血液里的 DNA 碎片。如果它们真的管用，或许能救命。但它们也把筛查早已抛出的那个问题推向了更高的赌注：当检测沿着癌症的进程一路往前推——从摸得到的肿块，到异常细胞，再到分子层面的预兆——我们到底在给什么东西命名？有些细胞只是稍微“上进”了一点，有长大的分子冲动，却没有远行所需的基因工具包。这样的细胞，我们既不需要、也不想一个个都知道。

如果“癌”的边界是模糊的，“正常”的边界也一样。看起来正常的细胞，常常带着许多典型的致癌突变。生物学遵循钟形曲线，临床风险也是。说到底，要证明一项治疗合理，并不需要先把某个异常命名为癌。肠镜里看到息肉，我们通常顺手就切了，不管它会不会变成癌，因为风险几乎可以忽略。更极端的例子是：一些携带遗传性 BRCA 突变（一种大幅提高乳腺癌和卵巢癌风险的基因变异）的女性，选择预防性切除乳房和卵巢——这是对生活质量影响很大的大手术——因为未来可能患上致命癌症的阴影实在太沉重。

写给医生的词，被病人一个人读到

医学里那些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行话，长期以来服务医生多过服务病人。大脑里一块刚被描述、还没被弄懂的区域，叫它 locus coeruleus（蓝斑），就带着一种权威感；叫它“蓝色的地方”就没有。

今天，我们对疾病的理解加深了，对病人自主权的重视也加深了。但最近一个顺着这个方向走的进步——开放病历，让病人能直接看到自己的检查报告——也把病人暴露在他们可能读不懂的语言面前。结果就是，“你得了癌症”的那一刻，往往是病人独自一人对着屏幕度过的。

我做活检时，会尽量提前打预防针，告诉病人在我们下次谈话之前，他可能会在病理报告上看到什么字眼。但我能提前解释的终究有限。更麻烦的是，我们这些癌症专科医生身处一片边境地带，而我们的词汇还没进化到能管辖这片地带。“正常”和“癌”的二元语言，适合疾病靠临床表现宣告自己的漫长年代；到了今天，筛查和意外扫描能在“临床命运”到来很久之前就识别出“生物学上的可能性”，这套二元语言已经被撑得快裂开了。病理医生描述他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东西，可诊断不只是描述。一个词一旦从病理报告上浮起来，飘进我的诊室或者病人的客厅，它就变成了预后、身份、恐惧、危机。

小猫和狮子

筛查提供了一个变革性的机会，但要在全人群中安全地推行，前提是我们能把“真正的”癌——那些能扩散、能致命的——和冒充者区分开来，分别命名。研究者和肿瘤科医生常说，要分清“小猫”和“狮子”。有些小猫可能会长成狮子，但它们是少数，而且通常能在狮子逃出笼子之前被认出来。

现代医学热爱分类，在肿瘤学上却古怪地掉了链子。我们的国际疾病诊断编码系统，在“接触其他无毒爬行动物”这个类目下有 18 个编码，却只用一个编码来涵盖前列腺癌的全部生物学谱系，不管它多凶险、有没有临床意义。如果我们不仔细命名“异常”和“疾病”之间的边界，就可能用“癌”这个名字本身伤到病人。

那么，在 2026 年，我的同事们真的应该给威廉一个癌症诊断吗？当我们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学到的一切都在大声说“不”时，我还必须为这个诊断背书吗？我们越来越能分清狮子和小猫了。可是几千年过去，那只“螃蟹”在文化记忆里依然巨大，病理报告上的“癌”字依然意味着疼痛、失去和死亡。我仍然会遇到一些病人，专门挂号来约手术；当我说那会是错误的第一步时，他们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一个更温和的名字

也许是时候了：医学界应该重新考虑我们如何定义癌症，让这个诊断重新对上公众长久以来的理解。公众想象中一直挥之不去的那种癌，会扩散，会杀人。前驱病变——无论是分子层面的还是病理层面的——并不“正常”，但我们并不缺别的词来给它们贴标签，也不缺安全追踪它们的工具。它们中的大多数永远成不了什么像样的叛乱，我们没必要对这些小小的不安分者发动一场多余的内战。

如果我们干脆不再诊断低级别病变，从根上解决过度诊断，我们就能更大范围、更有信心地开展筛查。这样的改变会增进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信任，也会增进全科医生和会诊专家之间的信任。改名，很可能还会救下成千上万条命。

不管我们给威廉的前列腺贴什么标签，它都需要关注。他需要我的咨询和监测。总有一天，我可能需要引导他走向治疗。但他不需要的是：在走进我诊室的那一天，他已经围绕一个词重新安排了整个人生，活在一种还没有威胁到他的疾病的全部阴影里。

修改这个标签，不只会减少过度治疗，还会最终让我们的语言重新对上我们的科学、我们的分类体系，以及病人真实的生活。癌，是一场会扩散、会杀人的细胞叛乱。显微镜下其余那片边境地带，值得一个不一样的、更温和的名字。

等离子屏幕的兴衰

一块屏幕，原本是为了省内存。

起点：一个分时教学网络。 1960 年，伊利诺伊大学推出 PLATO 计算机教学系统：几千台终端连在大型主机上，学生可以在上面学化学、数学、音乐、外语。第一代终端用的是普通电视屏幕，也就是阴极射线管（CRT）——用磁场偏转的电子束在玻璃上“画”图像，每秒把整个画面重画 30 次。广播电视这么干没问题，因为每台电视收到的是同一个信号；但 PLATO 每台终端显示的东西都不一样，主机得给每台终端持续输送高带宽的视频数据，每台终端还得配大容量内存来存画面——那个年代，内存贵得离谱。几台终端还行，几千、几百万台就扛不住。

PLATO 的设计者之一唐纳德·比策（Donald Bitzer）想要的是一种自带“记忆”的屏幕：只有变化的部分才需要重画，带宽和存储需求就能大降。他想到了气体等离子体——给低压气体通电让它发光。这现象人类 17 世纪就知道，20 世纪初已经用在霓虹灯上，但没人把它做成过电脑屏幕：那需要几千甚至几百万个独立控制的小灯，一个像素一个。

原型：一个像素的三明治。 1962 年，比策的研究生罗伯特·威尔森（Robert Willson）做出了单像素模型：三片薄玻璃叠成“三明治”，中间那片挖个小孔装氩气，两侧接电线，一通电氩气就发亮。毛病一大堆：亮度不稳、元件很快烧坏、到处漏气、气体还会慢慢沉积在电极上。更要命的是每个像素都得配一个电阻防止电弧——一块 500×500 的屏幕就要 25 万个电阻。

1964 年突破来了：团队把电极挪到玻璃外侧，电阻不需要了。做测试屏时又撞上一个意外：一点混进去的空气，恰好带来了他们要的“记忆效应”——电压调低后，气体还会继续发光。到 1967 年，原型做到了 16×16 像素，但仍然娇气：漏气、污染照旧，那些原本用作显微镜载玻片的超薄玻璃一碰就碎。

商业化。 1967 年，玻璃厂商欧文斯-伊利诺伊（Owens-Illinois）买下技术授权，把中间那片玻璃和一个个小气室全部去掉，直接在两片玻璃之间充满气体——气体是连续的，但只有通电电极交叉的地方才发光，照样能单独控制每个像素。1971 年，它卖出世界上第一块商用等离子屏：512×512 的“Digivue”，第一个客户就是 PLATO。

问题消失了。 等离子屏本来是为了绕开 CRT 那笔昂贵的外置内存。可就在伊利诺伊团队做原型的 1960 年代末，IBM 发明了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用晶体管加电容存数据）。内存很快被摩尔定律拖着走，一代比一代小、快、便宜，没多久 CRT 的内存需求就不算事了。等离子屏还没完善，它被发明出来要解决的问题先蒸发了。

剩下的优缺点。 它可以做得极薄，也比电子枪娇气的 CRT 结实；但更耗电、更暗、贵得多，彩色版本也要很多年后才可靠到能商用。

而且它不是 1970 年代初唯一的新显示技术。1960 年代，西屋和 RCA 的科学家试验了液晶——一种液体、分子却像晶体一样排列整齐的物质：加电场分子会转向，偏振光（只在一个平面里振动的光）穿过时振动平面会跟着旋转，靠这两点就能做显示屏。1970 年代，液晶屏（LCD）出现在计算器和小电器上，1980 年代用到了便携电视上。

四十年找饭碗。 等离子也没停步：电极更好了，功耗降了，还发明了靠快速闪烁像素来做灰阶的办法（“关”的时间越多，像素越暗），灰阶又打开了彩色的大门，1970 年代末出现了全彩等离子屏。它一路找到一些小众市场：1973 年 IBM 给银行设备用上了等离子屏；1970 年代中期，军方看中它结实、免维护；1980 年代，带单色等离子屏的笔记本和便携电脑问世。但到 1990 年代，LCD 已经能给笔记本做高质量彩屏，把等离子彻底挤出了这个市场。

最后的战场：大电视。 显像管很难放大：1988 年索尼的 45 英寸 CRT 电视重 400 多磅（约 180 公斤）。薄薄的等离子屏放大容易得多：富士通 1995 年展示 42 英寸，三星 2005 年展出 102 英寸。

可 LCD 同时也在进军大屏，2000 年代初已经能做到同样尺寸。等离子的优势是色彩更浓、刷新率更高；劣势是更耗电、更热、更暗，同尺寸下分辨率也做不过 LCD。但最关键的大概是制造：等离子屏的良率（合格成品的占比）更难提高、成本更难压下来——这很可能是因为厂商投在 LCD 产线上的钱远远多于等离子。

到 2000 年代中期，等离子在画质上的优势要么被磨平了，要么大多数消费者根本没注意到：2006 年的评测已经认为两者画质大致相当，而 LCD 卖得多得多。两者在电视市场又缠斗到 2010 年代初，到 2013 年等离子几乎丢光了市场份额；2010 年代末，等离子屏基本停产，这项技术今天已经差不多死了。

S 曲线的反向。 新技术通常沿 S 曲线普及：先服务恰好需要它那套属性的小众，再随着变强变便宜被广泛采用。被取代时曲线倒着走，从越来越多的用途里退出，只留给看重它独特属性的人。有时这能让“过时”技术活很久——今天仍有人为音响设备生产真空管；有时救不了它：确实有人偏爱等离子的画面，但这份偏爱撑不住一条生产线。

Taste 训练（周五·剧集）：三个彪子和他们的弗洛伊德

两部东北剧、二十年、三个“彪子”，和一个他们都没读懂的弗洛伊德。作者真正想说的是：我们笑他们活在梦里，自己却在做一场更难醒的梦——关于过去的梦。

三个彪子

2023 年的《漫长的季节》埋了不少《马大帅》（2004 年赵本山主演的东北进城喜剧）的彩蛋，最显眼的是范伟演的王响又唱起《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导演辛爽说，这部剧讲的是时间——“时间是怎么平等地穿过每一个人……最终又怎么把这些痕迹都抹掉”。但剧里最像范德彪（范伟在《马大帅》里演的“老舅”）的，是嫌王响“这破歌唱多少年了”的龚彪（秦昊饰）：二十年里从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变成大腹便便的出租车司机，仍是那个认死理的彪子。

两个彪子都跟弗洛伊德有过一段。年轻的龚彪在电影院约会时大谈弗洛伊德，暗示自己“就差爱人了”，心上人丽茹关心的却是“弗洛伊德有没有分到房子”；就在他得偿所愿的那晚，他没能陪王响去找儿子，王响的儿子意外身亡。范德彪开解梦馆，被当封建迷信查封，干脆把墙上的周公换成弗洛伊德，改名“辽北精神分析研究所”，自然很快露馅。范伟说这个角色是“大善良小毛病”：他真诚地以为自己那半桶水够用了。

世纪之交，弗洛伊德对他们首先是一个远方来的洋名字：知道它，就算“见过世面”。到了今天这早不算什么，龚彪只有被丽茹挖苦“一辈子活在梦里”时才嘴硬：“那梦，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映射。”作者说，观众容易共情，是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他们拼命想去的那个远方。

老舅只多走了半步

《马大帅》里，逃婚的小翠和进城的马大帅都先投奔开原的老舅。老舅真能办事：给小翠安排秘书工作，把被当成盲流关进看守所的马大帅捞出来。他最风光的时候，是开着老板的奔驰、揣着老板给的三万块回村平事，许诺带乡亲们进城致富——从一颗鸡蛋看到一座养殖场。可跟着进城的人很快发现，老舅自己也在城里沉浮：他离堡子没那么远，离光鲜的未来也没那么近。

龚彪也一样。第一集里他挪用丽茹开美容院的钱，买了辆“连车带标”的出租车，以为砍价捡了大便宜，结果是泡水车，上路不久又因被人套牌扣下。秦昊说，演两个年代的龚彪，他抓的是“不变”：年轻时痴迷弗洛伊德，后来痴迷彩票和赛鸽，都是不知何时兑现的未来。作者的判断很克制：老舅见过的世面不是假的，只是他们把多走的半步看得太真，把往后的路看得太简单。

王响认命，龚彪要跟命唠唠

最后一次 KTV 聚首，查了近二十年儿子死因的王响说：“咱的命，都给定下来了。”龚彪不服：“谁安排的？你叫他过来，我跟他好好唠唠。”王响的倔强朝向过去，解释不了，就交给“命”；龚彪的倔强朝向未来——要是一切都写好了，他这些年的折腾连同那份乐呵，就都成了傻乐。《马大帅》的远方是城市，想进城总能进；《漫长的季节》的远方，是回不去的那个秋天。

作者反对的：“都是时代的错”

流行的解读是：从前的彪子能天真折腾，因为那是能做梦的年代；如今龚彪落魄，因为时代不让做梦了。作者不同意——这在同情人物的同时，把他二十年的成长一笔勾销了。真有人拍着龚彪说“不怪你，都是时代的错”，他恐怕会用《乡村爱情》里赵本山的台词反问：“怎么你到哪儿哪儿都大环境不好，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呐？”**时代只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在那一刻站在那里，不能保证这样做就能成功。**如果每个人的胆气都要时代批准才作数、每次落魄都要时代背锅，人还会心甘情愿为自己的生活承担后果吗？

关于过去的梦，更难醒

于是刀口转向观众：把过去排列组合成一场美梦，比把未来描绘成美梦容易得多；关于未来的梦总会被现实叫醒，被审美化的年代却不会。作者借鲁迅引裴多菲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收尾，还翻出了原始语境：裴多菲在信里说，几匹看着不中用的马，跑起来却飞快，“不要只凭外表作判断”。拿掉虚假的希望，也拿掉消沉的绝望，难的是清醒之后不再逃回梦里——包括逃回一个“遍地是机会”的过去。

为什么从分手里走出来，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

“时间会治愈一切”是被动的说法。巴恩菲尔德借三位哲学家给出主动版：走出来是一门需要你“假装已经做到”的功课，而做完它，你不只是复原，还会变好。

骨折不上夹板会长歪

英国小说家、哲学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写过：“刻意不爱一个人，不是意志跳一下就能做到的。”走出分手需要时间，人就容易觉得是时间本身在疗伤——这是被动观。作者反驳：骨折没有夹板会长歪；而且关系真正结束时，失去是永久的，时间改变不了永久。如果只能等，你对“走出来之后的自己”毫无塑造力。默多克自己也说，需要的是一种“重新定向”：“获得新的注意对象，并因重新聚焦而获得新的能量。”这是一项主动的工作。

价值视角碎了

关系好的时候，你有一种统一的价值视角：珍视伴侣和共同生活，选择和行动前后一致。作者用《暖暖内含光》（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2004）里的乔尔和克莱门汀举例：乔尔在夜店婉拒陌生人搭讪，克莱门汀做职业选择时顾及两人住在同一座城市。哲学家瓦莱丽·蒂伯里厄斯（Valerie Tiberius）把这叫“合宜的”价值——它和生活的其他部分相容。

克莱门汀一提分手，这份珍视就“不合宜”了，但它还在；同时你心里出现一小块地方，承认“不再需要她”也许有价值。两者互相抵消，你没法同时按两个冲突的价值行动：乔尔放朋友鸽子、对同事敷衍，因为看不出为一个没有她的未来努力有什么意义。但有时，他也会按那个“意识到了、还没真心认同”的价值行动——照样出现在朋友身边，照样尊重同事，虽然常常想不通何必呢。作者说这正是走出来的核心：一以贯之地表现得好像已经认同了一个还没真正理解的价值，借此让它慢慢显形。

“好像”是引擎

这个“好像”，作者借芝加哥大学哲学家阿格尼丝·卡拉德（Agnes Callard）的《抱负》（Aspiration, 2018）来解释。抱负是“一个人努力成为一个不同的、更好的人的过程”：你隐约知道一个价值好在哪，但还没充分领会，否则就不用变了。推动你的是双重理由：对未来之好的一丝预感，加上承认自己领会得不够。前提是那丝火苗得在；随着理解变完整，火苗变成火焰，推动你的就越来越不是“我还缺”，而是价值本身。

落到乔尔身上：朋友拉他出去玩，他不情不愿地去了，跳着舞想着回家找克莱门汀，像在演戏。但他总归瞥见了一点东西：没有她的生活也有价值，自己挺得过去。久而久之，他开始主动去找单身生活的体验、新的人、更独立的兴趣——不再是为了“学会走出来”，而是因为真懂了。卡拉德说：“我们靠做事来抱负，而做的事改变我们，让我们把同类的事做得越来越好。”

为什么是“变好”

作者的最后一步：在时间中把自己重新统一到一个前后一致的价值视角下，就是变好的方式。每次面对互相拉扯的冲动、按原则自己拿主意，乔尔都在确认自己的能动性，把自己构成为一个“为自己认可的理由做事”的人；价值统一的人，也更能看清对自己、对别人该有什么期待。他用哈佛哲学家克里斯蒂娜·科斯嘉德（Christine Korsgaard）《自我构成》（Self-Constitution, 2009）里的话收尾：在分崩离析、再把自己拼回来的过程中，“你构成了一样新东西：你自己……如果你擅长做一个人，那你就会是一个好人。”

为什么阿尔伯塔没有老鼠

老鼠征服了几乎所有有人住的地方，只有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例外——靠的是 1950 年一次及时的封锁，和此后七十多年从不松懈的日常维护。

一个异类

2023 年的估算说，纽约约有 300 万只老鼠，每三个居民摊上一只；纽约设了专职的“灭鼠沙皇”，每年直接投入 470 万美元，仍挡不住鼠口增长。几乎没有政府试图彻底消灭老鼠，只求少见几只。阿尔伯塔却已经七十多年无鼠：近 500 万人、两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四周全是 1950 年代就被老鼠占领的省和州。它是南极洲之外地球上最大的无鼠区。

老鼠不是美洲原生的。1775 年前后，个头更大、更耐寒的褐家鼠（Norway rat，又叫沟鼠）随欧洲船只来到北美，一年能生下 50 到 80 只存活的幼崽。它们先占港口，再沿铁路扩散；1920 年代起靠搭人类的汽车和火车，以每年约 24 公里的速度穿过萨斯喀彻温省向西推进。1950 年，阿尔伯塔卫生部人员在东部边境的一座农场里发现了褐家鼠，省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只守一个口子

老鼠只可能从萨斯喀彻温来：南边的蒙大拿人太少，北边太冷，西边隔着落基山。省农业厅的威廉·洛贝（William Lobay）提议设一条“老鼠控制区”：沿东部边境约 600 公里长、29 公里宽，查验入境车辆货物，巡查农场、粮仓、谷仓和废弃房屋。

老鼠果然从这里来：1951 年秋沿边境发现 30 处鼠患，第二年扩展到 270 公里长的边境线。但褐家鼠太依赖人类了——边境农场相隔远，草原又冷又空旷，老鼠很难自己跳过去，大多是藏在卡车、火车和干草里搭便车进来的。于是只需看住约 1.74 万平方公里的入口，不用把力量摊在 10 万平方公里的整条边境上。

针对老鼠的监控国家

起初几乎没人认得老鼠，官员只好给铁路检查员发泡制好的老鼠标本。后来成形的，是一个“针对老鼠的监控国家”：对高风险地点定期巡查，没人报告也照查；海报、广播节目、举报热线发动公众；宣传借用冷战话语，“来自东方的渗透”“时刻警惕”。有位镇长扬言，镇上要是找出一只老鼠他就吃掉，直到有人把屠宰场抓到的一大筐老鼠摆到他面前。

法律规定人人都有灭鼠义务，1956 年有农民因屡劝不改被罚 25 加元。1952 年起，控制区约 8000 座建筑被撒下 6.3 万多公斤砒霜，伤及了一些牲畜和宠物；作者坦言，部分伤害本可避免。后来换成更安全的抗凝血剂华法林（warfarin）：它让老鼠慢慢内出血，老鼠不会把诱饵和不适联系起来；人类医院也用它当抗凝药。威斯康星的原配方用细磨玉米，阿尔伯塔不种玉米，田间试验后改成粗压燕麦加 5% 糖粉。

账算下来：邻省萨斯喀彻温如今每年花约 120 万加元灭鼠，鼠患依旧，每年农业损失超过 1500 万加元；阿尔伯塔每年只花约 50 万加元，鼠害损失几乎为零。

永远赢不完的战争

现任灭鼠项目负责人卡伦·威克森（Karen Wickerson）说：“说我们无鼠，人们会误以为老鼠进不来。我们没法检查每一辆车。”无鼠，只是因为它一直在做 1950 年代奏效的那些事。宠物鼠在省内违法，官员曾凭照片背景里的车牌找到非法养鼠的主人。阿尔伯塔人太不熟悉老鼠，2025 年 875 次举报里只有 47 次是真老鼠。边境七个自治市仍配着全职灭鼠员，控制区的建筑至少每年查一遍；摊到每个居民头上，每年不到 0.11 加元。只要没有一群老鼠站稳脚跟繁殖，这套系统就算在赢；一旦松懈，无鼠的地位就永远回不来了。

今日 detail — 加拿大原住民只熟悉对人有剧毒的老式鼠药，起初会把华法林毒饵清走；一位灭鼠官员的办法是开会时一边讲灭鼠，一边当众吃下拌了华法林的燕麦。

佛罗里达乐园 The Florida Project（肖恩·贝克 Sean Baker，2017）

奥兰多迪士尼乐园旁边，一家漆成紫色、名字讽刺地叫“魔法城堡”的廉价汽车旅馆，成了濒临无家可归者的落脚处。6 岁的穆尼（布鲁克林·普林斯 Brooklynn Prince 饰）和 22 岁的单亲妈妈海莉住在这里；穆尼整个夏天带着小伙伴恶作剧、骗陌生人买冰淇淋，几乎意识不到自己活在贫困线上，大人的危机却一点点渗进孩子的乐园。《滚石》的彼得·特拉弗斯（Peter Travers）称它是“关于童年最好的电影之一”，说威廉·达福（Willem Dafoe）演的旅馆经理鲍比最动人的时刻，是“他的同情心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也提醒，结尾的情绪跳跃“可能显得突兀”。111 分钟，导演就是《阿诺拉》的肖恩·贝克。影评

备注

• 本期中文源落在玩物：机核 GCORES 范爱农《从〈漫长的季节〉回望〈马大帅〉》，2026-10-05 原发。周五自由日，用剧评顶了体育位——Defector 本周多是棒球季后赛和美国大学体育法案，离你太远。
• 人间连续第四天来自 Psyche（10/6—10/9），作者各不相同；本周备选里 Nautilus《为什么“原谅并忘记”是坏建议》篇幅和论证都更薄，没换。
• 远方原文 2026 年初刊于 Works in Progress 纸刊第 24 期，9/15 才放到线上。
• 主篇和远方是一对：一边是“查得太早、名字太重”，一边是“查得够早、绝不松懈”；题记桑塔格那本《疾病的隐喻》，写的正是“癌”这个字背后的文化恐惧，主篇作者想拆的就是它。
• 观影《佛罗里达乐园》已查观影历史表（未推过）；Notion 按「Florida Project」「佛罗里达乐园」「弗罗里达乐园」「佛罗里达」在 Movies 和 Watchlist 单查均无；vault 里只在 taste 模型的“预测应该爱”片单和以前两期“为什么给你”里被提到过，从没推过。
• 明日玩物轮播预告：周六自由（体育 / 跨栏目补位）。
• 一个可以 react 的钩子：一个检查结果，你更怕哪种——被告知“是癌”其实没事，还是被告知“没事”其实是癌？你的答案，大概就是你在筛查论战里站哪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