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里

潟湖上的隔都

1516 年 3 月 29 日，威尼斯元老院投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隔都”（ghetto）。

命令是这样的：城里所有犹太人——连同以后可能来的——立刻搬到卡纳雷吉欧区（Cannaregio，威尼斯六大区之一，在城市北部）的一座小岛上，那片地方叫 geto novo（新铸场）。

那里一点也不宜居。它原先是公营铜铸造厂倒废料的地方，后来改建成工人宿舍。从外面看，它已经“像一座城堡”：四面环水，围着高得吓人的出租楼。等犹太人被赶进去，它更像一座监狱了。所有朝外的门窗都被封死；临水的一面加砌了墙，断掉出入水路；通往卡纳雷吉欧的桥两头各装一道结实的铁门，日落关闭，早上等马兰戈纳钟（marangona，威尼斯报时大钟）敲响才打开。为了确保没人在不该出去的时候溜出去，还有四名卫兵“日夜”在隔都周围的运河上巡逻——工钱由犹太人自己出。

当然，这不是犹太人第一次被圈在一个单独的街区里。到 16 世纪初，法国和德意志地区的犹太人在指定街区生活、与周围隔开，已经将近 300 年。威尼斯本身也不是第一次动这个念头：早在 13 世纪，它就规定克里特殖民地首府坎迪亚（Candia，今伊拉克利翁）的犹太人必须住在单独的区域。

一个词是怎么出走的

威尼斯隔都真正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名字。

从词源上说，geto 跟犹太人毫无关系。它来自动词 gettare，意思是“扔、浇铸”，本来只是当地对“铸造厂”的叫法，顺带也指厂边上的垃圾场。政府后来把铸造厂迁走了，人们还是照旧这么叫那片地方。等犹太人搬进来，这个岛名很快也成了“隔离制度”本身的名字——有点像今天我们说“白宫”，既可以指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 1600 号那栋楼，也可以指在里面办公的那届政府。

这可不是小事。在此之前，各地的犹太街区叫什么的都有：德语里叫“犹太街”（Judenstraße）、“犹太巷”（Judengasse），法语里叫 Juiverie。但没有一个名字能进入日常语言，成为“隔离”这件事本身的代称。它们要么和某条街、某个广场绑得太死，要么太含糊，什么都能指。

“隔都”不一样。正因为这个词是借代用法，而不只是地名，它可以用来形容任何地方的任何犹太人隔离。事情也确实这样发展了：大约 1562 年，人们开始把罗马的犹太区叫作“隔都”；不到十年，佛罗伦萨也建起一个“隔都”。此后这个叫法一路传开，贯穿整个 17 世纪，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夜。

这还只是开头。拿破仑入侵之后，意大利废除了犹太人隔离，“隔都”这个词反而用得更广了。它和某种特定的犹太人隔离之间的联系一旦断开，就可以指各式各样的禁锢、边缘化和排斥。19 世纪末，这个词被带到美国，用来描述任何移民群体的贫困和朝不保夕。1939 年 9 月纳粹入侵波兰之后，它又被可怕地用在了囚禁和种族灭绝的场所上。直到今天，它的意思还在增殖。翻开报纸，或者随手切几首歌，你会发现它有时被用来给“他者”贴污名，但更多时候是被用来夺回一种失去的力量。这些“隔都”彼此千差万别，但都能追溯到威尼斯。

威尼斯隔都建立的时候，当然没人想到它会留下这么长的影子。它的创立者从没打算给未来立什么标杆，它也不是什么长远规划的产物。事实上，它差一点就没建成。它是一段混乱、试错和失败时期里谈出来的妥协——想在宗教偏见和经济需要这两种看似无法调和的要求之间找平衡。它是一个悖论，生于战争和移民、恐惧和不确定。要弄明白它怎么来的，得一路回溯到第一批犹太人来到威尼斯潟湖的时候。

离不开的放贷人

隔都建立之时，犹太人在威尼斯潟湖已经不是陌生面孔。早在 10 世纪，就有来自东地中海的犹太商人搭威尼斯的船出行，至少有一些人在城里待过一阵。不过他们只是过客：卸完货、谈完生意就走，奔下一个港口。

到 14 世纪中叶，情况变了。一批新的犹太移民从德意志地区来到这里。这些“德意志犹太人”（ebrei Tedeschi）不是半路歇脚的旅客，而是难民。黑死病之后，德意志地区掀起一波又一波迫害，他们被迫逃离故土，来威尼斯寻求安全，也希望沾一沾这座城市的商业繁荣。

他们先在梅斯特雷（Mestre，潟湖对岸、今属威尼斯市的陆地城镇）落脚，很快就兴旺起来。有人做工，有人经商，有裁缝、宝石匠，甚至还有几个医生。但真正让他们找到立足点的，是放贷——说得准确点，是开当铺。

这份成功并非偶然。从 12 世纪中叶起，基督徒之间就被禁止有息放贷，也就是所谓“高利贷”（usury，当时指任何收利息的借贷，不一定是高息）。当然，总有脑子活的人能绕过去，至少大额借贷是这样。比如一个银行家借给商人 2000 达克特（ducat，威尼斯金币）去做木材投机，他大可以把这笔钱包装成“合伙”，假装利息只是他应得的那份利润分成。

小额借贷就是另一回事了。一个水手要借 2 个达克特给家人买吃的，说好一个月后多还一点——这就是赤裸裸的高利贷，没什么好包装的。梅斯特雷的犹太人正好补上了这个缺口。按照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1215 年天主教会召开的大公会议）的说法，有息借贷只在同一信仰的人之间被禁止。只要利率不算“过分”，犹太人借钱给基督徒就没有问题。于是，靠放小额贷款——相当于今天的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短期小额、靠下次工资还款的借贷）——这些德意志犹太人填补了一个大空白。

威尼斯政府巴不得他们这么做。1366 年，很可能有几名德意志犹太人和梅斯特雷的首席行政官签了一份契约（condotta，意思是“特许居留合同”），换取受保护的身份，条件是把利率压低。

先请进来，再请出去

但德意志犹太人真正想要的，是住进威尼斯城里。威尼斯人坚决不肯。

他们乐意在需要的时候向犹太银行家借钱，却毫不掩饰地敌视这些银行家。在威尼斯人眼里，犹太人对基督教信仰构成明确而直接的威胁。当时的想法是：一旦允许他们在城里定居，他们就可能“传染”毫无防备的信徒，从而败坏整个基督教社会的健康。让他们进城？想都别想。

可没过多久，威尼斯就改了主意。和热那亚（Genoa，当时与威尼斯争夺地中海霸权的海上共和国）打完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之后，威尼斯经济一片狼藉：贸易萎缩，粮价飞涨，贫困迅速蔓延。借钱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利率一飞冲天。威尼斯要想重新站起来，就需要便宜的信贷，而且要快。于是它把务实摆在了偏见前面。1382 年 2 月，政府宣布：任何愿意降低利率的放贷人，都可以在城里住五年。理论上谁都能申请，但除了一个人，报名的全是犹太人。

效果出奇地好。威尼斯经济一点点复苏。政府满意到什么程度呢？仅仅三年后，就投票给了德意志犹太人一份新契约，允许他们在旧约到期后再住十年。不止如此，威尼斯人急于吸引更多犹太银行家，政府甚至决定专门划出一个犹太人居住区。这个计划最后没落实，但用意很清楚：给犹太人一个更稳定的身份，让威尼斯成为犹太移民更有吸引力的家。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可威尼斯刚恢复元气，非得容忍犹太人不可的理由就开始消退，偏见又冒了头。**分歧冒了出来，威胁也来了。政府一度又捡起划定犹太区的计划——只不过这次是为了隔离，而不是欢迎。最后它宣布：1397 年契约到期后，犹太人必须离开。

德意志犹太人别无选择，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梅斯特雷。他们并没有被禁止去威尼斯，但每次最多只能待 15 天，而且必须一直在外衣上佩戴一个黄色圆圈，好让人一眼认出来。这项规定此前已经强加在西西里的犹太人身上，后来又在意大利许多城市推行。

15 天一刷新

但威尼斯政府很快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赶走犹太人看上去很容易，没有他们却几乎过不下去。即便经济复苏了，普通人还是需要犹太人的贷款；而犹太放贷人尽管经历了这一切，也还想做这门生意。

德意志犹太人没花多久就找到了绕过禁令的办法：15 天一到，他们就坐船回梅斯特雷，停留一下，把“时钟”重置，然后立刻返回威尼斯。这样一来，他们几乎可以常驻威尼斯——却从来没有“正式”住在那里。

当局自然想要打击这种钻空子的做法。1402 年，政府规定：15 天期满之后，犹太人四个月内不得再进城。可例外实在太多，这条规定几乎没法执行。所以，尽管政府无意撤销驱逐令，它也只能接受一个事实：某种形式的犹太人存在是避免不了的，甚至是有用的。

于是它的思路从“驱逐”转向了“控制”：加紧执行佩戴黄圈的规定，禁止宗教礼拜，防止所谓“性污染”（指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性关系）。可到 15 世纪 20 年代，威尼斯城里的犹太人还是和以前一样多。

修士们的替代方案

这种务实的含糊状态，本来可能无限期地拖下去。但 15 世纪中叶，一股新的反犹敌意席卷了欧洲。

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King John II of Castile，卡斯蒂利亚是今西班牙的前身之一）向教皇抱怨，说犹太人在他的王国里对基督徒犯下了种种“丑恶”罪行。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ius IV）的回应是一道诏书——《不久前我们听闻》（Dudum ad nostram audientiam，1442 年）——试图把两种宗教尽可能彻底地分开。犹太人此前享有的所有特权一律作废，严苛的新法律限制随之而来，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交机会被压到最低。

这道诏书名义上只适用于卡斯蒂利亚，但在意大利，托钵修会（mendicant orders，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这类靠化缘为生、四处布道的修会）很快领会了它的言外之意。像多梅尼科·达·莱奥内萨（Domenico da Leonessa）这样的游方修士，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布道，抨击犹太人放贷，敦促市政当局一劳永逸地把犹太人赶走。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正如威尼斯早已发现的，大多数城镇对犹太信贷依赖太深，很难想象离了他们怎么办。所以修士们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在教廷批准下，让各城镇设立“仁慈山”（monti di pietà，字面意思“怜悯之山”，可以理解为“慈善当铺”）。这些机构靠自愿捐款运作，以慈善方式向劳动贫民发放小额贷款——要么完全不收利息，要么只收刚够覆盖运营成本的利息。照理说，这样既能让意大利城镇摆脱对犹太放贷人的依赖，又不违反基督徒不得放贷的禁令。

第一家有可靠记载的仁慈山，1462 年 4 月在佩鲁贾（Perugia）成立。此后几十年，意大利各地又成立了几十家。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完全按修士们的预期运转：一家“慈善当铺”开张后，城镇当局通常很快就下令让当地犹太人离开。

在威尼斯共和国，修士们的说法引起了共鸣。从 15 世纪 20 年代起，威尼斯在意大利本土上的许多附属城镇，就对当地犹太居民越来越敌视。尤金四世的诏书颁布后不久，其中好几个城镇已经禁止犹太人放贷，或者干脆把他们驱逐出境。

这还只是开始。1475 年，特伦托（Trent）的犹太人被指控“仪式谋杀”了一个叫西蒙的幼儿，遭到逮捕。新一轮反犹怒潮由此掀起。在贝尔纳迪诺·达·费尔特雷（Bernardino da Feltre）、马可·达·蒙泰加洛（Marco da Montegallo）等布道者的鼓动下，短短几年里，维琴察、布雷西亚和维罗纳都建起了仁慈山。

威尼斯本城似乎也快跟进了。犹太人对城市金融稳定的贡献，最终让政府暂时没有贸然行动；但越来越多的贵族急着让他们走。在很多人看来，这只是“什么时候”的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战争把他们送进城

他们太自信了。

1494 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出兵征服那不勒斯，意大利由此陷入一连串毁灭性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 65 年。威尼斯不可避免地被卷了进去。如果它指望从战火里捞好处，那就大错特错了。它毫无准备。随着军事形势恶化，它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向犹太人求助。

威尼斯向本土（terraferma，指威尼斯在意大利大陆上的领地）各地的犹太社区课以重税、索要借款；粮价一天比一天高，威尼斯想尽办法让犹太信贷继续流动。1503 年 1 月 14 日，政府给梅斯特雷的犹太银行家开出了一份条件格外优厚的新契约：只要他们继续以合理利率放贷，就可以自由来去，可以在威尼斯租房，可以奉行自己的宗教仪式。最重要的是，政府还承诺：如果本土的战事在任何时候威胁到他们的安全，他们可以到威尼斯城里避难，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最后这一条，大概只是锦上添花的甜头。威尼斯虽然在战场上吃力，但还没糟到有人真觉得梅斯特雷的银行家需要逃难的地步。可没多久，一切都变了。

1509 年 5 月 14 日，威尼斯在阿尼亚德洛战役（Battle of Agnadello）中惨败，对本土的控制一夜崩溃。法军向潟湖推进，难民开始涌进城里——其中有数百名来自梅斯特雷和其他附属城镇的犹太人。签了 1503 年契约的银行家是得到政府许可进来的，但更多的人没有。

政府害怕突然涌入的人口造成粮荒，拼命想把没有居留许可的人赶出去。可受惊的难民就是不走，怎么劝都没用。转眼之间，威尼斯发现自己正面对着它长久以来竭力避免的局面：犹太人就在城里。

一个悖论慢慢展开

接下来的局面充满悖论。

几个月过去，要求驱逐犹太人——甚至更糟——的压力只增不减。尽管偶尔闪过一线希望，威尼斯的处境始终危急，城市本身不止一次面临直接进攻的威胁。在居民眼里，每一次挫败都开始带上宗教意味。在布道者的鼓动下，他们开始相信，自己的不幸是一种神罚，而犹太人才是罪魁祸首。到了复活节前后——传统上犹太人被认为要为基督受难负责——报复的呼声格外激烈。比如 1511 年 4 月 2 日，修士鲁芬·洛瓦托（Fra Rufin Lovato）就提议，最好的办法是“夺走（犹太人）的一切财产，把他们洗劫一空”。

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清楚：赶走犹太人不仅困难，而且实打实地危险。**就连最激烈的反犹者也不得不承认，危机时刻城里有犹太银行家，算是件好事。**日记作家小马林·萨努多（Marin Sanudo the Younger）就是个例子。他满腹牢骚，抱怨街上看到的犹太人“数量太多”，却也承认对此什么都没法说，因为“需要他们”。战争拖得越久，他们就越不可或缺。

于是，威尼斯面对的问题变了：不再是怎么把犹太人赶走，而是怎么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存在，同时把“风险”降到最低。

新的“解决方案”很快冒了出来。1515 年 4 月 23 日——威尼斯在斯基奥战役（Battle of Schio）失败 18 个月后——“议事团”（Collegio，威尼斯最接近内阁的机构）的要员焦尔焦·埃莫（Giorgio Emo）提议，把犹太人圈到朱代卡岛（Giudecca）上去。这看上去是个合理的折中：埃莫说，这样犹太人离基督徒足够远，宗教上的“传染”蔓延不开；又离得足够近，金融的轮子还能照转。

犹太人自然大为惊恐。他们抗议说，如果整个社区被迫搬到朱代卡，就会面临驻扎在那里的雇佣兵的袭击。他们提议换成穆拉诺岛（Murano）。可这个方案也行不通，埃莫的提议就被悄悄搁置了。但隔离的原则本身并没有人怀疑。只是那时候，政府既没时间、也没兴致去找一个更合适的地点。

1516 年的三天

要改变这一点，并不需要多大的推力。

第二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Emperor Maximilian）入侵米兰公国，威胁到威尼斯在本土仅剩的领地。威尼斯城里人心惶惶。那年复活节，洛瓦托修士又一次痛斥犹太人。他的布道据说并不比之前更激烈，但已经足以让隔离的主张死灰复燃，并促使政府行动起来。

1516 年 3 月 26 日，威尼斯贵族扎卡里亚·多尔芬（Zaccaria Dolfin）向议事团提交了一份提案，大体思路和埃莫前一年的差不多。多尔芬强调，犹太人的存在是威尼斯一切病灶的根源。既然犹太人既不能被驱逐，又不能被圈到离城市市场太远的地方，他就提议把他们送到卡纳雷吉欧的“新铸场”岛上。

犹太社区强烈反对，议事团还是批准了这项提案。三天后，元老院确认了这一决定。4 月 1 日，城里的传令官当众宣读了法令。到 7 月 25 日，威尼斯所有犹太人，无一例外，都住进了“新铸场”。

隔都就此诞生。

从来不是密封的

隔都原本只打算当一个临时措施——给一个一时的“问题”打个补丁。但接下来几十年，战事不断，威尼斯又始终不愿设立自己的仁慈山，政府就一直没能摆脱这个犹太区。

事实上，随着时间推移，威尼斯国运的持续衰落，不但保证了隔都的延续，还为它的扩张铺了路。后来又建了两个隔都：1541 年的“旧隔都”（Ghetto Vecchio）和 1633 年的“最新隔都”（Ghetto Nuovissimo），分别安置从伊比利亚半岛来的不同批次犹太移民——取道奥斯曼帝国来的，被委婉地称为“黎凡特人”（Levantines，意为“东方来的”）；后来直接过来的，叫“西方人”（Ponentines）。他们从事的国际贸易，越来越多地撑着威尼斯日渐衰弱的商业地位。隔都本身后来也走向衰落，但直到 1797 年拿破仑到来之后才被废除。

隔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排斥的场所。几百年间，当局一再试图加固那些把隔都居民和外面基督教世界隔开的屏障——有形的，也有无形的。但它从来没有被完全密封过。它存在的前提，本身就是交换、互动，甚至共存的必要。信贷市场，以及后来的国际贸易，需要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不断往来。文化生活也一样。在威尼斯这样思想活跃的城市，人文主义者对一切希伯来的东西，和对拉丁文、希腊文一样着迷，思想交流避免不了。更不用说，近代早期威尼斯人的身份往往复杂到几乎不可能把任何群体彻底分开。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隔都提醒我们，一切形式的社会排斥——包括今天的——核心都藏着一个悖论：任何边缘化某个群体的企图，归根结底都源于彼此之间分不开的联系；它暴露的更多是排斥者自身的失败，而不是被排斥者身上所谓的“差异”。

每一步都可以停下

但隔都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一课，也许在于它的偶然性。

通往它的路，不是一大步一大步跨过去的，而是一小步一小步迟疑着走出来的。它由许多细小的、渐进的决定组成，每一个都有争议，每一个在当时看来都至多是权宜之计。在任何一个阶段，它都可以被叫停。威尼斯本可以退回去，或者换一条路走。

它真正的启示就在这里。今天，反犹主义又在抬头，受到我们够不着的战争、控制不了的事件的推动。它建立在悖论和矛盾、偏见和失败之上。它也是一小步一小步推进的——每一步，我们都告诉自己那是孤立的、不具代表性的：一处涂鸦，一句口号，街头一次随手的袭击。但威尼斯告诉我们这些小步会通向哪里，也提醒我们：每一步都能抵抗，也必须抵抗。

几点打卡，何时休沐：清代刑部的作息表

清朝的部级机关有夏令时，有“八天一休”，也有通宵加班——而且这些都写在档案里。

起点：一篇 1955 年的“妙文”

史学家杨联陞 1955 年用英文写过一篇《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第一次认真讨论古代官员和普通人几点干活、什么时候放假。他只开了个头。作者研究清代刑部（掌管全国刑名司法的中央部门，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加司法部的一部分），翻档案时攒下不少零星材料，拼起来，回答一个具体问题：一个清代中央机关的公务员，到底怎么上班。

一天：按季节换“早班”和“晚班”

晚清人魏元旷的《西曹旧事》（“西曹”是刑部的别称）记载，刑部的门按两种时刻开关：

• 早衙门：立夏（公历约 5 月初）以后，辰时入、午时散——大约早上 7—9 点上班，11—13 点下班。天亮得早，午后太热。
• 晚衙门：秋后，午时入、申时散——大约 11—13 点上班，15—17 点下班。冬天天亮得晚。

切换日期并不统一，由各部长官自己定。光绪五年（1879），刑部尚书翁同龢在日记里写，到公历 6 月 4 日才“改早衙门”，比立夏晚了一个月；他还嘱咐下属“无事则散，有事则留”。那时他每天上午给小皇帝讲课，下午才进刑部。

最有画面感的是一份佚名的《刑部供职日记》，作者当时入职第二年。光绪十年夏天他“七钟入署”“八钟进署”，中午前后就散；秋分那天，时间悄悄变了，从此基本是 9—10 点进署、下午一两点散，偶尔拖到三点以后。换季那天他还记了一笔：“是日换暖帽夹袍褂”。

规定和执行之间一直有缝。乾隆六年（1741），御史齐轼上奏抱怨：各部官员“清晨即进署办事者甚少”，有吃完饭才来的，有快中午才来的，“日已近午，途间犹有坐轿乘车纷纷进署者”。他的理由是“平旦之气聚于清晨”，来晚了案卷就看不细。但另一面，乾隆三十五年 72 岁的吴绍诗重回刑部当郎中，自称“辰入酉出”——早上七点多到傍晚，一天将近十个小时。

一年：跟着节气杀人和减刑

刑部的年度节奏，建立在“春温秋肃”的天人观念上：秋冬行刑，不违时序。

• 正月停刑：正月万物初生，不用刑。
• 热审（小满后约十天到立秋前一天）：盛夏牢里闷热，怕犯人中暑死亡，轻罪减等、笞罪免了，重犯“量加宽恤”，部分人暂时保释，秋后再关回来。这项制度顺治十八年因“胥吏夤缘作奸”（办事小吏借机勾结作弊）一度停掉，康熙七年又恢复。
• 秋审（全年最忙）：四五月各省案卷汇到刑部，七月印成“招册”分送各官，八月在天安门外由九卿会审，把死刑犯分为“情实、缓决、可矜”，请皇帝定夺。乾隆后期效率明显提高：三十年代以前秋审要开到九月初，到五十年代三四天就结束。
• 朝审：秋审后三天接着审京城在押重犯，“朝审事竣即值隆冬”，一年的活才算干完。

假期：名义上没有周末

刑部能喘口气的是停刑月份（正月、六月、十月）和法定节日：元旦令节七天、上元三天，端午、中秋、重阳，甚至佛诞日也放——有人四月初八去秋审处，“所司阒无一人”。

但京官名义上没有固定休沐日。真正的“周末”来自一个轮值制度：各衙门按顺序轮流到皇帝跟前“值日”奏事，轮到本衙门的那天，除机要大事外全署停止办公，“几与休沐同”。雍正四年（1726）定为九班，嘉庆十九年（1814）改为八班，刑部和都察院、大理寺同一班。于是实际效果是八天一休。翁同龢日记里好几次写“入署无一人”，就是撞上了这一天。只有长官得进宫值日，下属放假。遇到节日庆典顺延一天叫“推班”，有急事不等轮到就上奏叫“加班”——“加班”这个词在当时就是这么用的。

突发事件：真正的加班

日常节奏之外，一出大事，刑部就连轴转。

• 乾隆三十三年（1768）叫魂案：剪辫“妖术”恐慌蔓延半个中国，各省嫌犯押解进京，由军机大臣、刑部和步军统领组成特别法庭审理（孔飞力《叫魂》写的就是这件事）。
• 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攻打紫禁城：七十多名教徒攻入皇城，北京戒严六天。广东巡抚韩崶恰好进京述职，十月初一到京，初三就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和同僚“日夕研鞫”（日夜审讯）。一个叫台福的蒙古笔帖式（翻译文书小吏）因为“昼夜研鞫，不辞劳瘁”，后来升迁时还被记了一功。

结论：谁最累

借用学者王雁对刑部司官唐烜日记的研究：长官负责决策，相对清闲；普通司员比较轻松；管具体事务的掌印、主稿工作强度大；最忙的是书吏，大量文案和后勤都压在他们身上。

作者的收尾很现代：比起凌晨一两点就要进宫上朝的高官，刑部普通职员算“幸运”的，不用摸黑赶早班，上班还挺“弹性”。但想靠刑名才干出头，光“打卡”远远不够，研究律例、处理没办完的公事，都延伸到了下班之后。

Taste 训练（周四·酒）：原住民餐厅如何设计饮品单

一家高端餐厅不卖酒几乎等于少了一台印钞机。但如果你是北美原住民主厨，酒水单从来不是中性的。

难题

2024 年底，奥吉布瓦族（Ojibwe，北美五大湖一带的原住民）主厨扎克·基希格（Zach Keeshig）在加拿大安大略开了一家新派原住民餐厅 Naagan。他一开始就决定：不卖葡萄酒、啤酒和烈酒。

理由有两层。一是切身的：北美原住民因酒精死亡的比例是总人口的 3 到 5 倍，基希格身边很多人倒在酗酒上，他父亲不久前去世，“一个人坐着，喝着酒”。二是叙事上的：他想讲“原住民食物可以是什么样”，而酒和白面粉、精制糖一样，不属于欧洲人到来之前的原住民饮食，他厨房里已经把后两样都去掉了。

这就是很多原住民主厨的两难：酒水是餐厅的现金牛，高端餐厅没有它很难活；可一家原住民餐厅，到底该有什么样的酒水单？

先拆掉一个迷思

文章先把一件事说清：“原住民天生不耐酒精”的说法早已被研究推翻。历史学者迈克尔·怀斯（Michael D. Wise，《原住民食物：美国史中的农业、原住民性与定居殖民主义》作者）说，这个说法历来是个方便的甩锅工具——“证明”原住民就是喝不了酒，于是他们遇到的问题“跟定居者的暴力毫无关系”。用他的话说，酒精成了一个替美国定居者开脱的“天降神力”。

真实的脉络是：原住民几千年来也酿发酵饮料、在仪式中使用致幻物；但把酒工业化的是欧洲定居者——带来啤酒、引入酿酒葡萄、后来又蒸馏烈酒。到 19 世纪末，美加政府把几十万原住民赶出祖居地、圈进保留地，切断了他们的食物自主。今天留在部落社区的人（美国约 20%、加拿大约 40%）面对偏远、缺资源、污名和贫困等一连串风险因素。科罗拉多公共卫生学院的斯佩罗·曼森（Spero Manson）说，部落社区里 60%—70% 的人经历过严重创伤事件。

几种答案

主厨们给出的方案各不相同：

• 有酒，但划界线。温哥华原住民餐厅 Salmon n’ Bannock 的伊内兹·库克（Inez Cook）说“我们不把酒和药混在一起”：香茅草、鼠尾草这类传统药用植物只进无酒精特调；酒精鸡尾酒里则用难找的原住民食材，比如把肥皂莓（soopolallie）打成泡沫，盖在橙汁、气泡水、伏特加和“贝拉库拉茶”（浆果、玫瑰果、木槿、枫糖调的茶）上。
• 有酒，因为这就是一顿饭。阿尔伯塔 Paperbirch 的克里族主厨谢恩·查特兰德（Shane Chartrand）自己戒酒，但店里卖本地蜂蜜酒、啤酒和葡萄酒：“没有熏香仪式，没有土地致谢，这就是烹饪艺术，就是一顿晚饭。”他的原话很清醒：“在一顿人均 120 刀的晚餐上，世界允许我有多原住民，我就只能有多原住民。”德州 Ishtia 的乔克托族主厨大卫·斯金纳（David Skinner）补一句：花几百块、三个小时坐在餐厅里，客人就是想喝一杯。
• 但卖酒也躲不开刻板印象。一位原住民酿酒师曾告诉 PUNCH，同行听说她是原住民，第一反应是：“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能喝酒。”
• 不说“不卖酒”，说“主打无酒精”。奥克兰 Wahpepah’s Kitchen 的克丽丝特尔·瓦佩帕（Crystal Wahpepah）用原住民草本茶，连接“土地、传统和世代相传的植物知识”。

最好喝的那份单子

最有意思的是 Naagan 的 12 道菜品鉴套餐，配 5 杯全部自制、原料靠采集的饮品：

• 第一道小食配雪松茶——每次开餐前，基希格去附近公园摘雪松枝叶，泡茶，用桦树糖浆调甜；
• 鱼配酸口的野醋栗汁，用接骨木花糖浆调；
• 主菜肉类不配浓郁红酒，而配一杯常温饮品：黑加仑、木兰醋和美国薄荷（bee balm），“有烟熏感、有酸、有咸鲜”；
• 甜点后不上咖啡——咖啡也不是美洲原产——改用菊苣根或蒲公英根做的替代咖啡。

“我们没收到过任何投诉，”基希格说，“客人的反馈一直是：‘不敢相信这么好喝，我完全没想念酒。’”

文章最后把焦点挪开：卖不卖酒只是拼图的一小块。在一个原住民长期遭受虐待和抹除的地方，一家原住民餐厅能做成功，本身就很了不起。

每周二，和哥们儿

一场自杀者的葬礼后，一群男人在酒馆里聊起了电脑游戏。作者受不了了，拉了三个老朋友，开了一个只有四个人的“男人小组”。

葬礼上的电脑游戏

两年前，作者参加了一个熟人的葬礼。他 40 岁，自杀。作者 14 岁就认识他，他哥哥是作者最好的朋友之一。葬礼前一晚，作者和死者家人吃了他生前最爱的炖牛肉——家里没一个人知道他不开心。

死者最好的朋友也摇头：“完全没察觉。”他几周后结婚，现在得另找伴郎了。

仪式结束，一群大学老同学去了酒馆，身后摆着死者的老照片。起初没人说话。一小时、两杯啤酒之后，大家聊得热火朝天——聊的是电脑游戏。

之后几天，两个问题一直在他脑子里转：他为什么没告诉任何人自己不开心？面对这么大的悲痛，一群成年男人为什么在聊电脑游戏？

他身边的男人人人都有大麻烦：好友马克（死者的哥哥）刚搬到加拿大，谁也不认识；詹姆斯癌症刚好，父母半年内先后去世；霍华德的父亲快不行了。作者和霍华德常一起看板球——他怀疑这也是一种不谈正事的方式。在一个“从不谈自己感受的男人”的葬礼上还这样，荒唐。

他给三个朋友打电话：我们要开一个男人小组。

第一次会议：先吵规矩

四个人里只有作者熟悉这类东西——他多年参加灵修营，在陌生人的分享圈里哭过不止一次。但这次是认识 30 年、一直用同一种方式相处的老朋友，能换一种频道说话吗？

四人分住温哥华、伦敦、布鲁塞尔、柏林，只能线上见。没想到三个人都毫不犹豫答应了。作者说：“我低估了这份需要。”

建群时有人开玩笑：“我们是不是该聊打猎和电动工具？”他们从没“有意识地”当过男人。

第一次见面，作者立规矩：请提前几分钟到。

“你好专横啊，Rajeev。”霍华德说。“干脆 8 点 02 分开始？这样准时到就算早到。”

作者的设想是：每人轮流说，其他人听；说完可以提问、回应，但关键是：不给建议。

话音刚落，霍华德就岔开：“哎，你们听说了吗……”——某个老摇滚乐队的鼓手死在了狱中。三个人立刻开始查他跟谁合作过。作者快要尖叫：“能不能别聊这个了。”大家像从梦里醒来：“好吧，Rajeev 生气了。”他知道他们在取笑他，认了：这是组织者的命。

被托住的感觉

第一轮作者先说，自己先敞开，别人才好跟上。“幸运的是”，他刚过了糟糕的一周：经纪人对他一部很坦白的回忆录草稿嗤之以鼻，他信心全碎。他尴尬地讲完，提议换下一个人。

“要问的还多着呢。”霍华德说。

“真遗憾发生这种事，”詹姆斯说，“太难受了。”

“最让人难过的是你没了信心。”霍华德说。

十分钟就这样过去。没有分析，也没想出出路。作者说最贴切的词是连接：“我只是觉得被托住了。”

然后其他人也打开了。詹姆斯本以为自己没什么可说，其实父母去世后一直在硬撑：“我现在才意识到，我没自己以为的那么好。”作者觉得这是好事——他和自己连上了。

一年后：最难改的是给建议

小组坚持了一年。霍华德的父亲去世，整次会议都给了他——他一直在办各种身后手续，根本没时间去感受。

另一次，霍华德说膝盖疼，跑不了步。马克立刻举手，家长式地开训：“霍华德，没有借口。第一，去看医生。第二……”詹姆斯接着补充，霍华德越听越像挨训的学生。作者打断：“能不能别给彼此建议？别下命令。就听，就问。真想说也行，但温柔点。”

大家都很意外——给建议正是他们从小学会的、男人之间说话的方式。后来常有人开口说“我们不该给建议，所以……”，然后改口。作者也怀疑过这条规矩是不是自己专横，但坚持了下来：他们在学一种新的说话方式，而它大体奏效。

作者自己也有怕成为负担、不想开口的时候。慢慢他明白：小组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大家可以以本来面目待在一起——乱糟糟的、害怕的、被压垮的，而他们大部分时候确实如此。

结论

作者说他由此认识到一个也许显而易见的“永恒真理”：**每个人都有问题，而且问题会一直来。**谁说自己没有，多半在撒谎——他自己每天都这么撒谎，尤其对不熟、不信任的人。

他认为，对待问题最危险的做法是自己憋着，而男人恰恰最常这么做。最近他又失去一个朋友，也是自杀；两人好几年没联系，他试过去找他。他会想：如果那人也有一个这样的小组，今天会不会还在。

小组解决不了问题。它只是一张安全网——让糟糕的经历不变成创伤，让挫败不变成抑郁，让合理的担心不滑向绝望。最后，这也许就是活着和死去之间的差别。

维罗内塞的狗

文艺复兴威尼斯画家保罗·维罗内塞（Paolo Veronese，1528—1588）画的狗多到让他被称为“文艺复兴最爱狗的人”。1573 年，他因为一幅画里的一只狗被叫到了宗教裁判所。

这篇节选自拉克尔 2026 年的新书《狗的目光：一部视觉史》（The Dog’s Gaze）。他不靠传记——关于维罗内塞爱狗，没有任何文献证据——而是靠“数量”：他画里的狗实在太多了。

狗在画里干什么

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英国艺术史家，BBC 纪录片《文明》主持人）说维罗内塞是“文艺复兴最伟大的爱狗人”。19 世纪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更进一步，把《丘比特与两只狗》（1580）称为一首“伟大的英雄诗”：两只獒犬“本性或许是最野的兽”，中间的小爱神用链子牵着它们——爱征服野蛮。

拉克尔不太买这个寓意解读。他觉得更重要的是画法本身的亲密：近乎迷幻的黑白斑点皮毛、红舌头、像光点一样湿润的眼睛；一只好奇又带点诱惑地看向观众，另一只放松地和丘比特一起望向画外的画家。狗是主角，丘比特倒像个看狗的。

跟着另一位艺术史家 T. J. 克拉克（T. J. Clark）一幅幅看下去，维罗内塞的狗有几种固定功能：

• 把神迹拉回地面。《三王来朝》（1571）里，一只白狗裹在东方博士华丽的品红斗篷边，安静地望着画外，“主人有多张扬，它就有多谦卑”；它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伟大事件，却让时间慢了下来。
• 镜像人的动作。《西门家中的基督》（约 1556）里，抹大拉的玛利亚在给耶稣洗脚，旁边一只狗正在舔自己的爪子；它的右爪离人赤裸的左脚只隔一块地砖。
• 引导视线。在宏大场面里，狗常常就在构图的视觉中心，“看向我们该看的地方”，像画家借狗的眼睛在看。

最大的一幅：五只狗、一只猫

《迦拿的婚宴》（1562—63）是集大成之作：耶稣把水变成红酒，周围是一场世俗到近乎歌剧的宴席。画幅 6.8 × 9.75 米、75 平方米，画了 135 个人、5 只狗、1 只猫（可能还有一只老鼠）。

1797 年拿破仑攻下威尼斯，下令把它从圣乔治马焦雷修道院的墙上剥下，卷在一幅提香、一幅丁托列托和另两幅维罗内塞里，当战利品运到巴黎。今天它挂在卢浮宫最大的展厅，正对着比它小近 200 倍、永远被人群围住的《蒙娜丽莎》——所以你反而可以从容地看它。法国画家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称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画”。

画里每只狗都有活：左上一只从栏杆间俯视耶稣；左下一只刚走进画面，像我们观众一样好奇“发生了什么”，它白色的皮毛引出一条白桌布，把视线一路带到中央的基督；正下方两只大灵缇是整幅画的地基——一只趴着，鼻尖正好在画面中点，几乎要伸出画框，另一只站着、绷着牵绳往左看，可能在看那只对人类毫不关心的猫。拉克尔引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说他的狗托尔佩尔的话：“我要是能像这条狗盯着肉那样祈祷就好了。”画里的狗，说的多半是“专注”。

宗教裁判所的那一天

1573 年 7 月 18 日，维罗内塞被传唤到威尼斯宗教裁判所，问题出在一幅画中央最显眼的一只狗上。

他起初以为是这件事：圣若望及保禄修道院向他订了一幅《最后的晚餐》，修道院院长被要求让他“把狗改成抹大拉的玛利亚”。画完三个多月了，狗还在，玛利亚没加。他坦白没照办，说愿意为“我的名誉和我的画”做一切必要的事，但“不明白一个抹大拉的形象怎么会适合放在那里”。

拉克尔指出，狗其实根本不是问题。最后的晚餐里有狗的画多的是；何况订画的是多明我会，而狗和这个修会渊源极深：传说会祖圣多明我的母亲怀孕时梦见自己生下一只口衔火炬、要点燃全世界的狗，于是“口衔火炬的狗”成了多明我会的标志；修会拉丁名 Dominicanus 还能拆成 Domini canis——“主的狗”。

真正的原因是政治。维罗内塞是罗马教廷与威尼斯之间地方教会斗争的附带牺牲品：裁判官需要在新到任的教皇使节面前表现一番。反宗教改革时期，特伦托大公会议要求宗教画端庄、忠于经文，这幅画铺张的戏剧性就成了把柄。

维罗内塞的辩护近乎“为艺术而艺术”：“我们画家享有和诗人、小丑一样的自由”；画幅大，能容下很多人物，那些都是“我自己发明的装饰”。裁判官不接受：合适的宗教画里，“没有小丑，没有狗，没有武器，没有这类蠢东西”，责令他三个月内改画。

他做的只有一件事：在画上加了一行拉丁文标签——“利未在家里为主大摆宴席”（《路加福音》5:29）。一改名，《最后的晚餐》就变成了《利未家的宴会》：一场和税吏、罪人同席的普通饭局，士兵、小丑和狗都显得合情合理了。画就这样留在修道院食堂，看着修士们吃饭，直到 19 世纪进了威尼斯学院美术馆。

今日 detail — 宗教裁判所要求删掉一只狗，维罗内塞一笔没改，只换了个标题；那只狗至今还在画中央。

利益区域 The Zone of Interest（乔纳森·格莱泽 Jonathan Glazer，2023）

1940 年代，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一家住在营区隔壁：孩子在泳池里玩，妻子海德维希（桑德拉·惠勒 Sandra Hüller 饰，就是昨天《坠落的审判》那位）精心打理她的花园。花园的尽头，是一堵墙。镜头几乎从不越过那堵墙，只让声音过来——枪声、尖叫、焚尸炉不停的轰鸣，一家人吃早饭、过生日、失眠，全程伴着这条“背景音”，却像什么都没听见。改编自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同名小说，2024 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105 分钟。The Playlist 的格雷戈里·埃尔伍德（Gregory Ellwood）给了 A-：镜头常常离人物太远，“像隔着一扇窗看”，日常琐事反而越来越眼熟；他也坦白有两处不讨好——穿插的负片夜景少女线交代不够清楚，最后三分之一离开那栋房子后“好坏参半”，而结尾一个大胆的选择“不打算催你的泪，只想让你想”。《Time Out》的戴夫·卡尔霍恩（Dave Calhoun）给了五星。影评

备注

• 本期中文源落在思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几点“打卡”，何时休沐？》，2026-10-05 原发。
• 周四酒轮播：PUNCH 近三周新稿多为酒谱合集和访谈（地下音乐演出那篇几乎不谈酒），选了 9/17 这篇；Cocktail Wonk、Dramface、Whisky & Wisdom 按已知死源跳过。
• 远方原先看中 JSTOR Daily《发明泰式炒河粉》，全文不到 600 词、不够一篇的量，换成 PDR 的维罗内塞；JSTOR 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激进史一篇美国党派立场太重，没用。
• 主篇和远方都在威尼斯：一个用地名把人圈起来，一个靠改名逃过审查。题记的夏洛克也在威尼斯的里亚尔托桥边——放贷人被骂、又被需要，正是主篇那个悖论；观影的那堵墙则是隔都的另一面。
• 观影《利益区域》已查观影历史表（未推过）；Notion 按「利益区域」「关注区域」「Zone of Interest」单查，Movies 和 Watchlist 都没有；vault 全文也无此片记录。原定《小偷家族》因 cemu-muse-handoff.md 记载 Eric 已看过而撤换（Notion 里它只挂在 Watchlist，单靠 Notion 查不出来）。
• 明日玩物轮播预告：周五自由（体育 / 跨栏目补位）。
• 一个可以 react 的钩子：威尼斯隔都是“离不开又容不下”的妥协，清代刑部是“规定早到、实际弹性”的妥协——你更信哪一种：写死的规矩，还是默许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