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

圣城与商场

正是斋月（Ramadan，伊斯兰历里最神圣的一个月），我坐在麦加一家屋顶咖啡馆里——麦加是这个宗教最神圣的城市。太阳已经落下，脚下这片城区亮起一排排流光溢彩的商店和酒店。这座古城的心脏，穆斯林最重要的礼拜地，被堡垒般的大理石墙护着，那就是禁寺（Masjid al-Haram），全世界最大的清真寺。我刚完成自己的朝觐，却怎么也说不清心里那股别扭到底是什么。

很难描述那种错位感：刚经历过一生中最灵性充盈的时刻之一，转身就撞上一家 Joe & The Juice、一家丝芙兰，还有一大堆商店、酒店和时代广场式的巨幅广告牌。我本以为会踏入一片圣土，结果发现自己不过是站在又一个石油美元砌起来的海湾港口城市里——这落差让人恍惚。我从小在对宗教传说的仰慕、对一座奇幻圣城的高远想象里长大，此刻却觉得那份浪漫被人劫走了。

我之所以跑来麦加，是想从日常那种存在性的窒息里喘口气：不停地投一些自己其实并不想要的工作（因为全职写作养不活自己），一次又一次去赴那些本就注定失败的交友软件约会，被多巴胺陷阱勾着无止境地刷社交媒体，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等某个顿悟穿透脑中的雾、自己凝成能改变人生的句子。我的三十几岁正步步逼近，我感到「辜负了潜能」这根绞索正勒上脖子。

我最常念的一句祷词，出自《古兰经》里摩西逃离埃及的那段：Rabbi inni lima anzalta ilayya min khairin faqir（「我的主啊，你降下的任何美善，我都极度需要」）。一直以来，我都从这个念头里得到安慰——有一种神圣的力量在照看我，有某种东西存在于时空的限度之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却又比我的颈动脉离我还近，正如我的经书所说。

我给这趟旅行找的理由是：这样一次灵性上的「猛灌糖」，能让我在世俗世界里重新站稳脚跟。我暗自盼着，上帝会被我这番刻意表演的虔诚打动，然后降下神迹，把我一团乱的现世事务理顺。可尽管朝觐确实让我重新感到了敬拜的力量，那个盼着的「从日常抽离」的时刻，始终没有到来。

伊斯兰不是一种苦修的信仰——有意思的是，它甚至禁止修道院式的隐修。不过，「作为一名朝觐者」这件事，已经是一个人最接近于抛开物质世界的状态了。在踏进圣城边界之前，我穿上一件簌簌作响的白色长袍（abaya），脖子上挂着一本用绳带系着的祈祷书，进入了一种叫「戒衣状态」（ihram）的高度洁净之中。

ihram 一词在词源上跟 haraam（意为「禁止」）同根，它体现的是一整套额外的、超乎寻常的禁忌。在这种圣洁状态下，朝觐者不得有性行为、不得猎杀动物、也不得改变自己身体的状态：比如不能剪指甲、不能剪头发、不能涂香水。男性只能用两块未经缝制的布裹身，女性则须穿不加任何装饰、露出脸和手的素衣。ihram 的用意，是在朝觐期间把所有敬拜者拉到同一水平。正如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与伊迪丝·特纳（Victor & Edith Turner）夫妇所描述的（尽管他们讲的是基督教语境）：朝觐者处在一种「阈限」状态，一道门槛之上；他们进入一种「居间」的结构性状态，被称作「共同体感」（communitas）——在其中，人被剥去了各自的社会身份，短暂地进入一种自发的、人人平等的境地。

这个信仰里有两种朝觐：一种是「副朝」（umrah），几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年里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另一种是「正朝」（Hajj），要花五天，只能在伊斯兰历的都尔黑哲月进行。两种都要求同样的戒衣状态。我的副朝，是从坐一趟政府出资的接驳车开始的，车上有一条电子滚动屏写着：「欢迎至仁主（Ar Rahman）的客人们」——朝觐者不是沙特王国的客人，而是上帝的客人，所以在名义上，王子与乞丐一律平等。当你身处那种「共同体感」里，这句话确实像是被兑现了。

车上，有些朝觐者拨着念珠祷告，有些人念着手机《古兰经》应用里的经文，还有些人拿着跟我一样的祈祷书。可越靠近禁寺，我们就被请下车，所有人有节奏的诵念渐渐汇成同一句话，朝觐者们朝天呼喊：Labbaik Allahumma Labbaik（「主啊，我在这里！我已应你的召唤！」）。这声热切的宣告一路不停，我们随着成千上万的人群，步行涌入禁寺的心脏。

走进麦加大清真寺，你第一件感受到的事，是沉香（oudh）与玫瑰水的气味把你整个人裹住。许多穆斯林社群里有一种文化上的信念：当你第一眼望见「克尔白」（Kaaba，寺中央那座覆着黑色生丝罩布的立方体石殿）时所祈求的东西，都会被应允。于是大多数朝觐者第一次进来时，都把目光牢牢钉在冰凉的大理石地面上，或者干脆紧闭双眼，抓着引路人往里走。而当你真的睁开眼，那第一眼是超现实的：一片身着白衣的朝觐者如海洋般环绕克尔白转圈，成群的燕子掠过天际线，视野边缘还有上百样东西在分你的神——从高耸的商场，到监控无人机，到挺着胸膛巡逻、防范滋事者的一队队卫兵。然而，纵有这些相互竞争的奇观，你还是很难把目光从那个信仰的具象化身上移开——它比你想象的更庞大，静止得不可思议，像磁石一样。

克尔白，正是宗教史奠基者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在《神圣与世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1957）中所说的「世界之轴」（axis mundi）的典范——大地的肚脐，据说世界正是从这个中心铺展开来的。在伊斯兰信仰里，麦加是母亲之城，世界的其余部分从这片土地上卷展而出。同一套神学里，克尔白是地球上第一座建筑，为敬拜上帝而立，后来在挪亚的大洪水里失落，再由亚伯拉罕（Abraham）和他的儿子易司马仪（Ismael）按今天的样子重建。

自穆罕默德在公元 630 年征服麦加以来，克尔白便定向着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身在世界何处，穆斯林一天五次礼拜都朝向克尔白，遗体下葬时头也朝着同一方向。围绕它建起的建筑群，容纳了你朝觐路上必须走过的全部神圣地理。你先绕克尔白转圈，再到「易卜拉欣立足处」（Maqam-e-Ibrahim，一块嵌在玻璃里、据说印着亚伯拉罕脚印的石头）旁祷告；然后你要在萨法与麦尔卧两座小丘之间往返七趟，总共 3.15 公里。这些副朝的必修仪式（几个小时能做完）一旦完成，男人就剃光头，女人则剪掉一两寸头发，以此退出朝觐者的状态。

在伊利亚德看来，神圣空间标记出一道断裂，从平庸、世俗的生活里劈出一块。它是一个借由神启浮现的锚点，信徒由它来定向自己，从而通往一种更本源的存在状态。在戒衣状态里——眼睛盯着那个塑造了我全部敬拜的锚点——我的体验与其说是肉身的，不如说是形而上的。在那些时刻，我置身于一座想象中的麦加，那座先知与天使的传说之城，那座母亲们在残酷压迫面前仍苦苦守住信仰的城。我几乎能看见曾在这里存在过的东西，看见一个初生信仰的幽灵，正颤巍巍地呼出它最初的几口气，与几百年外那些血肉之躯的信徒并肩而行。

而要进入那个灵性世界，我得先悬置起自己的不信——因为在 2026 年，就连这座大清真寺，也和麦加本身一样，跟我读到的先知传统里那座已经截然不同。过去十年里，清真寺经历了一场庞大的扩建与翻新工程。沙特政府砸下近 266 亿美元重建整个建筑群，把它从 41.4 万平方米扩到 156.4 万平方米，以容纳越来越多的朝觐者、也让这片区域更「无障碍」。然而代价不小：这个空间的历史性，连同神圣与世俗那条界线所要求的「异世感」，都在相当程度上被牺牲了。

如今，四层大理石步道环绕着克尔白，让更多人可以同时转圈。各层之间靠一套自动扶梯和坡道连通。最外那圈步道甚至铺了高尔夫球车的轨道——花 300 沙特里亚尔（约 80 美元），朝觐者就能坐着车完成自己的仪式；预算紧一点的，则可以掏一半的钱租一把轮椅，如果走不完那预定的两英里多。

不到一个世纪前，第一位完成正朝的英国女性皈依者伊芙琳·科博尔德夫人（Lady Evelyn Cobbold）在她的游记《麦加朝圣》（Pilgrimage to Mecca, 1934）里写下过对这座城的描述。我很好奇，若她看到今天那些在清真寺内部呼啸而过的小车，会作何感想。这些以「效率」为导向的举措带来的结果是：除了克尔白，麦加建筑群里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结构，不是被改建，就是被拆毁。

萨法与麦尔卧两丘之间那条路——穆斯林相信先知之妻哈哲尔（Hagar）曾在此为水奔忙，直到那眼圣水泉「渗渗泉」（Zamzam）奇迹般涌出——如今已被夷平，重建成一座多层的、带空调的封闭廊道。标记着圣水井的那座建筑也被拆掉，朝觐者现在只能通过水龙头和水箱取水。寺内为纪念伊斯兰古典大学者而设的华盖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标示「从哪里开始转圈」的霓虹灯。

在我一步步走过这些仪式时，我脑中那个神圣空间，与我此刻身处的、这个为现代便利而被重造过的空间，二者之间的鸿沟激起了一种近乎哀恸的情绪。我为「这些不是我信仰的先辈们踩过的地板、不是他们倚靠过的柱子」而悲伤。一方面，与其他朝觐者之间那种共同体感滋养着我的灵魂；另一方面，我又痛切地意识到，自己与过去之间是多么脱节。完成朝觐时，我把手伸进头巾底下，用小小的金属剪刀剪下几缕鬈发。退出戒衣状态、身体因这些敬拜之举而实实在在被改变的我，被推入一种对平庸、世俗世界的痛苦觉知里。而这道裂缝，在我踏出清真寺的那一刻变得更加刺眼。

在科博尔德那本写于不到一世纪前的回忆录里，麦加是一座没有城墙、被群山护卫的城；贝都因商队向朝觐者兜售货物，人们住在简朴的民宿里，或在沙漠古道上扎营。那座麦加也已经不复存在了。民宿没了，往日那些好客的本地人如今住到了城市外围——他们的街区被酒店和购物综合体吞掉了。

有些变化是无从避免的。公元 632 年穆罕默德完成他最后一次朝觐时，据估计有三万名追随者随行。而我在 2026 年 2 月朝觐时，光是斋月一个月，就有约 168 万名境外人士拿到了朝觐许可。这些人不只需要空间敬拜，还得睡觉、吃饭，还得做一切肉身要做的事——所以，确实该建些基础设施来支撑这些需求。

然而，把麦加「去历史化」，一直是一项精心筹划、带着意识形态的工程：那些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会被当作受保护古迹的东西，在这里却被摧毁，只为盖起一些形象工程。沙特的头号宗教意识形态——瓦哈比主义（Wahhabism），是一场 18 世纪的复古主义运动，主张对《古兰经》作字面、严苛的解读。它一直鼓励拆除历史遗迹，比如早期伊斯兰人物的故居、先知家族被供奉的陵墓，理由是这些地方否则会招来偶像崇拜。麦加的这番改造，也与石油美元在这个王国的崛起深深纠缠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张的交叉地带：仪式与资本主义在此争抢空间。正如作家、公共知识分子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在《圣城》（The Sacred City, 2014）里所说的：这个王国以「铲除偶像崇拜」之名，造出了一座由钢与玻璃筑成的消费主义天堂。

于是，如今一家希尔顿酒店，立在了伊斯兰第一位哈里发阿布·伯克尔（Abu Bakr）故居曾经所在的地方。一座不起眼的图书馆，取代了穆罕默德降生的那所房子。一座 18 世纪的城堡被拆掉，腾地给了「麦加皇家钟塔」综合体——那是七栋楼组成的一片，一半是商场，一半是酒店。其中最高的一栋，是一座大本钟式的建筑，顶着一个巨大的钟面，俯瞰着克尔白。

靠着石油经济，这个王国把它那套瓦哈比版本的伊斯兰输出到了全世界。传统的信仰方式被同质化，一种教条的、千篇一律的信仰被打包分发出去。作为交换，全球北方（Global North）也把「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这个现象输出给了沙特：外国品牌的涌入，重塑了这个国家的商业街和消费者的选择。商业的碾压，叠加上对物质历史的主动摧毁，给神圣空间的边缘染上了一种特别的调子。神学家、文化遗产保护倡导者伊尔凡·阿拉维（Irfan al-Alawi）在《卫报》上称之为「麦加的曼哈顿化」。

当我走过麦加那些灰色的水泥街道和玻璃商场，我在想：如果天际线上还点缀着沙丘、除了「上帝之屋」再没别的东西替你抵挡愤怒的沙漠，那么在这里的虔敬，是不是会更有分量？我琢磨着，我回到的是一张舒适的酒店床，而不是一顶单薄的帐篷，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对「舍弃物质」的承诺里缺了点什么？又或许，我只是属于这个时代，我的祷告也逃不过这个时代的脾性。的确，也许恰恰是在那份不安里，仪式才找到了意义——倘若整个世界都是神圣的，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吸引着走向那个「肚脐」（omphalos，字面意思正是「脐」）。神圣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打断了世俗。先我们而来的人，为了寻见上帝而与干旱、死亡搏斗；而我们，则必须与过剩、与丰裕的诱惑搏斗。

我无从揣测上帝如何看待今天的麦加。毕竟，「不断演变」本就是这座圣城的天性；几百年来，它一直被各个王朝、被神职人员的心情捏来塑去。信仰会继续越过那些不合时宜的旧物往前走——然而，当你在那座黑金相间、覆着罩布的克尔白旁祷告时，钟塔的阴影会落到你身上，一个过于直白的隐喻，就这样上演。

手机磨成一块玻璃之后

这是一期播客访谈：主持人和少数派创始人「老麦」聊了他从 Palm 时代至今二十年的数码生涯。抛开怀旧，里面藏着两条对做内容、做产品的人都有用的判断。

第一条，是硬件的「分久必合」。 二十年前，智能手机还叫 PDA（掌上电脑），大家用触控笔、全键盘，为了刷一个 ROM（刷机用的系统固件）能在电脑前熬通宵。老麦和一群极客泡在 BBS 论坛「煮机网」里，围着 Palm 和 WebOS（当年惠普那套被放弃的手机系统）搭了个乌托邦。后来 iPhone 一步步消灭了全键盘，把手机变成了千篇一律的一块玻璃板。而现在，AI 硬件——AI 眼镜、录音戒指之类的专用设备——又在试图把相机、录音、MP3 这些功能重新从手机里「拆」出来，让第一人称视角的记录和语音交互成为个人助手的新入口。一部包打天下的手机，会不会重新裂成一堆各管一摊的小设备，是老麦押的下一个十年。

第二条，也是更硬的一条，是「反脆弱」的内容护城河。 老麦复盘了少数派怎么从一个纯 App 推荐站，一步步跑通「内容 + 产品」的商业闭环：早年建作者付费体系，用 B 端（企业方）的收入反哺 C 端（读者端）的创作者；从免费内容做到百万级销量的 Notion 课程，再到和读者共创实体产品。他和罗永浩那段「不打不相识」——从早年网上互怼到线下和解——也是个转折点：正是罗永浩那句「科技媒体的商业模式有局限」，把他推去了深圳供应链做产品。而他给「下一个十年」的落点是：当 AI 生成内容开始泛滥，坚持真人、真实体验的深度内容，反而会变得稀缺。所谓成功，不是赚大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跟一小撮高净值用户一起成长、不被时代抛下——「依然不想成为多数派」。

Taste 训练（周四·酒）：「这杯我请」是怎么消失的

「这杯算我的。」——对老主顾来说，这是最动听的一句话。给相熟的客人不定时地免费送上一杯，这种叫「buyback」（回请）的做法，从近一个世纪前禁酒令解除起，就是美国酒吧文化里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可过去二十五年里，它慢慢成了一些人眼中的旧时代遗物。

酒保兼作家里克·保拉斯（Rick Paulas，在布鲁克林一家酒吧当调酒师）最近在 X 上感叹这个概念「突然就死了」。他第一次听说 buyback，还是在洛杉矶时听去过纽约的朋友讲的，像个传说：「在纽约，你去一家店喝三杯，第四杯免费。」而如今，他说「buyback 这个词用得少多了」，他店里的免费酒变成了「看气氛」、看当天营业额。让它失了魅力的，恰恰是社交媒体——当所有「懂的都懂」的秘密都被摊开，这种默契也就没意思了。

其他调酒师则大多归因于经济。「别把整个吧台送出去」是他们反复念叨的一句行话。真正被反复点到的机制，是刷卡。在肯辛顿一家酒吧干了近二十年的迈克·斯特恩菲尔德（Mike Sternfeld）回忆，早年那种老式收银机只有三个键：烈酒、啤酒、buyback——当时行规是，你一天营业额的 10% 应该是回请出去的。可信用卡的手续费，加上 Toast、Square 这类点单系统（POS，即销售点收银软件）的成本，一点点吃掉了利润。「做这笔生意的成本更高了，能拿来白送的空间就更小。」更妙的是一个反向效应：现金时代那杯免费酒，会让客人手里多留点钱去给小费；而刷卡送出去的免费酒，反而会压低客人算小费的那个基数——因为大多数人是按账单小计来算小费的。

在传统 buyback 缺席之后，酒吧仍在想别的办法留住人。芝加哥那家有名的小酒馆「彩虹俱乐部」（Rainbo Club）会邀熟客参加私人活动，比如一年一度的肯塔基赛马会派对，在那儿免费送酒、办后院百乐餐。有位调酒师备了个「奖品桶」，装着心形墨镜、手指木偶、唇彩之类一美元的小玩意，专发给特别讨人喜欢的客人。而对斯特恩菲尔德来说，调酒师作为一个「社交中间人」的角色，本身就是回报：「这其实是在管理人的性格——你想让这一屋子陌生人按各自的意愿去社交、去用好这个空间，同时判断每个人想被搭话到什么程度，尽量让他们舒服，好换来更高的小费，也好让他们下次再来。」

尽管如此，我采访的每一个调酒师都说，他们仍会用某种形式的免费酒，去奖赏那些让酒吧变得有趣、好相处、有安全感的人——一杯上路酒也好，一扎生啤也好。「我觉得这是件要紧的事。它把人聚起来，它破冰，」其中一位说，「当我看见一片真实的人间烟火，我就能说一句：『干得好，给你颗小金星。』」

人群不等于乌合之众

你在球场看台上支持自己的球队，突然进球了——你瞬间跟场内成千上万人一起吼出来，抱住旁边的陌生人，蹦跳，狂喜。可到了最后一分钟，一个有争议的判罚把胜利夺走，你和周围的人立刻齐声嘘裁判、骂裁判。奇怪的是，你一个人在家看球时并不会这样。为什么在人群里，情绪会被放大成这样？

流行文化和通俗心理学里，人群常跟「强烈情绪、情绪失控、盲目传染」绑在一起，进而跟「不受控的行为」、甚至「无脑的暴力」画上等号。这套「乌合之众」（mob mentality）的解释，最早由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等人在 19 世纪末的法国提出：说人一进人群，自我意识和思考能力就会下降。它听上去挺像那么回事，但德鲁里指出，这其实是一套早就过时的理论——过时的地方在于，它假设「情绪」必然跟「认知」相冲突、情绪天生就是非理性的。而现代心理学的看法正相反：情绪与信念、推理是交织在一起的。

关键的一句是：人群里情绪的变化，是在「加」社会因素，不是在「减」思考。 德鲁里拆成三层机制来讲。

其一，共享身份带来正面情绪。 当人们彼此把对方看成「我们」的一员时——比如同为朝觐者、同为一支球队的死忠——身边的人越多，你感到的支持就越多，也就越爽。这种被支持的感觉，让人能做出平时一个人做不出的事；当这些行动体现了定义「我们」的价值时，就产生一种「赋能感」，随之而来的是振奋和喜悦。早期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说的「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讲的正是这个。

其二，共享身份会「验证」情绪。 德鲁里和同事在对球迷、抗议者的访谈里发现：你的情绪被身边同一群人确认，会反过来放大它——你亢奋，看到旁边几百张脸也亢奋，就更亢奋。这机制对愤怒、恐惧、悲伤同样成立：独自一人你也会有这些情绪，但看到几百个你信任的人脸上也是同样的表情，就等于确认「你的感受在这个情境里是对的」。

其三，「传染」是个坏比喻。 情绪在人群里确实会扩散，但用「传染」来解释是错的——那把它说成一种像疾病一样、简单又无需思考的东西。德鲁里团队研究过 2017 年伦敦牛津街的一次集体假警报：当时伦敦刚发生多起恐袭，一些人把突发声响误当成袭击，几百人拔腿就跑。事后访谈里，大多数人说自己根本没听见所谓的「枪声」，而是看到别人的恐惧和奔逃才反应过来——但这不是「传染」，而是「社会评估」：他们是从别人的恐惧里推断出「附近可能有袭击」，而且这个推断往往不是瞬间的，很多人会先综合观察、传言、手机消息等多个信源，再决定要不要跟着跑。同样，2011 年英国骚乱里，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尽管都说暴力会「无脑传染」，却有那么多人并没有参与；真正参与的人，攻击目标也高度有选择性（主要针对警察和大型连锁店），这份选择性恰恰反映了参与者的群体身份与信念，而非无脑蔓延。

德鲁里最后落到一个不只是学术的点上：把人群情绪说成「原始、无脑」，常被用来当作「无视人们真实感受」的借口——你可以借此把立场不同的示威者的激情斥为「不过脑子」，甚至把自己在看台上那股情绪也当成幼稚可笑。但研究表明，我们在人群里迸发的那份加倍的喜悦或愤怒，跟私下独处时的感受一样真实、一样是「我们是谁」的表达。

一勺酸奶如何被卖成「希腊」

在 21 世纪的美国，「酸奶」常常意味着给女人吃的一小盒带果味的小零食。美国研究学者佩林·居雷尔（Perin Gurel）梳理了它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酸奶」（yogurt）一词最早的书面记录，来自 11 世纪中亚的游牧文化；但发酵乳制品本身要古老得多，在中东、东欧、北非撒哈拉、中亚和南亚，它以各种名字存在了很久，是家常主食。移民大概在 19 世纪最早把酸奶带进美国：他们在自家厨房里养菌、做酸奶，通常是不加糖、配咸味食物一起吃。1929 年，一个亚美尼亚移民家庭创立了后来的 Colombo 品牌，一大桶一大桶卖原味酸奶，方便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乡。而对当时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来说，酸奶就算被知道，也是种带着「外国味」的健康食品。

与此同时，Danone 酸奶公司由一位从奥斯曼帝国移民过去的人，在 20 世纪初的西班牙创立。二战后它带着一个美式拼法「Dannon」来到美国，开始做甜的、加味的产品——从香草味起步——专门去讨土生土长的白人美国人的欢心。

直到 1972 年，一篇《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还把吃酸奶跟俄罗斯、土耳其、印度这些外国联系在一起，声称「大多数人其实不喜欢酸奶——至少一开始不喜欢」。（居雷尔特意点出，这里的「大多数人」指的是白人中产。）文章把美国人渐渐开始吃酸奶归功于两拨人：欣赏那股酸味、健康、外国感的嬉皮士和世界主义者，以及生产出「不那么像酸奶」的甜味温和版本的厂商。整个 1970 年代，酸奶销量涨了 200%，通用磨坊、卡夫、家乐氏这些大食品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版本；尤其是低脂加味酸奶，特别受想吃「轻食」的减肥者青睐。

居雷尔指出，跟嬉皮、减肥、甜点式零食这些联想绑在一起，就给了酸奶一种「女性化」的意涵。之后几十年的营销，都围着「只要 100 卡就能满足嘴馋」「高蛋白让你有饱腹感」「养好肠道菌群」打转。优诺（Yoplait）2008 年推出的那种甜点主题小杯酸奶广告，后来因为有活动人士指其鼓励饮食失调而被撤下。

至于希腊式的「过滤酸奶」（strained yogurt，滤掉乳清、更浓稠的那种），一直主要是移民家庭的自制食品，直到 1998 年 FAGE 开始卖从希腊进口的过滤酸奶。此时，普通酸奶身上早已没了「外国」的意味，而这种更浓稠的酸奶的品牌策略，反倒要靠一点点「异域感」。这招对 Chobani 尤其奏效：它由库尔德-土耳其裔移民哈姆迪·乌卢卡亚（Hamdi Ulukaya）创立，却被打成「希腊酸奶」来卖。居雷尔说，对美国人而言，希腊既有地中海的健康联想，又被视为一个「白人」的欧洲国家——「它异域到足够让人兴奋，却又没陌生到令人反感」。

今日 detail — 移民食物的完整弧线，都压在 Chobani 这一个案例里：一个库尔德-土耳其人做的酸奶，非要打「希腊」，因为「希腊」在美国人心里落在那个刚刚好的位置——够异域，又够「白」。

一代宗师 The Grandmaster（王家卫, 2013）

王家卫拍叶问，拍的却几乎不是「打」——是时间，是一个「武林」如何整体消逝。全片基本不用威亚和 CGI，把功夫压进狭窄、贴身、慢速的镜头里（雨中那场开场群斗被反复称道）。而真正的重心也不在叶问的宗师之路，而在宫二（章子怡饰）：一个把一生押在复仇、和一段始终说不出口的爱上的女人。RogerEbert.com 给了高分，称它是「一场消逝世界的梦」、一部「华丽的年代罗曼史」，把一位功夫大师的一生，拍成了关于「传承之代价」的挽歌。评价并非一边倒：也有人嫌它散、嫌它被过誉，尤其后来韦恩斯坦（Weinstein）剪的美国版把叙事削得七零八落——看请找 130 分钟的华语/国际版。

备注

• 今天周四，玩物走回轮播的「酒」栏（上周四 8/6 顺延给了游戏），PUNCH 那篇 buyback 是酒吧文化而非配方文，正对栏目。
• 本期中文源落在思辨（少数派转载的老麦访谈），满足「思辨或玩物至少一篇中文」。
• 明日玩物轮播预告：周五自由日（体育 / 当周谁有好文挑谁）。
• 一个可以 react 的钩子：主篇、思辨、酒、酸奶四篇其实在讲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当一样东西被放大、被商业化、被磨成通用，它表面那层「镀金」和底下那点没被磨掉的真，到底哪个才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