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正文

缺的那些页

童年里缺了太多页。记忆是个狡猾的东西：你以为，一件事既然是你亲身经历的，那它完整的记录就一定存在你脑子里某个角落，等着在对的时刻被唤回。可事实往往不是这样——你记住的，只是那些侥幸被留下的、还没被时间那只看不见的手撕走的碎片。我现在想跟你讲的，也许要简单得多、也好把握得多：我童年里那些被撕破的书。

我八岁那年第一次偷偷收到撕破的书，那是邻居邹阿姨借给我的一批珍贵读物。那时我们住在北京一座巨大的四合院里，正是文化大革命最凶的年月。严格说来，邹阿姨跟我家没有亲戚关系，但在中国，跟父母同辈的女性，我们出于尊敬都叫”阿姨”，男的叫”叔叔”；跟祖父母同辈的，就叫”爷爷""奶奶”——哪怕根本不认识，只是街上擦身而过。

不过邹阿姨绝不是外人。她跟丈夫、两个女儿住在我们隔壁。她丈夫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连长相都想不起来。大女儿叫小燕，小女儿叫小双，搬来做邻居时都还是婴儿。邹阿姨高挑纤瘦，大概比我妈小十岁，手脚麻利地收拾家当时，脸上总挂着笑。隔开我们两户的那条窄得不能再窄的走廊，被她当成了露天厨房。

院里每家都恰好分到两间屋子住。那年月的北京，住房是按父母所在单位、按父母的党内级别、婚姻状况和工龄来分配的。我们的邻居都在北京市政府不同的部门上班，级别都在中层，又都是拖家带口，于是每家两间。这种多进的四合院是清朝一位有钱的朝廷命官盖的。你想想看：我童年时住了一百多户人家的整座院子，从前竟只属于一户人家！

“小明，我觉得你会喜欢读这本小说。“一天下午，我正在她厨房旁边扫院子，邹阿姨压低声音对我说。一本小说！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我很意外，邹阿姨居然知道我爱看书，还专门为我挑了本小说。我偷听父母说过，邹阿姨是工人俱乐部的图书管理员，那地方离我家约莫二十个街区。那是一栋现代的多层建筑，四周围着金属栅栏，俱乐部那块雕工精致的铜牌镶在大门的大理石柱上。可自打文革一开始，那儿就冷冷清清，没了任何动静。我们去隔壁街区的电影院时，好几次路过它上了锁的大门，总忍不住想里面是什么样子。

文化大革命从 1966 年持续到 1976 年，是一段社会秩序普遍失序的时期，发生了许多不寻常的事，多到没法在这儿一一说清。其中之一，就是彻底没有有意思的书可读。因为这是一场”文化”的革命，几乎所有从前出版的书都被禁止重印、禁止阅读，有些甚至被烧掉。除了共产主义领袖和思想家的著作，几乎没有新书出版——而这些书，对八九岁的我来说，全都无聊透顶、毫无意义。我们一整天都在学校里学这些无趣书里的语录。我太想读点更有意思的文字了，尤其是好故事：一本小说、一部中篇，或者一个童话！

邹阿姨进屋去了。我把扫帚往地上一扔，在裤子上把手尽量擦干净，眼巴巴等着看她会给我拿什么小说来。她出来了，眼睛里闪着光，递给我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包裹：

“拿回你屋里去，尽快读完，星期六早上之前还给我——那天我得把它还回俱乐部图书馆。”

包裹沉甸甸的——一定是本大部头，我想。我就爱读大部头，把自己埋进一个故事里，尽可能久地去过别人的人生。星期六！我心想，星期六必须把书还给邹阿姨，可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那我得在不到两天里读完！我抱着包裹匆匆走开，连谢都忘了说。快到门口时，邹阿姨又压低嗓子加了一句：

“别跟任何人说这件事。”

我回过头，盯着她的眼睛。邹阿姨还在笑，但我知道她是认真的，她意味深长地朝我点了点头。好，这是个秘密，我会替她保守，以此换来她的信任。我也坚定地朝她点了点头。

我和哥哥大伟合住一间屋，每张单人床四周都挂着帘子。我的床靠里，挨着一扇朝北的小窗；大伟的床靠着门边那两扇朝南的大窗。白天帘子都拉到一边，屋里光线很足。两张床之间是我们的用餐区：一张大方桌，我们在上面写作业、看书、打牌下棋，什么都干。

“你拿的什么？“我匆匆进屋、把包裹往桌上一放时，大伟问。

他正忙着他的木刻，头都懒得往我这边转。大伟画画、写字、唱歌样样在行。这些天他一直在刻一幅毛主席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的像，我看得出快刻完了。他手上沾着红墨水，正到了把木刻印到纸上的最后一步。

“哦，没什么，就是邹阿姨从单位带回来的一些小册子。“我得确保他那双红手别碰我的书。再说，这是我和邹阿姨之间的秘密。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报纸。里面是一本被撕破的书，足有两英寸厚，前后封面都被撕掉了，正文最前和最后也缺了几页。我的目光落在第一整页上：

“玛丽亚公主坐在客厅里，听着这些老人的谈话和闲言碎语，却一句也没听懂；她满脑子想的只是，客人们有没有注意到父亲对她那副冷淡的态度。她甚至没察觉，那顿饭上德鲁别茨科伊对她格外的殷勤与礼貌——他已经是第三次登门了。”

我纳闷玛丽亚公主是谁，她父亲为什么不喜欢她。一提到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第三次登门，空气仿佛都变稠了。他是爱上公主了吗？我等不及想知道更多，可那时已是下午晚些时候。我得洗菜切菜，好让大伟炒了做我们的晚饭。我们家保姆的儿子刚当上父亲，保姆得回去帮衬他一个月，所以那阵子做饭得靠大伟和我。我赶紧把晚饭张罗好，好回到玛丽亚和鲍里斯的故事里去。

我不记得星期六之前有没有读完那本厚书，但我一定是准时还给了邹阿姨，也守住了保密的誓言。从那以后，她就源源不断地从工人俱乐部的图书馆给我供应撕破的书。

我读到了安娜·卡列尼娜的黑丝绒裙子、吉蒂的淡紫色裙子；一个叫鲁滨逊的人漂流到遥远的孤岛；一个人乘着气球环游世界；有的国度住着巨人，有的住着小人；一个警察追捕偷面包的人；一群人在瘟疫里躲藏；宝石在藏宝岛上闪着光，粘在肉上被巨鹰叼走；会变成人的、闪着奇彩的魔法鱼；一只聪明的刺猬和一只傲慢的兔子；爱着自己那朵玫瑰的小王子；一个划着火柴、梦见肥鹅的女孩；另一个丢了水晶鞋的女孩；一位灰眼睛的女神从父亲的头颅里跳出来；一位美丽的女子其实是裹着画皮的妖怪；还有一场场满是蛋糕、炖肉和整只烤乳猪的、令人难忘的盛宴！

每读一本撕破的书，我的世界就扩大一分。我在别人都读不到像样书的年月，囫囵吞下那些残存的书页，能消化多少就吞多少。文革期间，我们与其说是缺吃的，不如说是缺字读。我爱那些鲜亮的字眼，它们让我脑海里浮现出画面；我也爱那些多汁的字眼，它们让我口舌生津。碰到不认识的汉字，我就跳过去——没时间查字典——凭上下文猜它的意思，在心里给它随便编个读音。直到今天，我还有个尴尬的毛病：许多中文字我都念错——这是那段连滚带爬、如饥似渴地”抢字”的岁月留下的、洗不掉的印记。

在读到那些字之前，我从没见过真正的珠宝，也没见过黑丝绒裙、舞厅或水晶吊灯。可不知怎的，我觉得自己对它们烂熟于心。我能想象出书里描绘的那些世界；而现实里，我住在一座灰墙的旧院子里，人人穿着蓝的或灰的中山装，或者草绿色的军装。有红色的横幅、红色的袖章，有黄色的向日葵，还有几个街区外紫禁城屋顶上的黄琉璃瓦。没人戴首饰，尽管我留意到奶奶的耳朵是打了耳洞的。没人穿裙子；男女都穿裤子，只有我这样的小姑娘夏天例外，能穿裙子。

因为这场阅读的狂欢，我的阅读速度和词汇量都涨了上去。我从不停下来想这些书里缺的那些页，不去想作者是谁，甚至不去质疑我读到的东西。我以为凡是我读到的一定都是真的，就像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毛主席和马克思的教导就是真理本身一样。所有的故事在我脑子里融成了一个巨大的故事，由某个平行世界里的某个人活着、讲着。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人生是在何时、何地度过的。他们的生活跟我的如此不同，正是这一点让他们那么迷人。那时我还不到十岁。

到我十二三岁时，我读书已经快到能在两天里读完一周的借书，还书前还有富余的时间。那时我交了个好朋友于萍，她也爱看书，家离我家三个街区。我会骑车到她家，把书送过去。于萍会没日没夜地读，赶在到期前把书还给我。我们把书用旧报纸包起来，好在课堂上偷读而不惹麻烦——那时老师们正一周又一周地重复着同样的毛主席语录。于萍和我都是班上的尖子生。于萍尤其擅长写抒情作文，总被我们的语文老师陈老师表扬。

偶尔会有老师发现我们在读”课外”书，要我们把书交上去检查。可因为书都是撕破的，没有封面，也没有前后几页，我们和老师都不知道读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们也没法上报我们。再说，比起班上其他因为无聊而不停说话打架的学生，我们在课上读课外书根本不给他们添什么麻烦。于是他们就由着我们读，尤其是陈老师。

我从没问过邹阿姨，为什么所有的书都是撕破的，没有扉页也没有末页。那年头，问太多问题会惹麻烦，尤其是一个孩子——尤其是一个女孩——发问，是要被人皱眉头的。但你大概已经猜到了，我们读的是禁书。

邹阿姨想必是负责清理、销毁俱乐部图书馆那些被禁书籍的。她想必得把书的硬皮撕掉，再撕掉前后几页——盖着工人俱乐部藏书印章的地方。然后她想必没有把这些撕破的书彻底销毁，而是藏了起来。我总想象有一个漆黑隐秘的地下室，邹阿姨把她的宝藏存在那儿，就在工人俱乐部上了锁的大门后面。她会打着手电筒走下一段积灰的楼梯，飞快地包好选中的那本书，把它偷偷带出来——就像地下反法西斯战士偷带传单和小册子那样。

可我从来没问过这些。我只是每周都盼着从她手里再接过一本书，把嘴闭得紧紧的——一直闭到今天。

许多年后，我离开中国、开始更系统地读世界文学时，才意识到：多亏了工人俱乐部和邹阿姨，我其实早已读过许多经典名著的片段，只是当时不自知。如今我终于能把所有缺失的页补上了。我可以重新读这些书，按正确的顺序读，把它们和各自的国家、作者、年代，一一安放到文学史的地图上。

偶尔，我会想念童年那个奇妙的世界——在那里，一个个角色从书页里跳出来，把彼此的人生交织在一起。在那里，所有的书都属于同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人类的真实故事，带着它缺失的页、丢失的章，以一种随机的时空次序排列着。∎

（脚注里那段引文出自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作者张尔是诗人、作家，生于北京，1986 年移居美国，著有七部中文诗集，把美国诗人约翰·阿什伯里译成中文，也用英文写歌剧脚本；回忆录《缺页》即将出版。）

是艺术发明了人

传说毕加索在拉斯科洞窟（Lascaux，法国西南部约两万年前的史前岩画洞穴）看完壁画后走出来，说了句：“我们什么都没发明。“通常的解读是他谦虚，把艺术的发明权让给了远古祖先。但马特尔提出一个更古怪的读法：其实没有谁”发明”了艺术——是反过来的，是艺术发明了人。

他先把”真”劈成两半。一种是会计的真（the truth of accountants）：陈述和事实对得上，“乌鸦正飞过田野”，因为乌鸦此刻确实在飞。另一种是导演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德国名导，主张纪录片可以摆拍以逼近更高的真）说的忘我的真（ecstatic truth）：它不是给准确陈述贴的标签，而是一次不可复制的、带着启示力量的事件。梵高临终前画的《麦田群鸦》，题材”不过是几只乌鸦飞过田野”，但那种翻涌的动势让你没法说一句”就这？“。画在说的是另一层的真：不是乌鸦和麦田意味着什么，而是它们竟然存在、竟然有意义这件事本身——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仅仅”是它自己。

同理，“美”也有两种：一种是几何学家的美（对称、比例、和谐，有明确的进化理由让眼睛觉得舒服），另一种是”陌生、奇异、甚至骇人”的美——波德莱尔（Baudelaire，19 世纪法国诗人）说，“美总是带一点怪异”，正是那一点怪，才让它成其为美。于是”艺术”也分两种：一种他叫技艺/artifice——宣传、广告、说教、复述时代主流意见的东西，能取悦能提升，但什么也没改变，它默认”我们平常看世界的方式已经够用了”；另一种才是真正的艺术，它不”再现”自然（再现只是复制，改变不了什么），而是参与到”创造”本身里去。

他借了斯宾诺莎（Spinoza，17 世纪哲学家）的一对词：natura naturata（“被造成的自然”，已经被贴好标签、切成一块块的世界）和 natura naturans（“正在造的自然”，万物尚在生成、还是”事件”而非”事实”的那一刻）。当你说”日落不过是日落、树不过是树”，你就住在前一个世界里，并把它当成了终点。真正的艺术，enact 的是后者。

最锋利的一击落在洞穴壁画上：如果艺术真是人自恋的产物，我们本该从一开始就到处画人。可事实相反——把人体像画马、画野牛那样精细刻画的图像，要等到拉斯科壁画之后八千年才出现。最早的人类痕迹，反而是喷绘在石壁上的手印——而手，不正是”人触到非人”的那个界面吗？所以马特尔说：人不是先有了跟我们一样的心智、某个冰河期的下午忽然决定捡起赭石去画画；恰恰是”一代代反复制作图像”这件事，催生了我们如今视作理所当然的那种心智。是艺术给了我们一面镜子，让我们第一次在自然的流变里瞥见自己。

结尾他把话锋转向今天：AI 只能做 artifice，因为它栖身的是一个”被造成之物”（数据）的虚拟宇宙，而非”正在生成之物”的世界。把它生成的技艺，和它所模仿的真艺术混为一谈，就是把”再现”错当成”创造”，从而对艺术与人之所以可能的那个源头视而不见。他引王尔德收尾：伦敦的雾，是印象派画出来之后才”存在”的——“没人见过它们，于是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直到艺术把它们发明出来。”

Taste 训练（游戏文化）：一柜子盗版碟养大的人

作者在一个”正版游戏完全不存在”的三四线小城长大，电脑城里只有盗版碟。他把童年那 196 张盗版光碟凑成一张”全家福”，借它讲了两条线。

一条是破解圈的地下史。1987 年三个挪威人成立了传奇小组 Razor1911，1998 年把暴雪《星际争霸》砍掉音乐和过场、压到 111MB 分享给全世界。破解组会在游戏里留下自己的 .nfo 文件——半角符号拼出的图案配 80 年代电子乐，像签名。发售当天甚至发售前就被破解的资源叫”0day”。2000 年 Myth 小组接棒，2005 年 FBI 联合十几国搞了场”灭绝行动”（Operation Site Down）把大批破解组一锅端，Myth 重创停摆，但 SKiDROW、Reloaded 们很快补上。作者的判断是：只要有计算机、软件和互联网，破解和盗版就像如影随形的 bug 一样，“从来就是软件生态的一部分”，剔不掉。

另一条是私人的启蒙史：被自行车辐条绞破脚背那天，父亲带他去单位电脑上玩游戏止哭；一张黄色盗版碟里的《VR 特警》《古墓丽影》《极品飞车 3》；一张需要序列号、还不许弹出光盘的《三角洲部队 3》让他第一次困惑”正版为什么这么麻烦”；对门小哥带来的《少林足球》《猫鼠大作战》；同学 A 为了玩正版《光环 3》攒了几年钱买 Xbox 360……他反复强调一句：**“电子游戏从来都不是私人娱乐。“**搬着显示器和四五个手柄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一群人坐地板上盯着电视打——那构成了他们对游戏的整套价值观。

有意思的是结尾的分寸感。他不给盗版洗白，反而对如今那种”注入破解代码、却仍要你付一两块钱”的**“伪正版”最不能忍——因为它实实在在抢走了开发者的钱，还可能夹带盗号脚本。他真正的观点是媒介层面的：一款游戏得先传播出去**，才谈得上被接受、被讨论、被评判好坏；不论正版盗版、主机 PC，“说得冷酷点，都只是传播渠道的一部分”。在正版进不去的地方，是盗版替它做了传播这件事。最后他还是把话钉死了一句：“玩盗版是不对的。“——一句自知的、带笑的收尾。

你最深的遗憾，比成就更懂你

主流的劝告——皮雅芙（Edith Piaf）唱”我什么都不后悔”，辛纳屈（Sinatra）说”后悔？也有几件，但少得不值一提”，麦克白夫人说”无可挽回的事就别再放心上”——哈尔伯斯坦说，这不只是不现实，而是错的。诚实地对待遗憾，它是我们看清”自己以为自己是谁”的最清晰的工具之一。

遗憾像别的情绪一样，既是感受也是判断，而且指向一个你认为自己该负责的选择。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举过一个”当事人遗憾”（agent-regret）的例子：一个卡车司机没有任何过错，一个孩子突然冲到街上被撞死——司机不该受责备，可他的悔恨完全说得通。所以遗憾未必关乎道德，它关乎”我把自己当成一个能为人生负责的行动者”。

关键在于：**哪些遗憾缠着你，哪些不缠。**作者说他不后悔没成为职业钢琴家（那超出他的能力），却一直懊悔没能坚持练完一首肖邦夜曲——因为那是一个”配得上他能力”的可能，那个平行版本近得让人不安。他也不后悔没成为棒球名人堂选手（那从不真属于他）。这跟嫉妒是同一台仪器：你不会嫉妒贝索斯的身家，却会嫉妒同事的升迁——能被你嫉妒/懊悔的，恰恰是你心里判定”本来做得到”的那些。它把一张平时模糊的自画像照清楚了。

还有一个时间上的反转：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诺奖得主）等人发现，短期里我们更后悔”做过的错事”（冲动的话、乱买的东西——因为容易在脑中”撤销”）；但拉长时间，我们更后悔”没做的事”——没追的那段关系、没抓的那个机会。而临终反思真正的价值不在”死前更聪明”（其实未必），而在于焦点从”行为”移到了”性格”：人们悔的不是某次失误，而是几十年的怨怼、那份毁掉友谊的固执。作者由此点出一个被忽视的维度：我们后悔的不只是做过什么，更是自己”允许自己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而”我就是这样的人啊”这句耸肩，本身是一个选择。他引德韦克（Carol Dweck）的”固定型 vs 成长型思维”和亚里士多德——性格是能变的，也能有意去变。那些没活过的人生，不是被剪掉的废片，而是你此刻这条命的叙事结构的一部分；缠着你的可能性，比你的成就更能说出你是谁。

神奇的迷幻蟾蜍：一段几乎全错的历史

1935 年，两位日本化学家合成了 5-MeO-DMT 和它的近亲 bufotenine（蟾蜍毒素，色胺类分子，跟神经递质血清素同族）。这类分子后来陆续在南美鼻烟、一种能让羊抽搐的草里被找到；1964 年，意大利化学家埃尔斯帕默（Vittorio Erspamer，血清素的发现者）在索诺兰沙漠蟾蜍皮肤里检出了 5-MeO-DMT——而且是所有蟾蜍里唯一含它的一种。这本该是故事的正解。

可流行传说偏偏认错了对象。1956 年，精神科医生费宾（Howard Fabing）在《科学》上发表一项可疑研究，说 bufotenine 有类似 LSD 的致幻性。这条被跨学科引用，去解释一桩考古谜题：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都留下大量蟾蜍雕塑与成堆蟾蜍骨。1970 年代冒出一个诱人的理论——古人用蟾蜍致幻，而且矛头指向的是巨型甘蔗蟾蜍（cane toad）。问题是：甘蔗蟾蜍除了 bufotenine，还含足以毒死人的剧毒。于是人类学家肯尼迪（Alison Kennedy，后来化名 Queen Mu 办了赛博文化杂志《Mondo 2000》）提出一个科幻般的解法：奥尔梅克人也许养鸭子当”生物处理器”，让鸭肝先代谢掉毒素——她甚至把一处出土上千蟾蜍骨的遗址脑补成”蟾蜍养殖 + 解毒鸭”的一体化水利系统，还拿了个学术奖。但没人做过最该做的一步：验一验鸭肝到底致不致幻。

真正把传说推爆的是媒体。1988 年澳大利亚导演刘易斯（Mark Lewis）拍了部讽刺纪录片《甘蔗蟾蜍》（连赫尔佐格都说是他最爱的电影），片里传的”嬉皮士煮蟾蜍喝”谣言，隔年在美国滚成一场”舔蟾蜍”道德恐慌：旧金山一家诊所的医生开玩笑提了句”1960 年代舔蟾蜍”,结果全球记者电话打爆；缉毒署（DEA）官员被引用、州议员郑重警告、《瘪四与大头蛋》在 MTV 上舔蟾蜍（“味道像鸡肉”）。可正如人类学家韦德·戴维斯（Wade Davis）后来所说：一种不含致幻剂、只含致命毒素的动物毒液，根本不可能掀起什么新毒潮。整件事是”媒体拿媒体当饲料”——一部讽刺片的传闻，滚成了全民歇斯底里，而蟾蜍究竟有没有致幻性，当时根本没有证据。

今日 detail — 英语里”马屁精 / toady”这个词，正来自 17-18 世纪英国集市上的江湖骗子：他们雇的助手当众吃下活蟾蜍、假装中毒发作，再吞下要兜售的”神药”当场”痊愈”。这些人被叫作”toad-eater（吃蟾蜍的）“,缩成了 toady——从”托儿”一路漂成了今天”谄媚小人”的意思。

改编剧本 Adaptation（斯派克·琼斯 Spike Jonze，2002）

编剧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接下一桩几乎不可能的活：把苏珊·奥尔琳（Meryl Streep 饰）那本讲兰花痴迷者的散文集《兰花贼》改成电影。他卡壳、抓狂，最后干脆把”自己写不出这个剧本”连同一个虚构的孪生弟弟唐纳德一起写进了剧本里——尼古拉斯·凯奇一人分饰考夫曼两兄弟，克里斯·库珀演那个缺牙的兰花猎人劳罗什（他凭此拿了奥斯卡）。影片一半是”一部电影如何被写出来”的自我拆解，一半在第三幕故意垮成一部好莱坞惊悚片，自己拆穿自己。罗杰·伊伯特给了满分并收进”伟大电影”：这个剧本”一石三鸟——构造上顽皮promiscuous，把故事讲清楚了，还回过头来消遣自己”。它把”真实的兰花猎奇”和”被写下来的剧本”之间那道缝，变成了整部片子的主角。

备注

• 今日轮播本该是周四”酒”栏；PUNCH 手头最好的一篇是”买赠酒消失史”，但为了让中文源落在更有分量的槽位、也不跟主篇的”中国童年”撞味，玩物改用了少数派这篇盗版游戏史（游戏文化，你的主场）。酒栏顺延。
• 本期暗线：真东西常不在”正文”里——被撕掉的禁书页、被写反的艺术起源、正版之外的野渠道、没活过的那些人生、几乎全错的蟾蜍传说。
• 明日玩物预告：轮回到周末自由日，大概率补一条体育或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