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写的人

永生在望，人却不再生育

每天早上照镜子，看着自己那张总也睡不醒的脸，我用一口苹果醋和一粒维生素开始这一天。接着是一盒沙丁鱼、一个西柚、几片厚黑麦面包、一点棕色的发酵酸奶（俄式的 ryazhenka）和一把腰果。我把这些都当成养生的东西，跟中医是一个路数——讲的是整体调理，而不是对症下药。之后我去举铁、吃肌酸，有时配绿茶来点胶原蛋白肽；睡前再来点南非醉茄和含硅的镁片。手机常提醒我，今天走了两万步。

这套养生法一点都不小众，我身边很多人都这么活。跟我一样，那些我少年时在北京认识的、当年一副要把命挥霍光的狠角色，如今都成了焦虑的中年男人——想尽办法延长他们本来准备糟蹋掉的这条命，想尽办法让自己尽量久地保持年轻，或者至少借着年轻人的那股活力续着。

我们知道一个新世界正在诞生，里面全是不可思议的技术；等它真来的时候，你要是已经老了，那会非常糟糕。于是我们蒸桑拿、抹面霜，吃我们的糊糊、做我们的血检——一群站在人类社会巨变边缘的雅痞。

人总是想活得又长又健康，人到中年，这份对长寿的操心尤其会被放大。那些把未来看成一段险途的人——荷尔蒙变化、肌肉流失、精力和敏捷度下降、皮肤起皱、头发变白——会想提前做点准备。到了现代，很多人某种意义上成了”自己身体的创业者”：痴迷营养、护肤和举铁，指望把这具肉身尽量拖久一点。

但 AI 给科学带来的可能性——从绘制人体蛋白质图谱，到把睡眠、饮食、运动的收益最大化——让”延长寿命”变成了一个说得过去的目标。这一代人也许真能靠生物手段把自己的寿命”黑”长一点。科学家正在加码研究脑机接口（BCI，brain-computer interface，即用 AI 把大脑信号转成外部输出的系统），指望最终能把人的意识和体验上传，进入某种永恒的数字存在。

奇怪的是，恰恰在寿命有望被技术拉长的这同一刻，我们这个物种却像动了轻生的念头：生孩子的人少多了。有研究提示，这可能跟计算和技术的兴起有关。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最近一份研究发现，美国早年智能手机的普及，压低了出生率。

放眼全球，许多科技重镇的出生率都在下滑。硅谷每千人 9.7 的出生率，明显低于美国其他地方，且近年跌得很急。在韩国这样的高科技地区——它的出生率约为每千人 5，是全球最低——许多人活在数字化的独居里，结婚生子往往被搁在一边，甚至干脆被拒绝。在中国，出生率已跌到每千人 5.63，创下历史新低。这些地方除了共有的高房价、和把工作当成意义与身份来源的文化，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站在 AI 的最前沿。

为什么在 AI 眼看要打开通往个体乃至集体永生之路的时刻，发达世界——尤其是那些最世俗、最城市化、技术最领先的地方——反而丢掉了繁衍的冲动？

上海、旧金山、纽约、首尔、新加坡，这几座城市的共同点是极低的出生率。随之而来的，是某种政治层面的震颤。像美国民主秩序这种”把中位数的普通人抬起来”的系统，麻烦很大。而中国这类等级制系统，表面上更稳，但金字塔底层的人似乎并不想留在原地，也没有按可持续的速度繁衍。

站在个人角度，不生孩子有许多理性的理由：买不起的房、请不起的托育、“有趣的人生如今可以靠旅行和工作获得（过去不行）“的感受、以及女性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可一旦把镜头拉远看总量，这个物种像是集体决定不再尽力繁衍——尤其在科技重镇内部。2025 年，全球生育率（每名育龄女性的生育数）跌到了联合国口中”前所未有的下滑”。会不会正是历史连续体上这道剧烈的断裂——人工智能的出现——在加速那些离它最近的人对生育价值的抛弃？

这个趋势当然早在 AI 兴起之前几十年就开始了。但 AI 和计算、以及从工业革命的世界向信息革命的世界的缓慢转身，在美国这类社会里已经酝酿了很久。在 AI 来得更快的中国和印度，出生率也跌得更快。是不是 AI、或者说现代技术本身，有某种东西让人更不愿意生孩子？

甚至许多确实生了孩子的人，也在限制孩子接触技术——从社交媒体、AI 到电脑本身。人们越来越觉得，人的一生将被切成”我们开始无时无刻使用数字技术之前”和”之后”两截。许多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一种人为营造的”之前状态”里长大。

我渐渐相信，AI 第一个会以宇宙般、存在论意义上产生影响的地方，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生物学，也许是 AI 第一个真正”理解”世界、而不只是”预测”世界的领域。

Don’t Die（别死）

2018 年的一天，我在上海华山医院醒来，头上有个洞。当时刚过完二十几岁，我出了场醉酒骑车的事故，脑袋在复兴路的路面上被磕开了。华山的外科医生把我缝了回去，据我所知，除了一道被头发盖住的疤，没留下什么长期后遗症。虽然我从不算个信教的人，我却把这解读成上帝的一个暗示——尽管它同样（甚至更）是中国医疗体系水准的证明。这些年我对中国的想法很复杂，但无论那些想法是什么味道，它们都源自一个被中国政府最好的外科医生修补过的器官里放电的神经元。

今天我打交道的许多中国科学家，都从美国学界回来，投身中国由国家主导的庞大生物科技攻势。从无锡的实验室到浦东张江科学城的实验型初创公司，弥漫着一种”生物权力即国家权力”的感觉。但中国的生物科技热潮，并非出自硅谷式的自由意志主义幻想或形而上焦虑，而是来自一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遗产——它把人口看作一个需要去最大化的数学方程式的一部分。无论国家还是民众，对大规模人体实验都比较能接受。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预计到 2040 年，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将超过 60 岁——中国正像当年对待钢铁、水泥和建筑蓝图那样对待人的身体：把它当作下一个发展阶段的一味原料。

2025 年将尽时，一批痴迷自己身体的加州名流出现在上海。我遇到一位来自马里布的整形外科医生，他此行为的是干细胞，兴奋地聊着把自己的骨头磨碎、取出骨髓的主意。布莱恩·约翰逊（Bryan Johnson，那位以”抗衰老补剂”闻名、立志”不死”的科技富豪），来这儿开了家长寿诊所，还办了他的”Don’t Die”峰会，探讨”长寿、健康与人类未来的前沿”。

我在 Instagram 上联系到中国的多肽厂商，他们把实验性的科研化学品卖给湾区那些为了或大或小的身体改造而猛吞这些东西的科技男。但这些多肽商不肯在上海卖给我。他们告诉我，中国政府还没批准这些药，可能并不安全。

一个大致的观察是：中国普通民众和知识精英，对 AI 和生物科技的乐观程度，明显高于他们的美国同行。我的猜测是，美国人觉得自己的政府并不真把他们的利益或安全放在心上，甚至跟大科技公司是一伙的。而中国人则大体能把自己的政府看成一股必要时愿意收拾科技巨头的力量。几乎没什么疑问——一旦自动驾驶汽车出事，它们会被叫停。无论好坏，中国共产党是掌舵的那一方，而它显然对社会稳定有着切身利益。

一月里，我自受伤以来第一次回到华山医院，见到了毛颖，他主持着中国最前沿的一些脑机接口实验。他描述了那些中风、脊髓损伤或患帕金森病的病人——把电极直接接到大脑上，他们就能玩电子游戏，或者更好地回应提问。不难想象，脑机接口能催生出一种 AI 加持的新式生活方式——也许是一种从身体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

中国那惨淡的出生率笼罩着这一切。那些鼓励生育的中国官员，自己想要”永远活下去”是为了什么呢？我纳闷——当他们自己的生活看上去如此不快活。中国的女性主义者谈论一种”生育罢工”，把它当作一种含蓄地抗议权力集中的方式。韩国有”4B 运动”（不婚、不恋、不生、不性）。从韩国到美国副总统万斯，鼓吹女性多生孩子的父权制男人，恰恰把这个世界弄得让许多人更不想住进来：一个竞争激烈的父权社会本身就让人扫兴，对真想成家的人也构成现实障碍。

在中国，我听过一些随口的说法，大意是：即便人口从今天的 14 亿多降回几亿，只要是”对的人”，也没什么不好——一个由聪明、富裕、没痘、没精神疾病、没农民没穷人的中国人组成的国家。在中国，超人类主义是一种后社会主义的工业神学：一个”完美集体身体”的梦。

与此同时，中国的”具身 AI”系统——装进人形机器人或汽车里的模型——正以惊人的速度推进。许多住在这些人形外壳里的 AI 模型，本身就是拿人的身体训练出来的。已经有熟人跟我详细讨论过他们要跟机器合体、永远活下去、把思想从血肉里剥离出来的计划。

太平洋两岸的愿景是不同的。如果说美国的超人类主义想逃离身体、把大脑当作灵魂的一间房子，那么中国的超人类主义则假定身体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因此必须被重新设计、被修好。

Frontier Tower（前沿塔）

也不是所有人都决定不生了。似乎知识和金钱最多的那批人，反而常常选择比传统更多地生——像马斯克那种，十几个。当我们称之为”美国”的这个集体以种种怪异方式变异时，一些美国人把自己的身体看成一门新科学的现场，一块主权之地——个体可以在这里陪着 AI 系统，一起走进无论什么样的未来。正如以”不死”著称的约翰逊所说：“我们在孕育 AI 的同时，这也许是个紧急状况——如果我们不够认真对待，就可能搞砸，而我们人类到底还有没有未来，并不清楚。”

随着这类恐惧蔓延，马斯克、约翰逊这类人正忙着打造一个由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统治的未来。在富裕世界里，个人健康和生育正在变成一种精英技术。许多科技精英预期，他们的孩子将与机器智能共生——甚至认为，孩子们其实已经如此了。

一月中旬，我去了旧金山的”前沿塔”（Frontier Tower），一栋科技初创公司的聚居楼，也住着生物科技领域的人。它前不久刚办过一场中国多肽的狂欢派对；在 AI 泡沫里那群波希米亚式的人当中，一股追捧未经检验的中国科研化学品的狂热正在扩散（就是当年演变成减肥药 Ozempic 的那类东西）。我还去了山上蜿蜒公路尽头的”AGI House”（一个 AI 社区兼实验室），住在那儿的人向我保证，这些多肽能增强认知、睡眠和记忆。我很惊讶：在芬太尼泛滥的年代，一包包没经过美国 FDA 批准的中国化学品，居然能寄到美国。

超人类主义不再只是一种哲学，不再只是旧金山的一个亚文化或含糊的未来主义。它是基础设施，是财富。不过，有一种感觉是——在未来，用得着的人并不会太多。不再像过去农民生一堆孩子当”具身资本”去干活了，许多城里人已经停止生育，也许他们隐约觉得，对自己而言，养一窝孩子的回报太差，或者未来实在太不确定，不值得组建家庭。

从诺布山走到田德隆区跟一群报道 AI 和”Chinamaxxing”（“中国化”，指把被视为中国式的做法融入自己的生活，源于对中国高科技社会的着迷）的作者吃饭时，我真切地感到一个”两头烧蜡烛”的社会。街上那个吸冰毒的人、推着购物车的流浪汉都没让我不安，真正让我不安的，是在一个相当破败的地方，那种关于 AI 的、飘飘欲仙的兴奋话语——像是一个想跑赢自身衰败的文明。当然，我也是这文明的一部分，跟着一起跑。

美国把自己的文明建立在”个体”这个观念、以及一套由廉价能源、无与伦比的国防和可控技术撑起的临时配置之上。简称这套配置为”美国中产阶级”：房子和院子、汽车、自我提升的抱负。随着 AI、生物科技和行星级系统的推进，这套配置开始融化。个体——作为西方启蒙运动史中的一个哲学概念——正在终结，像胃酸里的一团食物一样被消化掉。人退回到某种更古老、更生物性的东西，退回到动物性。正如法国哲学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把黑格尔重新引入 20 世纪法国思想的关键人物）所指出的，人将”像青蛙和蝉那样演奏音乐会”——他的意思是，人会活在一种无所事事的满足里，不再创造新的历史。

我们正迅速掌握关于人体、关乎我们如何被造出来的那些信息——它们过去会被归入神圣知识的领域，比如人体蛋白质图谱、睡眠的科学。我们打算拿这些信息做什么？

Joseph & Samuel（约瑟夫与塞缪尔）

过去几年，我不仅更努力地照料自己的身体，也近乎强迫地想去增强我两个儿子的健康。不许吃糖、不许看屏幕；多运动、吃野生三文鱼和绿叶菜、睡好觉、被爱、上最好的学校。可我又相信，我们正处在 AI 重大突破的前夜，等我这两个刚学步的儿子上小学时，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会有什么样的人陪着我的儿子走进未来？也许不是赛博格，但会是一群认知被一个无处不在、近乎神秘的伴侣所辅助的人。这些孩子得掌握一项我自己都几乎没有的技能：跟 AI 共处。

即便今天，我们许多人已经把每一个小小的健康问题——“这块奇怪的疹子是什么？“——都甩给 ChatGPT 和 DeepSeek。技术让我们同时变得更强大也更虚弱，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里就写过这个”义肢之神”的概念。我们越依赖它，就越像泡在缸里、被机器环绕的一颗大脑。

难怪我认识的那些搞技术的人，都想让孩子尽量远离屏幕、尽量久地待在自然里；就像一个明知冬天会来、要尽情享受夏天每一天的人，他们和我一样，想强健自己的儿子，把体魄强壮、生命蓬勃的习惯和秉性交给他们。我们知道沉默和屏幕在未来等着他们，所以在那之前的每一缕阳光都至关重要。

人一定会变——这毫无疑问。悬而未决的是：由谁来决定人会变成什么。中国没有明文的社会契约，但这个国家感觉像一个分布式的有机体：代谢着能量和注意力；通过语言、规范和孩子来复制自己；脱落一些细胞，吸收另一些；在压力下变异。个体在其中并非主权者，他们是拥有部分能动性的细胞。

当约瑟夫和我经过淮海中路上的美国领事馆时，我指给他看那面美国国旗，他却用中文告诉我，他的旗是红色的、有五颗星。这是他从祖父母那儿学来的。他会继承什么？一种像我这样的自我感——那种把我从弗吉尼亚的夏洛茨维尔一路带到中国的自我感？还是一种带着系统思维的中国集体感？是我的形而上焦虑，还是中国式的实用主义？

我认为，归属于哪个”文明”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我自己也不太确定属于哪个。我在澳大利亚和英格兰都觉得”像在家”，所以倾向于认为我的文明是英语民族的文明。可我的文明，是那个在轰炸伊朗学校的文明吗？一个人作为个体的自我感，跟他所处社会的更宽光谱，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的孩子不是桥。桥连接的是稳定的两岸。我的孩子，以及世上所有的混血儿，是变异体（mutation）；变异，正是有机体度过转型期的方式。如果我的文明能存活，它会以我孩子身上某些习惯和基因的形式存活。就像我父亲出生在一个于我而言全然陌生的大英帝国，谁又知道 1990 年代那个美国的哪些部分，会在我的孩子进入一个不久前我们还无法想象的世界时，对他们显得真实。对今天我们许多人来说，生孩子不再像对上几代人那样是个理所当然、合乎逻辑的选择；它是一个有意识的抉择——相信无论什么样的未来到来，我们所爱的人都能找到归宿，能走过这世界，而不被这趟旅程摧毁。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它是一个决定：我们相信未来。

我的儿子们比我更能适应那个可能到来的世界——一个技术中介着身体、没有单一国族神话主宰、人更少但更聪明更强壮更敏捷的世界。如果这个未来世界看上去像一片丛林，那也许正是新生命在繁盛的迹象。一个来自沙漠的生物，看见森林，不也会觉得那不自然吗？我是一个过渡形态——也许必要，也许早已过时。我的孩子体现着一个尚未完全存在的文明。文明是一个有机体，而我是它的一颗微粒。我的儿子，与其说是我意识的延伸，不如说是这个有机体正试图去往的方向。

Windows 7：最有人情味的那一版

Windows Vista 惨败之后，微软没有再往界面里堆花哨，而是回头去问了一个更笨的问题：用户到底想要什么。

这是《Windows 设计史》系列的第五篇。作者 SUNTRISE 的核心判断是：Windows 7 是微软历史上”最有人情味”的一版操作系统——而这份人情味的来源，恰恰跟直觉相反。

它不是靠”更聪明”，是靠”更肯退让”。 Vista 那一代把可发现性（discoverability，让你更容易找到功能）当成设计目标，结果是弹窗、提醒、权限确认满天飞，用户被系统追着跑。Windows 7 的团队做了数百小时的真实用户调研，把目标定成了另一个方向：简化、减少干扰，“让用户掌控一切”。微软设计师 Stephan Hoefnagels 有一句很诚实的话——用户”对操作系统本身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只想让”电脑操作尽可能简单快捷”。系统越是把自己往后退，用户越觉得顺手。

具体落地是一种”渐进式改进”，不推倒重来：

• 任务栏重做：超级任务栏（SuperBar）把小图标换成大图标、支持跳转列表（Jump List，右键直接跳到最近文件），把最高频的操作摆到手边。
• Aero 进化成一套小魔术：Aero Peek（鼠标悬停预览窗口）、Aero Snap（窗口拖到屏幕边缘自动贴靠半屏）、Aero Shake（抖一下当前窗口，其余全部最小化）——都是”你随手一个动作，系统就懂”的设计。
• 尊重与妥协：保留大量自定义选项，还把 Vista 那个烦人的 UAC（用户账户控制，每次改设置都跳权限确认）做成可调级别——不再一刀切地打断你。

更微妙的是”通性”与”个性”的平衡：默认壁纸用全球通用的意象求最大公约数，同时又给不同区域配主题、请艺术家画插画壁纸留出个性空间。团队甚至把 Windows 7 当成一个人来设计——赋予它一种”清新、亲和又稳重”的性格。连开机动画都重做过，还特意让它不增加实际启动时间。

结果是市场用脚投票：Windows 7 三周就拿下 4% 市场份额，同样的成绩 Vista 花了 7 个月。它帮微软把 Vista 砸掉的口碑捞了回来。

青春残酷物语：垮掉一代的第一声

片名《青春残酷物语》三个日文词，是理解大岛渚（Nagisa Oshima，日本新浪潮的旗手导演）这部 1960 年成名作的三把钥匙。

影评人藤原（Chris Fujiwara）从片名拆起。青春（seishun），把这部片接到当时的流行现象”太阳族电影”上——1956 年石原慎太郎小说《太阳的季节》《疯狂的果实》改编上银幕，美化日本青少年的颓废与失范，被舆论指为伤风败俗、是”日本社会代际崩坏”的证据。物语（monogatari，日本文学标题常见的”故事”），像是在暗示：大岛渚虽在风格和题材上是十足的现代主义者，却仍把片子安放在古典叙事电影的传统里。真正泄露他底牌的，是第三个词——残酷（zankoku）。他的前作《爱与希望之街》被松竹公司嫌结尾”太残酷”；筹备这部新片时，大岛渚不但没有软化，反而决定走得更远，把”残酷”当成”当下的本质”来拍。

于是《青春残酷物语》拍的是两种残酷：一种从外部袭击年轻人，一种是他们为了保护和确认自己、从内部召唤出来的——一场注定失败的自我确证。“残酷”也定义了导演的手法：他要”摧毁日本电影旧的自然主义方法”，在叙事、表演、画面、声音各条战线上同时开火。

故事本身很简单。 大学生清（川津祐介 饰）和高三女生真琴（桑野美雪 饰）是一对恋人，他们对社会的反抗采取了一种自甘堕落的形式：合伙设局敲诈中年男人——真琴当诱饵，把男人引进旅馆，清再冲出来勒索钱财。政治底色被点得很淡却很有力：影片开头，两人站在反对续签《日美安保条约》的街头游行旁边，却不参与，仿佛看不出”有组织的行动”能怎样改变自己的生活。大岛渚借此暗示，这种政治冷漠是战后初期左翼斗争失败的历史后果——他本人 1950 年代初在京都大学做学生时就参与过那场斗争。他多半在片中一个次要角色、那个”已经不再相信革命可能”的理想主义诊所医生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风格上，大岛渚把人物推到宽银幕的边缘、用几乎要碎裂的逼仄特写去拍，突出人物彼此之间、以及人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不稳。他删掉过场镜头和交代性说明，把角色抛入错乱的时空，逼观众跟着一起漂。有一场后来被他自己收进纪录片《日本电影百年》的著名段落里，两人来到东京湾的圆木码头，长镜头强调场地的空旷与死寂，真锅理一郎诡异的现代主义配乐让整个世界像陷入恍惚——大岛渚后来解释，那轮迟钝的落日，是对安保抗议的一种影射。影片里的暴力（包括清对真琴的施暴）因此被拍成一种”对日本右转的隐秘暴力的揭示”，也是一种被引错方向的抗议。

有一处细节值得单挑出来说。真琴堕胎后，清带来两个苹果，一红一绿；他贪婪地啃掉绿的（大岛渚在剧本里写”像是在咀嚼青春的痛”），却先把红的那个搁在熟睡的真琴下巴边，作为爱的记号。这个让导演自己”心跳漏了一拍”的镜头，用了全片最长的一个长镜头拍完。

藤原点出一个更大的对照：大岛渚同年看过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精疲力尽》，两人不约而同选了犯罪片的外壳，理由一样——用它来凸显主人公与社会关系的”不连贯”，再让这种不连贯去污染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川津祐介之于清，就像贝尔蒙多之于《精疲力尽》，是那种 1960 年前后正流行的”国际化男性气概”。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女主角：二十多年后重看，大岛渚惊讶地发现，“到最后几场戏，明显是女人更强。她真正地立住了自己。”

结尾，清为了不让真琴被黑帮拉去卖淫而搭上性命——讽刺的是，这份自我牺牲恰好发生在他刚跟她分手、说他看不到两人不沦为”被买卖、被消费之物”的出路之后。这就是全片的核心矛盾：明知逃不掉这个命运，这对恋人偏偏扑上去拥抱它。这场血腥的收场，已经预告了大岛渚日后《感官世界》《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里那种爱与暴烈死亡的交缠。他后来说，“1960 年这一年，决定了我整个电影生涯。”

大多数人都是骗子和假货吗

一个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写信问：是不是很多人都在撒谎、都在操纵、都藏着掖着？专栏作家 Havrilesky 的回答绕了一大圈摇滚乐，落点却很锋利。

来信者的困惑很具体：同事在简历上公然造假换来高薪；他发邮件问内部晋升，HR 一直装看不见，直到被反复催才回；大家都不愿帮人、不愿分享时间，生怕被占便宜——可明明大家在做同一个项目。工作之外，他也撞见一堆人把”承认任何缺点”当成软弱，从不肯说自己累了或撑不住；还有对赚得多、车更好的人那种让他浑身不舒服的嫉妒。他怀念大学——同学们都真心快乐、彼此支持。他不想被职场磨硬，“我想保持善良和诚实”。

Havrilesky 没有顺着”对，人心险恶，快逃”接话。她先甩出齐柏林飞艇的《Ramble On》，讲一件事：同一样东西，从哪个入口进入你的意识，会决定你体验它的深浅。 在 Instagram 的九宫格里、在漫威电影配乐里，齐柏林飞艇可能像个”无聊的婴儿潮遗物”；可你要是肯停下来，看一段 77 岁的 Robert Plant 现场把这首歌唱得声音饱满有力，观感完全两样。“耐心地看，会改变一切。”

她把这套直接搬到职场：在一个只为效率而设计的办公室里，人本来就”很容易显得冷漠”——沟通的结构本身就在阻碍深连接。当你只想熬过这一天时，你不会去留意那些微小的善意与真诚闪光，于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像在撒谎、算计、逢场作戏。

然后是全文最诚实的一步：她坦白自己”填错了故事”。她一度以为 1995 年那场演出里 Robert Plant 唱错了词、看着像喝醉了、跟吉他手 Jimmy Page 不和——查了才知道，Plant 在 70 年代末儿子夭折后就戒了酒，那次巡演反而让两人更亲近。“换句话说，我错了。我把我不知道的那部分故事编上了，而我编的全不准。“她说，自己在来信者这个年纪也一直这么干。

所以她的建议不是”离开这份烂工作、去找到你的同类”（虽然她也想这么喊），而是更难的一件事——“练习去关注你不知道的，多过你自以为知道的。” 哪怕你 95% 确定周围都是些势利的往上爬的人，也永远给那 5% 的”我就是不知道 / 别人有时是读不透的”留出空间。别急着把身边的同事读成一句话；慢下来，去找一个听上去比其他人更有人味、更理想主义的人，慢慢建立连接。

她给出的自保方式，恰恰是反犬儒的：“你不停地问好问题。你练习去接受你不知道的、和那些不可知的。你别再急着解释，而是练习让别人读不懂你。” 保持善良和诚实，不是靠证明别人不值得，而是靠对表面之下的谜团保持好奇——在乏味、不慷慨的环境里，去找那点浪漫。

当”蠢”还是一种诊断

19 世纪末，孕吐一度不被当成寻常反应，而被某些医生视为孩子将患上”白痴症”（idiocy）的先兆。

那时对这种”心智之贫”的解释五花八门：神经质的父母、天气、甚至孕吐，都被列过嫌疑。极端者更把”白痴”看成一种道德失败——是孩子或父母”违背了自然法则”，身体不再配容纳”灵魂的力量”。从今天回看，很容易把这些理论一句斥为愚昧；但这么做，会错过”智力障碍”这段既复杂又出人意料地晚近的历史。

麦吉尔大学历史学家 David Wright 提醒：要”用过去自己的语言去理解过去”。他有个患唐氏综合征的妹妹 Susan，生在 1960 年代，母亲当年被劝去把她送进”收容所”（后来改称”机构”）——“大家都这么做，说这对她好、对家庭好、对社会好。“Wright 的母亲拒绝了，而且拒绝的父母越来越多。因为记者、摄影师和倡导者的曝光，正让这些机构受到质疑：里面是被重度镇静、在走廊里恍惚游荡的人；睡在水泥地上、赤身、有时躺在自己的排泄物里。1967 年，丹麦”智障者服务局”局长参观美国索诺马州立医院后说：“比我见过的任何机构都糟……在我们国家，连牲口都不许这么对待。”

这段历史里最刺人的证据，来自伦敦”老贝利”刑事法庭 1674–1913 年的庭审记录。“白痴”（idiot）在那时不是侮辱，而是一个法律术语，用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有能力管理自己的财产、结婚、或为自己的行为负刑责。历史学家 Simon Jarrett 翻出无数邻里为”白痴”街坊出庭作证的案例——他们并没有被赶出社群。

今日 detail：1762 年，Ann Wildman 因偷了”九码黑色丝带”受审；她的女主人出庭说她”很傻，但一向诚实”，并承诺若她被判无罪就把她接来照看。1759 年偷大衣的 Peter Cunniford，则有兄弟、姻亲、雇主、旧室友和两位同事一齐作证，说他”跟白痴差不多”，可勤劳、规矩、最要紧的是”诚实”。两人最终都被判无罪。

那么，是什么让社会从”把这些人留在社区里”转向”必须把他们关起来控制”？Jarrett 把这一转向追到 18 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社会等级被暴力掀翻后，反动派与进步派都开始把残障者看成”问题”——只是理由相反。反动派恐惧于那个”低能阶级”竟推翻了精英，于是对任何显出”极端差异”的人都变得恐惧敌视；进步派则开始畅想一个没有疾病、没有残缺、乃至没有死亡的乌托邦，而在这个新社会里，“智力障碍者……不属于这里”。再加上医学权威的抬升、财政上”体面家庭养不起私人照护”的现实，“机构”被当成一个进步的解决方案登场——号称是提供现代医疗、让孩子学几年自理和识字就重返社会的”临时教育设施”。

问题是它没兑现。住进去的多，出来的极少；机构越办越挤、经费越来越少、条件迅速恶化，Wright 称之为”被自己的成功反噬”。而到了 19 世纪末，“改良人类”的进步理想滑向了更极端的形态——优生学。为阻止繁衍，机构把男女分区关押，有的开始给院民做绝育，这种做法在北美部分地区一直持续到 1970 年代：仅加州一地，20 世纪就有近 300 名智力障碍者被绝育。而绝育的刀口不成比例地落在边缘人群身上——残障者、移民、穷人和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因为白人精英默认他们”天生低能”，这种偏见又被当年那套带种族偏差的智力测验反复”证实”。

文章的钩子在结尾收紧：这不只是历史。2026 年 6 月 18 日，美国司法部发布法律意见书，质疑 1999 年最高法院”Olmstead v. L.C.”案——那一判决曾认定，把残障者关进机构本身就是《美国残疾人法案》下的歧视。叠加史上最大的医疗补助（Medicaid）削减、以及特殊教育机构的重组，倡导者警告：把人隔离起来，“你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虐待——没人盯着、没人能上报的时候，虐待就发生了。“Wright 说得更冷：“我不觉得我们能拍着胸脯说’看我们进步了多少’。我不觉得社会真的在乎。”

罗马 Roma（阿方索·卡隆, 2018）

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把镜头对准自己 1970 年代的墨西哥城童年，和那个”被他当成理所当然、却一路把他背大”的女佣。黑白影像里，原住民女佣 Cleo 是一个中产家庭的帮佣：她刷地、带孩子、被雇主的世界忽略，也被自己怀上又失去的孩子击中。全片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卡隆用大量缓慢的长镜头，把生与死一次次并置——最著名的是海滩那场戏：不会游泳的 Cleo 冲进海里，把两个孩子从溺水边缘拖回岸上，随后被全家人在沙滩上拥抱，仿佛她也是家里的一员。但影片没有停在这份温情里——镜头回到屋子，Cleo 又落回照料这个家的仆役日常。一部关于”被看见与看不见”的杰作。（本片获 2018 年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外语片。）

备注

• 今日五栏齐全，无跳过。玩物轮播：周一电影（Criterion）。
• 明日（周二）轮播预告：游戏。
• 一条可以 react 的钩子：五篇其实都在问同一件事——“你到底是自己写的，还是被别人写的？“从德雷尔的”个体正在过期”，到”蠢”曾是一纸能把你关进高墙的诊断，中间隔着的只是谁手里握着那支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