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中心

希腊罗马之外

公元前 51 年，克娄巴特拉（Cleopatra）成为埃及女王时，她国土上那些最古老的金字塔——建于公元前 27 世纪——已经矗立了两千五百多年。克娄巴特拉是古代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之一，可她距离我们今天，竟比距离那些最早的金字塔还要近——近了整整五百年。

这个事实，勾起一段既遥远又熟悉的”古代史”。克娄巴特拉是通往那些最著名罗马人的一条直接线索：她是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情人，是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的爱人兼盟友，也是屋大维（Octavian，即后来的奥古斯都）不共戴天的敌人——屋大维正是靠着击败安东尼和她，才在罗马建起了世袭君主制。她的王位还把她连向古典时代另一位传奇人物：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以惊人之势征服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Achaemenid Persian Empire），为克娄巴特拉后来继承的那个埃及马其顿王国打下了基础。他的征战（公元前 334–323 年）还加速了古典希腊的文化、文学、哲学与艺术向整个中东、深入中亚的扩散——而这套东西，正是许多西方人长久以来视为自身遗产的核心。

我们大多数人想到”古代史”时——如果我们会想到的话——最先浮现的，就是这些地中海的纪念碑、君主和将军。今天，《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的封面故事、层出不穷的”刀剑与凉鞋”式电影和剧集、随口提起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指崛起强国与守成强国易走向战争的说法）或”苏格拉底式方法”、网上”男人多久想一次罗马帝国”的梗，尤其是公共空间里无处不在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都在替这个传统续命。走进几乎任何一座西方国家的首都，你都会撞进一座由大理石柱、山花、浮雕和穹顶组成的城市迷宫——它们用一种源自希腊罗马、一眼就能读懂的共同语汇，传递着传统、正统与权威的信息。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致海伦》（‘To Helen’, 1845 修订版）里那句”希腊的荣光，罗马的宏伟”，至今仍是我们集体意识里一个鲜活的理想。

直到不久前，这个被想象出来的古代世界——简言之，就是希腊和罗马的世界，外加偶尔瞥一眼埃及——不只是普通大众居住的世界，也是专业学者居住的世界。至少在大部分英语世界里，“古代史”约等于”古代地中海史”，这个默认已经延续了好几代人。但我们正站在一场剧烈视角转换的门口，一个更大、更宽、也更令人兴奋的”古代世界”正在成形。

散落各地的线索

推动这次视角扩张的，一部分是不断累积的证据——它们暗示着古代地中海与阿非欧亚（Afro-Eurasia，即非洲、欧洲、亚洲连成的大陆板块）遥远地区之间存在联系。比如我们现在知道，跨撒哈拉贸易早在公元 1、2 世纪、也就是罗马帝国鼎盛期就已存在：罗马的葡萄酒、橄榄油和白银，主要通过在利比亚西南沙漠活动的商人，被拿去交换宝石、象牙和奴隶。远超帝国边境的地方也发现了成堆的罗马钱币，从斯堪的纳维亚一直到印度。埃及一份公元 2 世纪中叶的莎草纸，记下了两份从印度进口货物的合同——胡椒、珍珠、丝绸、宝石，从印度西南喀拉拉（Kerala）的港口穆吉里斯（Muziris）运往亚历山大港。这一切合起来，勾勒出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一张跨帝国的商业接触网。

这种跨大陆的连接，在离地中海更远的地方也找得到，暴露出一圈圈一直延伸到南亚、东亚的交换回路。比如阿富汗北部蒂拉丘地（Tillya Tepe）出土的一批公元 1 世纪窖藏，里面有大量金币、珠宝和高价值器物：有些带希腊风格，有些来自印度（象牙），还有些来自汉朝中国（青铜镜）。这批材料后来撑起了大英博物馆一场轰动的展览，名字起得很贴切——“阿富汗：古代世界的十字路口”。再往东，在敦煌绿洲、通往华北平原的河西走廊入口附近，出土了一批公元 4 世纪初的信件，由粟特（Sogdian，中亚一支善于经商的民族）商人写给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收信人，详细记录了中亚、东亚之间贵金属、香料和纺织品（包括丝绸）的贸易。这些古代商业网络甚至能一直追到东亚的太平洋沿岸：最惊人的发现来自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广州——南越国君主赵眜（公元前 137–122 年在位）的墓里，藏着非洲象牙和一只带波斯纹样与工艺的银盒。

研究古代地中海的历史学家们，正越来越愿意认真对待一个”全球古代”。

受这些长距离连接的诱惑，研究古代地中海的历史学家们，正越来越多地越过希腊人和罗马人，认真对待一个”全球古代”（global antiquity）——它不只包括地中海盆地及其大陆腹地这个传统”古代世界”的核心，而是整个阿非欧亚（在最宽的设想里，还包括大洋洲和美洲）。会议、研讨班、出版物、大学研究中心——整套学术知识生产的机器——已经开始为这个激动人心的新领域搭建基础设施。只不过，这个”新全球古代”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如何与 21 世纪的关切发生关系，仍是敞开的问题。

一条陆上”丝路”，和更要紧的海

新全球古代的主要舞台，是阿非欧亚这块跨大陆的巨型区域，尤其是从地中海盆地，经伊朗高原、印度次大陆，一直到中国太平洋沿岸的那条宽阔温带地带。陆路、海路和河运系统一起，织成一张覆盖大半个此地的复杂通讯网。这套系统的脊柱，是一条东西向走廊，由一串彼此重叠的陆上路线连缀而成：从安纳托利亚和整个西亚”肥沃新月”（黎凡特及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谷），通到伊朗高原，再经兴都库什山脉的隘口进入中亚；从那里，一系列路线继续东行，穿过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今中国甘肃省），最后沿华北平原的河谷南下，抵达古代东亚的主要人口中心。这条连接地中海与东亚的通道究竟何时被完全打通，很难说清。我们知道中国丝绸至少从公元前 1 世纪起就已抵达地中海市场，尽管很难精确勾出它的移动路线。总之，我们可以把这条东西向走廊，想象成一条古代的”丝绸之路”。

一条古代”丝路”的意象，气派、有画面感，抓人眼球。但在促成长距离交流上，更重要的其实是海。工业时代之前，水运永远比陆运更便宜、更快。对那些绕着这块跨大陆区域的长途路线来说，这种”省力”尤其关键。地中海、以及它的大陆前厅黑海，加上一张可通航的河流及其支流的网，让西欧亚大部分地区的流动成为可能。早在公元前 2 千纪，我们就能追踪到黄金、白银和锡从它们在大西洋沿岸和欧洲内陆的产地，横渡地中海，被长距离运往需求旺盛的安纳托利亚和西亚。同样，在东亚，几条主要的东西向水系——加上公元前 1 千纪晚期修的人工水道和运河——让粮食、盐、铁等大宗货物得以在产地与消费地之间常规流动。

印度洋，几乎可以说是前现代阿非欧亚世界体系的地理核心。

环绕欧亚的那些开阔大洋，还不是跨区域的大动脉——真正的全球网络要等到”大航海时代”才活起来。相比之下，印度洋几乎可以说是前现代阿非欧亚世界体系的地理核心。尤其阿拉伯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通讯枢纽：它经红海、波斯湾（以及一些短途陆路和河道），把地中海沿岸，连向东非海岸、阿拉伯半岛南缘、印度河谷（再接上横跨青藏高原的东西陆路）和南亚。学者们把阿拉伯海及其沿岸带称作”印度洋世界”。它在古代是一个活跃而动态的流动与交换空间。这正是穆吉里斯莎草纸上那些长途货物的背景，也是叙利亚中部沙漠商队城市帕尔米拉（Palmyra）惊人财富的背景——帕尔米拉在公元最初三个世纪里，控制着大量穿越沙漠的丝绸贸易，以及来自阿拉伯的香料（桂皮、肉桂、没药、乳香）和印度的胡椒。研究得没那么深的孟加拉湾，通过马六甲海峡和南海把南亚连向太平洋沿岸，大概在公元 1 千纪上半叶就已形成一个次级的海洋核心。

从”原始”到”市场”：考古如何改写古代经济

温带阿非欧亚的自然地理，就这样促成了一种特定的长距离连接格局。但在古代，这块跨大陆区域到底连得多广、多深？我们该不该把古代阿非欧亚看成一个整合的”世界体系”？这样一个体系的大致轮廓，我们在中世纪（约公元 1 千纪中到 2 千纪中）是能重建出来的——那正是大英博物馆近年那场”丝绸之路”大展轰轰烈烈呈现的世界。那场展览之所以震撼，说白了，就是把一大批曾跨越极远距离、最后落脚在天南地北的前现代器物，聚到了同一个空间里：一只 6 世纪的伊朗玻璃碗，出土于日本奈良；从印尼苏门答腊附近的一处沉船里，潜水员捞出一只 9 世纪的西亚绿釉双耳瓶；还有一条 7 世纪的金项链，在东地中海被发现，用了阿富汗的青金石和马达加斯加的水晶；一套 8 世纪的南亚象牙棋子，在撒马尔罕出土。这些长距离连接甚至伸进了欧亚的最西端——瑞典发现过一件 10 世纪中国丝绸短袍的残片，苏格兰则出现过 8 世纪中亚的银器。

“丝绸之路”这类大展，支撑起一个”全球中世纪”的叙事，如今已是成熟的研究领域。但这种跨大陆连接是何时开始的？我们能不能照样谈一个”全球古代”？答案，一部分取决于公元前 1 千纪中叶以前，跨阿非欧亚交换的规律性、方向性和强度。因为连接意味着规律而持续的接触，一个真正的”世界体系”则要求高度的跨区域相互依赖。前面举的那些长距离接触的迹象是有的，有些发现还相当惊人，但光凭这些还不足以断定古代阿非欧亚已经整合，更别说一个成熟的”世界体系”了。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更多原始数据；一句话，是更多考古。

古代世界的考古证据终有一天能让我们更有底气地谈一个互联的全球古代——这不是白日梦；事实上，同类证据在近来的历史研究里已经产生过决定性影响。摩西·芬利（Moses Finley）在其影响极大的综论《古代经济》（The Ancient Economy, 1973）里，给出了一幅希腊罗马经济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t）图景：没有市场，经济交换深深嵌在一整套社会关系里。由此得出的”古代经济小、停滞、落后”的看法，统治了学界很多年。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给一个当时还算修正主义的命题添了柴：看似熟悉的古希腊罗马世界，其实与现代经验根本不同。

芬利写作时，关于古代地中海及其周边的地区、跨地区贸易，还没多少考古证据。他关于经济规模的很大一部分论证，正是建立在”大规模交换证据稀少”这一点上。但整整一代人的考古工作，把这幅图景拆得粉碎。今天我们已经有极好的证据证明地区与跨地区的贸易和商业，尤其是在公元最初两个世纪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期间。一组可量化的指标——钱币的流通；装葡萄酒、橄榄油和鱼制品的陶器容器的数量与分布；地中海沿岸发现的沉船数量——讲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故事：罗马帝国鼎盛期，商业交换和经济活动大幅增加。

随着新证据而来的，是一幅全新的古代经济图景：动态、理性、被一个货真价实的市场之力所塑造。

而随着这些新证据而来的，是一幅全新的古代经济图景：动态、理性、被一个货真价实的市场之力所塑造。那么，或许我们也可以抱一点希望：新一代考古学家——主要在东非和亚洲腹地工作——能挖出足够多的新材料，为”一个整合的古代阿非欧亚”（尤其是公元前 300 年到公元 300 年这段）提供更扎实的经验支撑。当然，这些地区（乃至任何地方）的政治经济条件，未来几年是否允许这样的工作，远非板上钉钉。

把罗马和汉朝摆在一起看

在等待考古的同时，我们手里还有另一件强大的工具，可以在”全球”框架下思考古代阿非欧亚：比较。对”全球古代”的比较式研究，与连接式研究不同——它以离散的时间和地点，即”案例”，作为首选的分析单位。这么做有个好处：拿来比较的案例，在空间或时间上不必相连——事实上，把案例彼此隔开反而简化了分析，因为你不用去操心”案例 A”和”案例 B”之间有没有相互影响。我们可以拿古巴比伦和早期希腊的天文学作比较，把它一半当成跨文化交流来分析；但我们也一样可以拿孔雀王朝（Mauryan，古印度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来比——这两个在时空上都完全”离散”、相隔极远的历史现象——目的是更好地理解两者，甚至理解”古代帝国”本身。

举个例子说明比较能带来什么洞见，我们来看罗马和汉朝。在各自鼎盛期（大约都在公元前 200 年到公元 200 年之间），两个国家各自宣称约 40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各自统治约 6000 万臣民。它们之间有一堆结构性相似：中央集权的政府、常备军、货币化的通货、繁复的文字文化，等等。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个帝国系统，在没有持续、直接接触的情况下都长出这些相似之处——这能帮我们理解，在前现代条件下，大型国家和权力格局得以凝聚的基本参数。

在中国，皇帝的权威靠”看不见”来加强；在古罗马，权力则被要求处处”看得见”。

但两个帝国之间的差异，同样能给人启发。就拿两套系统里的”统治意识形态”来说。两个帝国的政治权威都是陡峭的等级制，等级顶端都坐着一位独自登临巅峰的君主。可它们的”表征政治”截然不同。在罗马帝国，政治权威在你能想到的每一种媒介上，都被明确、系统、可见地表征出来，尤其集中在皇帝本人身上。在汉朝，政治权威却被厚厚地遮起来。没有什么比两个帝国的中央货币设计更能说明这种对立了：罗马帝国的钱币被在位皇帝的头像主宰，钱币从帝国一端流到另一端，不断宣告”有皇帝”这件事本身，以及整个系统的政治权威；汉朝的钱币却没有任何君主统治的可见标记，几乎可以叫作”空能指”——它的货币价值，与那个为它背书的政治权威彻底抽离。皇帝的雕像也一样：在罗马无处不在，在汉朝几乎闻所未闻。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两套根本对立的表征与话语系统。

去琢磨这种”君主权威可见度”的分岔，会带出一些解释，也会引出更多问题。这种差异一开始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或许可以看看长时段的历史轨迹。在中国，一套可追到公元前 2 千纪的封建君主制，赋予了”君主”这个制度一种几乎不需要任何正式论证的超越性权威——而这种权威，恰恰因”看不见”而被加强。而在古代地中海世界，一套在露天公共空间里进行集体决策的悠久传统，催生了一种”问责与可见成为必需”的统治模式。于是你大概能猜到：汉朝的统治者多半”隐身”，罗马的统治者则象征性地”无处不在”。重点在于：哪怕只是两个”案例”之间的一次简单比较，也能打开许多新的探究路径——比如把别的古代君主制也拉进来，甚至反过来去想：古代与现代的政治系统、以及它们各自的表征机制，之间有哪些异同。

新视角的三个风险

这样看来，比较式分析，是连接式研究的一个有用补充。我猜，下一代学术能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更丰满、更多彩、也更有意思的”全球”古代史——它当然仍会包含地中海（关于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居住在这个三大洲海上交汇处的其他民族，还有太多可发现的），但它会把整个这块跨大陆的世界（或诸世界）当作真正的研究对象。古代史学家也不该只困在阿非欧亚：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美洲）的结构与演变作历史比较，有望照亮社会与政治变迁最深层的模式。也就是说，“全球古代”能够、也应该在字面意义上做到真正的全球。

这大概是古代史领域许多年来最令人兴奋的进展。但新全球古代也伴随一些风险，我们不该视而不见。第一个，关乎希腊罗马作为”古典”化身那份顽固的经典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部历史与意识形态包袱。原则上，“全球”古代所带来的更宽视野，本该有助于把希腊罗马”去中心化”——这个转变早就该发生了，在英国、欧洲和北美尤其如此。但也有人会担心，“全球古代”不过是一块装饰性的标签，用一种新的、狡猾的方式再一次抬高希腊罗马。这份担心并非全无道理：如果我们的连接研究总是朝向古代地中海，或者哪怕只是心照不宣地把希腊人、罗马人当成衡量其他社会与民族的默认标准，那么”希腊的荣光、罗马的宏伟”就会以当代的说法找到一根新的支柱。而且，就算我们从华北平原的视角去看阿非欧亚的连接，我们仍有可能进一步坐实一个想象出来的”西方”对”东方”的二元对立。那当然是一步倒退。

第二个风险更刺眼：新全球古代那种开放的气质，能被威权政府拿去当作”体面的合法性来源”加以利用。没有哪里比中国更能看出这个风险——中国一直试图把自己与希腊并置，标榜为欧亚两大”奠基性”古代文化之一，同时又办各种橱窗式展览来强化片面的民族主义叙事，比如北京的中国考古博物馆，那里的展厅讲的是一个把中国古代的辉煌，一路连向它在习近平治下当下与未来之伟大的故事。

人类正面对一系列尖锐的挑战，它们跨越国界，也需要跨国界的解法。

回到我们自己的全球时刻

要掂量新全球古代的前景与陷阱，也许值得留意：我们自己的全球世界，正走到一个转折点——而这，和最新的考古发现一样，无疑正在推动当代人对”全球过去”的兴趣。作为一整套制度、进程、关系和理想，全球化催动了几乎一切东西的全球流通：从手机、金融工具、美式英语、街头时尚，到劳工、原材料、可口可乐和微生物。它是二战后全球史的定义性特征，尤其在 1990 年代开始的一轮强化之后。冷战的结束、互联网的到来、中国作为经济强权的爆发式崛起，让过去这一代人里的全球连接被大大加速，北大西洋和东亚这两个枢纽，既是引擎，也是受益者。

但支撑全球化的那些”构造板块”正在移动。一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视作理所当然的结构——不管我们对它感受如何——突然显得不稳。对民族主权的重申（往往用族裔民族主义的语言包装），以及对具有战略或资源价值的领土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帝国式主张，正开始在一个本已朝着”资本、信息、文化更大跨国整合”一路狂奔的世界里，重新写回边界与领土的分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美国对进口货物（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胡乱加征的天价关税，只是这类领土与民族主义收缩里最扎眼的两个例子。这些事发生的时机很不巧。因为人类正面对一系列尖锐的挑战，它们跨越国界，也需要跨国界的解法——其中气候变化的风险尤其巨大。而这一点，也动摇了全球化的框架。当我们踉跄着走向生态崩溃的悬崖，有人开始主张：我们该彻底抛弃”全球”这个以人类为中心的自负概念，换成”行星性”（the planetary）——一个明确围绕环境来组织、思考世界与我们自身位置的关键词。

一个”全球化”的古代阿非欧亚图景，当然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它能给我们一个有用的视角。不只是因为新全球古代正打开无数条通往深远过去的新探究路径，更是因为这个新领域，也在为我们思考自己这个全球化世界，生成一个更丰富、更有层次的语境——我们的世界当然远比它的古代前身复杂，但被相似的动力所塑造：移动、交换、连接与竞争。也许，新全球古代最终的许诺是：它让我们得以体认我们相互连接的过去、我们共同的遗产，以及最终，我们共同的人性。

意识，住在线粒体里？

2021 年 7 月的一个周四早上 9 点，马丁·皮卡尔（Martin Picard）坐在一间比肩膀宽不了多少的密室里，看着自己的血从手臂的静脉导管流进墙上一个洞。接下来 24 小时，每隔一小时——包括睡着时——护士都会把他的血抽到隔壁的研究团队那儿；醒着的话，他还要交一份唾液样本，填一份关于情绪的问卷。这间屋子看着像牢房，其实是一台”代谢研究舱”，全世界只有 50 台。它故意做得极小，好让皮卡尔除了维持生命的最低消耗，烧不掉任何多余的能量。而他，是自己实验室这个实验的第一个志愿者。

皮卡尔在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主持”线粒体心理生物学实验室”。他盯着的，是一个他认为被严重低估的因素——从分子一直到心智：线粒体（mitochondria）。中学生都学过，线粒体是”细胞的动力工厂”，靠一连串化学反应把食物里的葡萄糖和脂肪拆开，造出 ATP（生命的能量货币）。但过去十年的研究显示，线粒体远不止是能量工厂：它还处理各种分子——神经递质、激素、代谢物——也就是说，它直接参与我们体验到的情绪、压力、性唤起和睡意。管着大脑、神经与肌肉的两种神经递质（谷氨酸、乙酰胆碱），原料由线粒体供给；所有类固醇激素（皮质醇、雌激素、睾酮、孕酮）合成的第一步，就发生在线粒体里。

在他称为”生命的能量观”的图景里，皮卡尔主张：健康与疾病各自对应着不同的”能量状态”，而线粒体正是负责这些状态的微型变压器。“如果能量不再流动，就没有你了，“他说。基因组也许编码了支撑生命的蛋白质，但如果生产和调控它们所需的能量流被打断或消失，“就没有意识，没有情绪，没有生命了。”

这份直觉的种子，早在他童年就埋下了。他妈妈是护士，在蒙特利尔郊外经营家庭护理。接他放学后，母子俩常顺路去看一两个病人。皮卡尔注意到，有些人从一场病滑进下一场，永远好不利索；另一些人却能从重伤大病里”近乎奇迹地”弹回来。这个差别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把线粒体想成身体电路里的”电阻”：电阻把电流塑造成可用的形态，而不是任它失控；线粒体则把身体的能量流控制在一条”不太少、也不太多”的窄带里，好与健康状态相容。它们不是被动的通道，而是”电路里的模式生成器”，把原始电流转成有意义的信号。他因此在挑战医学与生物学里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基因和蛋白质才是健康与疾病的主要驱动力。

这套想法不是他一个人在推。瑞士洛桑联邦理工的神经科学家卡门·桑迪（Carmen Sandi）做过一批最早的证明：一些天生焦虑或抑郁的老鼠，脑细胞里的线粒体是坏的；当她实验性地把线粒体的输出”调高”，神经元恢复了，老鼠的焦虑迹象也变少了。后来她甚至用一种市面上买得到的补剂，做出了同样的效果——“一切都恢复了。“皮卡尔那间代谢舱的初步结果也指向同一方向：患某种罕见线粒体病的人，每天要多烧 180 大卡（差不多一块披萨），连睡觉时都多耗 15% 的能量；他们报告说更疲惫、更有压力，血里代谢分子（如与焦虑相关的乳酸）水平更高。“他们每天都得交一笔 180 卡的税。”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买账。西班牙国家心血管研究中心的分子生物学家何塞·恩里克斯（José Antonio Enríquez）提醒：皮卡尔关于线粒体与意识的想法很有意思，但”远远没有”被证明。“马丁是个好的思考者，有时候有点野。“皮卡尔自己也承认，实验室的一些假设，起初在同行耳里听着有点”玄”（woo）。但他的回答是：“很多东西，在我们真正搞懂它之前，都被当成过玄学。”

《原野铁汉》：容不下英雄的地方

1962 年 5 月，马丁·里特（Martin Ritt）来到得州狭长地带一个叫克劳德（Claude）的小镇，开拍《原野铁汉》（Hud）。这是他第九部长片，却是他第一次真正的个人表达。影片最终拿下七项奥斯卡提名，赢了三项（女演员帕特里夏·妮尔、男配角梅尔文·道格拉斯、摄影黄宗霑）。

放到西部片的谱系里看，它的锋利之处在于：跟前一年上映的两部修正主义西部片——约翰·福特的《双虎屠龙》、萨姆·佩金帕的《午后枪声》——不一样。那两部为”旧西部的消逝”流露怀旧，《原野铁汉》却对拆解西部英雄毫无留恋，直接把他那套硬汉人设揭穿成空心、无德，把他的神话曝光为一张空头支票。

这跟里特自己的来历有关。他从戏剧和早期直播电视起家，深受”组剧团”（Group Theatre）影响——那个圈子把戏剧看作一种社会力量。这份”共同体”精神留在了他身上：他把拍电影当成集体创作，拒绝”导演崇拜”，一辈子跟自己信任的人反复合作。1952 年，他去 CBS 上班，却发现自己被解雇了——他被三名前 FBI 探员办的通讯《反击》（Counterattack）点了名，指控他帮某工会办年度演出。他从没被传唤到”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封杀纯粹基于未经证实的指控和”连坐”。他后来说自己”一直是个非常左翼的自由派”，但更常自称”人道主义者”。这段经历，后来被他拍进了好莱坞第一部正面写黑名单的电影《出头人》（The Front）。

编剧从拉里·麦克默特里的处女作小说里挖出这个题材时，赫德（Hud）本是个次要角色——一个刻薄、极端自私、名声败坏、又酗酒好色的男人。编剧夫妇却觉得，把剧本围着这个享乐主义者来写，正好抓到一个有力的主题：“那种开始接管美国的贪婪与物质主义。“很多人劝保罗·纽曼（Paul Newman）别接，他却兴致勃勃地要演一个彻头彻尾的讨厌鬼——宣传语把赫德叫作”长着一颗带刺铁丝网灵魂的男人”，纽曼本人则把他比作理查三世。

影片当成一部”现代西部片”来看最顺。它刻意对照乔治·斯蒂文斯 1953 年的经典《原野奇侠》（Shane）：两部都用一个更年轻的角色的眼睛去打量主人公。《原野奇侠》里，小男孩第一次看见沙恩，是一个穿鹿皮、骑着马、近乎救世主的理想化身影，仿佛滑过溪流而来。而赫德的登场，是侄子进城找他——先从酒吧老板扫地的碎玻璃（赫德挑起的斗殴）里得到线索，再在一个有夫之妇家门口找到他那辆粉色凯迪拉克；赫德扣着衬衫、手里拎着靴子走出来。这显然不是沙恩。

死亡的气息笼罩全片。老爹霍默（Homer）代表旧西部，爱土地、爱牲口，跟赫德那辆凯迪拉克所代表的机械世界正相反。当一头母牛死于口蹄疫、政府兽医判定全部牛群必须扑杀，影片给出最触目的一场戏：温顺的牲口被赶进大坑，被围着的牧工开枪打死，画面里只剩下垂死牛群和步枪的声响。等赫德在片尾继承了农场的一份，你几乎可以肯定，他会把父亲一直拒绝的油井生意做起来。

里特和纽曼没料到的是：影片一上映，观众大多倒向了赫德。里特低估了自己这位明星的魅力——那份魅力压过了角色的道德缺陷；赫德身上也有观众一向欣赏的西部英雄特质：桀骜、反政府、反法律。结尾，里特借用了福特《搜索者》里那个著名的门框镜头：侄子道别走开后，赫德独自回到屋里，纱门在他身后砰地合上。被拒绝的，是那个道德感被祖父塑造过的年轻人；而占据了农场、握着未来的，是那个无德的现代西部人。

荣格的原型，是一面镜子

1900 年代初，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在苏黎世湖边的诊所里，开始注意到来访者的梦和人生故事里有一些反复出现的模式。他发现，这些模式并不只属于来做精神分析的欧洲人——细看之下，它们散布在人类最古老的神话里。他起先叫它”原始意象”，后来换了个我们今天更熟悉的词：“原型”（archetype）。

原型有相对稳定的形态。它可能显形为人物：慈爱的母亲、睿智的长者、专爱搅乱秩序的骗徒，或是我们自己的”阴影”版本；也可能显形为过程或故事，比如”危机带来蜕变”，或”英雄踏上旅程”。荣格进一步主张：除了能调取个人记忆与自传，我们还接入了一个”集体无意识”——一个”集体的、普遍的、非个人的第二心理系统，在所有人身上都相同”。这些被继承的”先在形式”，就是原型：一座由伟大故事、符号与人物构成的巨大图书馆。

这是个惊人而美丽的想法。但它一直不被科学或心理学当真。原因在于：按荣格的说法，原型没有明确的大脑编码机制，没法检验其生物学基础，甚至连”如何证明它存在”的判据都没有。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就指出，精神分析理论算不上科学，因为它只在事情发生之后作解释，生不出可检验的预测。于是原型被打发给了自助书、不太靠谱的人格测验和塔罗爱好者。按主流神经科学的说法：它们不是真的。

这个判断有可能改变吗？让新说法成为可能的，是对”致幻体验”的科学研究。在各种致幻剂作用下，各种各样的人似乎都会遇到荣格描述过的那些原型。作者（一位神经科学研究者）和他的团队近三年一直在做这件事，他们觉得当代神经科学也许能”支持”而非驱散荣格。

要理解这一点，先得知道：你的大脑是一台预测机器。它基于过去的经验不断生成预测、修正预期，而且是分层进行的——负责自我概念和规划的高层区域（比如”默认模式网络”）向感官区域（比如视觉皮层）发送预测，两者之间的落差再回过头去更新预测。致幻剂之下，这套层级”塌陷”了：默认模式网络的活动大幅下降，那些平时约束你知觉与念头的固有预期不再管用，“手刹松开了”。但松开后并不是一团随机噪音——人们的致幻体验里有大量有据可查的共性，有时正好对应荣格记下的那些模式：英雄之旅、与神秘存在相遇、心理蜕变。

为什么这些模式反复出现？因为你脑袋里那台预测机器，是被几百万年的人类演化精雕细琢过的。躲避捕食者、成年礼、寻找并依附照护者——这些经验跨越文化与世代地共享，长年累月把我们的神经系统雕成了”围绕特定主题运转”的样子。这些模板，可以理解成大脑处理经验的”语法”。作者拿语言习得来类比：没有孩子生来就会说母语，但习得语言的能力是普遍的，具体说哪种语言取决于文化与环境；原型也一样——我们天生就偏向识别某几类形象（照护者、威胁、智慧长者），但具体的图像取决于你的文化和记忆。所以”伟大母亲”这个原型，在西方基督教文化里可能显形为圣母玛利亚，在中国佛教与道教里则是观音。有实验支持这些”模板”：婴儿出生不久就会优先看向”像脸”的图案，而人更容易怕蛇怕蜘蛛，却不太怕每年杀死更多人的汽车。

作者的解释在这里与荣格分道：在他们看来，这些模板不是神秘之物，而是被演化压力雕出来的。所谓”集体无意识”里的”集体”，无非就是人类大脑与心智的共同结构——我们共享同一套心理架构，因为我们共享了人类演化这场宏大戏剧。而荣格留下的那条实用建议依然成立：留意哪种故事、哪种角色反复把你勾住（是渴望一场英雄之旅，还是想从某位长者那里求一句忠告）。那面镜子照出的，往往是一个你还没说出口的欲望或恐惧。

美洲野牛的骨头去哪了？

1870、80 年代对美洲野牛的大屠杀，是史无前例的。世纪初还有数千万头，到 1890 年只剩寥寥几百。它们被杀，是为了皮、为了当作美味的牛舌，但也是把原住民从土地上”清洗”掉的一环——没有野牛，科曼奇人冬天就没有食物。1956 年那部殖民主义经典《搜索者》里，约翰·韦恩的角色把这层意思说得明明白白。用作者的话说，这是”服务于种族灭绝的生物灭绝”。

少为人知的是，剩下的海量骨头并没有就地慢慢腐烂。它们喂养了一门短暂而密集的采掘业，一直干到原料被吃光为止。那张著名的”野牛头骨堆成山”的照片，秘密就藏在小字说明里：这堆头骨，摞在底特律”密歇根碳素厂”（Michigan Carbon Works）门外——骨头是工厂的原料。

它们被磨成骨灰当肥料，被烧成”骨黑”——既作染料，又用来给蔗糖汁脱色过滤。密歇根碳素厂那款名叫”宅地鸟粪肥”（Homestead Guano）的产品在南方和东部的农场很有名，可它名不副实，根本不是鸟粪，而是磨碎的野牛骨。剩下的皮、头骨和蹄子能熬成胶；一小部分骨头还被做成纽扣、刀柄、扇子和伞骨——在塑料时代到来之前，骨头是象牙的廉价替代品。

历史学家凯西·帕利斯特（Casey Pallister）认为，那些在荒原上四处搜寻骨头的”拾骨人”，理应被更多人记住。他写道，这门生意”是一张组织严密的资本主义采掘业之网的一部分”，而拾骨人”既是想多挣一块钱的机会主义者，更是一个劳动阶级”。而定居者殖民主义的一个特征，恰恰是抹掉被驱逐者、被替代者的历史——于是美国神话讲的，是白手起家的拓荒者靠捡骨头发家。但帕利斯特指出，翻查一手文献就会发现：主导这门劳动的，其实是原住民。他们被挡在工资劳动之外，“因为中间商依赖他们的劳作，反而对每吨骨头的价格拥有相当的话语权”。不受保留地束缚的混血族群（在加拿大被称作梅蒂人，Métis）尤其四处游走收骨，逐渐主导了这一行。

一吨重的骨头，大约来自一百具完整骸骨，能给拾骨人挣到 4 到 12 美元，视行情而定。这活儿又苦又是赌博：“运气好几小时就撞上骨头的富矿，但更多时候要花上好几天、走很远，才能装满一辆车。“骨头潮持续了不到二十年，而且因为是”自我吞噬”的，几乎没在土地上留下痕迹——先是没了动物，再是没了残骸，一场双重的抹除。

今日 detail — 萨斯喀彻温省的首府里贾纳（Regina）——在用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命名之前，本名叫”骨头堆”（Pile-of-Bones）：因为它曾是野牛骨转运的集散地。

阿诺拉 Anora（肖恩·贝克, 2024）

一个布鲁克林脱衣舞娘闪婚了俄罗斯寡头的纨绔儿子——听着像现代灰姑娘，但肖恩·贝克是把这个童话拆开给你看。影评人普遍把它列为 2024 最好的电影之一（洛杉矶、波士顿影评人协会年度最佳），赞它把角色研究、追逐戏、卧室闹剧、工人阶级悲喜剧揉成一体：前半程荒唐失控、笑到飞起，后半程慢慢抽走地板，露出底下的孤独和阶级的残酷。它不是煽情爱情片——全程带着反讽距离，最后一记落点又疼又准。Mikey Madison 的表演被公认生涯最佳。

备注

• 五篇都在做同一件事：把一个你被教着当成”中心/全部”的东西，还原成一隅——被供起来的希腊罗马、被随口带过的线粒体、被观众爱上的空心恶棍、被说成灵异的”集体灵魂”、被神话记成白人拓荒者的骨头生意。角落里，才是真正干活的地方。
• 今日全英文源；周一电影档给了 Criterion 的《原野铁汉》长评（1963，非 archive，当期长评）。
• 明日玩物轮播：周二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