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出来的

闲晃着走向战争

1894 年的某一天，在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Café Central），彼得·阿尔滕贝格（Peter Altenberg）正在读报上一则新闻：一个 15 岁女孩失踪了。他决定为她写一首短诗。

纯属巧合，就在这时，维也纳文学圈的几位大人物走进了咖啡馆：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费利克斯·萨尔滕（Felix Salten）、里夏德·比尔-霍夫曼（Richard Beer-Hofmann）、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施尼茨勒很意外，原来阿尔滕贝格还写诗——他一把抓过那首诗，转给了比尔-霍夫曼，后者在那个星期天的聚会上把它念了出来。巴尔当场听完，便去找阿尔滕贝格，请他给一本杂志供稿。再后来，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把他领到了出版商面前。

一个卖香烟的，就这样在 34 岁成了作家。“想想看，“他后来写道，“一个人的命运，竟取决于这么多巧合！“此后余生，他把中央咖啡馆的地址填成了自己的通信地址。

那时候，光维也纳一座城就有大约 1000 家这样的咖啡馆。中央咖啡馆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家，导演贝托尔特·菲尔特尔（Berthold Viertel）把它比作一座”生命之屋”。一间连着一间的烟雾缭绕的房间往宅子深处铺开——打台球的、下棋的、打牌的，当然还有喝咖啡的——尽头是一个高而敞开的天井，坐在那里的人，离外面的现实最远。

一个人可以在这里把整整一生弄丢，很多人也确实弄丢了。咖啡馆到底是创造力的场所，还是无聊的懒散，一直有人争论。不少人下决心要戒掉咖啡馆，像戒掉一种恶习，然后失败。“不行，从今往后，不能再这样麻木地活着，不能再这样赖着不动了，“一位灰心的常客写道——那些浪费掉的时间只是”把我自己的智力磨钝了”。

但创造力确实在这里生长。现代主义艺术就诞生在这些咖啡馆里，把阿尔滕贝格”认领”出来的那个文学圈子，被称作”青年维也纳”（Young Vienna）。对许多常驻此地的艺术家来说，这种松弛的社交环境是躲开街上敌意的避难所。像任何一个封闭的小世界一样，咖啡馆养出了它自己的一套感受力——对人生反讽，对制度能给什么保持犬儒。对阿尔滕贝格来说，咖啡馆就是家。萨尔滕形容他：“他是这里的原住民，可他又是从别处来的。“

一座撑了太久的帝国

咖啡馆那些悠闲的房间之外，是奥匈帝国——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在整个欧陆上找不出第二个。哈布斯堡王朝自 13 世纪起统治奥地利。1867 年，奥地利与匈牙利合并，组成二元君主国，把一堆常常互相看不顺眼的民族、语言和宗教缠在了一起。到 1910 年，它有 5100 多万人口，说 11 种语言。1898 年马克·吐温来访时打趣说，那不是 11 种语言，是”11 个品种的嫉妒、敌意和利益冲突”。议会里打架是常事，连给一条街命名都能激起怨恨。军队里，军官用一种叫”军队斯拉夫语”的简陋混合语跟多民族士兵讲话。不过，连这个后来也变成了冒犯。

帝国境内这么多族群让政治始终带电，但它摇摇晃晃地稳住了很久。这种多样性并非来自什么自由主义信念，而是哈布斯堡几百年慢慢攒地攒出来的。1912 年，为了安抚新的穆斯林臣民，奥匈帝国甚至把伊斯兰教立法承认为与天主教、希腊正教、新教、犹太教并列的宗教。

坐在这个摊得极开的帝国顶上的，是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他在位太久（1848-1916），久到给人一种”永远都会这样”的错觉。底下的社会在飞快现代化，他却像个家长一样端坐着，把礼仪守到过分。但哈布斯堡家族自己是一团乱：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儿子鲁道夫与情妇殉情自杀；第二顺位、皇帝的弟弟死于伤寒；另一个弟弟马克西米利安短暂当过墨西哥皇帝，然后被处决；他自己的妻子伊丽莎白 1898 年遇刺。在这一连串异常之后，继承的担子落到了侄子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身上。斐迪南虽有改革倾向，但骨子里并不比弗朗茨·约瑟夫更不传统，他同样热烈地要维护二元君主国的完整。

咖啡是就着烈酒一起下肚的，而烈酒很容易喝过头。

帝国这套严整的秩序，多少挡住了当时正在搅动欧洲的民族分离主义。在很多民族主义者眼里，奥匈帝国是历史进步上的一块污渍。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尤其如此——这个帝国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更大梦想的冒犯。塞尔维亚直到 1878 年才获得国际承认的独立，而大多数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南斯拉夫人根本不住在它的国境内。他们大多住在奥匈帝国而不是塞尔维亚——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这是天大的悲剧。

维也纳享受着一种”永恒感”，塞尔维亚却在不断动荡。这个国家的 19 世纪，是一场对抗奥斯曼统治的漫长斗争。塞尔维亚人在 1800 年代初打了两场大起义才拿到自治权，然后用剩下的大半个世纪来勉强稳住脆弱的国家地位，在列强夹缝里护着自己。邻居们同样脆弱、同样容易失控：旁边的奥斯曼马其顿叛乱不断，巴尔干各国在 1912 到 1913 年间打了两场仗。然后是波斯尼亚——所有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执念所在。它 1878 年被奥匈帝国占领，1908 年干脆被整个吞并，塞尔维亚人为此普遍愤怒。

奥匈官员知道跟塞尔维亚开战有可能，但靠着小心的外交和一点运气，一直拖到 1914 年才没躲过去。他们低估的，是塞尔维亚那边对他们的恨有多深。这种恨在帝国的日常生活里根本感觉不到。但它在升温——升温的地方，是塞尔维亚自己的咖啡馆：kafana（卡法纳）。

那是些情绪极深、流言极多、也极容易激进化的地方。咖啡是就着烈酒一起下肚的，而烈酒很容易喝过头。客人们在这里放肆地欢乐，也在这里放肆地悲伤，那股躁动的能量越积越多，像在等一个出口。

正是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撞在一起，终结了那个被认为不会终结的帝国。

两种咖啡馆的来历

咖啡到底怎么进的维也纳，我们并不确知。传说是 1683 年奥斯曼围城时带来的：败退的士兵留下几袋神秘的豆子，被发现香气扑鼻，再用牛奶和糖调和；1685 年，一位亚美尼亚商人开了维也纳的第一家咖啡馆。随后两百年，围绕这些咖啡馆长出了一种社交兼读报的文化。到 1820 年代中期，它们开始有了文学名声，尤其是”银咖啡馆”（Silbernes Kaffeehaus）——后来席卷维也纳的现代主义圈子的前身。

但在巴尔干，咖啡文化的根扎得更深，因为奥斯曼人在那里是直接统治，把自己的习俗也一并按了进去。正如奥斯曼-波斯尼亚史学家易卜拉欣·佩切维（Ibrahim Peçevi）记下的，早在 16 世纪，kafana 就跟游手好闲之徒、寻欢作乐者以及文人绑在了一起。跟他同时代的史学家盖利博卢卢·穆斯塔法·阿里（Gelibolulu Mustafa Ali）忍不住刻薄了一句：“真正的诗人和学者，不是那些在 kafana 里作诗的人。”

“战前，我们的 kafana 是我们公共生活的唯一表达。”

接下来的几百年里，kafana 对奥斯曼治下的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南斯拉夫人有着不成比例的重要性。原因很简单：他们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公共机构，社会生活只能另找出口。人们在集市、在客栈，尤其在 kafana 里，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塞尔维亚作家布拉尼斯拉夫·努希奇（Branislav Nušić）说：“战前，我们的 kafana 是我们公共生活的唯一表达。”

工人来这里找活干。病人在这里找到医生，当事人在这里找到律师。媒人在这里说亲。在贝尔格莱德，kafana 是许多”第一次”发生的地方：第一盏电灯泡、第一条电话线、第一届书展、第一场电影放映。连剧院都竞争不过这些空间——公众常常更喜欢 kafana，因为这里有杂耍、轻歌舞喜剧，以及各种可以参与进去的表演。kafana 才是人生这出戏上演的地方。

到 19 世纪末，塞尔维亚的 kafana 变成了被政治划分的领地，一家一个世界，按价值观和阶级分开。一个有纪律的党派支持者，基本不会踏进另一党的 kafana。人民激进党在”大道”（Bulevar）和”莫斯科”（Moskva）聚会，进步党在”卡西纳”（Kasina）。选举本身既动荡又常常暴力，尤其是 1883 年国王米兰一世宣布选举结果无效之后。用努希奇的话说，kafana 常常成了”野战医院——某个有觉悟的选民被打裂了脑袋，就被抬到这儿来清创、缓一缓”。

1903 年那一夜

政治怒火在这些地方发酵，阴谋也是，最有名的一次是 1903 年。那年 6 月，几十名军官在贝尔格莱德的几家 kafana 里碰头，一边喝一边把自己灌到亢奋。英国旅行者赫伯特·维维安（Herbert Vivian）那晚正好在”塞尔维亚王冠”（Srpska Kruna）陪着他们。他描述这些军官的脸”越来越红、越来越油亮，眼睛像野兽一样发光，那笑声里的疯狂有种说不出的邪门”。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笑声变成了一种让人发毛的严肃。这群喝醉的军官朝王宫走去，杀死了他们认定背叛了民族主义事业的国王亚历山大和王后德拉加，把尸体肢解后从卧室阳台扔进了下面的花园。除了”塞尔维亚王冠”，还有另外四家 kafana 被牵连进这场阴谋——它看上去像一场野蛮的醉酒暴行，实际上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残忍。

奥匈帝国的政治生活也许喧闹，但从没到过塞尔维亚那种暴力烈度。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在自传《昨日的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 1942）里把战前那段时期称作”稳定的黄金时代”——“在我们这个将近一千年的奥地利君主国里，一切似乎都建立在恒久之上。“维也纳的市民住在他们的帝国里，就像住在一栋”结实的石头房子”里。

尽管帝国有诸多毛病，它的拥护者仍觉得未来是安稳的。中产阶级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康、穿得更好、拥有更多便利。茨威格说，很多人相信”人类技术上的进步，必然会带来同样快速的道德提升”。至于邻国塞尔维亚正在发生什么，或者奥匈之外的任何地方正在发生什么，太容易忽略了。“布尔战争、日俄战争，还有巴尔干战争本身，都没有渗进我父母的生活，“他写道，“说真的，奥地利以外发生了什么，跟他们有什么相干？”

有帝国的稳定当锚，维也纳的艺术家便转而向内探。他们带着对现代性所造成的内在动荡的痛切自觉去做艺术。阿尔滕贝格被”发现”那天在场的霍夫曼斯塔尔，写了一封长长的虚构书信，精准地抓住了那种情绪。在《钱多斯勋爵的信》（The Lord Chandos Letter, 1902）里，他哀叹自己失去了清晰思考或言说的能力：“对我来说，一切都碎成了部分，那些部分又碎成部分。“青年维也纳认为，把人生当作一个连贯整体来表达，已经是一件没指望的事。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那首关于笼中豹的诗，简直可以当作在写这个帝国的现代主义者：“在他看来，仿佛有／一千根栏杆；而栏杆之后，没有世界。”

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个流言磨坊。它八卦，但有一种民主的气质——尽管是男性主导的。

青年维也纳欠一个人很多。1890 年代，哲学家兼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断言”自我”只是一个”方便的虚构”，由此收获了一批死忠。马赫像是在给从巴黎传来的印象主义冲动盖章：感官生活是理解自己那个碎裂内心的途径。阿尔滕贝格把自己的写作比作一种”灵魂的电报体”。马赫给这种风格提供了经验主义的依据，他的话让青年维也纳触电。对这群文学生活由偶然和不稳定定义的人来说，在咖啡馆里写作和生活，本身就是在把马赫的想法活出来。艺术必须被重新发明，好配得上这种新的自我感——他们就在自己盘踞的咖啡馆里，用格言体、写日常生活的半新闻体随笔、还有速写，热烈地接过了这些观念。

克劳斯的警报

维也纳可以安心地自由写作时，有一位批评家不这么觉得。

卡尔·克劳斯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形象，是一个火药桶般的讽刺作家。他的生涯起点，就是痛骂聚在”格林斯泰德咖啡馆”（Café Griensteidl，常被人贬称为”自大狂咖啡馆”）周围的维也纳文学圈。1897 年，23 岁的他发表《被拆毁的文学》（‘Demolished Literature’），一举成名。他戏仿印象主义风格写道：“没才华、未老先衰的圆熟、摆姿势、自大狂、本地姑娘、领结、装模作样、用错的与格、单片眼镜，还有神秘兮兮的神经——统统都得滚。“这篇文章刺激到什么程度呢？另一位作家费利克斯·萨尔滕直接动手揍了他。

这些戏码，正赶上格林斯泰德咖啡馆的最后时日——它 1897 年因城市改造被拆掉。第二年，青年维也纳正式搬去了新家：中央咖啡馆。

尽管彼此有情谊，批评家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却说他们活在”孤独的子午线上”。这个艺术家圈子是”无组织者的组织”，由一群同等程度地爱着对方也怨着对方的人组成。一个人”靠着围绕他流传的那些轶事寄生地活着”。咖啡馆是个流言磨坊。它八卦，但有一种民主的气质——尽管是男性主导的。茨威格称它是”接触一切新事物的最好的教育场所……一种民主俱乐部，任何人花一杯便宜咖啡的钱就能进”。就算实情未必如此，这至少是他们的理想。

克劳斯坚持说，咖啡馆不过是他的工作场所。但对另外许多常驻的艺术家来说，那是一整套世界观。“它就是个咖啡馆，你就照它本来的样子接受它！“波尔加写道。阿尔滕贝格 1918 年那首《咖啡馆》列了一堆走进去的理由：“你的靴子破了……你差不多快要自杀了……你厌恶并咒骂人类，却又离不开他们——咖啡馆！“跟外面的世界不同，在这里，无目的本身让这段逗留成了正当的。艺术家被它吸引，用波尔加的话说，就像”凶手被吸引回犯罪现场”——他们在这里也”杀掉了那么多时间，抹掉了整整几年”。

另一群人，另一种禁欲

对奥匈帝国来说战争是遥远的记忆，塞尔维亚那边伤口却还新鲜。1912 年，它伙同其他巴尔干国家进攻垂死的奥斯曼帝国，得胜。1913 年，它又跟占着马其顿的保加利亚打了一仗。两场胜仗让它膨胀，国土翻倍，公共生活躁动不安。边境混乱，外面的世界不断渗进来，把 kafana 灌满了流言和英雄故事。

便宜的咖啡和酒，是前线归来的士兵共同的活动。这些老兵在 kafana 里宣讲革命和”大塞尔维亚”的理念，公开吹嘘自己打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战绩。他们谈起”还藏在住处的枪和炸弹”，谈阴谋，谈将来的战争。这些故事传开，很多人把奥匈帝国视为塞尔维亚最后的敌人。

“我们要么在生中死去，要么在死中活着。”

他们的怨恨集中在隔壁的波斯尼亚——1908 年被吞并的那块地。那一年，革命派”青年土耳其党”在君士坦丁堡上台，有人担心新政府会重提奥斯曼对波斯尼亚的主权主张。为了掐掉这个可能，奥匈帝国干脆把它吞并了。由于波斯尼亚人口中塞尔维亚人占相对多数，这一举动招来愤怒。在贝尔格莱德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上，作家努希奇带头喊出了战斗号召：“上战场！去德里纳河！向奥地利开战！掠夺者去死！”

吞并制造出一波心怀不满的波斯尼亚青年，涌进贝尔格莱德。在城里的 kafana 中，他们被老兵和理论家的言谈吸引过去。老兵们蓄着传统的东正教式胡须，带着战场经验赋予的权威，像父亲一样把这些年轻移民收在羽翼之下。这些”选中的儿子”大多贫穷、容易被说动，而那些故事让他们一直处在发酵状态。

历史学家约阿希姆·雷马克（Joachim Remak）在《萨拉热窝》（Sarajevo, 1959）里写道：“两个群体似乎都永远活在一种期待里——期待某件大事发生，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共有的是贫穷，也是一个信念：他们将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未来的先锋——一个属于塞尔维亚人和所有其他南斯拉夫人的国家，叫南斯拉夫。

正是在这种狂热气氛里，一个易受影响、一贫如洗的年轻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来到了贝尔格莱德。他因个头太小被塞尔维亚军队拒收，觉得受了羞辱，只能二手地吸收那些战争故事。他和同谋常去”金鲟鱼”（Zlatna Moruna）kafana。在那家店的院子里，他练习射击。

克劳斯到底在维也纳的文学咖啡馆里看见了什么，让他这么不安？他并不知道巴尔干那边的怨恨有多深。但他明白，维也纳作家那种破碎的、向内看的姿态，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他把这个帝国称作”世界毁灭的实验站”。在克劳斯看来，这些艺术家把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一件超然的装饰品。他们培养出一种漂亮的神经症，而这种神经症让他们对灾难一无所知。1893 年的一封早期信件里，克劳斯说：“我恨、也一直恨这种虚假的、说谎的’颓废派’，它永远只是在跟自己调情。“这种风格甚至渗进了报纸。巴尔干战争期间他写道：“奥地利在巴尔干的代表，是印象派。“战地记者写稿时，主要忙着照料自己的主观感受。

在巴尔干发酵的暴力民族主义，对维也纳来说是异类，但它的激进分子确实找到了这座城。革命秘密组织”青年波斯尼亚”（Young Bosnia）的领袖弗拉基米尔·加奇诺维奇（Vladimir Gaćinović），1910 至 1912 年在维也纳大学读书，属于一批 30 人的波斯尼亚青年。他是个被历史怨恨附身的清教徒，对同伴的享乐姿态深感恶心。在维也纳，他看见自己的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同胞在咖啡馆里消磨”空洞的时辰”，认定这是他们”身体、智识和道德退化”的证据。他斥责同学过着”在满是犬儒的咖啡馆里的灾难性生活方式”，担心他们会把这种废物气带回家。加奇诺维奇写道：“这些年轻人……在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阴沟里吸收欧洲最丑陋的那一面，然后把它带回到我们中间。“他转而去建地下小组：在维也纳建了两个，萨拉热窝五个，萨格勒布一个，克罗地亚的帕克拉茨还有一个。

加奇诺维奇代表了青年维也纳的反面。维也纳的艺术家向内探索自己的内心；加奇诺维奇和青年波斯尼亚则是禁欲者，对他们来说身体和身体的快感毫无意义。核心成员戒性、戒酒。青年维也纳把自己的无目的抬升成艺术，青年波斯尼亚却由一种吞噬一切的献身定义。有人这样形容他们：“安静，年轻，营养不良，紧绷，在多愁善感和冷酷的革命侵略性之间猛烈摇摆。“这个组织没有正式结构。政治上，他们要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人国家，思想资源来自各种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文本。最能把他们黏在一起的，是一个浪漫的信念：美的创造来自毁灭。激进的行动，会给他们的人生一个意义。

同一间屋子里的托洛茨基

中央咖啡馆的大部分客人对加奇诺维奇和他的追随者一无所知，但有一个例外：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当时他还用本名布朗施泰因（Bronstein），自 1907 年起住在维也纳。这家咖啡馆很适合他——它有 250 种国际报纸。他以棋艺高超出名，常常独自坐在报纸和香烟中间。托洛茨基和青年维也纳来往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清楚，但他一定认识他们；克劳斯后来得知他领导了 1917 年的俄国革命时非常意外：“谁能想到中央咖啡馆的那位布朗施泰因先生会干出这种事！”

托洛茨基只见过加奇诺维奇一次，在巴黎的圆亭咖啡馆（Café de la Rotonde），不是在维也纳。加奇诺维奇的禁欲让他震惊，他形容此人是”那种天生就会让循规蹈矩的人感到不安的类型”。不过托洛茨基跟加奇诺维奇一样，怀疑维也纳那种悠闲的节奏底下藏着更暗的真相。在跟奥匈帝国的社会主义者打交道时（他几乎没写过那个文学圈本身），他批评他们不肯承认灾难可能很快就要落到他们头上。托洛茨基附议了克劳斯对咖啡馆近视症的诊断：维也纳的知识分子看不见那只”悬在蚁穴上方的巨大军靴，而他们正在那蚁穴里如此忘我地奔来奔去”。

加奇诺维奇 1912 年在萨拉热窝第一次见到普林西普。尽管只年长四岁，他给普林西普留下的印象是巨大的。在自己公寓里把两人介绍认识的博里沃耶·耶夫蒂奇（Borivoje Jevtić）后来写道，普林西普”就算不跟加奇诺维奇在一起时，也是跟加奇诺维奇在一起的”。他想模仿加奇诺维奇对世俗快感的蔑视、意识形态上的狂热，以及承受痛苦时那份平静。

“金鲟鱼”是家不起眼的小店，名声不佳。跟贝尔格莱德许多 kafana 一样，来这儿的是工人、商贩、手艺人、学生，还有永远在场的警察线人。打台球和赌钱是常见的消遣，抽烟喝酒也是。街对面是一个鱼市，卖欧鳇（moruna，即大白鲟），kafana 的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有不止一次，普林西普因为欠了一小笔钱被赶出去，就睡在”金鲟鱼”对面。他和另外两个同谋特里夫科·格拉贝日（Trifko Grabež）、内德利科·查布林诺维奇（Nedeljko Čabrinović）把这里当成了大本营。

三个人活在极端的边缘上。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三人都患有肺结核。知道自己反正会病死，反而让他们更急着去做点什么。青年波斯尼亚的信条抓住了这种狂热的驱力：“我们要么在生中死去，要么在死中活着。”

1914 年 4 月，一封写给查布林诺维奇的信寄到了”金鲟鱼”。里面是一份剪报：宣布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即将访问萨拉热窝。信里没有任何建议，也没有任何行动号召。耶夫蒂奇多年后作证说（也许不实），他们是一起拆开那封信的。剪报”几乎在沉默中被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单是斐迪南到访的日期——6 月 28 日——就”足以让我们不经讨论便达成一致，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大公抵达那天恰好是圣维特日（Vidovdan），纪念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败给奥斯曼军队的节日。这让他们的计划带上了一种预言般的质地。就在那一天，普林西普杀死了大公，随后，欧洲爆发了一场把奥匈帝国整个抹掉的战争。

普林西普被捕，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踏进奥匈帝国的腹地。他最后的日子在波希米亚的特雷津要塞度过。肺结核缠身，右臂被截肢，1918 年 4 月 28 日在营养不良中死去。他没能看到一战结束。尽管从没去过维也纳，他在墙上刻下了一句话——这句话简直像是从他的偶像加奇诺维奇嘴里出来的：“我们的鬼魂将穿过维也纳，在皇宫里游荡，吓坏那些老爷们。”

为什么我是左撇子

Quanta 的资深撰稿人娜塔莉·沃尔乔弗（Natalie Wolchover）自己是左撇子。她小时候写字从右往左、镜像反着写——因为她在模仿右手老师的笔画方向，而不是把它们翻转过来（达·芬奇也这么干过）。她 91 岁的得州祖母本来也是左撇子，后来被强行掰成右手——直到 1970 年代前后，这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是常规操作。

对左手的敌意压在语言本身里。 英语的 left 来自古英语 lyft：虚弱、愚蠢、没用；而 right 同时意味着正确、恰当。英语里的 sinister（阴险），在拉丁语里本义就是”左”。沃尔乔弗大学时去加纳交换，不断在无意中冒犯别人——她用左手吃饭、用左手付钱。按传统，左手留给脏活，右手才用于社交。

但人脑是可塑的：祖母作为右撇子练出一手漂亮字，沃尔乔弗自己也早改用右手使剪刀。正是这种”完全可以重训”让整件事更神秘——如果哪只手占优根本不产生实质差别，那为什么 90% 的人是右撇子？

手先动，脑后长

先摆事实。左撇子不是”镜像人”：心脏还在左边，跟内脏完全镜像的罕见病”内脏反位”无关。他们大概率也跟右撇子一样在左半球处理语言，但有 20%-30% 的概率在右半球、或者分给两边——作为一个群体，左撇子的大脑半球分工模式更多样。 它也不是纯遗传：两个左撇子父母生出左撇子孩子只有 25%-30%，同卵双胞胎里一个是左撇子、另一个也是的概率也只有 20%-30%——有遗传成分，也掺着发育随机性。而人类这种偏向是独一份的：有些哺乳动物也惯用某只爪，但物种层面上左右大致平衡，只有人类是极端的 10 比 90。

科学家长期假定惯用手起源于大脑：左手更灵巧，是因为运动皮层右侧映射到左手的神经元连接更密，因果箭头从脑指向手。事实恰恰相反：是手雕出了大脑的不对称。

超声显示，胎儿的优势手在大脑还没连上四肢之前就定了。受孕约 10 周、还是一条肾豆大小的鱼形物时，胎儿就开始猛挥某条胳膊。这些动作完全是反射性、无意识的——但挥得更多的那条胳膊，能高度准确地预测未来的惯用手。 2017 年 eLife 的一项研究把源头指向脊髓：受孕后 8-12 周的胎儿组织里，脊髓左右两侧基因表达差异极大，可能搭出让一侧不自主运动更多的运动回路。大脑是之后才参与的——感觉反馈抵达发育中的运动皮层，强化那条肢体的神经表征。

微管蛋白，和暴力

没有”左撇子基因”。大规模研究识别出约 40 个基因变体，每个都略微提高概率，携带得越多越可能是左撇子。最大的意外是它们大多是微管蛋白（tubulin）基因——细胞的骨架，兼细胞内部的高速公路网。“说实话，十年前我的清单上没有这个基因家族，“行为心理学家塞巴斯蒂安·奥克伦堡（Sebastian Ocklenburg）说。其中一些基因还与精神分裂症、阅读障碍和自闭症相关，而有这些状况的人更可能是左撇子。目前的猜想是：微管决定了信号分子在细胞里堆到哪一侧，经过多轮分裂和反馈放大，长成脊髓两侧的差异——大多数时候偏右。

但演化为什么要押右边？ 雷丁大学演化生物学家克里斯·文迪蒂（Chris Venditti）指出，左撇子的比例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大洲之间是稳定的——“演化里通常出现这种情况时，是有原因的。”

2026 年 4 月发表于 PLOS Biology 的研究搜集了灵长类的用手偏好数据（比如狒狒用哪只手伸进管子取食物）。许多灵长类个体确实有偏好，脑子越大偏好越强；但跨物种看，偏左和偏右互相抵消——只有人类有全物种层面的极端偏向。 他们推断：强烈的用手偏好约始于 700 万年前，也就是祖先直立行走、脑子变大的时候；而”右优于左”这个编码，是在人属出现（280 万年前）之后才加上的。

一个说得通的理论指向人类的暴力。1996 年的”打架假说”认为，左撇子只要稀少就在肉搏中占便宜——对手不熟悉左手的攻击（这大概也解释了他们在体育上的成功），但它解释不了右撇子当初为什么占上风。2023 年的”修正版”补上了这一环：右手持械时，最致命的攻击落在对手的左侧——心脏所在；与此同时，右手攻击者以右侧领先，护住了自己更脆弱的那一边。 2026 年，他们用一份锐器伤文献综述支持了这点：人被刺中左侧的概率显著更高，而且这些攻击更常致命。

污名有多老

污名本身是否也起了作用？也许早期先出现一小撮右撇子盈余，催生出文化规范，规范再反过来强化基因上的差距。有学者认为污名只是”昙花一现”，但”右/左”与”好/坏”那种跨语言的关联暗示它更古老。而奥克伦堡补了一刀：加纳那套右手吃饭、左手清洁的分工，在历史上提供过一项重大的生存收益——它帮人们避免传播细菌、避免污染食物。 “这被看成歧视，但它其实是一种防止人们毒死自己的天才办法，“他说，并指出这项禁忌肯定救过无数条命。

Taste 训练（周四 · 酒）：老酒吧易主

写这篇的人有个别人没有的位置：他就住在这家酒吧楼上。

布拉德·托马斯·帕森斯（Brad Thomas Parsons）自认懂一点”什么让一家 dive bar（街角廉价老酒吧）成为 dive bar”。他熬了两年想专门写一本关于 dive 的书——直到他撞上一件让他放弃的事：大多数 dive bar 根本不在乎被写进书里。 有一家布鲁克林酒吧年年上”纽约最佳 dive”榜单，老板却对”dive”这个词特别反感。帕森斯问能不能采访几位客人、拍几张照，老板呛他：“不许拍照。我这儿有人正在偷情呢。“然后转身走开。

老板是对的。那种笼罩着 dive bar 的匿名感，正是它特别的原因之一。 这些常常古怪的社区酒吧同时欢迎老主顾、本地人和陌生人，充当一种未经授权的社区枢纽——人可以在这里消失一两个小时，在一个仿佛丢失在时间之外的房间里，感受”在人群中独处”的那种连接。

而随着房租上涨、开支飙升和疫情后消费习惯的变化，纽约的酒吧一天比一天危险。我们总以为自己喜欢的那家会一直在，直到它没了，然后像纽约的许多东西一样，变成又一个幽灵。

一栋楼，一家人，快 90 年

今年 1 月，布鲁克林高地那家将近 90 岁的 dive——蒙特罗酒吧烧烤（Montero Bar & Grill）——传出要被 Crew 收购。Crew 是 Alex 和 Miles Pincus 兄弟的餐饮集团，旗下有一支航海主题概念店舰队。

蒙特罗活得很长。前加利西亚商船水手约瑟夫·蒙特罗和妻子皮拉尔 1939 年把它开在大西洋大道的西端，离水边只有海鸥扇几下翅膀的距离。直到不久前，他们的儿子约瑟夫（人称 Pepe，从少年时代就在店里干活）和妻子琳达，拥有并经营着这家店和这栋三层楼房，已经几十年。附近的码头工人和水手曾是最早的常客；如今它最出名的是热闹的周末卡拉 OK——由卡拉 OK 女王 Amethyst Valentino 主持了将近 19 年，来过的人包括马特·达蒙、Ayo Edebiri 和 Clairo。

帕森斯对这事的走向有私人利害：他在蒙特罗楼上住了六年多。租给他之前，Pepe 坚持让他连续几个周六深夜过来待一待，证明他扛得住住在酒吧楼上那份独特氛围、持续噪音和各种干扰。 他 2020 年 3 月搬进去。两周后世界变了，酒吧那块标志性的霓虹灯灭了 15 个月。

“我们不会毁了这家店”

那块 1949 年的霓虹招牌，也曾在 Alex 人生最暗的一段时间里当过灯塔。2017 年他和哥哥在一条百年木制纵帆船上开了餐厅 Pilot；不到一年后，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癌症，他成了带着三岁半儿子的单亲父亲。

某晚，他从一场黑领结晚宴走回家，情绪低落，从同行的”市政要员们”中间飘开，跟着霓虹灯的光拐进了蒙特罗。“我抬头看见那块霓虹招牌，就一个人拐了出去。我从没进去过，但有什么东西把我拉了进去。“Pepe 照例守在前门，看了一眼这位穿燕尾服的客人，毫不留情地招呼：“你他妈是个企鹅吗？“然后笑了，请他进来喝一杯。“那天是卡拉 OK 之夜，全场炸了……我当时就想，‘我就待这儿不走了。’”

五年后，Pepe 打电话给 Alex，说他要把酒吧卖给一些开发商。“你没法怪这个人，他快 80 了，但这消息挺让人难受，“Alex 说。他回电出价：“我说，‘哥们，你知道我们是谁，你知道我们喜欢什么。我会尽力让这份传承活着。‘“蒙特罗第二天回电：“行，就这么办。”

过程冗长，但有几个难忘的时刻，包括酒牌转让听证会——Alex 陈述完，看见 Pepe 从第一排慢慢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把手搭在他肩上，讲了足足两分钟：他就出生在这栋楼里，一辈子都在经营这个地方。“说实话，他那样做的时候我眼泪下来了。所有人都站起来给他鼓掌。"

"它不是文物，它是活的”

Crew 团队 2026 年 4 月 24 日正式接手，过渡期关店一周。Alex 和 Miles 一直咬死一句话：“让蒙特罗还是蒙特罗。”

除了那面装饰着帝王蝶的招牌镜子（Pepe 留下了），几十年攒下的私人物件、航海照片和边角杂物仍然满墙陈列。Alex 还在档案里翻出了 1960 年代超模崔姬（Twiggy）在店里的照片，以及一张 Pepe 和琳达的合影——已经摆到吧台后面了。改动都是渐进的：台球现在免费了，开始收信用卡，加了几款”还算像样”的杯卖葡萄酒；便宜瓶装啤酒不会走。他们还打算把 Montero Bar & Grill 里那个 grill 放回去，做点辣肉酱芝士薯条这类不那么讲究的下酒菜。

卡拉 OK 之夜一次都没停过——如果 Amethyst 的固定演出中断，常客大概会暴动。“他们才是这种氛围里最基本的部分，“她说。

消息公开后，有些评论者哀叹这场即将到来的改变。但在帕森斯看来，Pincus 兄弟是被蒙特罗一家亲手选中、来当这份生意的托管人的——这让 Pepe 和琳达终于能退休，同时也确保这家以他们姓氏命名的酒吧不会空置、不会变成又一家 Blank Street 咖啡或大麻店。

“它不是文物，它是一个活的东西，里面装满了过去的鬼魂，“Alex 说。他习惯先发制人地掐掉批评，笑着迎接每一位客人，然后自嘲一句：“对，我们就是那帮毁了你家街角酒吧的傻逼。”

那张让孩子合身的铁床

作者霍普·巴斯廷（Hope Bastine）是伦敦的睡眠与创伤心理学家，专做极端控制情境（自恋型父母或伴侣、家暴、压抑性宗教）的康复。她用一个古希腊神话当骨架：普罗克鲁斯忒斯（Procrustes）的铁床。 他在圣路旁开客栈，向旅人提供一张铁床，承诺安全和休息。但他的好客是个谎言：客人比床短就放在架子上拉长，比床长就把多出来的部分砍掉。

我们告诉自己，普罗克鲁斯忒斯是个怪物。可哪个父母在自己最焦虑的那个钟头里，没感受过那张铁床的拉力？ 把孩子的心气拉长一点，把那边冒头的热情修剪掉一点，好让他能塞进这个世界对”成功”那个窄窄的定义里。这就是威权型育儿今天的样子：它用的是”潜力”和”准备”的语言，工具却是同一套——期望的拉架，和从众的斧头。

好意的那一大片

1960 年代，发展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把威权型父母刻画为：要求极多，却对孩子的心理需求毫无回应——关注服从与僵硬规则，不看重温暖、解释和言语往来。手段从诱发内疚和羞耻，一直到把爱切成需要挣的东西一点点发放。

最严重时它涉及公开虐待。但更宽的那个光谱——好意的父母就住在那里——是这些行为：否定孩子的情绪现实（把伤心或愤怒的眼泪解释成”你就是累了”），或者给爱设条件。想想一个孩子拿 A 时夸奖如泉涌、拿 B 时就退潮的母亲；或者一个”因为我说了算”直到孩子上高中还是最终裁决的父亲。这些父母把自己看成投入的、保护性的。他们确实是——这正是他们很难认出自己造了一张床的原因。

她在临床里见过后果：一位来访者的父亲怕丢人，把他推进一项他毫无天赋的运动，后来又否认了这个男孩的性取向——身份上的一截肢体，为了合身被砍掉。当孩子的好奇心迎来的是沉默、羞耻或惩罚，提问本身就开始制造焦虑。

它会换衣服

威权冲动很顽强，因为它安抚了父母的焦虑——给复杂问题提供了简单答案；而且它会变异，会披上当下时代的美学。美国福音派人物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的《敢于管教》（Dare to Discipline, 1970）是神圣版的铁床：父母的权威成了上帝赐予的、用来教化有罪孩子的杖——不需要琢磨叛逆是不是某种未被满足的需求，棍子把焦虑解决掉了；它后来还给”问题少年”产业和扭转治疗提供了合法性。

世俗世界产出了自己的原型：美国法学教授蔡美儿（Amy Chua）带火的”虎妈”。它共享同一种理所当然——父母有权把孩子的爱好、时间、动力雕成一座社会资本的纪念碑；对害怕”赢家通吃经济里向下流动”的父母，它承诺了解脱。这是剥掉神性、嫁接到绩优主义上的威权育儿：斧头是被扣住的表扬，拉架是那张永不松懈的彩色时间表。 再往后是技术优化型的直升机父母（监控短信、位置、睡眠、屏幕时间），和”安全主义”父母（任何被判定”不安全”的经验都被从孩子的世界里切除）。每一代都换了软包，但铁架子还在：对孩子那份真实的、无法预测的人性的不容忍。 元分析也确认：心理控制与更高的抑郁焦虑和攻击性相关。

区别在意图

美国作家阿尔菲·科恩（Alfie Kohn）指出：惩罚和它的孪生兄弟奖励一样，都只是控制的工具，它教会孩子问的是”他们要我做什么？我不做会怎么样？” 但这不是说育儿不该有后果——骑车冲进车流被没收自行车不是惩罚，是逻辑边界。区别在意图：带解释和共情给出的后果教的是安全和责任；惩罚只是在宣示控制。

代价可能是一个碎掉的自我。孩子为了保住爱，会发展出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会认出的那个”假我”（false self）——一张顺从的门面。巴斯廷的一位年轻来访者考完试、学位到手，一想到空白的暑假就崩溃了：“我不知道没有 deadline 的我是谁。“

不是地图，是龙骨和罗盘

鲍姆林德给的替代方案是”权威型”（authoritative）：清晰的地图（高期望）加上温暖的示范（高回应）。但它仍然是一张地图，由父母画的。真正对抗普罗克鲁斯忒斯冲动的是温尼科特那套：“抱持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和”够好的”（good-enough）父母那份勇气——正是这种可承受的失败，让孩子有机会建起一个有韧性的自我。 威权冲动是把孩子的痛苦连同自己的一起压下去；抱持型父母则要托住它：坐在暴怒的幼儿身边，不修正也不让他闭嘴，只是说”我在这儿。我接着你”——反复这样，孩子学会：难受的感觉是能活下来的。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的**“无条件积极关注”**是同一方向——对犯了错的孩子说”我不爱你刚才的行为，但我爱你，这不会变”。孩子的价值不在谈判桌上。

恐惧的父母想要一座堡垒，但真正的安全来自导航的技能。父母能给的只是龙骨和罗盘，然后信任：他们认识的那个孩子，而不是他们工程出来的那个幻想，才是这个不确定的未来所需要的水手。

世界角落：一箱沙子的兴衰

在沙子里玩，大概跟第一批走上海滩的人类一样古老。但把沙子搬到室内给孩子玩，似乎是 19 世纪德国幼儿园运动的发明。从那里它又回到户外，变成沙堆、沙丘、沙园，最后收束成那个可以架在任何地方的、便于围拢的沙箱。

学者塔玛尔·津格尔（Tamar Zinguer）细述了这段历史：是女性在 1880 年代把沙箱带到美国，并且在一个几乎没有女性公共空间的年代，把它做成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公共空间。

“女医生、女赞助人、女教育家和母亲们参与了这场实验，为城市生活中的职业母亲和儿童争取一块公共空间。沙箱，被认为是游戏场的直接前身，通过游戏建起了社区。”

1884 年访问德国期间，波士顿医生玛丽·扎克热夫斯卡（Marie Zakrzewska）——当时美国极少数的女医生之一——目睹孩子们在柏林公园的沙丘上玩得不亦乐乎。她写信把这消息带回了家。她与麻省应急与卫生协会（MEHA，波士顿妇女教育协会的一个分支）一道，成为在波士顿建立沙地游戏的关键人物。一些受过幼儿园师资训练、随后移民美国的德国女性，帮着把沙子撒到了美国其他地方。

津格尔把沙地游戏称作一种”默会”（tacit）知识——不需要任何解释或特殊理解。沙箱是一个”尊重、平等和参与的态度得以盛行的空间，一个罕见的、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地方”。

先驱心理学家 G. 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后来以”唯一邀请弗洛伊德来美国讲学的美国大学校长”为人所知）不同意。不管波士顿当时正在发生的现实是什么，他 1888 年基于两个男孩玩沙的研究主张，女孩应该被排除在这种游戏之外：“在’沙堆’里最具破坏性的是小女孩，她们完全欣赏不了这个。”

波士顿没理会学界这种父权声音。 在这座城市在市政公园里开出第一个公共游戏场之前，MEHA 已经运营着 17 个带沙箱的游戏场。市里那第一个叫查尔斯班克（Charlesbank），1891 年开放，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者）设计，作为他在波士顿和布鲁克莱恩那串”翡翠项链”公园系统的卫星。查尔斯班克里有一个”沙场”，由一个全女性委员会运营并出资，而不是全男性的公园委员会。它还设有女子和男子露天体育场，男子体育场周围有一圈跑道——这个设计后来影响深远。（女子体育场和沙场四周围着高高的树篱。）

沙箱的顶点，大概是它出现在 1904 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这一下把沙箱推上了世界地图。世博会的沙箱属于”模范街”展区里的”模范游戏场”，同一展区里还有”市政厅、市立博物馆、急救医院和药房”。

“占地四分之三英亩的模范游戏场，被认为是这些展项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却也是最成功的，“津格尔写道。这个有女管理员看护的游戏场，同时充当托儿所、日托中心，以及”走失儿童”收容点——世博会期间有超过 1000 个孩子在这里跟父母走散又被找回。世博会上被展出的 3000 多名各地原住民中，“土著”儿童也被纳入了这场沙地游戏时间。

“沙箱在 20 世纪初越来越被认作一个’社区建造者’，它似乎意味着某种’正常’——哪怕只是通过让孩子自由玩耍、沉浸在他们自己的另类现实里。”

沙箱的使用一直延续到世纪中叶，但到 20 世纪后期，风向转了。曾经被当作创造性游戏场所来庆祝的沙箱，开始被”视为疾病和虫害的温床”。 原因是沙箱确实会被野生和家养动物（包括数以百万计的散养猫）带来的粪便微生物和寄生虫污染。

沙箱并没有消失，但它们变得很难找了；而公共沙箱——最初那个沙箱的全部意义所在——如今基本上成了过去的事。

今日 detail：G. 斯坦利·霍尔 1888 年靠观察两个男孩玩沙，就得出了”小女孩在沙堆里最具破坏性、完全欣赏不了这个”的结论。而在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同一个州里已经有 17 个由女性组织建造并运营的、带沙箱的游戏场在跑着——比波士顿市政府自己的第一个公共游戏场还早。样本量两个男孩的父权直觉，输给了没有职位、没有经费、没有讲席的一群人已经在地上建起来的东西。

备注

• 5 栏目齐全，无跳过。今日为周四，玩物按轮播走”酒”（PUNCH，原发 2026-06-25，在 30 天新鲜窗口内，非 archive pick）。
• 被 dedupe 规则挡掉的：Construction Physics 今天发了新文（Brian Potter《How Predictable Are Laws?》，7/16），但 Potter 昨天刚在思辨上过，触发同作者 3 天规则，跳过。
• 抓取失败/放弃：Roads & Kingdoms 的《广州的鸡先知》（7/15，中国 + 食物文化，本来是远方首选）撞会员付费墙，按 SOP”paywall blocked → 弃”放弃；Psyche 的线舞同步那篇只有 ~450 词，低于栏目 800 词下限，弃。
• 明日轮播预告：周五自由日（体育 Defector / The Ringer，或跨栏目补）。
• 今日该 react 的 hook：如果咖啡馆里的托洛茨基看得见那只军靴，而茨威格看不见——那么”身处信息中心”和”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根本是两件事。这一期五篇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真正定形的那一下，是不是永远发生在没人正式决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