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层之下

被洗劫的科幻

2026 年 1 月，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站在得州 SpaceX 的星舰基地（Starbase），面对美国国防部长和五角大楼的高层将领。「我们要把《星际迷航》（Star Trek）变成现实，行吗？」他宣告，「我们要让星际舰队学院变成现实。这样它就不再永远只是科幻，总有一天科幻会变成科学事实，我们会有飞船穿行太空。大飞船！」他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探索外星文明，人类散布于群星之间。「这就是目标！」他总结道，「我觉得这也正是公众一想到太空军（Space Force）时脑子里冒出来的东西！」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推销——把一套科幻愿景卖给五角大楼。当然，这个类比是残缺的、不完整的。《星际迷航》描绘的是一个后稀缺、后资本主义的社会：货币已被废除，人类朝着集体福祉共同努力。创作者吉恩·罗登伯里（Gene Roddenberry）笔下的「星际联邦」建立在平等和为知识而探索的原则上，不是为了利润，也不是为了军事支配。马斯克拿走了那层美学——大飞船、外星遭遇、史诗冒险——却把它的政治地基留在了原地。你不必是个铁粉也知道，在《星际迷航》的世界里，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早已被抛在身后。马斯克想要「进取号」（Enterprise），但要的是一艘为军工复合体重新设计过的版本。

2021 年，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宣布把 Facebook 改名为「Meta」，这名字取自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1992 年的小说《雪崩》（Snow Crash）——书里想象了一个叫「元宇宙」（Metaverse）的虚拟现实，人们的化身在数字空间里穿行。

但《雪崩》是过去半个世纪里最锋利的讽刺小说之一。斯蒂芬森写它，是当作一则警告：书里的元宇宙，是一个已经崩溃的社会发给人们的安慰奖。联邦政府解体，企业特许连锁统治着日常生活，连披萨外送都被私有化成黑手党经营的买卖。小说主人公是个披萨外送员兼业余黑客，他在虚拟世界里那个会耍剑的化身，是他唯一还能获得尊严的地方。斯蒂芬森本想让数字世界的光鲜与物质世界的贫困之间那道反差令人毛骨悚然。他把这看成一则警世寓言，讲平台资本主义会把人带向何处。

扎克伯格的发布会没有触及这里的任何一层。平台经济——企业一边提供必需的服务、一边被保护着不受民主问责——恰恰复刻了斯蒂芬森的模型，而扎克伯格把它读成了灵感。

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2017 年给这套精神做了个注脚：「我们是把幻想变成现实的人。」这话听着振奋，但重要的是弄清楚：他们从那些幻想里选了哪些部分，又把哪些部分留下不要。2019 年马斯克发布特斯拉「赛博皮卡」（Cybertruck）时，他早就跟投资人打过招呼，说这车会「非常有未来感，像赛博朋克版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马斯克卖的其实是一个正在崩坏的世界里的生存装备，一个《银翼杀手》式洛杉矶的版本。美学被物质化了，警告没有。

马斯克讲过科幻怎样塑造了他的抱负。他说，小时候读科幻，激发了他去「开发更清洁的能源技术、或者造飞船把人类的触角伸得更远」的愿望。他尤其提到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Foundation）系列对他在 SpaceX 的工作影响很深。阿西莫夫的小说讲的是数学家哈里·谢顿（Hari Seldon）预见一个银河帝国的衰亡，于是建立一个「基地」，好让知识熬过即将到来的黑暗时代。

这套书是真正非凡的、关于民主想象力的作品。阿西莫夫的核心洞见——他在 1942 到 1993 年间写的七部书里一路展开——是：文明的存续靠的不是孤胆天才，而是集体的制度、分布式的知识和民主的商议。谢顿最重要的举动不是他的预言，而是创立了「第二基地」：一个隐秘的学者网络，跨越几个世纪协作。这些小说的道德结构是明确反威权的：每当有个魅力型的个人试图夺取任务的控制权，故事都把它呈现为灾难。这套书骨子里，是一场关于「制衡不可或缺」的持续论证。

《基地》之所以这么有共鸣，在于它对普通人、对平凡制度的那份情感慷慨。谢顿的「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能奏效，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聪明绝顶，而是因为它建模的是千百万人在做出一个个微小的、常常是匿名的、偏向知识与共同体的选择。后几部小说的英雄不是远见者，而是图书管理员、外交官和民政官员。阿西莫夫对遥远未来的想象，是对文明那套平凡基础设施的辩护：档案馆、委员会、谈判达成的协议。

我们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力气把「白人」送上火星，难道不该为此感到羞耻吗？

马斯克的读法把这一切都丢掉了。到 2024 年，他已经说得很直白：「成为跨行星物种，对确保人类以及我们所知的一切生命的长期存续至关重要。」这套说辞把 SpaceX 的项目重新框成一种文明使命，让它免于被审视——它把马斯克摆进了谢顿的位置，那个看见了别人看不见之物的孤胆先知，于是关于劳工待遇、环境成本、或者火星殖民到底对公共利益有什么用的种种质疑，都成了阻碍人类存续的摩擦力。但这些前提在科学上和道德上都是有争议的。科学上，天体物理学家阿尔文·尼科尔森（Arwen E Nicholson）和拉斐尔·海伍德（Raphaëlle D Haywood）在 2023 年那篇题为《没有 B 星球》的 Aeon 文章里论证：就算按最理想的火星地球化方案，最后剩下的仍是一层人类无法呼吸的高浓度二氧化碳大气；而要在任何跟人类存续相关的时间尺度上，复制地球生物圈与其生命之间那几十亿年的协同演化，根本不可能。

至于马斯克搬出「太阳终将膨胀」来给自己的计划做长远辩护，尼科尔森和海伍德说得很直接：那是十亿年之后的问题，在气候危机会在未来五十年内爆发的当口，把它当成紧急事项，纯属荒谬。道德上，安德鲁·拉塞尔（Andrew Russell）和李·文塞尔（Lee Vinsel）在 2017 年的 Aeon 文章《白人上火星》（Whitey on Mars）里指出，马斯克口口声声的「人类」藏着一个惊人的偷换概念：他设想的一百万火星殖民者，只占当今地球居民的 0.014%。所谓「溢出效应」的辩护——投资太空能涓滴惠及所有人——其实是「涓滴科学」：如果目标真是解决现实问题，那么一份直接冲着这些问题去的研究议程，会比指望火星上的钱溢出来浇到穷人身上有效得多。正如诗人吉尔·斯科特-赫伦（Gil Scott-Heron）1970 年所写：有些人的姐妹正被老鼠咬，而「白人却在月亮上」。拉塞尔和文塞尔提出的那个问题至今没有过时：我们花这么多力气把「白人」送上火星，难道不该羞愧吗？马斯克想当哈里·谢顿，却不要谢顿明知自己非建不可的那个「基地」。

同样地，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出资的太空栖息地项目，灵感来自杰拉德·奥尼尔（Gerard K O’Neill）1976 年的书《高边疆》（The High Frontier）。奥尼尔的愿景是 20 世纪思辨思想里最雄心、也最具人道关怀的一个：巨大的旋转式太空殖民地，把工业迁出地球以缓解地球的环境压力，殖民地由民主治理、收益广泛分享。奥尼尔把这些殖民地设想成人类下一个伟大的集体工程——一次把民主边疆真正扩展到太空的尝试。贝索斯的读法，跟一切读法一样，是有选择的：他拿走了工程愿景和那种雄心的量级，把奥尼尔那套赋予项目道德根基的民主治理与普惠共享留在了身后。

这愿景讲的是无限增长、无限资源。但和马斯克的火星野心一样，贝索斯的太空殖民地把地球的环境危机重新框成了「靠扩张来解决的资源约束」，而不是「需要集体行动的问题」。科幻愿景成了逃离现实的太平门，由私人财富出资、由私人利益治理。奥尼尔把这些殖民地想成人类的民主未来，贝索斯却把它当作亚马逊的下一片边疆。

彼得·蒂尔（Peter Thiel）——PayPal 和 Palantir 等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把科幻当成过政治蓝图来讲。他援引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1966 年的小说《严厉的月亮》（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一个月球殖民地起义、建立起一个政府最小化的自由意志主义社会。2025 年在《纽约时报》一档由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主持的播客里，蒂尔谈起自己的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观点。当被问到「人类这个物种是否该以我们现在所知的样子延续下去」时，他迟疑了一下，才答「是」。

这套选择性的读法，拿走了反政府的美学，丢掉了剥削这个经济地基。

但海因莱因的小说，配得上比蒂尔更认真的读法。《严厉的月亮》不是一本自由意志主义的传单——它是一部真正复杂的政治小说，讲的是革命究竟要付出什么代价。海因莱因笔下的月球殖民者不是创业者：他们是囚犯、流放者及其后代，是一群一无所有、靠共同的匮乏搭起一个脆弱共同体的人。小说里最令人难忘的角色是迈克（Mike），一个人工智能，它通过与人类反叛者的友谊而萌生政治意识——驱动它的不是效率或利润，而是好奇心和归属的渴望。海因莱因想象的那场革命是混乱的、充满妥协的、惨胜的；书的结尾不是凯旋，而是对「究竟赢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的一种精疲力竭的暧昧。海因莱因真正着迷的，是个体自由与那些让自由得以成立、也让自由值得拥有的社会纽带之间的张力。这些，蒂尔一概没读进去。

海因莱因的月球是个流放地——那个自由意志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被押送去的囚犯的劳动之上的。硅谷的选择性读法很精准：拿走反政府的美学，丢掉胁迫与剥削这个经济地基。海因莱因的月球是一片边疆乌托邦，粗犷的个人主义者在那里不受官僚干扰地兴旺。硅谷把这套整个吞了下去。「海上家园」（seasteading）运动——在政府管辖之外建造主权浮动城邦——直接承接了小说的这个幻想。蒂尔以五十万美元投资启动了它，并在 2009 年的一场会议上宣称：海上家园已经不是可不可能、想不想要的问题——它是一种绝对的必需。

蒂尔在为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写的 2009 年文章《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养成》里写道：

我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是相容的……自 1920 年以来，福利受益者的大量增加、以及选举权向女性的扩展——这两个群体对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都出了名地难搞——已经把「资本主义民主」这个说法变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词。

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2023 年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宣言》同样援引科幻的影响，哀叹一个飞行汽车、能源充裕的未来被政府监管扼杀了。他写道：

我们信奉加速主义——有意识、有意为之地推动技术发展……我们相信，任何对 AI 的减速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些本可被 AI 拯救、却因为 AI 被阻止诞生而丧失的生命，是一种谋杀。

这份宣言把「速度」本身当成了道德绝对律令——任何停顿、任何监管、任何审慎，都被重新框成了对死亡的共谋。

1950 年代的科幻想象过飞行汽车、充裕的能源，等等——但它这么想象的时候，是在三里岛核事故之前、切尔诺贝利之前，是在我们（常常通过灾难）学会「把速度置于安全之上会有什么后果」之前。安德森想拆掉的那些监管框架，正是从这些惨痛的教训里长出来的。乐观的美学被借走了，那份学习被丢弃了。

也许没有哪里比 Palantir 公司的命名更能说明问题。托尔金（J R R Tolkien）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1937–49）之所以是 20 世纪的伟大文学之一，恰恰在于它是一部关于「权力如何腐蚀人」的漫长沉思。它写于工业化战争与帝国榨取的阴影之下，坚持捍卫渺小的、地方性的、不起眼的东西，去对抗工业力量那种想吞下一切的野心。它的核心道德不是「邪恶可以被拿着正确武器的正确英雄击败」——而是「权力本身就会腐蚀」，是那枚魔戒无论落在谁手里都不能被用来行善，唯一的救赎在于彻底放下支配的意志。托尔金笔下那支叫霍比特人的虚构种族之所以取胜，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而是因为他们置身于权力的逻辑之外。托尔金建了整整一套神话，就为了论证这一点。

在托尔金的小说里，「帕蓝提尔」（palantíri）是能让使用者看见远方的观视水晶石。它们听起来像中立的工具，像监控技术。但它们其实是腐蚀之物：萨鲁曼的水晶石把他连上了索伦、导致他堕落；迪耐瑟的水晶石把他逼向疯狂与自尽。这些石头不只是让人「看见」——它们让掌握它们的人得以操纵和控制。

反乌托邦并没有被避开；它只是被弄得足够舒适，让你愿意签字入住。

美国的 Palantir 公司向政府、军队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提供分析与监控工具。它的名字在做政治工作：它把侵入式的追踪，变成了神秘的洞见，把算法监控包装成智慧的先见，而非系统性的入侵。Palantir 的 CEO 亚历山大·卡普（Alexander Karp）和他的法律顾问在 2025 年的书《技术共和国》里，用尚武的语言给公司的政府业务辩护：「我们会找到办法去建立联盟、组建战士团。否认人类对这种归属的需要，一直是个错误。」他们把监控工具摆成在满足一种「对战士兄弟情的根本人性需求」。托尔金这个典故提供了美学上的权威；而与托尔金真正道德愿景的距离，提供了不带这份愿景去行动的自由。用一件会腐蚀、会背叛使用者的东西来给一家监控公司命名，这不是致敬——这是把美学挪用过来、同时把它的道德内核扔掉。

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84 年的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引入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个词——是吉布森自己造的。主人公凯斯（Case）是个黑客，神经系统被前雇主作为惩罚损坏了。他被烧坏、被逐出赛博空间，只能在霓虹浸透的千叶市里以一个「无处可去的电脑牛仔」的身份漂着。小说里的赛博空间被庞大的企业所拥有和控制；个体黑客不是英雄，而是工具，被他们几乎看不见的利益雇来又抛下。吉布森的愿景是明确的反乌托邦：一个数字网络的民主潜能在还没开始之前就被扼杀、被资本捕获、被变成它自身扩张之工具的世界。

1988 年 9 月，软件开发者约翰·沃克（John Walker）写了一份 Autodesk 的内部白皮书《穿过镜子：超越「用户界面」》，勾勒了他所谓的「赛博朋克倡议」：一个在 12 个月内建成通往赛博空间之门的提案。这个项目的口号很直白：「现实已经不够用了。」

到 2025 年，OpenAI 位于旧金山的总部在接待区大声播放着高能电子舞曲，那里的躺椅、抱枕和瑞士奶酪盆栽，营造出 CEO 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所说的「一栋舒适的乡间别墅」，而不是「企业的科幻城堡」。赛博朋克那种铬与污垢——那句「数字空间被企业捕获之后会既残酷又非人」的霓虹警告——已经被换成了北欧家具和手冲咖啡。吉布森那个「共有的幻觉」，被重新包装成了温馨的居家感。反乌托邦并没有被避开；它只是被弄得足够舒适，让你愿意签字入住。

吉布森本人也察觉到了这个反讽。2012 年接受《连线》（Wired）杂志采访时，他承认《神经漫游者》里那个全是企业利益和信息窃贼的赛博空间，跟他没能预见到的早期互联网几乎不像：那个 1990 到 2000 年代的时刻，一个卧室里的少年真能跟大公司掰手腕，网络短暂地显得开放而民主。那一段吉布森整个错过了。但关于事情最终走向何处，他歪打正着地说对了。如今主宰数字生活的那些企业平台——谷歌、Meta、亚马逊——比起它们中间短暂繁荣过的那个参与式网络，更接近他最初的设想。区别在于：在《神经漫游者》里，那种趋同是需要被抵抗的灾难。他们却把他的警告变成了产品路线图。

早先那一代盯着建网络、建平台；新的模式则把数据当成石油热潮里的战利品。

这套世界观是通过科幻表达出来的：不是当装饰，而是当那种让它的积累策略显得自然、必需、不可避免的媒介。这不是说科幻先于、或导致了这些项目——它是一套认知与制度的脚手架，某些野心在其中变得可想，某些对权力的攫取在其中显得像常识。

今天，硅谷的重心正从「加州意识形态」（1990 年代反主流文化的自由意志主义与数字乌托邦主义的融合）挪向传播学教授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最近所称的「得州意识形态」：一种有百年历史的、把资源开采与千禧年基督教信仰糅在一起的东西——那种「天命所归证成了对自然的征服和对其财富的榨取」的信念。早先那一代专注于建网络、建平台，新的模式则把数据当成石油热潮里的战利品，一种要从大片服务器农场里开采出来、吞噬着巨量土地和电力的自然资源。

特斯拉在得州奥斯汀的超级工厂，不是谷歌那种「园区」，而像特纳所说的「一座大得像养牛牧场的围墙堡垒」，代表着他所描述的一种未来：由一群拥有「驯服技术之力」的意志、能「从土地里夺出利润」的男人建成。2024 年 12 月，马斯克宣布把 SpaceX 总部从加州迁往得州。星舰基地——SpaceX 在南得州的设施——正是这种愿景的化身：一座私人公司镇，SpaceX 定规矩，工人住在公司住房里，地方治理向企业的优先级低头。这就是「选择性科幻」被落实成政治现实的路径——用技术进步作掩护，行社会倒退之实。

这条路径在哲学上的表达，是「长期主义」（longtermism），有效利他主义（EA）运动的一个分支，大量资金来自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现因加密货币欺诈服刑）这类科技富豪。EA 的支持者，比如威廉·麦克阿斯基尔（William MacAskill），用一套僵硬的功利主义算法论证：如果我们殖民太空、上万亿潜在的未来人类得以存在，那么他们的福祉在数学上就压过了今天活着的 80 亿人的需要。落到实处，这意味着「防止一场发生在下一个千年里的假想 AI 灭绝」比「解决不平等或气候流离」更有价值，也意味着科技领袖该花数十亿去搞「AI 对齐」研究，同时抵制对那些已经在治理日常生活的算法系统的监管。

正如机器学习研究者蒂姆尼特·格布鲁（Timnit Gebru）2023 年在《卫报》一次采访里说的，这种对「AI 生存性风险」的聚焦，是「把能动性归给一个工具、而不是造这个工具的人类」，从而让科技公司得以「推卸责任」。问题不出在 AI，她说；出在那些「为你的利润造出某种带有特定属性之物」的企业。格布鲁曾合著过一篇论文，警告 AI 系统有「延续主流视角、加剧权力失衡、进一步固化不平等」的风险，她说谷歌为此解雇了她——公司要求她要么撤回论文，要么把名字从上面拿掉。格布鲁说：「除非有外部压力逼它做出改变，公司是不会自我监管的。我们需要监管，也需要比单纯的利润动机更好的东西。」

这是思辨性科幻情节对人类团结的胜利：既然我们可以花数十亿去阻止一场只存在于想象里的机器人起义，何必去修补我们正住着的这个世界？通过把政策辩论引向遥远的灾难场景——杀人机器人、失控的 AI、生存性风险——这个行业转移了对「监管那些已经在造成伤害的系统」的注意力：招聘里的算法偏见、人脸识别的种族差异、平台对极端主义的放大。奥特曼把造 AI 描述得像「1945 年科学家看着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试爆」，承认「疯狂的科幻技术正在变成现实」。这个类比也许比他想说的更贴切。

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2010 年的《哈利·波特与理性之道》——一部把哈利·波特重新想象成一个把科学思维用于魔法的理性主义者的庞大同人小说——是 AI 安全社群的一部奠基之作。这件事说明，连业余的思辨小说都在塑造硅谷对未来的想象，为科技领袖提供了一些「比真实的社会科学或政策专业知识更真实」的叙事框架。

这种科幻取向有很深的根。1990 年代，科幻迷、超人类主义者和密码朋克（cypherpunks）在「外向体主义者」（Extropians）和「密码朋克」邮件组这类线上社群里相互重叠，早在 2008 年金融危机让加密货币显得必需之前很久，就为比特币这类技术打下了概念地基。计算机工程师戴维（Wei Dai）——他的「b-money」提案直接影响了比特币的设计——同时活跃在这两个社群里。数字未来不是在政策圈里被辩论出来的。它是在那些论坛里被想象出来的，人们在那儿一边讨论弗诺·文奇（Vernor Vinge）1993 年那篇关于技术奇点的文章、斯蒂芬森 1999 年那部描写密码学家创造数字货币的《编码宝典》（Cryptonomicon），一边写着真正的代码。

未来不是被民主辩论塑造的，而是被一种高度选择性的、往往是反动的幻想塑造的。

把这些案例放在一起，它们汇成了我称之为「反动未来主义」（reactionary futurism）的东西：调用科幻美学，去推进反民主的政治工程。它用镀铬的新奇美学，去工程出一场向某个被理想化的、残酷的过去的回归——19 世纪的边疆资本主义，配着激进的个人主义、不受约束的市场和对民主治理的拒斥，只不过手里握着 21 世纪的无人机和算法。

蒂尔 2009 年那篇文章把这点说透了。在宣布自由与民主不相容之后，他总结道：「我们这个世界的命运，也许取决于某一个人的努力——他建造或传播那台让世界对资本主义安全的自由机器。」不是民主，是资本主义；不是集体的努力，是某一个人。这就是《基地》的叙事、哈里·谢顿的神话、那个看见群众所看不见之物的孤胆先知——只不过被剥掉了阿西莫夫当初建这套神话正是为了捍卫的那些民主制度。

科幻为这套反民主的愿景提供了美学上的掩护。它让「收回选举权」听起来像大胆的未来主义，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倒退。它把「拒绝民主问责」变成了逃逸速度、边疆扩张、文明存续。未来不是被民主辩论塑造的，而是被一种高度选择性的、往往是反动的幻想塑造的。在这套模式下，民族国家不只是被搁到一边，而是被主动掏空，由企业城邦和私人数字管辖区取而代之——《雪崩》里那个「特许经营国」成了真的。

核心问题不是科幻会不会塑造现实——那个过程早已在进行中。问题是：谁的版本会胜出？

硅谷的权力，靠的是把一套狭隘、反动的幻想呈现为不可避免的进步。但别的未来是可能的，别的科幻也存在。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1974 年的《被剥夺者》（The Dispossessed）想象了一个建立在互助而非榨取之上的无政府主义月球殖民地。奥克塔维娅·巴特勒（Octavia Butler）1993 至 98 年的《寓言》系列，描绘的是靠适应与照护、而非逃往火星来熬过崩溃的共同体。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1992 至 96 年的《火星》三部曲，把行星定居呈现为集体的民主工程，而不是亿万富翁的冒险。这些都不是天真或乌托邦的文本——它们是苛刻的、艰难的，对「造任何新东西的代价」都诚实。它们拒绝孤胆先知的安慰，一遍又一遍地坚持：未来是由人们协力造出来的。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未来不是中立的必然，而是一个选择——一个我们有权从那些把反乌托邦当商业计划的董事会手里夺回来的选择。当蒂尔、马斯克、扎克伯格和安德森从科幻里挖蓝图时，他们找到的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未来。他们挑的，是那些能给自己的权力做辩护的未来。

科幻从来都是政治的。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是一则关于企业权力的警告，不是一份路演材料。斯蒂芬森的《雪崩》是讽刺，不是战略。阿西莫夫的《基地》探讨的是个人天才的限度和民主制度的必要。《星际迷航》想象的是超越资本主义，而不是给它换上更好的飞船。

如果未来要用故事来造，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那些故事配得上将要生活在其中的人。这意味着要认出「对科幻的选择性调用」是一种政治策略——把军事化的无人机、私有化的城市宪章，看成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某些关于权力的特定、狭隘故事的结晶。这意味着要求的不是对某种被精心策划的文学往昔的问责，而是对当下多元需求的问责。这意味着要追问：谁的未来正在被建造？谁受益？谁付出代价？在这场洗劫里，被留在身后的又是什么？

未来不是一块镀铬的门面。它更混乱、更复杂，永远依赖于此刻栖居其中的、多元而在地的生活。我们的任务，是不再做别人剧本里的背景角色，开始去写——也去建——我们自己的。

旧金山为什么长不大

美国一些最著名的土地，是从海里填出来的。 林肯纪念堂、二战纪念碑、倒影池，都坐落在 20 世纪初从波托马克河潮滩填出来的地上。旧金山湾里的宝藏岛，是为 1939 年的世博会填出来的。芝加哥的北岛，是从密歇根湖里填起来完成 1909 年城市规划的。

算下来，美国主要沿海城市里，大约 8% 的土地在 1890 年代还泡在水下，后来才被填成陆地。这里面包括几座主要机场（纽瓦克、洛根、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地基，也包括旧金山的金融区、波士顿的后湾、费城的卡姆登这些街区。有些城市，比如波士顿和查尔斯顿，靠填海把面积翻了一倍。

按理说，今天填海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划算。有些城市的地价是 1950 年的 30 倍，高潮位洪水的频率是过去的 4 到 8 倍。填海本可以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扩展并保护沿海城市。但我们非但没多填，反而几乎彻底停手了。自 1976 年曼哈顿的炮台公园城建成以来，美国没有过一个大型的城市填海项目，港口扩建也屈指可数。

常见的两种解释，都对不上证据。第一种说好地填完了——可其他国家还在以巨大规模填海，条件比美国只难不易。中国从公元前 5 世纪的太湖流域就开始填了，两千多年下来仍是世界第一，21 世纪填的地占了全球近 80%；2000 年以来，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填出了相当于 39 个曼哈顿的面积。美国近海还有几百平方英里的水浅到很容易填：波士顿后湾当年填的时候平均水深 20 英尺，而旧金山湾三分之二的水比这还浅，紧挨硅谷的南湾水深不到 6 英尺。深度也不是硬约束——只要地价够高，摩纳哥最近的项目挖到 164 英尺深都填了。

第二种说交通把填海替代了——从前只能走路，城市被死死卡在方圆几英里内，波士顿容不下就只好往海里长。但这套逻辑今天不成立了。交通技术已经停滞：自 1980 年以来平均通勤时间反而涨了四分之一，修高速的单位成本至少是 1960 年的 4 倍。而填海是在市中心加地，那里的地远比郊区边缘值钱。1955 年加州估算，填旧金山湾西侧一英亩地要花（折合 2025 年）约 33 万美元；今天旧金山县一英亩独栋住宅用地均价 2400 万美元，是填海成本的 70 多倍。

真正的解释藏在时间点里。 如果是地理或技术原因，衰退应该是缓慢而参差的——不同地区因不同压力在不同速度上放缓。但实际不是这样：1970 年代，填海几乎在全国同时戛然而止。有数据的 37 座城市，1970 年后无一例外地放慢，西雅图、芝加哥这些直接归零。湿地年损失率，1960 年代是 1990 年代的 8 倍、是 2010 年代的 20 倍。

那十年，美国通过了一波环保法，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也许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深远的：1969 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1972 年的《清洁水法》、1973 年的《濒危物种法》，等等。这些法主要管的是联邦政府，但一个私人项目只要沾上联邦的土地、资金或许可，就得全部照办。对填海来说，NEPA 最要命——它要求项目就环境影响出一份详尽报告，而几十年的诉讼把这些报告变成了动辄上千页、要好几年才能写完的庞然大物。填海又必然触发这道程序，因为《清洁水法》规定，任何把疏浚物排入水域或湿地的行为都要联邦许可。

弗吉尼亚的克兰尼岛扩建是个活标本。原来那 2500 英亩的克兰尼岛，1956 到 58 年两年就填好了。而这次扩建，因为要把疏浚物排进美国水域，得走《清洁水法》许可：陆军工程兵团的环境影响报告写了 9 年、长达 1400 页；许可拖到 2010 年才发；2023 年又改了方案、得再补一份评估。可行性研究启动 28 年后，几乎什么都没建起来，项目预计「按计划」在 2065 年完工。

这不是孤例。整个西方在 1970、80 年代都随着环保运动的兴起而骤然停手：德国把瓦登海填了 8 万多英亩后在 80 年代末因环保反对停下、划成国家公园；连历史上最会填海的荷兰，那片本可提供离阿姆斯特丹最近土地的 Markermeer，1975 年都已围堰待排，最后因环保诉讼被永久搁置、1992 年划成保护区。今天还在大规模填海的，只剩中国、新加坡、日本这些环保监管没那么繁重的地方——日本有 NEPA 式的法，但它有清晰的数值门槛和不那么容易被推翻的法院裁决，所以项目不必花几十年去防法律挑战。

那这些法是不是该废？ 作者很诚实：它们当年是来解决真问题的。战后的国家权力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能为修高速铲平整片街区不受问责，凯霍加河被工业污染烧了起来，州际公路为让路拆了 50 万套住房，填海本身也毁过宝贵湿地。环保法提供了必要的刹车。但半个世纪下来，合规成本从十页涨到上千页，而被放弃的建设的价值从未这么高过：纽约、旧金山、波士顿、洛杉矶的实际房价至少是 1970 年的 5 倍。「当年治的病」和「今天的账单」早已不成比例。作者的结论不是「环保是错的」，而是：没有任何好理由，让我们在填海这件事上比 150 年前的自己还差。

Taste 训练（周二·游戏）：邦德不再是邦德

先看邦德这个角色到底装着什么。 Ed Smith 从罗杰·摩尔（Roger Moore）版《金枪人》里那句台词切进去：反派对邦德说「别装了，你从杀人里得到的满足跟我一样多，为什么不承认？」邦德答「我承认，杀你会是一种享受」。作者说，正是从这里开始，邦德这个角色的两半——他替英国杀人，也在某些时候享受杀人——被摆在一起，让你没法不把它们混为一谈。

接着他往更不舒服的地方挖：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邦德原著作者）本人是那种典型的英国上流阶级的施受虐者——一群从小被父母丢进寄宿学校、把被抛弃的愤怒转成自我责罚的男人，他们最初对「关注」和「照料」的体验，来自一个花钱雇来管教他们的严厉保姆。所以第一本《007：大战皇家赌场》里，反派就用地毯拍打邦德的下体来拷问他；《霹雳弹》里邦德被绑上一台会把人拉到近乎断裂的「脊椎牵引机」。历史学家 Ian Gibson 把这种施受虐叫做「英国恶习」（The English Vice），研究的是学校体罚如何塑造了 20 世纪初英国人的性意识。

但作者把这套逻辑反过来问了一句更大的： 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把体罚写进国民教育大纲」的社会？他的答案是帝国——几百年里，我们对印度、肯尼亚、新加坡的人施暴时，都以「为他们好」的名义进行，也就是吉卜林所说的「白人的负担」。这套帝国宣传的前提是「残暴使人变好」：我们也许在毁灭你们，但即使你们自己没意识到，这是为你们好，你们终会感激我们。要维持殖民在道德上说得过去，「残暴使人变好」这个前提就一根螺丝都不能松——于是施受虐被写进了本土文化。而邦德，正是在这个世界里被造出来的。

邦德的工作，是让帝国权力「看上去很好」。 就像那些植入广告让你想喝 Gordon’s 金酒、戴欧米茄、开阿斯顿·马丁一样，邦德作为一个整体，把你诱惑进英国和英国文化——「你要么想成为他，要么想拥有他」。在帝国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成了它「体面的贴身男仆」，替它挡在卧室门口，好让人瞥不见里面那位得了肺痨的主人。六十年后他的角色只是稍微复杂了点：我们大体上已经愿意承认殖民往昔的恐怖，但在很多「真正的英国人」心里，仍住着一个帝国的幻梦——幻想我们的国家在 21 世纪还像 150 年前那样重要。邦德把这个梦做成了一出皮影戏：他把它放大、符号化、漫画化，好让我们在情感上尽情沉溺、同时在道德和智识上保持我们偏好的距离。他把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制造出来的痛苦，当作视觉的、壮观的快感还给我们。而如果这还不够——如果我们需要一次更彻底的道德清洗——邦德就会替我们挨鞭子、挨打、中枪、赴死。

这就是为什么《007：First Light》有点不对劲。 玩这款游戏时，你完全感觉不到邦德有多少权力。游戏结构是一连串急刹车：你花很长时间设计一套迂回、做作、绝不伤人的方法去打开某扇门，门后立刻又是另一扇门。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段中途情节——邦德想进一个地下技术实验室，被前台拦下，说没有正确制服就不让进；为拿到制服，他得偷听两个员工聊天、得知制服锁在储物柜里，而钥匙大概被某台自动扫地机器人吸走了，于是邦德得用手表 X 光扫描所有机器人、跟着装着钥匙的那台回到垃圾站、从垃圾桶里把钥匙捞出来，全部只为了打开一个柜子、拿一件夹克——而那件夹克要对付的不是武装警卫、不是敌方特工，是一个前台。在毛里塔尼亚，他需要 10 万美元才能混进非法拍卖，办法是在游乐场打靶拿高分、外加赢一局杯球游戏。

对照《杀手》（Hitman）就懂它错在哪了。 在《杀手》里你扮演的是「非母体所生」、实验室造出来的杀手 47 号——每当游戏显得诡异、明显虚构，那其实是在呈现 47 号的主观世界：一个把人看成可预测、低一等的存在、不完全属于这个人类世界的男人，对他来说日常琐事本就是些古怪的谜题。但邦德恰恰是个「世界通」——他是那个世界通：知道点什么酒、怎么滑雪、怎么在赌桌上赢，无论去哪儿都拿走他想要的东西；对邦德来说，现实不是一个令人困惑、复杂或阻碍重重的地方。而 First Light 反过来让邦德永远从属于他的环境——又一扇要想办法打开的门，又一圈要费劲钻过去的火圈。这把 IO Interactive 的邦德变成了一个「在乎手段甚于目的」的温顺老好人，一个跟这个角色权力根系被切断的「洗白版」。整部游戏花那么多时间走来走去、看手表、按按钮、几乎什么都不做——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被删去的人

三十多岁那年，创造他的那个女人开始「已读不回」他。 邮件不回，电话不接，好不容易通了，语气也疏离厌烦，仿佛他的人生不再让她有兴趣。今天他们完全断绝了往来，他看不到任何修复的可能。作者 David Robson 说，他没料到的，是这道裂缝对记忆的影响：随着和母亲的沟通越来越断裂，他对童年和青春期的回忆也跟着碎了——生日、家庭度假的细节都变得模糊、失焦、陌生，「像在翻别人的相册」。

他据此提出一个基于「叙事身份理论」（narrative identity theory）的假说：从我们开口说话起，就在脑子里构建一部关于自我如何形成的「成长小说」，它不断被更新，也不可避免地带着一点艺术加工——我们挑选那些能讲成最好故事的事实。而这套编剧技能，是我们从养育者那里学来的：他们既是我们叙事里的主要角色，也是合著者，把语调、母题、乐观或悲观的底色，一并渗进我们自己的声音里。他跟母亲的关系一破裂，这个「合著」结构就出了一道大裂缝——他没法把今天这个仿佛对他只剩轻蔑的女人，和当年那个充满爱的女人调和成同一个人，于是他的自传体记忆整个乱了套。

科学是这样支撑这个故事的： 婴儿有惊人的学习能力，却不太能把具体事件编码成「情节记忆」——大多数人记不起三四岁之前的任何事，这叫「幼年失忆」。它结束得如此接近我们学会说话，绝非巧合。2010 年一项经典研究让成年人回忆与「球」或「圣诞节」这类词相关的最早记忆，发现这些记忆平均出现在该词汇通常习得年龄的几个月之后——词，成了编码和日后提取的线索，没有词，事件就丢失了。而跟成人的对话对这个过程至关重要：当孩子开始回忆，大人若表现出兴趣、鼓励他往下讲，就帮他围绕回忆织出更详细的故事、让它更难忘；反之，情节记忆的发育就会发育不良。

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把这称为「自传体作者」的浮现。他写道，叙事身份「不是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的忠实证词，而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建构，是想象与经验的产物，被设计来支撑某一种特定的生活」。我们用这个故事来判断当下的行为是否符合我们相信的自己、来想象未来的自己，它决定了我们的价值和目标。作者说，估离让这套叙事结构一度被「压平」，他的人生故事变得更像一串模糊的片段、而不是一条流动的河。

关系甚至外包了我们的一部分记忆。 心理学家把从他人处听来的、关于他们人生的回忆叫「异传体记忆」（allobiographical memory），并认为它对身份的重要性不亚于亲历。作者最怀念的，是母亲那些反复讲起的家族往事——外婆在二战中被炸的房子里那件奇迹般幸存的婚纱；母亲年轻时独自穿越法国去尼斯见笔友、兴奋得一路站在车厢过道看风景。「我们会抱怨长辈重复同一个故事，」他写道，「但听那些熟悉的老话，是一种深深的慰藉；它们印证并强化了我们自己的起源故事。」他曾把母亲当成自己「延展心智」的一部分、依赖她替自己保管这些记忆；如今对话没了，他发现自己开始把细节记混，后悔没趁还能问的时候记录下来。他引意大利作家娜塔莉亚·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家庭絮语》里的话：一句在童年里听过无数遍的老话，就足以让离散各地的一家人「重新找回彼此从前的关系」——「那些话，是我们家庭单元的地基」。

而记忆的松动，比失去联系本身更痛。 作者说，一段被削弱的个人叙事会以多种方式喂养精神疾病：有人「过度概括」记忆，问起悲伤时只会说「我的童年」而非「外婆去世那天」，没有具体细节可依凭，就更难想象未来、更容易陷入无望；有人则难以维持一条「连贯」的叙事，看不出那些塑造了自己的事件之间的联系，于是感到失去能动性、迷失而无力。他把这两样都尝了个遍。文章结尾，他借爱丽丝·门罗小说里一位同样被女儿无故断联的母亲的话跟自己和解：「她是个谜，仅此而已。我需要面对这一点。」母亲也许对他永远是个谜，但有件事他确定：是她教会他善良与诚实，让他相信自己的智识，让他相信自己值得被爱。

世界角落：钉在十字架上的一桩合同

「签下字去被钉上十字架，这是不是把田野调查做得太过了？」 人类学家胡里乌斯·包蒂斯塔（Julius Bautista）在菲律宾库图德（Cutud）做田野时，真的撞上了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库图德属于邦板牙省一个乡下的 barangay（村区），这里也许是全菲律宾最壮观的耶稣受难日纪念活动所在地：每年，信徒用一场业余的演出重演基督教最神圣的那一周，高潮是把一部分参与者真的钉上十字架。这个传统 20 世纪中叶才传入库图德，1980 年代被媒体电视转播后，一下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学者把这类圣周演出（sinakulo）追溯到欧洲的「受难剧」；而包括鞭打、钉刑在内的自我苦修仪式（pamagdarame），也源自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当一位受难剧的导演提出、要以「经验真实性」的名义把包蒂斯塔本人钉上十字架时，这位人类学家婉拒了。「虽然我在天主教家庭长大，但我对被钉这件事没有任何具体的宗教动机，」他反思道，「没有那些宗教动机，我就不会去做我正试图理解的那个行为。」

理解这套实践的钥匙，是一个叫 panata 的誓愿。 包蒂斯塔把它描述成「一桩神圣的交易……自我苦修就是那笔对价」。信徒在钉刑中承受的痛苦，是在「作为一份与上帝的合同」的 panata 的光照下被看待的。由于一些人许愿被钉、是为了换取家人从疾病中康复，panata 也被理解成一种出于对社群之爱的牺牲。这样的信仰，能支撑起库图德这个贫困与艰难都很常见的地方的居民。

参与者把 panata 看得极重。文章里最顶的一个细节是：那位导演起初拒绝让一个 40 岁的焊工上架——这人花光了毕生积蓄赶到库图德，声称「他要为一桩他拒绝透露的重罪赎罪」。但导演坚持，钉十字架「不是为了赎罪，而是……一个还愿或谢恩的承诺」。导演的原话是：「只有当他能向我证明他懂得 panata 是什么意思，我才允许他被钉。」

同样的誓愿，在别处以别的形式还。 在马林杜克岛，男人们用扮演装束繁复的罗马百夫长（morions）来履行 panata，为保持传统的匿名而戴的沉重面具，恰恰增加了他们的不适——「据说，痛苦能让苦修者对基督的受难产生更深的共情」。在低地比科尔的一个小村区，人们的敬拜围绕着一尊叫 Amang Hinulid（「被安放于死亡中的父亲」）的、「死去的」基督木像展开，一些从疾病中痊愈的信徒会许愿为它上演一场长达数日的受难剧。事实上，「菲律宾每一个天主教社群都有自己版本的 sinakulo」，但它们并不总受 panata 约束——比如在布拉干省的卡皮坦甘，钉刑参与者大多是女性信仰治疗师，遵循的不是誓愿，而是神秘的出神与附体，仪式在这里「成了一种赋权的工具」，向她们自己的追随者展示她们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

而这，正是最该被记住的一层。 人类学家彼得·布劳恩莱因（Peter Bräunlein）反对那种关于「菲律宾钉刑的怪异、其诡奇异域气息」的流行叙事。他论证：菲律宾天主教徒之所以这样做，恰恰是通过对他们宗教「奠基神话」——基督受难——的字面演绎，来把自己认作基督徒。换句话说，外人眼里那桩越看越猎奇的血腥奇观，在内部账本上，是一份出于爱、被认真兑现的圣约。

备注

• 今日全 5 篇为英文源，无中文源。 周二游戏轮播（Bullet Points / Critical Distance / 机核）里，Bullet Points 的《Happy Eater》是唯一一篇本周新出的 standalone 长文（Critical Distance 只有 roundup 不算单篇，机核 7/07 刚用过）；主篇与远方的最强候选也都在英文池。语言多样性欠一点，记一笔。
• 远方备选： JSTO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ublic Sandbox》（沙坑作为 19 世纪女性争取公共空间的工具）很可爱，但和思辨篇同为「城市 / 公共空间被后来的安全焦虑扼杀」，主题回声太重，换成了地理与题材都更远的菲律宾钉刑。
• 明日轮播预告： 周三香水（Bois de Jasmin / CaFleureBon / Now Smell This）。
• 一个 hook： 今天这 5 篇其实是同一个动作的五个变体——表层被拿走或被看见（科幻的酷、邦德的体面、十字架的血腥），内核被掏空或被藏起（民主的良心、帝国的暴力、panata 的圣愿）。德波那句题记，是它们共同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