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

“天高皇帝远”

每个历史学家都知道，过去的绝大部分已经永远丢失了。大多数古人想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不知道；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那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是百分之十，百分之一，还是千分之一？还有一件事更少被人提起：我们手里的东西，并不是当年那一切的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均匀地留了下来。真实情况是——某些领域我们可能留住了百分之十，另一些领域只剩千分之一，甚至干脆是零。

这种”幸存下来的证据分布不均”，天然偏向精英。尤其是艺术这一块——学者们喜欢叫它”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日常话说就是”东西”（stuff）。从过去留到今天的东西，大体上都是有钱人的东西。

我第一次真正撞上这个”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指我们只看得到活下来的样本、看不到早已消失的大多数，于是对整体产生系统性误判）的问题，是在十多年前，2014 年。当时我在大英博物馆合作策划一个关于明朝早期中国的展览。这个庞大的王朝从 1368 年一直统治到 1644 年。博物馆馆长坚持要我们呈现当时”普通人”的生活。我们试了。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去找一件农具——那种当年一定存在过、数以千万计的东西。结果一件都找不到，一把锄头、一张犁都没有（更别说使这些农具的人穿的蓑衣、草鞋了）。相比之下，找到贵族女子的金累丝镶宝发簪，甚至找到金字塔顶端那些皇帝、皇后用过的物件，反而相对容易。

明朝在它的时代，是地球上最大的国家，很可能也是历史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十六世纪时它有大约一亿五千万臣民（具体数字专家们一直在争，因为它依据的统计本身就摇摇晃晃），比整个欧洲加起来还多。它也比同时代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大——只有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中东-北非-巴尔干一带的奥斯曼帝国，规模能与它相比。它有好几座城市，人口远超任何一个欧洲首都。

跟历史上大多数帝国一样，明朝也是在战争、暴力和混乱中诞生的。它的开国者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叫朱元璋（1328–1398）。他出生时，中国由蒙古人统治，都城在今天的北京——蒙古人是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约 1155–1227）及其孙子忽必烈（1215–1294）的后裔。朱元璋还是孩子时，贫农父母双亡，他进了一座佛寺。那时候蒙古人对政权的控制正在松动，被此起彼伏的起义、被统治家族内部的血腥内斗一点点掏空。

1352 年，朱元璋离开寺院，投身行伍，在各路军阀的部队里一级级爬上去，最后自己也成了一方重要将领。渐渐地，他成了几个想从蒙古人手里夺取最高权力的角逐者之一。经过几十年的惨烈战争，这个出身中国社会最底层的非凡人物笑到了最后：1368 年建立明朝，把蒙古统治家族逐回他们南下时出发的北方草原。

朱元璋嘴上把蒙古人骂作没开化的外人（“膻腥”是常用的贬词），手上却把蒙古统治术里的许多东西照搬进了新王朝。他把国都定在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富庶的地方——长江流域，也就是今天叫南京的那座大城。此时的朱元璋，不仅站在一个庞大帝国的顶端，也站在一个极其庞大的皇族的顶端。中国一向是个允许一夫多妻的社会，有权势的男人有权拥有多个伴侣，而这位开国皇帝把这一点推到了几乎前所未有的程度。除了唯一有资格称”皇后”的正室之外，他还有大约二十位妃嫔。（英文里 concubine 一词会让这事听起来不太正当、不太体面，但它在当时的中国其实相当合法、相当受尊重。）这些妃嫔为他生了二十六个被承认的儿子，其中二十四个活到成年；还有十六个女儿活到出嫁的年纪。此外很可能还有一批不分男女、幼年夭折、根本没进入史书的孩子。

在这样一个父权社会里，皇帝的任何一个孩子都是合法的，不管母亲身份高低。所以困扰过中世纪欧洲王室的那个”私生子继承权”问题，在这里根本不存在。开国皇帝用一桩桩联姻，去巩固他和众将领、和那些将与他共治天下的文臣精英之间的同盟。等儿子们长大，就被打发离开皇宫，各自统领军队，充当拱卫京师的”藩篱”。朱元璋有好几个儿子，在持续肃清蒙古残余、剿灭其他觊觎皇位者的战事中，积累起了自己赫赫的军功。

1398 年朱元璋去世，享年 69 岁，皇位传给了他的孙子——即嫡长子朱标（1355–1392）的长子；朱标已在六年前先他而去。这位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1377–1402），成长的环境和他那位凶悍的祖父截然不同：一个强调文治、而非武功的环境。可几位手握重兵的叔叔，让这位建文皇帝的位子坐得并不稳。他试图削减叔叔们的权力，结果逼得朱元璋在世诸子中年纪最长、也最能打的那一个，起兵挑战侄子对皇位的掌控。随之而来的内战打了好几年，动用了极其庞大的军队。

明朝什么事都是大规模的。这场内战把皇族自己也劈成两半：一半支持南京的在位皇帝，一半支持他的叔叔朱棣（1360–1424）。举个例子，朱棣的妻子，正是统率朝廷军队那位大将的妹妹——这种至亲在战场两边厮杀的情形比比皆是。仗打得这么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双方势均力敌，有点像英格兰的玫瑰战争。最终胜出的是朱棣：1402 年，他的军队攻破京城南京，他的侄子则在皇宫大火中不知所终。他随后主持的那场大清洗，把战败皇帝身边最亲近谋臣的家族斩尽杀绝。此后直到明朝灭亡，所有皇帝都是朱棣的后代。朱棣如今在史书里通常被称作”永乐皇帝”，取自他给自己那段统治起的、如今读来无比反讽的年号——永乐，意思是”永远的快乐”。在他的统治下，国都北迁到了他自己的权力大本营，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段统治被宣告为王朝的”第二次开国”、一个全新的起点。

研究明史的专家们一直在争论：国家权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触及了普通人的生活——那些成千上万住在中国辽阔乡村、靠最基本的自给农业过活、随时可能被天灾吞没的农民。整个帝国官员（“mandarins”，即科举出身的文官）的总数只有两万五千人，其中许多还集中在京城。所以很难想象，在这个官民比高达六千比一的国家里，乡下大多数农民这辈子曾亲眼见过一个官老爷。那句中国谚语”天高皇帝远”，传达的正是这样一幅图景：国家权力，离那沉默的、无人记录的大多数无比遥远。他们甚至知不知道自己活在”明朝”？

而对于处在这一切正中心的那个家庭——皇族本身——情况肯定大不一样。他们的生活我们总该事无巨细全都知道了吧？我可没那么确定。为这个皇族写一部历史的过程，反而逼着我重新去想：我们到底知道明朝中国的什么，以及关键在于——我们是怎么知道的。明朝传下来的那份庞大文字记录，恰恰逼出了一些关于”我们如何认识过去”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跟我们当下对”核实”与”真伪”的关切息息相关。研究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历史学家最后都会意识到一件事：史料告诉我们的，往往更多是关于它被写下来的那个时代、关于写它的那些人自己的关切与议程，而不是关于它所描述的对象。明朝也不例外。

任何一位明史学者的第一站，多半会是一部厚达 28 册平装本、书名简简单单叫《明史》的巨著。它是所谓”正史”（standard dynastic histories）里的最后一部——这种史书体例，两千多年前就在中国出现了，最早是《史记》。《史记》是一个人写的，那位”太史公”司马迁（约前 145–约前 87）；而此后所有正史都是一个团队写的。《明史》完成于 1736 年，那个团队为后来入主中原的满洲清朝皇帝效力。他们沿用了那套历经千年的格式，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历代皇帝在位期间逐年的大事编年（本纪）；第二部分，一系列关于重要专题的文章，比如王朝的经济、军队如何组织（志）；第三部分——这是篇幅最大的一部分——是大量在明朝生活过的人的小传（列传）。

除了少数几篇皇族女性——皇帝的后妃与公主——的传记之外，这些列传写的全是男人。读《明史》时，有一点很重要：它并不是与它所描述的事件、人物同时代的，甚至连接近都谈不上。它完成于明朝 1368 年开国的三百五十多年之后，也在这个王朝血腥收场、满洲清朝取而代之近一百年之后。编纂这部浩大史书的人，个个都很尽责，他们的成果理应算得上中国文学、也是中国史学的杰作之一。但他们并不是事件的目击者，连边都沾不上。

比《明史》还要庞大的，是一大批叫《明实录》的东西。每一朝结束后，一个史官委员会就会为刚刚驾崩的那位皇帝编一部官方记录，逐日记事，取材于当时产生的各种文书——然后把这些原始文书付之一炬，在一场仪式性的焚烧里烧掉，好让这部一朝一朝的《实录》成为一份基本上无可质疑的记述。每一部《实录》都由在位的君主（多数情况下是前一位皇帝的儿子）审定批准。所以，从定义上讲，没有哪个明朝皇帝读过自己这一朝的《实录》——而那恰恰是后世评判他的基本材料。这些《实录》最初被设计成严格管控、限制流通的东西，只在皇权政府的最高层内部才看得到；它们不付印。但到了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也就是明朝的末期，这部书的抄本（仍然是手稿）开始在中国的读书人精英之间流传。一套《实录》，成了富人藏书里一件珍贵的收藏。有句中国谚语说”史官之笔如铁”，指的不仅是人们期待史家笔下那种不可弯折的正直，也指历史记录那种不可更改的性质——它不容挑战。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不出所料，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

皇帝的本名（就像”朱元璋”里的”元璋”）是绝对的忌讳，普通人不能用。皇帝在世时，只被简单地称作”上”（highness）或”皇上”（imperial highness）。他在位的那些年份，被赋予一个”年号”，含义往往取自中国经典，比如洪武（“great martial power”，宏大的武力）、建文（“establishment of civil merit”，建立文治之功）、永乐（“perpetual happiness”，永久的快乐）。这不是皇帝的名字——尽管如今人们常常把明朝开国者写成”洪武皇帝”。正是这套年号，构成了中国纪年的框架。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元 1403 年，在明朝就是”永乐元年”，1404 年是”永乐二年”，以此类推。

皇帝死后，会得到一个”庙号”，那也是他在史书里被称呼的方式。我们推测，这个庙号既是人们日常口语里提起已故皇帝的叫法，也是他作为祖先、在皇室祭祀那套礼仪中被供奉时的名号。当时的中国人相信，祖先在活人的世界里是有力量的（你不会仅仅因为死了就不再是皇族的一员），并且是与那个非人格、却全能的”天”沟通的重要渠道。于是开国皇帝死后成了”太祖”（grand progenitor，伟大的始祖）；这个称号，历史上许多前代开国之君都被追封过。所以他这一朝的《实录》，就叫《太祖实录》。

考虑到太祖死后接踵而来的那些暴力事件——孙子被推翻、儿子朱棣篡位登基——《太祖实录》前后改了三次、花了大约十六年，直到 1418 年永乐皇帝才终于满意，这或许并不奇怪。我们如今仅有的就是这个版本，之前那几个全被销毁了。当年必定有许多人——尤其是皇族及其周边的人——心里非常清楚，这份官方钦定的历史，在不少地方跟他们亲历的那几十年是对不上的。举个例子，《太祖实录》里有一份精心编造的谱系，把这位开国皇帝说成是颛顼（前 2513–前 2435）的直系后裔——颛顼是黄帝（前 2698–前 2598，被尊为神、圣、华夏始祖）的孙子。

问题倒不在于颛顼和黄帝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神话人物”。而是，必定有许多人还记得朱元璋自己一再强调，他出身极其卑微、毫不显赫，是（承蒙天意）从一无所有里硬爬到皇位上的。他对此很是自豪，也常常主动提起。所以《实录》这第一页，就用一个坦白说相当离谱的断言，亲手拆掉了它自己作为文本的权威。或者反过来说——能够对历史做出离谱的断言、并让它被公开接受，这本身也许才是真正权威的标志（至于私底下信不信，那是另一回事）。

更极端、也更切题的，是被推翻的那位侄子——建文那四年——如今要被从历史里干脆抹掉。洪武纪年被硬生生续了四年，好盖住那段消失的时间，于是它不是在（开国皇帝驾崩的）洪武三十一年结束，而是一直延到了洪武三十五年。碰巧，早明留存至今、极少数几份土地买卖契约里有一份，落款正是”建文二年”。真让人忍不住想：当那两个相对普通的立契双方，发现自己成交那一年突然凭空不存在了，他们心里是什么滋味？不过，建文这个年号并没有从读书人的意识里消失。恰恰相反，随着明朝往后走，要求某种形式承认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只是承认建文一朝存在过，更要承认那些”殉难者”（人们如今这样看他们）遭受的暴烈冤屈：他们死在永乐皇帝夺权时的复仇之下。到最后，王朝不得不让步。所以，史官那支如铁的笔，终究还是有那么一点可弯的余地。

多数情况下，一位明朝皇帝的《实录》，是在他儿子在位时编写、并（至少在形式上）由那个儿子最终审定的。这意味着，中国那条极其重要的道德义务——“孝”（filial piety）——限制了对逝者的批评，也限制了对他作为统治者优劣的评判。所以一个皇帝在《实录》里，多半会显得基本称职、基本有为。总体上，明朝逃过了父子冲突最负面的那些后果——原因却相当讽刺：明朝皇帝在”活得够久、久到让这种父子碰撞真正显现出来”这件事上，纪录实在糟糕。至于为什么这么多明朝皇帝英年早逝，一直不太清楚。这不是像欧洲哈布斯堡王朝那样近亲通婚（他们娶表亲或叔伯——偶尔这两者还是同一个人——攒下了一堆吓人的遗传病）导致的。明朝的皇后与后妃总是给这个王朝带进新鲜的遗传物质，因为她们从来不出自同一批家族。

明朝的其他文字表明，皇族之外大量上层人士——伙食好、有医疗——活到了即便以今天标准也算高寿的年纪，七八十岁。即便在明朝，不到四十岁就死也被看作是不幸而可悲的。可这偏偏就是许多明朝皇帝的下场。开国皇帝活到了近七十（考虑到他艰难的人生开局、打过的那么多仗，这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永乐皇帝活到六十四。可这两位，是十六位明朝皇帝里仅有的两个见到六十岁生日的人。永乐皇帝的儿子四十六岁就死了，他之后的两位继任者死时才三十多岁。

明朝皇帝相对偏短的寿命，意味着他们的继承人往往在极年幼时就登了基。跟世界上某些地方不一样，幼童登基似乎并没有让明朝失稳。虽然所有决定名义上都由”皇帝”做出，实际上却是皇帝的母亲——比如 1435 年新皇帝是个八岁孩子、又比如 1572 年新君才九岁时——连同最高级别的官员，构成了权力的主要来源。

比幼童皇帝更让局面动荡的，反而是少年皇帝——在这一点上，明朝也许运气特别背。不过在明朝，根本没有”青春期”这个概念。你要么是小孩，要么是成人，后者的标志是你到了可以成婚的年纪（通常十五岁，有时更早）。在 1465 到 1522 年这大约半个世纪里，先后有四位皇帝登基，年纪分别是十六、十七、十三、又一个十三。想想看：这些少年男孩被赋予理论上无限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性伴侣（还有酒）——那么，某些明朝的统治看起来一塌糊涂，我们也许就不该太意外了。

明朝的官方历史，无论是《实录》还是后来的《明史》，都浩繁到制造出一种”我们什么都知道、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都尽在掌握”的错觉。但事实上，缺漏比比皆是。而这些缺漏，没有哪一处比女性的生平更巨大、更刺眼。我们连大多数明朝皇后的本名都不知道。她们当然有名字，但在明朝，一个女人的身份与体面，恰恰有一部分就在于——这类私人细节，外人（比如男性宫廷史官）是不该知道的。

有一个例子，就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感受——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有多少。如今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幅手卷，极其精细、一丝不苟地画着 1493 年举行的一场仪式，主持者是我们今天称作”道教”的中国本土宗教里最资深的人物之一。这是一场法事，目的是赋予一位姓张的皇后（她将成为正德皇帝的母亲）召唤并驾驭一整批可怖神祇的权力——那些神有着”司命""雷部主administrator”之类的名号。这幅《张皇后受箓图》，是研究皇族宗教生活、研究王朝女性在宗教生活中扮演角色的一份无价证据。但它是孤例。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和这幅张皇后受箓图相提并论，也没有任何别的存世文献，哪怕接近地让我们这样深入地窥见皇族女性”私人”的宗教生活。

为了进一步帮我们把握”我们对明朝知道什么、又不知道什么”这个尺度的分量，还有一件事：在明朝传下来的所有文字、那数以百万计的汉字里，竟然没有一处提到过张皇后受箓这件事。假如这幅手卷没能侥幸留存，我们根本不会知道它发生过；更确切地说，我们连”它可能发生过”这个念头都不会有——它会是又一件”unknown unknown”（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那我们还有多少事根本不知道？这提醒着今天的每一个人：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是有边界的，而谦卑——和铁一般的严谨一样——必须是历史学家的本能之一。

哪里有知识的缺口，哪里往往就有人去填补。随着明朝往后走，皇族之外的写作者写起这个家族的事来越来越大胆——这些事让当时的读者着迷，正如”王室”的生活方式与婚姻烦恼直到今天仍让人津津乐道。有时候，他们干脆就是编。等到《明史》1736 年完成时，各种关于皇帝私生活的香艳细节——细到皇帝做过什么样的梦——都已获得了”历史事实”的地位。而对中国的观众来说，这些”历史事实”至今仍在提供消遣与娱乐。就像英国许多非专业历史学家都知道亨利八世有六个老婆，中国许多人也都知道明朝第五位皇帝先后有两位皇后，还上演了明朝第一起（但绝非最后一起）帝王离婚。这桩香艳故事，正是那部长达 62 小时、大受欢迎的中国电视史诗《大明风华》（2019–20 播出）的核心。剧里，胡皇后和取代她的孙皇后，暗中竟是姐妹——就学术历史而言，这说得客气点也是极不可信，尽管它拍成戏是好看的。

拿着铁笔的专业历史学家，如今已不再是唯一有资格讲故事的人了。这就更有必要去认真思考、也公开地讨论：不只是我们知道过去的什么，还有——我们是怎么知道过去的。没有任何一份证据，无论是一段文字还是一件器物，是带着绝对的天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场展览可以有一种直接性，把我们带到过去的面前，那是文字或许更难做到的。但展览和博物馆只能展出留存下来的东西——而现实是，那些没有留存、却曾经以多得多的数量存在过的东西，也许才是过去更重要的部分。

文字——尤其是像明朝中国这样、文字以如此庞大的数量传到我们手里的地方——也许看似能填上那些缺口，但文字也有它的沉默、它的排除。绝大多数历史写作，无论今昔，都是从某个特定立场写出来的。碰上那种被普遍公认有争议的话题，比如（举个当下的例子）大英帝国及其遗产，那立场通常还挺容易看出来。可对于写在更遥远过去、或更陌生语境里的作品，立场就更难把握了。去追究这些立场，绝不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历史真相”；恰恰相反，它是在坚持——过去，既有它的真实，也有它的复杂。

资本利得，也可能是工钱

一句 hook：过去四十年最流行的一条左翼经济叙事——“劳动份额（labor share，即国民收入里发给劳动者的那块，相对发给资本的那块）一路下滑，工人越来越吃亏”——可能有一大截，只是记账方式没跟上现实。

Tabarrok 转述了两位经济学家 Zwick 和 Zidar 的论点，再往下指向一篇叫《Human Capitalists（人力资本家）》的研究。核心机关很简单，但一说破就让人愣一下：

当一个员工的薪酬有一部分是股票——股权授予（equity grant）、股票期权（stock option）——而这股票后来涨了，税法往往会把涨的这部分算成资本收入（capital income），而不是劳动收入（labor income），具体取决于资本利得（capital gains，即卖出时相对买入价的增值）什么时候发生。于是同一笔钱，明明是公司为了换你这个人的脑子和时间才给的，账面上却被记成了”资本的回报”，而不是”劳动的回报”。工人那一栏于是显得越来越瘪——不是因为工人真的少拿了，而是因为他拿的那部分被记到了另一栏。

《Human Capitalists》给的数字很实：

• 2010 到 2019 年间，这些”人力资本家”（拿大量股权薪酬的公司员工）的薪酬里，股权薪酬占了 36%。
• 到 2019 年，光是制造业里，股权薪酬就相当于该行业增加值（value added）的 7%。
• 关键那一击：如果只看现金工资，制造业高技能劳动的收入份额从 1980 年代的 17% 掉到最近十年的 11%——看起来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下滑。但一旦把股权薪酬加回去，这个下滑几乎被完全抹平——只按工资算出来的”份额下降”，被砍掉了 32%。
• 换个角度看更震撼：把股权薪酬算进去后，高技能劳动占全部劳动收入的比重，从 1960 年代初的三分之一，涨到了 2010 年代的三分之二。

研究作者还点了一个方法论上的锅：以前的研究之所以低估了这件事，是因为它们只盯着 C-suite（首席高管层）看，以为只有 CEO、CFO 才拿股票；实际上 C-suite 以下一大片高技能员工——工程师、研究员——早就在拿股权了，只是没被算进去。

My take（Eric 视角）：这条基本就是在讲你自己。你在 Meta，工资单里 RSU（受限股票单位）那块本来就是薪酬的大头——一涨，税表上它是资本利得，可它明明是公司为了留住你这颗 DS 脑袋才给的工钱。所以下次谁跟你叹”打工人几十年越来越惨、蛋糕全被资本吃了”，你可以反问一句：那科技公司那几百万工程师手里的股票，到底该记进”资本”还是”劳动”？不过也别照单全收——它救的是高技能劳动那条线，仓库工、服务员没股票可发，他们那条份额线该跌还是跌。这研究抹平的是工程师的委屈，不是全体打工人的。

Taste 训练（周二游戏）：一只被斩首的猿猴，教你什么时候不该格挡

一句 hook：宫崎英高说狮子猿是他最喜欢的 Boss。一篇中文拆解讲清楚了：它的厉害不在难，而在它是一道”应用题”——它不考你会不会打铁，它教你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不该打、以及为什么。

（给没玩过《只狼》的：这是宫崎英高 FromSoftware 2019 年的动作游戏，核心机制是”格挡”——把握时机精准挡下敌人攻击、削减对方的”架势条”，俗称”打铁”。“霸体”指某些敌人不吃格挡、不会被打断的状态。）

外貌与叙事：反差和背景音里藏着一整出悲剧。 狮子猿初登场时背对玩家，看着平平无奇；一转身咆哮，狰狞面容加上一把贯穿脖颈的大刀，视觉冲击瞬间拉满。那把刀本该致命，却没能拦住它的迅猛动作，反而让它显得”惊吓过度、歇斯底里”。第一阶段后你用它自己脖子上的刀把它斩首——结果在诡异的背景音乐里，无头的猿猴捡起头颅和武器重新站了起来。处决动画揭晓真相：是体内的”不死虫”在操控这具肉体，狮子猿的意识早已消失。

背景是一出彻底的悲剧：它守在”坠落之谷”，看护亡妻生前最爱的馨香水莲；那里的水源来自”源之宫”，含有不死虫卵，它于是被迫获得了”不死”。而在《只狼》的世界观里，不死等同于诅咒——它既要承受精神崩溃、面容扭曲，又只能眼睁睁看着伴侣死去，最后沦为寄生虫的傀儡。作者点出关键：整出悲剧没有一段过场动画来讲，全靠地图细节、物品描述和战后的寂静传递。

战斗设计：一道放在”期中考”位置的应用题。 《只狼》的敌人大体分”格挡型”和”霸体型”，霸体型通常口碑不高——那狮子猿凭什么获好评？作者的答案很漂亮：它处在游戏进度的”期中考试”位置。前面的弦一郎是”基本题”，检验你会不会格挡；狮子猿是”应用题”，检验你对距离的把控和对机制的理解。玩家此前已经零散学过：野兽怕鞭炮、怕火、机关长枪能剥重甲——而狮子猿恰好把这些弱点全占了，逼你把学过的东西综合调用。这种”学以致用”触发的大脑奖励，远超单纯重复操作的成就感。

• 一阶段（霸体型）：那些放屁、扔屎、撒泼打滚看着滑稽的招式，其实是距离引导机制——离得近它快速跳开、打你一套后摇假象；离得远它迅速贴上来用无法格挡的擒抱；距离适中才放大后摇招式。于是”控距离”本身成了这场战斗的核心思路。
• 二阶段（回归格挡型）：为体现虫子附身的诡异，战斗逻辑被整个颠覆——从霸体型变回格挡型。连段最后一下”势大力沉”，完美格挡后开出可观输出窗口。有观察力的玩家能想到用机关长枪把不死虫拉出来；就算没用长枪，攻击头部 / 断颈处的伤害也明显更高。这等于对”身体技能”（打铁连招）和”心智技能”（联想与洞察）做了双份奖励。

My take（Eric 视角）：这篇其实是一篇伪装成 Boss 攻略的”好教学设计”论文，对你做内容特别有用。它的方法论可以直接搬去讲 TFT——最好的一课不是告诉你”这套阵容怎么打”，而是把前面几关埋的知识点（鞭炮、火、长枪）在一个新情境里逼你自己拼起来，让你产生”我终于想通了”而不是”我照抄赢了”的爽感。你要是想拍一期”为什么有些关卡让人上瘾、有些只让人烦”，狮子猿这套”打破依赖→逼你创新→奖励新思路”的四步循环就是现成的骨架。

让你倒向极端的，不是处境，是一种脑子转不过弯的方式

一句 hook：几十年来心理学课本一直教我们”换成谁在那个处境里都会作恶”。一位神经科学家用一个像俄罗斯方块的小游戏证明：不是的——有一种脑子的运转方式，让你天生更容易倒向极端，而且你多半察觉不到自己是这种脑子。

1950 年代，世界还在从威权政权的暴行里缓过神来，社会心理学家迷上了一个新解释：一切都是处境（situation）。三个著名实验成了这套叙事的支柱——耶鲁的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让参与者对无辜同伴施加（假的）电击，多数人照做了；斯沃斯莫尔学院的阿希（Solomon Asch）测人会不会为了随大流而否定自己亲眼所见，多数人至少从众过一次；斯坦福的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把学生分成狱警和囚犯，不少”狱警”变得残忍。结论被写进一代代课本：换成谁都会服从。而这个结论有个”贴心”的副作用——既然人只能屈从于处境，那就不必再去打开”心智”这个黑箱、去看是不是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容易倒向极端。

但兹米格罗德指出一个被长期忽略的裂缝：这些经典实验里，个体差异其实大得惊人。 米尔格拉姆实验里 65% 的人施加了最高强度的痛苦——可 35% 的人拒绝了；阿希实验里近 75% 的人从众过——可大约 25% 的人始终站稳了立场；津巴多的监狱里，也有人反抗、甚至有人装崩溃提前离场。那问题就来了：那些不服从的少数人，脑子里、身体里发生了什么不一样的事？如果我们的解释停在”处境""盲目服从""不加批判的从众”，我们就永远不会去问这个问题。

她过去十年就在问这个问题，方法是给全世界几千人玩神经心理学小游戏——像俄罗斯方块或纸牌接龙那样。其中一个叫”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你要把一张牌和屏幕下方四张牌之一配对，很快你会发现”红配红”能得分，于是学会了”按颜色配”这条规则，反复套用，感觉自己掌握了游戏。但玩了十到十五轮后，规则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变了。

她感兴趣的正是”规则变了”这一刻：

• **认知灵活（cognitively flexible）**的人会察觉旧规则失灵，通过试错去摸索，最后发现现在要”按符号配”（红心配红心、三角配三角），随即适应。
• 认知刚性（cognitive rigidity，指一个人难以适应变化或不确定）的人一撞上变化就厌恶它——他们不改行为，而是把那条已经不管用的旧规则一遍遍继续套，哪怕眼前明明有证据表明新规则已经生效。

而她的核心发现是：在这类任务里表现出认知刚性的人，往往也是最意识形态化、最教条的人。他们倾向于拒斥证据和不同视角；他们最威权——把服从和一致看得高于关怀和个体；他们支持意识形态暴力，愿意以自己认定的事业之名去伤害别人和自己。具体到问卷，那些在卡片游戏里最难改变策略的人，也最可能认同”人应当愿意为自己的群体去战斗、去死”、认同”严格服从权威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价值之一”。

更反直觉的一点：这跟左右无关，两头都刚性。 无论政治光谱的极右还是极左，都倾向于心理上最刚性；反倒是那些对既定政治身份保持独立和怀疑的人，思维最灵活、想象最流动。而且无论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关乎政治、民族主义还是宗教，认知刚性都和意识形态刚性同步出现。所以她的结论是：一个人会不会倒向极端，与其说取决于他”想什么”，不如说取决于他”怎么想”。

最后她给了一条出路，也是这篇最”暖”的地方：认知灵活性本身是可变的——我们都能在”刚性↔灵活”这条谱上移动。所以对抗极端主义，与其去逐条反驳极端信念的叙事、事实或道德（反正意识形态一直在变异、新的极端主义层出不穷），不如训练思维的总体灵活性，它会外溢成全方位更细腻、更包容的思考。而且别急着以为自己已经是”灵活达标的人”——最刚性的人，往往正是那些自以为无比灵活的人。

My take（Eric 视角）：这篇最值得饭桌上甩出来的，是那个”最刚的人往往自以为最灵活”的钩子——它把”极端分子”从一个道德标签，翻译成一个可测量的认知特征，谁听了都会下意识地想”那我是哪种”。它对你也有一层直接用处：你反传统、警惕站队、不轻易把整套立场打包吞下——按她的框架，这恰恰是”认知灵活”那一端的行为。可以留个反问给作者：她那套卡片测验测的到底是”意识形态刚性”，还是单纯的”抽象规则切换能力”？一个数学很好、换规则很快的人，未必在真实政治里就不教条。别把一个 Tetris 分数直接等同于开明。

世界角落：米其林指南里，“正宗”两个字在偷偷压价

一句 hook：同样是高级餐厅，法餐被夸”技艺精湛”，加州菜被夸”有创意”，而中餐、泰餐、意餐被要求”够不够正宗”——社会学家扒了 1380 条米其林点评后发现，“正宗”这两个字，恰恰是系统性给这些菜系压价的那把刀。

社会学家 Gualtieri 分析了 120 位主厨的访谈、加上 2016 版《米其林指南》的 1380 条点评，归纳出高级餐饮界暗中运行的三套评价逻辑——而一家餐厅落进哪一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被贴的标签：

• “经典”餐厅（法餐等）→ 用”技艺”评判。 点评里明说”完美执行”、是否恪守既定烹饪规则。
• “灵活”餐厅（被形容为”美式""当代""加州”的那类）→ 用”创意”评判。 允许你在古典根基上创新。
• “族裔”餐厅（中/泰/意等）→ 用”正宗”评判。 常常被拿去对照一套刻板印象，而不是就它本身的水准来评。

问题就出在第三套。一位中餐主厨一句话戳破了这个陷阱：“所谓正宗，就是别人对这门菜系的想象……它是一套关于这门菜’应该长什么样’的刻板印象。“一位意大利主厨则撞上另一种荒诞：因为菜单上没有”fettuccine alfredo（奶油培根宽面）“——一道其实是美式意餐、并非真正意大利菜的东西——好几位客人当面说他”不算意大利人”。

更实际的伤害在钱上：族裔餐厅陷入定价悖论——客人不愿为精致做法付高价。一位泰餐主厨苦笑：“我们没少因为’一家族裔餐厅怎么高级到不像正宗了’挨批。“于是 Gualtieri 的结论很冷：“族裔餐厅被’正宗’这套逻辑系统性地贬低了价值”，而经典和灵活餐厅则搭上了”标准化美式高级餐饮机构”的便车。

今日 detail：主厨们描述”创意”时用的词，几乎是造反——“我们被教的是经典法式技法、经典法餐，可现在我们说：不。我不想再那么做了。“注意这份”不想那么做”的自由，恰恰只发给了被归进”经典”和”灵活”那两栏的厨师；被归进”族裔”那栏的人，先得过”正宗”这一关，连造反的资格都得先挣。

My take（Eric 视角）：这条你最有共鸣——“正宗中餐”这顶帽子你肯定被硬扣过。它锋利的地方在于揭穿了一个伪褒义词：夸法餐”技艺”、夸加州菜”创意”，都是在夸这个人的能动性；而夸中餐”正宗”，是在夸它有多贴近一张别人画好的刻板印象——表面抬举，实则剥夺创作权，还顺手把价格压在那儿。这套逻辑不只在餐厅，移民身份、“你英语真好”、“你数学一定很强”全是同一台机器。下次有人夸一家亚洲餐厅”很正宗”，可以逗一句：那你会夸一家法餐”很正宗”吗，还是会夸它”很有想法”？

备注

• 今日五栏齐全，无跳过。
• 阶段 0.5 Tavily discovery 扫描噪音过多、无可用信号，退回固定 source pool（符合 SOP 异常处理）。
• 明日轮播预告（栏目 3）：周三 → 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