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待

没有人是白手起家

公平正义的理念里，深深埋着一个想法：人应该得到他应得的。“应得”是个直觉上很有说服力的概念，因为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可理解的。如果好人受苦、坏人得意，那世界不光是个痛苦的地方，还成了一个道德上彻底混乱的地方。哪怕世界其实极不公正，“人各得其所应得”也仍然是一个我们离不开的必要幻觉。我们需要相信自己的行动有意义，才能产生足够的动力去追求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精英主义的理想。它的核心是一套意识形态：当社会和经济上的差异反映的是个人的努力或天赋时，这些差异就是正当的。它跟我们这种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民主体制配合得天衣无缝——这套体制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开放的机会系统，奖励那些在竞争中胜出的人。精英主义暗示，不平等是公正、公平的。爬上去的人配得上爬上去；落在后面的人，则被鼓励再加把劲。我们每个人都得靠自己把自己从泥里拽出来。

“精英主义”（meritocracy）这个词本身可能比较新，是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在 1950 年代造出来的。但早在新自由主义之前很久，另一套古老得多的哲学，就已经把不平等论证成个人努力的当然结果了：儒家。看清楚儒家错在哪里，能照亮我们该如何挑战精英主义这套强大的意识形态。

孔子（约公元前 551—前 479 年）生活在东周晚期，那是一个诸侯混战、政治剧烈冲突的时代。他是个老师，也做过小官，在各国宫廷之间游走、献策。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暴力失序，根源在于道德上的失败，而这种失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孔子的方案是务实的：通过道德教育，个人可以修养自己，再通过这种修养，重建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来恢复稳定。

儒家政治哲学的出发点看起来格外平等：机会平等。在孔子和他的后继者看来，人在出生时天赋大致相等。每个人都具备道德修养的能力。学习、自律、伦理上的磨炼，是任何人都可以走的、敞开的路，不管你从哪里来。这个共享的起跑线，是儒家人文主义的根基：只要你肯试，你就能成。

孔子对开放与流动的执着，源自他对道德能动性和人类意志力量的一种坚固信念。儒家相信，个人要为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负责。通过持续的努力——学习、礼的实践、有纪律的自我约束——人主动塑造自己的品格。因此个人与自己的结果之间，存在一种道德上意义重大的关系。一个人的社会位置，是回应其能动性的，哪怕处境再不利。

儒家哲学家孟子（Mengzi）把这个想法表达得更系统，后来被称为”自然平等”：所有人都共享同样的基本道德能力，每个人都有向善的潜力。既然人人机会平等，那么不平等的结果、社会地位的差异，就跟随于努力、纪律和发展程度的差异。

“有的苗不开花，正如有的花不结果！”

有一个概念帮我们理解这一点，它正处在儒家思想的最核心：贤（xian）。“贤”抓住的是那些修养过自己的人与没修养的人之间的区别。这是一种伦理地位上的区别——有些人比别人更多地发展出了同情、正义的判断力和道德上的自我克制。确实，有些人把这些德性发展到了能为集体生活承担责任的程度。所以道德上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存在，即便道德能力本来是被平等地分享的。

这个区分有政治意义，因为儒家认为，当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映射道德上的不平等时，它们就是正当的。权威、影响力和物质保障，应该落到那些修养出来的禀性让他们能以道德、正义的方式行使权力的人手里。于是不平等就变得在伦理上可以接受——甚至是值得提倡的——只要它追踪的是道德上的高下。

照儒家说，这一切都很公平，因为它还建立在另一个假设上：道德修养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做的。正如孔子在《论语》里说的：“有的苗不开花，正如有的花不结果！“每个人都有寻求道德教育、重塑自己品格的能力，但只有那些真去做的人，才靠自己的努力成为”贤”。

更进一步，至关重要的是要把”贤”的人和不”贤”的人区分开，这样才能把治理社会的权力交给值得的人。这就是儒家”正名”（zhengming）原则的角色。名，起着规范性角色的功能。被称为或被授予”君”、“臣”、“贤人”的头衔，就意味着被指派了与这些头衔相称的义务、期待和权威。“正名”把道德上的不平等翻译成一张连贯的社会地图，确保修养出来的能力与社会位置对齐。

当然，那些肩负更大责任的人，需要更多资源来履行职能。政治等级于是蕴含经济不平等。“贤”的人不光需要更多，他们也配得更多。正如儒家哲学家荀子告诉我们的：“虽然一个人的俸禄是整个天下，他也不必认为太过分；虽然一个人只是个看门人、接待员、守卫或更夫，他也无需觉得薪水太微薄。“对荀子来说，不平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恰当的。政府的职责，就是创造一个等级化的环境，提供让人能”贤”的基础设施，然后区分贤与不贤。不平等，是社会秩序的必要前提。

这套结构是两千多年前铺设的，可你不难看出它如何延续到今天对”自我提升”和”努力的价值”的诉求里。词汇可能从”德性”换成了”生产力”，从”修养”换成了”绩效”，但那套道德语法惊人地相似。不平等之所以显得是应得的，是因为它把自己呈现为在一个开放系统里个人努力的累积结果。

道家哲学家庄子，对这一切一概不接受。庄子大约生活在孔子之后一个世纪，置身于同样充满敌意、政治四分五裂的世界，却对这种失序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我们对他生平所知甚少，但他那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伟大著作里,第 17 章的一则轶事,告诉了我们他是怎样一个人。故事里,庄子被许以高官,他拒绝了。当国王的使者前来招他时,庄子指着王室宗庙里供奉的一只神龟壳,问道:这只龟是宁愿死后被供奉,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使者答,龟宁愿活着也不愿被供奉。“那就走吧,“庄子说,“我也要拖着尾巴在泥里爬。“活着而无名无品,好过在一个把生命活力当成可以兑换抽象声望的货币来榨取的系统里被抬举。

儒家看到的是一张世界的道德地图,修养出来的德行与社会权威一一对齐;庄子看到的,是一个远更脆弱、远更偶然的现实。他的靶子,不只是系统内部的不公,而是”道德价值可以作为等级的稳定基础”这整个想法本身。

庄子把他的批判搬上舞台来演。在他最尖锐的一则寓言里,他想象了一场对峙:孔子——道德修养的象征——与盗跖,一个领着暴力团伙的臭名昭著的大盗:最好的那种人,面对最坏的那种人。孔子去见盗跖,而盗跖那一刻正巧在啃一片人肝。尽管如此,孔子还是希望能感化这个无法无天的食人者。他说着德性、礼仪、正义的语言,劝盗跖弃恶从善,成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成为”贤”。

一个按德性给人排座次的系统,必然制造出自我榨取的激励。

然后庄子把这套道德几何学搅乱了。盗跖既不显得困惑,也不显得没受过道德教育。他以犀利的智慧回应,把孔子的道德语言反过来扣在他自己头上。“你随意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说,“以此把天下的诸侯引入歧途,让那些学者不去做他们该做的正经事。“他接着嘲讽”德性给了谁特殊的统治或评判他人的资格”这个想法。他指责孔子和他效力的统治者,在大尺度上做着他在小尺度上做的事:从别人那里拿走。唯一的区别是,孔子干这事是打着崇高理想的名义。

他把这些理想当成一种偷窃:一种通过名目、标准和排序来”捕获”世界、再用这种捕获去给权威背书的方式。庄子的文学目标,因此是把强盗和圣人变成彼此的镜像。两者的区别只在于技术和社会结构,而非什么本体论上的天定。盗跖和孔子都是贼:一个偷货物,一个偷名目。

通过这种戏剧手法,庄子发展出一套对”儒家用道德为不平等辩护”的系统性批判,而这套批判最核心的部分,是他坚持:道德上的奋力争取让我们疏离于生命本身。对庄子来说,“成为贤”这个驱力,引诱一个人为一个抽象之物而活——无论那是名声、道德纯洁,还是某个圣人式的”追求至善”的理想。这导致人把自己的生命当成那个抽象身份的原料。一个人血肉的身体,成了某个非物质之物的工具。

在盗跖的独白里,他列举了一连串被歌颂的儒家典范:伯夷、叔齐,宁愿饿死也不肯侍奉不义之君;比干,因为劝谏纣王太过激烈,被剖出了心脏;伍子胥,因对国家的忠诚——警告君王有威胁——最后落得尸体被扔进河里。这些人在儒家里被当作德性的楷模,庄子却把他们当成悲剧人物,“困在名声与名目的网里”,他们之所以惨死,恰恰是因为他们对德性不知变通的追求。

让这些人物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被自己的信念吞噬了。一个按德性给人排座次的系统,必然制造出自我榨取的激励。一旦德性变成某种可以被衡量、排序、并兑换成权威的东西,它就把人的生命变成一种待花费的资源。换句话说,儒家的”贤”把修养变成了道德资本,而道德资本要求从自我身上提取。事实上,你在我们现代新自由主义的”hustle culture”(拼搏文化)里能更清楚地看到这种自我提取——在那里,“早起卷起来”很时髦,为此放弃基本的生活需求也很时髦。

有人也许会反驳:庄子对儒家精英主义理想的看法太悲观了,儒家从根本上讲的是道德和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毕竟,社会变革需要牺牲。然而在这个系统里,牺牲并不作为对不公的回应来运作(即便个体行动者自己是这么理解的),而是作为一种积累道德地位的方式。用一个人的牺牲所购买的,不是一个更好世界的可能性,而是你自己或你家族的一个更高的位置。

要让这套逻辑成立,德性就必须是某种可以被衡量、被排序的东西。只有这样,生命才能被分拣成”配得更多的”和”配得更少的”。所以儒家的精英主义理想,建立在一个假设上:价值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尺度。庄子不认为这是真的。

对他来说,任何对价值的衡量,包括儒家那一套,归根结底都是有缺陷的,因为现实不是某种我们可以整整齐齐地映射到善与恶上的东西。坚持这么做,用盗跖的话说,是对价值的一种”垄断”。在现实里,道德区分产生于具体的情境之中。对一个人来说像是慈悲之举的事,可能同时伤害了别人;在一个语境里算正义的,到另一个语境里可能变成残忍。“在我看来,“庄子写道,“所有仁义的萌芽、所有是非的踪迹,都纠缠混乱得无可救药。我怎么可能知道如何去区分它们、并得出任何关于它们的结论呢?”

运气、际遇和特权,远比道德修养更能决定谁最终掌权。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什么是对的、所以怎样都行。它的意思是:我们所做的评价,从来无法脱离产生它们的那些处境。不存在一个中立的制高点,可以从那里掂量”德性本身”。更进一步,庄子坚持,哪怕在价值可以直截了当的理想化情境里,“等级和制度能反映那张道德地图”这个想法,也是对权力实际如何运作的深刻误解。在盗跖那一章别处,他指出”小偷被抓,大盗成了诸侯”。

我们常常看到这一幕上演。1983 年,一个来自阿拉巴马、名叫阿尔文·肯纳德(Alvin Kennard)的人,从一家面包店偷了 50.75 美元。他被判终身监禁,2019 年才获释。与此同时,2008 年金融危机的肇事者们,毁掉了估计 50 万亿美元的全球财富,把近 1000 万个美国家庭赶出了家门。只有一名中层银行家因为给证券错误标价而入狱(服刑 30 个月)。这就是权力如何让问责的天平倾斜。用庄子的话说,大盗不过是那个权力大到足以让自己的”拿取”为所有人定下规则的贼。

无论在庄子的时代,还是现在,运气、际遇和特权,远比道德修养更能决定谁最终掌权。在《庄子》里,孔子还提出要为盗跖洗白名声、把他重塑成征服者而非社会公害。重点在于,对庄子来说,一旦某人胜出了,他的位置往往会被回溯性地框定为应得的。他的支配地位成了他德性的证据,他的胜利成了他价值的证明。

儒家把价值当成某种在权威被分配之前就能被辨认出来的东西;庄子的暗示恰恰相反:是权威决定了谁被算作有价值。所以,权力往往不是反映德性,而是有能力制造出德性的外观。这就是等级如何制造出它自己的道德叙事。统治者们,渐渐被称为正义之人。

这个想法,在现代概念里有回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发展的”霸权”(hegemony),以及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说的”我们自己梦想的假币”。重点是,权力运作的方式,不只是命令人的身体,还包括决定什么算有价值,并把它呈现得自然或必然——而实际上它是被偶然的社会安排和权力关系塑造出来的。

对精英主义理想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投入,其吸引力不只是道德的,也是心理的。一旦我们已经投入多年努力去变得更好,质疑那个评价我们的框架就变得代价高昂。怀疑”努力会有回报”,就是冒险承认我们投入的很多东西可能永远不会有回报。相信自己会是那个例外,远比直面”系统本身依赖于许多人永远不成功”这种可能性要容易得多。精英主义经久不衰,靠的不只是它对精英阶层的便利,还在于它有能力组织起希望。它提供了一套叙事:苦难是暂时的,牺牲是理性的,而未来将证明现在是值得的。

然而,道德评价以及它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可映射性,总是预设了一个”本可以做出别的选择”的主体。要让精英主义运转、让不平等显得应得,人就必须被想象成自己成功与失败的作者。可是,那些让能动性得以可能的能力本身——比如教育、健康、时间、稳定、人脉——在任何修养开始之前,就已经被不平等地分配了。这些条件塑造了努力和卓越长什么样,这意味着”德性”只能由那些已经成功的人来定义。

归根结底,庄子质疑的是”个人本可以做出别的选择”这个想法。

对他来说,行动并不起源于一个孤立的意志。行动是通过际遇产生的。品格是通过关系、习惯、语言、制度、需求、恐惧和机会形成的。看起来像个人能动性的东西,永远是被共同生产出来的。庄子对此有个概念:自然(ziran)。它常被译成”naturalness”,但更好的理解是”自己如此”。事件与行动从情境中生发,而不是从一个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的、君主般的自我中生发。自我不站在它的条件之外,而是这些条件之中的一个节点。行动,既是去推动,也同样是被推动。

《列子御风》(16 世纪)狩野之信绘,日本。

在《庄子》的第一章,我们被引见给传说中的哲人列子,他能御风而行。他在空中滑翔自如,看上去拥有彻底的自由。然而庄子指出,列子仍然依赖某样东西:风。他的运动再优雅,也仍是有条件的。这个意象提供了一则关于人类成就的寓言。看似自我驱动的成功,永远是被社会的、物质的、历史的潮流托着——而这些潮流没有任何单一的作者。精英主义的主体,把一阵顺风,误认成了自己在飞。

接着庄子把列子,和那个”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即驾驭无所不在的万物)的人作对比。后面这个人不依赖任何单一的风,因为他不再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独立的骑手。他不再依赖一两个固定的条件,而是依赖一切,并与一切完全汇合。他的行动随整片条件之场而流动,控制与所有权大体消失了。

这个人体现了一种独属道家的能动性理想。精英主义框架里的个人,把自己理解为一个通过努力积累成就、并以此赚取回报的人;而道家的圣人,则彻底放下了对行动的所有权。他不把成功看成由自我所著作的东西,也不把失败看成本就属于自我的东西。发生的事,通过条件的汇流而发生。能动性,因此是回应,而非强加。

没有一个能完全拥有自己结果的自我,社会与政治上的不平等就失去了它的道德引擎。

说”我配得上这个”,就是说:是我著作了那个产生它的行动。庄子的世界,给每一个这样的宣称都加上了一个隐形的复数。努力是通过养育、教育、制度路径、情感和物质支持、健康、运气,以及让任何奋力争取成为可能的、他人的日常劳作,才得以产生的。“功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产物。我们的品格和个性被塑造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产物。

这样去理解能动性,就让”机会平等”这个想法变得可疑,因为机会从来不是一条中立的起跑线。这种”平等”,永远已经是一个塑造着”人据以奋力争取的那些能力”的条件之场。道德能动性永远无法被干净地切分出来、然后被归功或归咎。这样一来,道德上的不平等就失去了立足点,因为修养上的差异,既表达意志的差异,也同样表达际遇的差异。没有一个能完全拥有自己结果的自我,社会与政治上的不平等就失去了它的道德引擎。

庄子的批判,因此瞄准的是那套让不平等看起来应得的语法本身。一个社会要能说出”爬上去的人配得上爬上去”,它得先想象出一个在孤立中著作了自己、然后把结果当成私人财产来拥有的自我。可对庄子来说,自我是多孔的、回应性的、彼此缠结的,顺着自己处境的纹理移动,而不是站在它之上。在一个”自然”的世界里,没有人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者。而如果没有人是白手起家的,那么不平等就没有了根基。

归根结底,庄子动摇的是”不平等可以被证成”这个希望。这个希望扎根很深。它许诺努力是有意义的,牺牲会被认可,一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反映了关于他是谁的某种有意义的东西。它要求人不停地奋力、不停地提升、不停地对自己投资,哪怕回报始终遥不可及、永远被推迟。

庄子邀请我们去抵抗这个故事,因为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这样的世界会是什么样?首先,我们的价值不会由我们的成就来定义,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道德上的。这样一个世界会被”自然”所引导,我们不再按一个人”达成了多少繁荣”来给他分拣,而是去关注那些让繁荣得以可能的条件。制度性的支持与照护,以及对结构性劣势的消除,会成为首要的关切。归根结底,放弃我们现代人对”应得”的执念,会为一种更具动态性的”人之理解”铺路——这种理解承认,我们是一张庞大条件之网里的节点,这些条件共同生产了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我们将摆脱那个残酷的幻想:一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是对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可靠估价。

基因组不是蓝图，是一个一刻不停读着脸色的”活器官”

自从 1950 年代解出 DNA 的分子结构，生物学家就一直把它当成”生命的秘密”。但如果 DNA 真藏着关于生命如何运作的更大秘密，他们至今没找到。

问题出在一个根深蒂固的比喻上：DNA 是蓝图、是代码、是计算机程序。鲍尔（Philip Ball）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是——这个比喻错了，而且错得对 AI 很要命。

先看几个反直觉的事实。 人类基因组测序在 2003 年就基本完成了（30 亿个碱基对全部读出），但这没怎么帮上忙。因为基因组里只有大约 2% 是真正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剩下 98% 曾经被叫做”垃圾 DNA”，现在知道大部分是调控用的——决定哪个基因在什么时候、在哪种细胞里被打开或关掉。同样一套 DNA，靠调控的不同，能造出肌肉细胞、脑细胞、皮肤细胞。难点不在”每个基因干什么”，而在”这些基因怎么被用”。

而这个”怎么被用”，复杂到了违反工程直觉的地步：

• 转录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启动基因读取的蛋白） 在细菌里像钥匙配锁，一对一。但在人体里，它们不挑剔具体的结合位点，成群结队地工作，同一个因子在一种细胞里激活基因、在另一种细胞里却抑制它——取决于旁边还有哪些别的因子。细菌的调控逻辑是”OR”（这个或那个信号开关基因），人的是”AND”（这个、加那个、再加另一个，一起整合出一个决定）。

• 增强子（enhancer，转录因子的集结点） 人类基因组有几十万、可能上百万个，比基因本身多得多。一个基因可能被许多增强子影响，一个增强子又可能影响多个基因。哈佛的 Karen Adelman 说：“人类基因组项目过了 25 年，我们居然还不知道增强子全在哪、它们激活时在干什么、控制哪些基因——这挺丢人的。“更怪的是，有些增强子离它管的基因有几百万个碱基那么远（中间还隔着别的基因），靠 DNA 折叠成大环（loop） 才能把信息”够”过去。

• 染色质形状（chromatin shape） 教科书里染色体是个紧凑的 X 形，但细胞不分裂时，染色质是一团缠绕的乱麻。哪段松、哪段紧，直接决定基因能不能被读到。还有 表观遗传标记（epigenetic mark，贴在 DNA 包装蛋白上的小分子）——像给 DNA 脚本加的批注，在不同语境下改变它的意思。

• 就算转录成了 mRNA，也还有好几道关：microRNA 能在蛋白被造出来之前把 mRNA 销毁掉；剪接体（spliceosome）能把同一段 pre-mRNA 在不同细胞里剪成略微不同的蛋白。

鲍尔引了一个绝妙的概念来概括：基因组像计算机科学家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说的**“怪圈”（strange loop）**——所有的玩家（转录因子、调控 RNA）本身又都是从基因组里、用同样上下文依赖的过程造出来的。它作用于自己，记着自己的历史，听着细胞内外的消息。这不是蓝图，这是一个递归、自指的系统。

爱丁堡的基因组生物学家 Wendy Bickmore 说得直白：“如果我是上帝，我不会这么设计。但事情就这样了。”

关键来了——这对 AI 意味着什么。 现在有一批”基因组基础模型”（genomic foundation model），比如 Evo 2、Google DeepMind 的 AlphaGenome，用海量基因组数据训练，希望模型能从序列直接预测性状（包括疾病风险）。它们的赌注是：上面那些调控复杂性，会隐含在算法学到的相关性里，被塞进一个黑箱，只要预测准就行。

Bickmore 的判断是：“它肯定有用，但有局限。大缺口在于人体的复杂性——所有细胞类型，以及它们在发育中如何随时间变化。而那些数据全都缺失。“更深的问题是：基因组不是一组静态的线性指令，它是动态的、组合的、“滥交”式的逻辑。生物学家 Adrian Woolfson 甚至造了个词叫”信息组”（informiome）——基因组只是地基，饮食、环境、微生物组、文化都同等重要，很多相关信息根本不在序列里。换句话说，AI 想光靠读 DNA 序列预测一切，可能撞上的不是数据不够、算力不够的墙，而是问题结构本身就不是 input-output 那种形状的墙。

文章结尾引了 1983 年诺奖得主、发现转座子的 Barbara McClintock 的话——她在 40 多年前就说，基因组是”细胞的一个高度敏感的器官，监控基因组活动、纠正错误、感知意外事件并对它们做出反应，常常是通过重组自己”。Adelman 总结：“McClintock 比当时所有人都更说到点子上。她说的是，基因组不是静态的——它是活的。”

Taste 训练（周二游戏）：不，邦德先生，我要你永远活下去

想想肖恩·康纳利演的詹姆斯·邦德。无论穿燕尾服还是短袖短裤，在拿骚、东京还是伊斯坦布尔，他都那么从容自得——世界仿佛会自动调整成最适合他的形状。 麦卡特（Reid McCarter）这篇借 IO Interactive 的新游戏《007: First Light》，谈的根本不是游戏好不好玩，而是邦德这个角色为什么还能在 2026 年存在。

先看历史框架。 邦德诞生于战后——美国崛起为西方主导超级大国、英帝国开始衰落的那个年代。麦卡特点出一个精妙的反向关系：邦德的文化地位越涨，他所代表的帝国实际权力越褪。 太阳如今落在了大英帝国身上，那点收缩掉的权力，就得靠维护它的头号电影明星来”留一盏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次换邦德演员都闹得像选罗马教皇——人人都有意见，因为这角色早已大过他的出身。

游戏的处理。《First Light》把时间线倒回去，从头讲邦德的起源。这一版邦德（爱尔兰演员 Patrick Gibson 饰）一开始只是个海军航空兵，在 SAS 小队旁边显得不起眼，靠一次冰岛任务里的勇气被 MI6 看中。然后是一连串训练蒙太奇——他直到真正出任务才显得自在。麦卡特的洞察是：邦德不是天生的，是被”练”出来的。游戏里 00 特工的训练在马耳他进行（一个被迦太基、希腊、罗马、阿拉伯、诺曼、法国、英国轮流占有过几千年的地方），那氛围像极了大学时光，连”毕业任务”都发生在夜店里。邦德是在一座”历史的墓地”里把自己重新锻造出来的。

真正的反派从家里来。 游戏的大 boss 是一个叫 THEIA 的 AI，和它的创造者——富可敌国、备受尊敬的科技公司创始人 Sir Nicholas Webb。Webb 父子的”解决方案”有种冷峻的喜剧感：他们那套有缺陷的 AI 已经接进了英国国安系统，为了掩盖它的错误预测，儿子 Damien（一个雇佣兵）带着私人军队去制造真实的袭击和暗杀，强行让 AI 的错误预测变成现实。

麦卡特点破：这是对现代 LLM（大语言模型）“AI”的明显嘲讽，但核心主题往外延伸到一个更深的源头——《First Light》把 2026 年真正的邦德反派定为”西方文化与政治的腐烂”。Webb 是个军火继承人（家族财富从一战卖死亡赚起），既是大英帝国勋衔获得者，又活像硅谷那个阶层；儿子 Damien 则是世袭特权堆出来的疯子，出任务时戴一张刻着月桂的金面具，自封凯撒。

游戏本身不算多出色——M 和 Q 扁平，潜入解谜段落太机械，反派也不够鲜活。但麦卡特认为它的主题救了它：“如果观众要问，邦德这个嬉皮笑脸的英国佬、这个帝国的’人道仆人’，在现代文化里还有什么位置——这游戏给了一个答案。“那些呼吁”政治正确版邦德”的声音可以理解，但也错位：除非彻底重写到他干脆变成另一个角色，邦德只有作为雇佣他的那个国家的特工才成立。他必须有点不堪、有点傲慢、有点讨人嫌，但又得有个让观众希望他赢的道德内核。

《First Light》的成功，在于它展示了一个新邦德如何硬起他的壳——学会去表演那种他和他的雇主都不再天然拥有的从容，并且把敌人定位在”现代英国病变的心脏”里，轻松延伸成一种自私自利、冷酷的未来主义的国际意识形态。它让邦德去对抗自己国家最坏的冲动，而且没说教、没把主角改写成痛苦的反英雄。

在创意工作里卡住，不代表你正在失败

作者一边写他的下一本书，一边在为人生第一次马拉松训练。两件事都很累，但累的方式完全不同——而这个区别，是这篇文章的全部。

马拉松训练的累是”知道为什么累”的累。 距离越拉越长、配速越来越快，腿有时硬得像水泥，但你清楚地知道：就该这么累，不累才说明你没在逼自己。这种痛苦有清晰的反馈，你随时知道自己在进度的哪个位置。

写书的累不是这样。 书”murky”得像在雾里——有些部分你知道行，有些知道不行，有些只有模糊的预感。卡在原地、找不到方向，不像马拉松那样是”有动力的挑战”，它就是单纯地感觉糟糕，像你做错了什么、或者这个项目本身就是浪费时间。

史密斯（Chris Smith）用一个心理学区分解释了这个差别。哈佛商学院教授 Teresa Amabile 把任务分成两类：

• 算法型任务（algorithmic）：有清晰、已知的步骤。照菜谱烤蛋糕——只要别打翻鸡蛋、烤箱正常，按步骤来每次都得到同一个蛋糕。马拉松训练计划也是这样，一步接一步。

• 启发型任务（heuristic）：没有现成的路。这次你的任务是发明一种新蛋糕——没有菜谱，“新”本身都没定义。唯一的前进方式是试错。有些尝试成了，有些进了垃圾桶。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你都不知道自己是离答案更近了还是更远了，甚至不确定答案到底存不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是创造与创新的核心。

问题就出在这里。 启发型任务缺少”进度反馈”，于是心理学家说的 disfluency（认知不流畅，一种费力、艰难的泄气感） 就出现了。当努力得不到反馈（无论好坏），你手里只剩一片不确定的虚空。很多人会用一个错误的解读去填这片虚空：把”费力”本身当成”我不够好/我在原地打转”的证据。我们不觉得是”工作本身就不确定”，而觉得是”我在失败”。

文章里几个具体例子很有说服力：

• 一个做质性研究的博士生 Anuja Cabraal，花几周给访谈编码，发现部分数据死活塞不进她的框架。“我感到困惑、迷失，像全做错了。“后来她才意识到，那段混乱——她现在叫它”黄金时间”——正是她停止把数据硬塞进现成类别、开始发明新类别的时刻。那团乱不是失败，是她的思维在扩展。

• 一个商业智能分析师 Mark Fisher 自愿做一套数据自动化系统，本以为”小菜一碟”，结果需求不断增加、复杂度螺旋上升，临近 deadline 时他想”我得放弃、让所有人失望了”。突破来自他改变方法——把问题拆成小的、可测试的块。项目按时完成，现在被当成大成功。“我因为熬过那一段，工作能力明显变强了。”

一个认知偏差让这种误读更普遍：洞见偏误（insight bias）。 研究显示，人会高估那些”突然清晰”地到来的想法（那种”啊哈”时刻），而低估创意工作里的坚持。一个灵光乍现、完整成形的突破，感觉比你辛苦拼凑出来的解法更”可信”。但在启发型工作里，这种思维会误导你：你会得出”这么难是因为我在失败”或”我没这个天赋”，而真相往往是”这么难，是因为它本来就不确定”。

史密斯诚实地承认，他的书还远没写完，他也不知道现在这段雾里时光最后会不会被证明是必要的。但他知道一件事：困难不是”你在失败”的判决。能改变的不是那个糟糕的感觉本身，而是这个感觉对你意味着什么。一旦你学会认出 disfluency，你就能把”费力”重新解读成”我在做一件对我重要的事”的信号，而不是”我做错了”的信号。“经历 disfluency 很少会舒服，但它可以变得可辨认。而对任何在创造原创之物的人来说，这种辨认，可能就足以让你继续下去。”

世界角落：农活越不需要肌肉，广告里的农民越壮

农业是自动化的伟大成功故事之一：随着时间推移，对人力的需求大幅下降。但有个反直觉的现象——过去 80 年里，农场对肌肉的需求越来越小，针对农业市场的广告里，男性肌肉的形象却越来越多。 历史学家 J.L. Anderson 的研究，被 Gershon 拎出来讲的就是这个倒挂。

Anderson 说二战后的自动化先造出两种农民形象：

• 太空时代的”按钮农民”：农场报刊的漫画里，一个懂技术的农场主，按一下按钮就把整个农场运转起来。

• “穿西装的农民”：来自 1957 年一本同名书（合著者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位助理农业部长），书里虚构的 Yeoman 家族几代人从自给自足的拓荒者，演变成全球市场的参与者。在新的”农业商业时代”，农民被期待去学会计和管理、盯着利润。

这两种形象都是男性编码的，但强调的是技术和商业能力，淡化了体力。

然后风向变了。 广告和媒体转向一种更”壮”的男性力量。Anderson 认为这跟冷战时期的新男子气概同步——“对共产主义强硬”的修辞，以及对全国男孩身体素质的焦虑。1960 年一则 International Harvester（万国收割机）的广告，画了一个巨人站在农场上方，标语是”开 IH 拖拉机，你是个更大的男人”。这种超大号肌肉农民的插画，主导了 1970 年代的农产品广告——而且常常被刻意摆在真实、正常尺寸农民的照片旁边。

接下来几十年又叠了一层焦虑：家庭工资制和男性养家者角色的衰落。对农民来说，1980 年代是商品价格崩盘、利率超高的年代，导致大量止赎和更普遍的恐惧。这个时期，照片变得更主流，但常常用模特来扮演理想化的、身体强壮的农民。1983 年一则 Lasso 除草剂广告就是过渡的例子——一页是肌肉发达的模特，对页是真实农民带证言的照片。“真实的农民高矮胖瘦什么样的都有，但显然就是普通人，“Anderson 写道，“到了千禧年，广告里几乎找不到农村的普通人了。”

最尖锐的一个倒挂在结尾：也许并非巧合，到千禧年时，由女性主导经营的农场数量在上升，女性从开拖拉机到为农民利益游说越来越活跃。“随着农业里女性人数增长，她们在农业广告里基本隐形，而广告里男人的身体越长越大，“Anderson 写道。今天农业的现实非常关于技术和商业——恰如战后专家们设想的那样。而 Anderson 的论点是：正是这种远离体力劳动的运动，催生了广告里越来越壮的农民形象。

今日 detail — 那则”开 IH 拖拉机，你是个更大的男人”的广告，画的是一个巨人站在整个农场上方——肌肉作为补偿性幻想，恰好出现在真实的肌肉变得最没用的时刻。

备注

• 今日五栏全到，无跳过。玩物栏目周二游戏轮播：换下连用五期的 Bungie《Marathon》系列，改用 Bullet Points 六月新刊《007: First Light》——新游戏、新作者，主题（帝国衰落 + 自我锻造）反而跟主篇咬得更紧。
• 明日（周三）玩物轮播预告：香水（Bois de Jasmin / CaFleureBon / Now Smell This）。
• 今日五篇暗线一致——庄子的”自然”、基因组的”活器官”、邦德的”练出来的壳”、创意的”启发型雾”、农民的”补偿性肌肉”：没有什么是自足、天生、白手起家的，剥开都是条件、上下文、历史塑造出来的结果，而我们一再把那个塑造过程误读成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