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物

闪烁的启蒙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17–18 世纪欧洲那场以理性、科学、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思想运动）正在经历一段黑暗时光。大西洋两岸的批判种族理论学者，跟随哲学家伊曼努尔·伊泽（Emmanuel Eze）和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W Mills），把现代种族主义的账算到了启蒙头上。英国社会学家凯欣德·安德鲁斯（Kehinde Andrews）在《帝国的时代》（2021）里说，是时候别再供奉康德、洛克、伏尔泰这些”已死的白人男性”了。去年，爱丁堡大学——它在传播种族主义的科学理论上扮演过”过分突出”的历史角色——做了一次刀刀见血的自我检讨，发布了一份《种族评估报告》，承认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头思想家要为”人类历史上一些最具破坏性的观念”负责，其中就包括”人类社会存在于一道从’野蛮’到’文明’的等级阶梯上、欧洲人居于顶端”这种说法。报告点了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名：他在 1753 年版的《论民族性》里加了一条臭名昭著的脚注，断言非白人种族”天生劣于白人”。学校至今仍承认，自己手里握着数百万英镑的遗赠，来自跟奴隶贸易和殖民征服有牵连的捐赠者。与此同时，整座城市还卷在一场长久的争执里：怎么处理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的雕像——多数史学家认为正是此人拖延了废奴法案在英国议会的推进。

被左派指控为帝国行径”洗白”的同时，启蒙又遭到民粹右派的另一面炮火。右派在我们既有的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的传统架构和专业知识权威里，处处看见启蒙伸出的长臂；任何为启蒙价值辩护的人，都可能被骂成”自满的自由派精英”。2025 年威尔·赫顿（Will Hutton）在《观察家报》上哀叹：在这个民粹独裁的年代，那些曾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好东西——“正义、问责、社会公平、科学进步、国际秩序”——如今竟跟一个”婆罗门阶层”绑在了一起，成了”新的文明公敌”。赫顿写道，对这个新公敌的攻击，燃料是”对启蒙价值的旗手们复仇的渴望”。右派批评者背后还站着硅谷的科技大佬。事实上，由极右软件开发者柯蒂斯·亚尔文（Curtis Yarvin）开创、被 J·D·万斯和彼得·蒂尔之流追捧的所谓”黑暗启蒙”，要做的就是把平等与民主这两样启蒙价值彻底抹掉。

语言学家兼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出了名地冲上前为启蒙辩护，他 2018 年那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为理性、科学、人文与进步辩护”。平克说，正是这些核心价值带来了人类健康、繁荣与和平的可测量改善。看到有头有脸的评论家站出来捍卫公认事实和对知识的追求是件好事——尤其在学术、政治、媒体都被后真相、阴谋论和对专家的不信任侵蚀的当下——但我没法心甘情愿地跳上这辆大佬花车。在贫富悬殊触目惊心、气候崩坏、全球南方普遍贫困的背景下，平克对文明进步的信心说轻一点是过于乐观了。何况，我觉得左派对启蒙”内在地或情境地带有种族主义”的批判，是有几分道理的。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处理启蒙的复杂性，它就会继续被文化战争征用，被推向极端的论战目的：左派可以把启蒙连同它对智识严谨和求真承诺的提醒一并取消；保守派则可以把它当作一面捶胸的西方旗帜，用来边缘化追求社会正义这件要紧事。

正因为这场前后夹击，启蒙的遗产在存亡层面变得脆弱不堪。这让我深深忧虑——我整个职业生涯都建立在试图理解和分析周遭世界之上，尤其是在一个仍然试图把会思考的女性圈进”情绪”和”个人体验”领域的世界里。

我相信启蒙价值是不可或缺的，但我们大体上已经忘了怎么替它好好辩护：我们需要依靠由实验检验的共同事实；需要一个能开展公开讨论的公共领域；需要相信讨论应当建立在说理之上。我们还需要珍视那些更政治性的价值——宽容、自由、人权与公共利益。人工智能（AI）的鼓吹者竟有脸宣称大语言模型正在开启一场”第二次启蒙”（世界经济论坛去年发的一篇文章还不加批判地附和了这说法），而我们实际看到的，是打着启蒙之名对启蒙遗产的摧毁。正如史学家大卫·贝尔（David Bell）2025 年在《纽约时报》上所论：AI 其实是在”抛弃启蒙价值”，因为它只是在强化”我们自以为已经知道的东西”。地缘政治风险顾问约瑟夫·德·韦克（Joseph de Weck）在《卫报》上警告，“AI 正把我们带回黑暗时代”，让我们变懒，扼杀独立思考。

理性正面临被妖魔化的危险——被当成白人男性手里那把压迫人的工具。

证据显示，我们正经历一场迅速的”去启蒙”。报纸发行量、注意力跨度、对公认知识的信任，全都在自由落体。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正在攻城略地。如果我们放掉启蒙工程里有价值的那些部分，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一个由 AI 废话、“我的真相”式断言、摇摆的情绪和不受制约的权力组成的世界。

我对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感到不安，于是回头重新思考启蒙到底能提供什么。但我不想不假思索地把它重新供成一项使命，而是想把它的种种优点拆出来掂量，分辨清楚哪些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我想问：启蒙那种感召人心的力量，还能不能救回来？左右两派联手攻击的这个东西，值不值得捍卫？启蒙的种种缺陷，究竟是附在一艘旧船上的藤壶，还是船体设计本身的一部分？

讽刺的是，后现代左派在批判启蒙的过程中，把自己信念体系的根基也一并解构掉了；如今自由派知识分子除了要求被肯定、主张”做你想做的那个自己”这种个人权利之外，已经不知道还能捍卫什么。在不容异见的”纯洁螺旋”中，理性面临被妖魔化的危险——被当成白人男性手里那把压迫人的工具——而像凯特·克兰奇（Kate Clanchy）或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这样的作家和思想家，被取消而不是被认真对待。可是究竟哪样更危险：抱着一套或许有缺陷的启蒙价值，还是打开闸门、迎来一个任何威权议程都可能得逞的后真相世界？我相信，人是可以同时既守住智识标准、又在政治上保持激进的。因为启蒙还有另一面，没在文化战争里浮上来——它恰恰是中间派那种自满的反面：智识上的谦逊，与政治上的挑战。

任何关于启蒙的讨论都有个难处：这个词到底指什么，本就不清楚。粗略地说，它是一项从 17、18 世纪科学方法确立中生长出来的哲学工程：弗朗西斯·培根和他的圈子率先拒斥炼金术、神秘主义和迷信，转向对物理世界的经验研究，这成了哲学实证主义的基础。如果你去过英国国家美术馆为约瑟夫·莱特（Joseph Wright of Derby，18 世纪英国画家）办的那个展，或许见过他的《气泵里的鸟实验》（1768）——这是一幅向自然哲学致敬之作，用明暗的强烈对比戏剧化地表现科学发现带来的冲击。

18 世纪的法国冒出一群被称作”哲人”（philosophes）的思想家。以伏尔泰、达朗贝尔、狄德罗、孟德斯鸠为首，他们倡导世俗地追求知识。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花了二十年编出 28 卷的《百科全书》，一部要传给后代、用于”改良人类”的”系统性辞典”。伏尔泰推崇数学逻辑的至上地位。孟德斯鸠主张政府内部的权力分立，确保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施行暴政。启蒙也在苏格兰由亚当·斯密、休谟、詹姆斯·赫顿、托马斯·里德等人推进，在德国则由摩西·门德尔松、莱布尼茨和康德推进——后者力图把人的理性与对周遭世界的探索结合起来。

这些思想家的共同点，是相信理性有力量把我们从因袭的习俗和现成的智慧中解放出来。《百科全书》给”哲人”下的定义是：一个”踩在偏见、传统、普遍共识、权威——一言以蔽之，踩在所有奴役大多数头脑的东西——之上，敢于自己思考的人”。1784 年，一份柏林期刊邀请读者回答”何谓启蒙？“。康德投了一篇文章，把它定义为”人从自己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而这种不成熟，他指认为”没有他人引导就无法运用自己理智的那种无能”。

这种对教条的拒斥令人振奋。但启蒙是一场多元、甚至自相矛盾的运动，这也是它如今能被立场迥异的人当政治足球踢来踢去的部分原因。“我其实根本不太确信存在过一个叫’启蒙’的东西，“写过多本启蒙史著作的史学家多琳达·乌特拉姆（Dorinda Outram）告诉我。哲人们宣称自己”在生产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范畴，比如普世的人性”，可接着又”反复把一些人排除在这些普世范畴的庇护之外”，比如”黑人、女性和穷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为女权辩护》（1792）里痛斥启蒙：一边声称普世，一边却把女性排除在理性的领域之外。“她真的是抓住它、使劲摇晃它，说：看，这一切都很美好，但除非你把每个人都包括进来，否则它就不是真的，“乌特拉姆说。启蒙的批评者未必拒绝把普世主义当理想，他们指出的是：当年对普世主义的承诺是有选择性的。

有些史学家不只指控启蒙虚伪，更认为种族主义就长在它的骨头里。

有些史学家不只指控启蒙虚伪，更认为种族主义就长在它骨头里。安吉拉·赛尼（Angela Saini）是位写过种族科学起源的科学记者。“我是启蒙的铁粉，“她告诉我，“它给了我们今天所知世界的太多东西”，就”理性和科学方法”而言。但她说，林奈（Carl Linnaeus）那套生物分类法——启蒙科学的主要遗物之一——按肤色把人分门别类，这”任意得不可思议”：他”本质上是在用给自然界编分类表的同一套办法给人类编分类”。伏尔泰相信不同族群有根本不同的起源（一种叫”多源说”的理论），并认为理性的成熟只在西欧到来。“人类，“康德 1802 年写道，“在白色人种身上达到其完美的最高程度。”

为启蒙人物辩护的标准说法，安德鲁斯在英国开放大学一次研讨会上转述道，是”对，他们是种族主义者，但那跟他们的道德哲学是分开的……所以何必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呢？“安德鲁斯说，这种想法是错的，因为洛克、卢梭、康德这些启蒙思想家”全都抱有这些信念：欧洲更优越，白人更好，黑人更劣等”，而这”不是巧合”，恰恰是”他们出发点的前提”。

赛尼指出，这些种族主义态度也是时代的产物，且在经济和政治上很合算：启蒙所珍视的”自由、平等、理性、世俗”等观念，正是跟”某些人劣于另一些人”这类想法一道被锻造出来的。那些被说成”自然”的等级是”自利的”，赛尼解释，因为它们不仅替殖民扩张正名，还”巩固了既有的社会秩序”。

不过，殖民这件事本身也缓和了种族主义态度——西方人接触到了明显在智识与文化上都很成熟的文明。比如”他们越来越对中国感兴趣，“乌特拉姆告诉我，“那里的对峙显然不是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对峙，只是不同种类的理性之间的对峙。“启蒙之所以前后不一，是因为它本身在随时间变化。“18 世纪初的它，跟世纪末的它，是很不一样的东西，“乌特拉姆说，到了世纪末，“重心转向了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和新形式的”利他”,比如”慈善地兴办救生艇站”，背后的念头是”人们会愿意在危险天气里出海，去救那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正如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在《激进启蒙》（2001）里所论，与”苍白、男性、富有、与奴隶制有直接或间接牵连的精英”这种负面形象相反，狄德罗和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这些重要启蒙思想家其实是激情澎湃的废奴主义者：狄德罗为《两印度史》（1770，一部声讨殖民统治的檄文）贡献了几段措辞激烈的反奴隶制论证，并在《百科全书》里痛惜”黑人”的遭遇（尽管他同时又把他们描述成”没什么智力”），写道：“我们把他们贬低——我不愿说成奴隶，而是贬成了驮货的牲口；我们还自称讲理！我们还自称是基督徒！“孔多塞 1795 年写道，除非欧洲人”承认其他气候带的人是天性使然的平等者与兄弟，从不曾被造来供少数特权民族的骄傲与贪婪所滋养”，否则”大发现时代”的那些收获就一文不值。启蒙后来还被多场反奴隶制起义所援引，比如 19 世纪之交的海地；也被 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这样的后来反殖民思想家援引——他从中汲取了”共同人性”和”通过理性获得解放”的主张。

我跟史学家、《启蒙的终结》（2023）作者理查德·沃特莫（Richard Whatmore）聊过，他引了伏尔泰 1764 年的话：“不和是人类的大病；宽容是唯一的解药。“在沃特莫看来，启蒙就是”任何能阻止宗教战争爆发的策略”。18 世纪的”多样性，意味着可以彼此不同意，但不想把对手抹平。一旦你想排斥、想流放，那就是启蒙的终结，那是狂热。“难就难在，他说，“跟那些与你想法完全不同的人共处。“沃特莫认为启蒙随着法国大革命及其想建立”一个排他共同体”的欲望而终结，他把这比作”我们的文化战争”。一旦堕入文化战争，“就说明你已经在一个 18 世纪的头脑面前输了。“沃特莫在特朗普式右派和身份政治式左派身上都看出了这种倾向。反对偏见、却又取消跟你意见不同的人——可以说，这是一种特别现代的虚伪。

宽容——无论施于人还是施于观点——是一种滑溜的德性。普世与特殊之争的两边，我都看得见各自的道理。所以我既不信任圣保罗向犹太人张开的那种温暖怀抱（一边邀他们进入基督教，一边却抹掉了犹太身份的边界），也不信任法国那种言不由衷的共和主义（它声称各宗教群体之间是平等的赛场，却被穆斯林社群成员所质疑）。但我确实认同一种真正平等的普世主义——它把”和平地各执己见”的能力，置于身份政治者或民族主义者对”被承认”的狭隘要求之上。

普世主义曾在犹太启蒙的成员之间被激烈辩论，门德尔松也是其一——他跟康德一样，给那本柏林杂志的征文投了稿。门德尔松支持犹太人的同化，但保存犹太身份始终是个棘手问题——到纳粹大屠杀时达到顶点，随之而来的普遍结论是：同化的”实验”已经失败。也许并不意外，最重要的几位启蒙史学家本身就是战后的犹太学者，彼得·盖伊（Peter Gay）便是其一——他回望启蒙，是为了给”如何避免法西斯主义”找一个范本。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同样反对种族中心主义，主张一种超越民族或文化特殊性的普世道德。

自封”自由派精英”的那群人，其实正在胆怯地节节败退。

启蒙普世主义的批评者，揭露那些以”客观”自居的说法底下太常藏着权力博弈，这没错。但对我来说，关键在于：大多数对启蒙价值的攻击都没算清眼下真正在场的权力悬殊——所谓的”自由派精英”其实正在胆怯地节节败退。民粹右派把矛头对准”主流媒体”、专家、专业人士，尤其那个虚构的、叫”光照派”的排外密党，瞄的其实是一些残兵或幽灵。与此同时，左派把火力对准文化”守门人”，可这些人的影响力同样要么是虚的、要么在衰退。相对社会最底层的人，策展人、书籍编辑、终身教职的学者是握有一些权力；但跟那些正无情拆解他们及他们所代表一切的科技公司、亿万富翁、政治强人比起来，他们真没多少权力。

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1948 年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特意纳入了来自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代表，包括中国哲学家、外交官张彭春（P C Chang）。张是位多元主义者，支持《宣言》，但仍有一个”特殊性”的挑战在：《宣言》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而依照儒家传统，自我是由群体纽带所定义的。这类挑战我们应当记得，但绝不能让它们去摧毁那些建立在启蒙哲学根基之上的普世主义机构。整个国际秩序眼下正在悬崖边摇晃，既被新极权领袖所威胁，又被它从前的左派盟友以”西方中心、排他”为名反过来拆台。我们任由它们崩塌，是拿自己冒险——正是这些机构在支撑较弱者、并让真正的精英为其行为负责。

理性是我在工作中、在与人相处尤其有冲突要化解时所仰仗的指南针。但我们也该承认它的限度：它有时会冷硬地把习惯、认知失调、不可言说的体验晾在一边。对理性过度执着，若没有内部的自我检查，会显得傲慢；而对专家的攻击带来一个不幸后果——专家在自卫时会变得更教条。在《启蒙辩证法》（1947）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论证说，启蒙对理性的僵硬坚持必然滑向极权主义。他们认为，对宗教或传统这类替代价值体系的压制，是一种”祛魅”，而这种祛魅背后始终垫着暴力的威胁。“被彻底启蒙的大地，“他们写道，“正辐射出灾难的凯旋。“乌特拉姆认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点中了一件要紧事：“启蒙价值和启蒙思维很容易翻转成它们的反面。”

启蒙理性从来不缺批评者。卢梭认为它败坏了天真的人性。福柯不喜欢它倾向于污名化那些不合社会”理性”定义的人：流浪汉、罪犯、精神病人。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认为它对进步的信仰是一厢情愿。赛尼告诉我，作为记者，她盯着的最终目标是把人往好的方向说服，而光是把某个立场宣布为”合理”、当作不证自明的真理，并不总是达成目标的最好办法。“如果我想说服一个对疫苗犹豫的人去打，拿’疫苗是安全的、科学家已经证明了’去敲他的头是没用的，“她说。毕竟，他们的恐惧”往往来自一个理性的地方。可能是怕失去身体自主权，可能是真怕疫苗伤害，也可能是读到某些信息后被种下了疑虑。“把某人的错误立场归类为非理性，往往只会让他在里头陷得更深，“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攻击。”

赛尼还提醒，别把我们政治中的民粹转向一概斥为非理性。“政治里长久以来有一种堵塞感，人们觉得什么都没发生；选谁都无所谓。“当民粹候选人许诺彻底的改变，“对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她说，“这不意味着他们一定在背弃理性，只意味着他们受够了。“乌特拉姆同样强调，要对”理性”和”知识”意味着什么保持一种多元的看法。“对专家的攻击，其实是不同知识形式之间的较量……我是个专家，“她承认，“所以我在这场里是有利害关系的，“但”上过剑桥史学院给你的那种专业知识，跟比如酿啤酒师傅的那种心照不宣的知识一样有效。”

那些表达对知识与它所带来的混乱的恐惧的故事，其实搞反了——混乱恰恰来自无知。

对乌特拉姆来说，弘扬道德比捍卫理性更紧迫，因为”非理性、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全都被用来服务于残忍……如果你对一个人撒谎，你就是在表明你不尊重他。“撒谎——比如政府或公司——总是”为了替道德上站不住脚的项目辩护才做的，否则你根本用不着撒谎”。乌特拉姆认为，我们现在该记起的是启蒙后期那条价值——亚当·斯密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阐述的对他人的关切：“我们因同情与共情而与所有其他人相连”的念头，“我们没法看着别人受苦而自己不觉得痛”。（这呼应了康德那句动人的话，他在倡导世界主义的国际秩序时说，“世界一隅的权利受侵犯，处处都会感同身受。“）是道德，让理性不至于沦为虚伪。

当然，知识的积累并不自动通向人类进步。但替代它的那套反启蒙叙事也好不到哪去：潘多拉打开盒子，或夏娃咬下苹果。这些故事表达的是对知识及其带来的混乱的恐惧，可我们发现，混乱恰恰来自无知。我们必须保持认识论上的谦逊，但也必须在周遭现实溶解成白宫制造的梗图、标题党广告和 AI 废料时，守住我们的认知方位。

跟启蒙”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这种名声相反，它的倡导者们最想推动的，是一种既不自负、又不肯停歇的批判。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1748）里写道，那些”对自己见解武断”的人，若能”意识到人类理解力即使在最完美状态下的种种古怪缺陷”，这一认识便会”自然而然让他们多几分谦逊与保留”，并”削弱他们对自己的偏爱、以及对论敌的偏见”。智识上的谦逊，跟对他人的宽容紧密相连：既然”我们都是用脆弱和谬误捏成的，“伏尔泰写道，“那就让我们彼此宽宥各自的愚蠢——这是自然的第一法则。“康德则强调人类知识不可逃脱的限度。我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我们这个日益无知的时代，恰恰以人们死抱住自以为知道的东西为特征。

跟康德一样，福柯也问过”何谓启蒙？“——这是他 1984 年一篇文章的标题。他把启蒙定义为”对一种态度的永久重新激活——即一种可被描述为对我们历史时代的永久批判的哲学气质”。从这个角度看，启蒙为社会科学奠了基：相信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可被无尽阅读的。这是我最喜欢的启蒙定义：一种对”永久批判”的承诺——批判我们的世界，也——这点至关重要——批判我们自己。它是抵御操纵与自欺的最好解药。

无论身份政治式左派还是挥旗的右派，眼下都不太擅长自我批判。左派太自以为是，右派又太迷恋一种”平衡”的幻觉、不肯承认自己也有意识形态议程。说到政治激进性：左派对身份的狭隘聚焦，使它无法审视宏观的社会经济权力结构；而右派对西方往昔伟大的玫瑰色怀旧，使它去捍卫现状。两边都谈不上半点”启蒙”。我们确实需要谦逊、需要自我质疑，但这不该妨碍我们对权力说真话、挑战金融与科技精英。在科技大佬声称自己开创了一场新启蒙之际（其实那不过是同一批白人、男性、英语中心的旧班底换了身新衣），我们就更有必要去加固我们智识遗产里的好东西。

在我们这个非黑即白的年代，启蒙”内含多重声部”这件事，反而是有用的。

启蒙也许是一项混杂、矛盾的工程，但它那种批判态度，是跟革命意图捆在一起的：为一个更好的世界打下智识根基。我们要把启蒙这个孩子从浑浊的洗澡水里救出来，办法是记起它自己教过的那门”分辨”的功夫；把理性当作一种”志向”而非”绝对”来倡导；尤其要拒绝在它如此危殆之时，把专业知识、文化资本和高智识标准跟权力、特权绑到一起。

在我们这个非黑即白的年代，启蒙”内含多重声部”这件事反而是有用的。“即便在那个时代，人们思考的方式也充满了多元，“赛尼说，“所以我觉得，回看过去时，我们应当克制别太轻易下判断，因为我们自己也会被未来世代以我们今天的活法来评判。“拒绝把历史上的人或观念一股脑塞进非好即坏的整堆范畴，让我们得以说出她那句话：“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世界，而如果一切皆有可能——我想这正是历史的教训——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知道有用的东西拿过来。“至于其余的，赛尼总结道，“我们可以说，那对你来说没问题，但对我们来说不行。这也没关系。”

那抔不肯死的土

法国农业环境研究院的生化学家塞巴斯蒂安·方丹（Sébastien Fontaine）花了 15 年，想搞死一抔土。他本来只想知道：纯粹的泥土、彻底没有生命的泥土，自己会释放多少碳。于是他把土封进罐子，用伽马射线（一种能灭菌的高能辐射）猛照，然后等着土壤呼出的二氧化碳——也就是微生物在呼吸的信号——降下来。

它没降。等了几周、几个月，显微镜下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土却还在源源不断地吐二氧化碳。这抔土，不肯停止呼吸。

方丹的团队反复重做，结果一样。最后他们确信这不是实验装置的假象，便动手去找”死土里的这口气”到底从哪来。如今他们报告：被辐照过的土壤样本，持续吸氧、吐二氧化碳，整整持续了六年。在 2025 年《科学进展》的一篇论文里，他们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那个驱动了大部分生命活动的代谢过程，在活细胞之外也可能发生。

这是地质学的化学，不是生命的专利。

所谓代谢（metabolism，细胞把养分拆解、释放能量的那一整套精密化学反应链），过去被认为只能在细胞那个挤满酶、分子频繁相撞的受控空间里进行。但方丹的实验指向另一种可能：泥土里那些非生物的催化剂（比如富含的铁氧化物、铝氧化物）也能诱发类似反应。没参与这项研究的渥太华大学有机化学家约瑟夫·莫兰（Joseph Moran）说，他们看到的是”生命的化学并非生命专属——它是地质学的化学”。

证据是怎么一步步逼出来的——团队先怀疑土没真死，于是加更多辐射、加压、加热，往死里整，土照样吐碳几个月。研究生用电子显微镜在辐照土里找到了细胞，但染色显示里头没有 RNA 或 DNA，说明细胞确实死了。他们又故意往土里加微生物模拟污染，细胞迅速重新定殖、释放出多得多的碳——证明灭菌样本里观察到的那点碳，并不是灭菌没做干净。从 2018 到 2024 年，团队盯着两组密封辐照土（一组普通土、一组额外加了葡萄糖），在第 1606 天、第 2442 天再测，碳排放虽进一步放缓，土仍在呼吸；加了葡萄糖的那组排得更多，强化了”非生物催化剂在拆解糖、模拟代谢”这一猜想。方丹还做了个燃料电池，往里加进将近五年前辐照过的土，闭合电路后测到的电流比盐水对照组高出好几倍——他说这表明无菌土支持着一股电子流动，正是类似耗氧代谢（克雷布斯循环，细胞产能的核心反应链）的迹象。

这件事为什么重要？金属能催化生化反应，正是过去十来年一个关于生命起源理论的核心。铁、锌这类金属坐在许多最古老的酶的核心位置；包括莫兰在内的一些研究者相信，早在生命出现之前，这些金属就可能催化过这些反应。“我们当中有一小撮人觉得，应该换个方式来组织我们对’生命是什么’的理解——把代谢放在生命所做之事的根基处，而基因只是更高一层的控制手段，“莫兰说。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的生化学家马库斯·拉尔泽（Markus Ralser）补充：无酶的代谢反应可能比想象的更普遍、不需要特殊条件就能启动——“如果它很难发生，那这颗星球今天就不会满是生命。”

当然，文章也老实摆出了反方。最直接的质疑是：那些从死细胞里漏出来的酶，会不会还在土里继续干活？即便降解了，酶也有稳定的骨架，也许仍能催化反应。拉尔泽的直觉是辐照土里”六年后还残留着大量的酶”。要彻底排除这点，得把土加热到结构本身都被破坏的程度，太难。但方丹反驳：酶一旦从细胞里漏出来，活性会”指数级”衰减，而且没有任何已知的酶能撑六年——“我们观察到的呼吸由酶造成，这非常不可能”。

Taste 训练（周四 · 酒）：把夜店当一门手艺来养

布鲁克林东纽约有个地方叫”酷儿夜生活社区中心”（QNCC），半是活动场地，半是互助与信息共享点，半是基于工作的技能培训——全部围着夜生活行业里的跨性别和酷儿从业者转。开张不到一年，他们办过的活动从舞蹈演出，到关于性暴力预防的讨论，再到”零工身份怎么报税”的教程。执行主任迈克尔·法尔科（Michael Falco）接受 PUNCH 访谈，谈了这个组织的来龙去脉。

一个反直觉的判断：纽约地下夜生活”前所未有地火”，同时却”前所未有地难做”。 法尔科说，论”每周有多少东西可选、节目质量多高”，纽约现在跟柏林有得一拼。可经济压力极其凶猛——20、30 年前搞地下活动容易得多，如今房租贵到”光是回本就常常得先挣到一万到一万二美元”，还没算灯光、音响、DJ、门口的人。再叠加整个行业都在经历的酒水销售下滑（很多场子的收入支柱正是卖酒），模型本身就被压垮了：票价被迫往上抬，可你最想请来体验的那群人，恰恰是付不起贵票的人。

核心论点：这门活儿被”好玩”给坑了。 “我们任由它被轻视——因为它好玩、因为它社交、因为它发生在下班时间、因为它周围常围着酒精，“法尔科说，“但它其实是社区营造，是组织动员，是医疗，是归属感。它是一门高技术含量的手艺。“QNCC 的整个模式，就是把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机构早就拥有的那套基础设施（非营利、靠捐赠、有护栏）搬到夜生活这个对象上——“把机构资源重新分配给夜生活”。他们刻意不要投资人，“对怎么从一件事里榨出两倍、十倍利润毫无兴趣”，因为这种夜生活本来就不是按那种利润率设计的。法尔科举了个具体例子：他们办过一场叫 Slambient 的活动，配上免费针灸的瑜伽日，75 张票对夜生活从业者全免、对其他人收 10 美元——一个能撑住派对能量的空间，也能撑住这种”事后还会逗留一阵的照护”。

独处的能力，靠的是有人在身后托着

作者是位心理治疗师。儿子出生后，她染上一个怪习惯：把睡着的孩子叫醒，只为确认他在睡。孩子明明呼吸均匀、暖暖地睡熟，她却像演练灾难现场的蹩脚医护，俯身去听那分明在发生的呼吸——“像一个靠吹气来确认蜡烛还亮着的人”。她有一堆现成的词可以套：焦虑、抑郁、产后适应障碍。但都没说中最让她错乱的那件事——她失去了在独处中休息的能力。

她借两位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把这件事讲透。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那句故意写得很矛盾的名言：“独处能力的基础，是曾在某人在场的情况下独处过。” 意思是——我们之所以能独自休息、玩耍、思考，是因为先体验过被可靠地陪伴：身边有个人，既不打扰、也不缺席。久而久之，那种”被托住”的感觉被内化进来，独处才变得安全，而非暴露。但温尼科特没充分讲清楚：让这种”在场”成为可能的条件是什么。作者补上一刀——女性主义学者早就指出，照护本身取决于照护如何被社会地组织和分担；“非焦虑的在场”需要稳定、时间和集体支持。

她那阵子根本谈不上被托住：父亲刚去世，母亲心智迅速崩解，她作为独生女成了母亲照护的唯一支点，同时还在养一个学步的大孩子；山火把寻常日子变成应急演练，疫情把工作、育儿、哀悼压进同一段不间断的时辰。另一位分析学家比昂（Wilfred Bion）解释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当经验涌来的速度快过头脑能消化的速度，思考就没法发生。 压力无处安放时，它不会变成反思，而是被排泄成行动和警觉。问题不在于一个人身体上是否独处，而在于他的头脑能不能自由游荡、还是仍在”值班”。当警觉取代了”容纳”，独处就不再是休息，而成了另一个班次。她点出这不是新手父母独有的：当人失去工作、医保、法律保障或住房，注意力同样会收窄，独处会被无声的应急筹划填满——独处成了”私下里独自管理生存”的又一个场所。

真正改变她的，不是什么顿悟，而是处境的改变。她让丈夫接过一些她原本独自扛着的东西，又请了远超”生存所需”的付费帮手（她对这种缓解如此不均地依附于特权、而非需求，至今心怀不安）。这并没有解决她正经历的丧失，但把”托住”的工作重新分配了出去，给了责任别的落点。只有到这时，她的头脑才腾出空间去做”监视”以外的事——克莱因（Melanie Klein）意义上的”哀悼”才得以开始：哀悼不是放手，而是学会把同一段关系里的好与坏同时握住、不把它们劈开。当那种能力被压垮，头脑会出于自卫而简化世界——非安全即危险，非生即死。她产后的过度警觉，恰恰是对”灰度”的拒绝；而休息需要可容忍的不确定，“睡眠是一种交出，而当自我被任命为唯一的护栏，交出就变得不可能”。

她在儿子七岁那年的校园剧里看见了反面：他被反类型地选去演一只蝴蝶，配着丝绸翅膀和一顶莫名其妙的草帽。表演中途，他在观众席找到她，两人目光相遇——那一刻像是一种许可：不必逃跑，不必把场面修正成体面的样子，而是留在这感觉里看看会发生什么。然后儿子开始”干活”：他放慢编舞，加了几个精准的小花招，挑了挑眉毛，在重拍上竖个大拇指——把笨拙的戏服变成了表演的一部分，尴尬变成了好笑，观众笑出了如释重负的认领。这，作者说，正是温尼科特的意思：被可靠地托住，才让人放松进自己；它造出足够的内在安全，去玩、去即兴、去在场而无需时刻监视。“独处不是依恋的反面，它是依恋延续下去的一种更安静的方式。”

世界角落：当芒果热席卷毛时代的中国

旧的意识形态被摧毁、塑造了几代人的信念一夜之间溶解之后，会发生什么？人会在废墟上造出新符号，把意义投射到原本微不足道的东西上——而这些新符号未必都连贯、合理，有些干脆怪得出奇。很少有事件像”毛芒果热”这样，把政治符号的荒诞展示得如此清楚。

一颗谁都没见过的水果，怎么在一夜之间封了神。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后，1968 年是最血腥的年份之一——红卫兵横扫全国，连革命派系之间也爆发流血武斗。混乱不能无限继续，毛决定派工人去压制红卫兵、恢复秩序。而帮上这个忙的，不可思议地，是一箱黄色的水果。1968 年 8 月，来访的巴基斯坦外长送给毛一箱芒果（赠芒果在巴基斯坦是传统，但在中国这水果几乎无人识得）。毛把箱子转送给了正占据清华校园、试图控制红卫兵的工人。研究中国视觉文化的学者穆芮（Alfreda Murck）写道：这箱芒果带着一条隐含的讯息——从今往后，是工人、不是红卫兵，来掌管教育和”按毛的形象改造中国”。

符号一旦从”至高领袖”手里出来，就被镀上了神性。 工人们因为芒果来自领袖，把它从一颗水果变成了一件”带有神性属性”的对象：有人整夜不睡，抚摸芒果，惊叹自己成了”领袖的门徒”。官方借势编出一整套围绕芒果、工人、毛的宣传，政治学者鲍大可（Richard Baum）说，这等于签下了”红卫兵的死刑令”。红卫兵很快被解散、下放农村；而接到芒果的工人则被擢升为文革领袖——尽管真正的权力其实握在解放军手里。工人返厂时，毛又派人送去一颗新鲜芒果。工人为这颗水果办欢迎仪式、用蜡封存、供上祭坛、走过时鞠躬；某工厂把芒果熬成”圣芒果水”，每位信徒喝一勺。蜡的、塑料的芒果被迅速量产，装在玻璃柜里摆遍全国；芒果图案印上盘子、婚礼礼品、香烟盒，绣进毛毯。《人民日报》一连数周登”芒果诗”：“看到那金芒果／就如同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为什么偏偏是芒果？ 据研究者解释——牡丹、桃、石榴这些既有符号都背着皇权或神性的旧义，而芒果在中国没有任何预存含义，是一张干净的画布。很快谣言四起：芒果树百年（或千年）才开一次花，吃了能长寿，类似中国传说里的仙桃；毛”不肯把芒果留给自己”，于是被读成对人民的巨大牺牲。芒果与个人崇拜彻底绑在一起，批评一个就等于批评另一个。穆芮讲过一个细节：四川一位牙医看着游行的芒果，说了句这果子”看着像红薯”——他被捕、以反革命罪受审、游街、处决，子女被下放。

到 1969 年，芒果热已开始消退，因为它从来没有内在逻辑、文化连贯性或传统可依——人们的崇拜至少有一部分是表演性的。毛 1976 年去世、80 年代对其个人崇拜重新评估后，丢弃芒果残物变得可以接受，更稳妥的是把蜡芒果改造成蜡烛。流亡美国的作家哈金（曾在文革期间服役）在 2019 年的诗《一只神圣的芒果》里写：“那天夜里某个好奇的孩子尝了那果子／却没被抓住……我们用一只木芒果替换了真的。“对哈金而言，芒果不再是毛权力的标志，而是文革荒诞、以及”反革命”标签何其随意的提醒。如今这水果的政治含义大体被遗忘，它再一次变了形——这回，变成一种清凉的夏日水果。

今日 detail — 七十多种不同的芒果徽章被免费发放或低价卖给买不起更贵芒果周边的人，许多徽章上印着标语：“芒果传深情”。

备注

• 今日五栏目齐全。玩物（周四·酒）走了 drinking culture / 夜生活经济角度而非单纯调酒——本周固定酒源（Cocktail Wonk 主页最新仍停在 2 月）无新长文，PUNCH 这篇是当下最有论点的一篇。
• 远方为 Archive pick（原发 2026-02），JSTOR 近期新稿多已在前几期用过。
• 明日轮播预告（栏目 3）：周五自由日——体育 / 当周谁有好文挑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