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里

受困的见证人

2025 年 7 月 9 日，美国政府对联合国巴勒斯坦事务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塞（Francesca Albanese）实施了制裁。早些时候那个春天，阿尔巴内塞曾向美国一些公司寄出过保密信函，警告说她将在即将提交的联合国报告里点名它们参与了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的严重人权侵犯。美国政府把这些信函框定为”政治和经济战”。

针对阿尔巴内塞——一位在意大利出生的法律学者和人权专家——的制裁，是一项更大行政令的一部分，这道行政令同时也制裁了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和检察官。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援引的理由是她”直接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意图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美国和以色列公民”。阿尔巴内塞和被制裁的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人员现在被列入了美国财政部的”特别指定国民”名单——这份名单上的其他人是恐怖嫌犯、毒贩和军火商。

这是美国第一次制裁一位联合国官员，也是第一次有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因为行使职权而遭到这样的惩罚。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特克（Volker Türk）在回应里说：“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他们的工作性质就是处理那些敏感、常常引起争议、又具有国际意义的议题。“被制裁者被禁止入境美国、资产被冻结、无法使用基础金融服务（包括用本人名字的信用卡、做线上购物）。旅行制裁也延伸到了他们的家人。

2026 年 5 月 14 日，一位美国联邦法官冻结了对她的制裁，理由是特朗普政府侵犯了她的言论自由权。阿尔巴内塞欢迎这个裁决，但说”这场仗还没打完”。

不只是巴勒斯坦

但巴勒斯坦的报告员职位并不是唯一被攻击的。

联合国一共有 46 个主题性报告员职位、13 个国别性报告员职位——再加上一些独立专家和工作组——这些统称为”特别程序”。其他报告员也因为人权工作受到过攻击。比如 2018 年初，维多利亚·陶利-科尔普斯（Victoria Tauli-Corpuz）——菲律宾原住民甘卡奈-依戈罗特族的成员，当时是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被她自己的政府（当时由罗德里戈·杜特尔特领导）指控加入了一个恐怖组织。她因担心人身安全被迫离开菲律宾。这一指控的背景是：她和其他几位特别报告员公开评论了菲律宾棉兰老岛 2017 年 5 月戒严后，针对几个土著群体的军事化、袭击和杀戮。

更早一些，1989 年和 1999 年国际法院曾经审理过两宗涉及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独立性的案子。两位专家分别来自罗马尼亚和马来西亚，他们的母国试图限制他们行使职权。两宗案子都阐明了：特别报告员享有 1946 年《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在执行任务时的官方言论受法律保护，免于被起诉。

类似这种激烈的反击和攻击常常反过来提高了这些独立专家的公众知名度。但这些以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身份获得如此高曝光的人，究竟是谁？

一种夹缝里的位置

特别报告员是一支全球人权专家的队伍——他们在某一专题领域里建立了声誉，被公认有专业判断力，并常常和其他专家、公民社会或联合国官员有现成的网络。但”什么算人权专业能力”是一个由专业背景、资源、技能、教育构成的拼盘——所以这个群体内部有相当大的多样性。

举个例子。关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人权状况这一职位，1993 年才设立。阿尔巴内塞是第 8 任、也是第 1 位女性。第 1 任勒内·费尔贝（René Felber）是来自瑞士的职业政客，紧接着是芬兰的汉努·哈利宁（Hannu Halinen）和意大利的乔治·贾科梅利（Giorgio Giacomelli）——两位都是职业外交官。这反映了上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特别报告员的传统人选画像——多来自高层政治和国家外交。

到 21 世纪初，画像换了。南非的约翰·杜加德（John Dugard，2001-08）和美国的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2008-14）都是国际法学者，都做过多个国际组织和 NGO 的要职。杜加德是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成员、国际法院的特设法官；福尔克担任过核时代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世界联邦研究所的咨询委员会成员。

他们之后是印尼的马卡里姆·维比索诺（Makarim Wibisono，2014-16）——又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最初挑他是想修复跟以色列的关系。但他只干了两年就辞职，原因（用阿尔巴内塞书里的话）是”他对合作和获得入境保证的期待没有兑现”。再之后是加拿大法学教授迈克尔·林克（Michael Lynk，2016-22）——加拿大政府本身反对这个任命。

福尔克、杜加德、林克三人在阿尔巴内塞 2025 年出版的书《一轮月将从黑暗中升起》（A Moon Will Rise from the Darkness）序言里盘点了这职位的演变——他们在前三任职业外交官的”外交礼仪式”工作方式和自己（以及阿尔巴内塞）的工作方式之间画了一条线。前三任都拿到了以色列签证、写的报告也四平八稳，在《奥斯陆协议》（1993 和 1995 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临时协议）之后没有产生什么公共影响。杜加德的上任改变了这种外交色彩——他是反南非种族隔离的人权律师，把这种法律语言带进了关于占领区的报告。从他开始，每一任报告员都把关于种族隔离与占领的国际法作为分析框架。

阿尔巴内塞自己最早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工作，之后做乔治城大学的兼职学者，并为智库”阿拉伯民主与发展复兴”提供研究和法律支持——她本人就是这条专业线的延续。

不被任何人完整代表

特别报告员有一个奇怪的属性：他们从联合国接受任命（享有联合国官员级别的特权和豁免），但他们以个人身份行事——他们代表的不是联合国。许多报告员把这描述成”夹缝里的位置”——既不属于联合国，也不属于任何国家——这要求他们仔细地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才能真正撬动这个定义模糊的位置的潜力。三年任期（如果续任的话总共六年）里这种学习曲线非常陡。

上任之后，他们的四项主要工作是：

1. 实地访问，调查全世界的人权状况
2. 直接向缔约国发出沟通，关于个案或更普遍的关切
3. 参与制订国际人权标准
4. 倡导、唤起公众意识、提供人权问题的技术建议

要做这四件事，他们必须说服各国代表给他们入境许可——同时还要维护这个职位的完整性。许多报告员（尤其是从学术界或专业倡导界进来的）必须很快学会联合国独特的外交礼仪。法律学者米克尔·拉斯克·麦德森（Mikael Rask Madsen）把这种实践叫作法律外交——法律和政治之间的微妙互动。这种技能是在岗位上学的：从如何跟大使打交道时的外交礼节、给不同受众重新包装信息（但不能损害独立性）、到协商进入一个国家或一个拘留设施的权限。

2023 年 6 月，时任反恐与人权特别报告员、爱尔兰法学者菲奥努拉·尼·奥兰（Fionnuala Ní Aoláin），在对美国进行技术访问期间，对关塔那摩湾拘留设施进行了首次由联合国专家进行的官方访问。

理论上，外交豁免给了报告员开展工作不必担心报复或人身攻击的空间。然而实践中，外交场域也限制可说的话、可去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依赖自己原本就有的专业网络来推进任务——这要求他们在已经有的全职工作（学术、NGO、法律）之外再投入大量时间。

国家访问也可能因为损害独立性而付出代价。比如单方面强制措施特别报告员、白俄罗斯的阿莱娜·杜汉（Alena Douhan），因为她做国家访问时不见公民社会代表和人权捍卫者，被多方批评。2022 年她访问伊朗——这是 2005 年以来第一位被允许入境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而此前伊朗拒绝了 14 位其他联合国人权专家——伊朗本地的人权捍卫者批评说她的访问”是在帮政府演戏”。她 2021 年访问委内瑞拉时也有类似 pattern。

报告员们在外交礼仪里游走的同时，还要维护独立性——这要求他们仔细平衡跟成员国、公民社会代表、联合国秘书处的关系。学者塔蒂亚娜·卡拉扬尼斯（Tatiana Carayannis）和托马斯·G·韦斯（Thomas G Weiss）把他们算入”第三联合国”——一个由非国家行为者、学者、咨询师、智库、NGO、私营部门、媒体构成的知识生态系统。他们和”第一联合国”（成员国）、“第二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互动。在这种关系网里维持独立性，有些报告员选择以个人身份行动，另一些则借助制度资源——和其他特别报告员形成联盟、共同行事。比如多位报告员经常就紧迫的全球人权问题发出联合声明——比如 2024 年 6 月到 8 月肯尼亚暴力镇压抗议活动期间，他们就联合致函肯尼亚政府。

是哪段历史长出来的

特别报告员这个”被联合国任命但以个人身份行事”的独特位置，是哪段历史长出来的？

1945 年所有成员国签署的《联合国宪章》里同时锚定了两个看起来矛盾的原则：跨国界的人权承诺、和保护国家主权不受外部干预的”内部管辖原则”。当时国际法、外交、哲学领域的主要声音都在争论——普世人权和国内管辖之间的关系到底要怎样想象、怎样调和。这种关系在战后初期被以非常不同、有时彼此冲突的方式想象。

这两面《宪章》是不同行为者交叉烙印的产物。是 NGO 和小国把”人权”这个语言塞进了《宪章》——这是与大国偏好对立的（大国最终保留了安理会的否决权）。这段早期就为联合国人权系统的头 20 年留下了重要遗产。

从一开始，“专家”这个形象就是有争议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就是今天的人权理事会的前身）从 1940 年代末就在讨论：专家到底应不应该在其中扮演角色？苏联倾向于政府代表；黎巴嫩、英国、比利时则主张独立专家——在他们看来，独立专家有更普世的代表性（代表全世界的人，而不仅是自己的国家），还可以提一些会让政府”难堪”的问题。

但直到 1967 年——距离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已经过去了 19 年——联合国才被授权可以任命专家去调查人权侵犯。

联合国人权事务司的第一任司长约翰·彼得斯·汉弗莱（John Peters Humphrey）形容这段长达 19 年的真空期是”自找的”——本可以避免的制度性时刻。印度的人权委员会成员汉萨·梅塔（Hansa Mehta）曾经建议：把关于人权侵犯的来函（隐去作者姓名）列出来传阅。然后她想讨论一些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 NGO 提出的指控。个人来函则按要求提供。这个程序最初被同意了，但后来菲律宾外交官罗慕洛将军（General Romulo）开始担心来函作者可能遭到报复——所以一个委员会被指派去评估这件事。这个委员会发现：人权委员会没有任何权力去研究这些来函，因此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这就是直到 1967 年都在联合国通行的、备受批评的那一套教条的起源，“汉弗莱在回忆录里写道。

1967 年从这个真空里诞生的，是几个临时工作组——分别调查南非的种族隔离、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做法、智利的人权状况。这些就是今天特别报告员的前身。奥地利国际法学者、政治家费利克斯·埃尔马科拉（Felix Ermacora）——同时是联合国代表和欧洲委员会人权委员会成员——被任命到了所有这些临时工作组，后来又成为第一任阿富汗问题特别报告员（1984-95）。

按埃尔马科拉自己的记录，他在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同行里以”直言不讳、坦率”出名。这种性格，加上他来自一个小国——奥地利、并且是中立国——可能正是他频繁被任命为独立专家的原因。他用”相对自由”的方式行使这些职权——和 90 年代以后被”紧紧束在国家指令的紧身衣里”的代表们对比强烈。在他那一代人里，他写道，国际人权发展主要是由职业外交官推动的。

NGO 接管 + 一次性命的关键人物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国际人权 NGO 的兴起——像国际特赦组织。荷兰的特奥·范·博文（Theo van Boven），1977 至 1982 年人权事务司长，本人就是从 NGO 圈子来的，得到了公民社会的强力支持。他的大部分任期跟卡特总统执政时期重合——美国当时正第一次把”人权”承诺写入外交政策。

范·博文推动了联合国人权计划的几项开创性创新——他改革了人权事务司，把联合国的人权工作从”提倡”转向”保护”，建立了一套新机制——包括今天的”特别程序”。

但他的合同 1982 年没有被续——原因是他做了一次有力的演说，点名那些实行简易处决或任意处决的国家。范·博文当年决定，把人权计划的重心转向”生存权”。他这个职位不可持续了，但因为这一调整，联合国法外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这个职位被成功设立——成了今天系统里的一员。

撑着的人是谁

这段简史里能看见——特别程序系统的根系是临时工作组 + 几个有勇气的人权个体 + 一个支持性的地缘政治时刻。

今天，联合国正在面临”一场破产的赛跑”——多个成员国没有按照法律义务足额、按时缴费造成了财政压力。这发生在全世界冲突不断上升、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援助的时刻。然而联合国的人权系统几十年来一直长期 underfunded——其中一根重要的支柱长期靠未受报酬的专家撑着。科菲·安南把他们叫作人权理事会**“皇冠上的明珠”**。

还能撑多久？

美国国族风格其实藏在华盛顿

我最近第一次去华盛顿——上一次还是小时候。亲眼看华盛顿就像第一次看《蒙娜丽莎》：你已经在复制品上见过它太多次，亲眼看到原版几乎让你觉得诡异。

华盛顿的每一座纪念性建筑都独占一整个街区——周围有一圈草坪把它和街道隔开，像一只完整的烤火鸡端坐在银盘子上。这种孤立、独立的品质是 19 世纪设计的常见追求，但欧洲人在自家城市里很难做到——他们的城市太密、历史层叠太厚。在伦敦，巨大的纪念建筑常常挤在窄街和混乱交通岛之间——大英博物馆挤在拉塞尔街上、议会大厦挤在国会广场上。华盛顿不是这样。在华盛顿，每一座大楼都安静地坐落在一段长视野的尽头。这确实给了城市某种尊严——但同时也丢掉了一些活力。

建筑本身也是独特的。首先，大部分都是大理石贴面。大理石在古罗马的纪念建筑上被大量使用过，但在古典时代之后，它再也没有在欧洲任何一座主要城市里成为主导建筑石材。事实上欧洲的主要建筑里几乎没有什么大理石外观——我相信整个伦敦只有一座有标志性的大理石建筑：大理石拱门（Marble Arch），它的材料如此特别以至于建筑直接以材料命名。

在每一座欧洲城市里，主导石材都是石灰岩；如果没有石灰岩，那就是砂岩；都没有就用花岗岩。但因为华盛顿建得太晚——晚到运输成本已经大幅下降——美国人才得以用上佐治亚州和佛蒙特州那些奇妙的建筑大理石，建出了自古典时代以来世界上第一座大理石之城。

大理石的秘密

大理石被雕塑家偏爱，是因为一种叫亚表面散射（subsurface scattering）的特征——大理石轻微透光：阳光不只照亮它的表面，还能穿透深处大约一毫米——形成一种在某些光线下柔和发光的质感。人的皮肤也有这个特性，这就是为什么雕塑家用大理石做人像时有种特别的契合感。

我以前读到过亚表面散射，但没认真当回事——我有点怀疑这是某种”虔诚的胡话”。但在华盛顿，我变成了信徒。华盛顿的纪念建筑在南方的强光下确实仿佛在轻轻发光——这给它们一种感官性的质感，当一整座城市都是这种石头时，这种感官性几乎压倒一切。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拍出这种效果，但你可以从杰斐逊纪念堂的柱廊（佛蒙特大理石）和巴黎玛德琳大教堂（卢泰提亚石灰岩）的对比里，看出一点端倪。

新古典主义其实欧洲很少有

华盛顿的纪念建筑在风格上同样很不寻常。

美国人在做纪念性建筑时，传统上偏好新古典主义——从希腊罗马古典里抽出的风格。很多人把新古典主义看成是”西方文明的官方风格”。这个看法有点对，但相当有限。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开始用古代先例时，方式是松散的、自由的——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方式。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风格彼此差别巨大。这些民族文艺复兴传统在三百多年里以各种形式延续下来。中间有一段（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早期）出现过短暂的国际新古典主义，之后欧洲建筑师又大体回到了各自的民族语汇。

结果是：欧洲城市里严格意义上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数量其实很少。最经典的古典建筑形式是”分离式门廊”（detached portico，带柱和山墙的神庙正面）。我数了一下罗马老城里的分离式门廊——这是某种意义上”古典建筑的世界首都”——我只找到两座毫不含糊的例子：万神殿、波尔图努斯神庙。两座都是古典时代留下来的。

而在华盛顿，大多数主要建筑前都有分离式门廊——从顶上开始数：国会大厦、白宫、最高法院、杰斐逊纪念堂、国家美术馆、财政部。

美国人在模仿里创造了独此一座的城

这就引出一个很奇怪的想法——美国人以为的”传统欧洲建筑”（大理石新古典主义），其实只在华盛顿是典型的——而且在后古典时代的任何欧洲城市里都不曾典型过。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美国思想家担忧美国建筑师是在抄欧洲先例、而不是发展出自己的国家风格。但也许，正是在他们模仿欧洲古代的狂热里，他们其实已经发展出了一种美国国族风格——只是他们自己看不到。

题外话：Dune 也是这个套路

回程的长途飞行很无聊，我用看电影打发——回程时看了《沙丘》第一部和第二部，里面的设定是几个贵族太空家族争夺一个名为厄拉科斯（Arrakis）的中东风行星的统治权。我非常喜欢这部片，被它布景的建筑迷住了。那里面有一点苏美尔、一点 Boullée 新古典、一抹巴西现代、一些印度教神庙元素、很多伊斯兰母题，也许还有玛雅风格——但全部被削减、横向铺开、巨大、单色——它们融合得非常和谐，让你同时觉得是未来又像古代。

那个设计的总策划好像叫帕特里斯·韦尔梅特（Patrice Vermette）——他从来没受过任何历史或建筑训练，在蒙特利尔的康考迪亚大学读的是传播学。沙丘的主演蒂莫西·查拉梅（Timothée Chalamet）最近因为批评歌剧和芭蕾的”陈腐”引起了一场小风波——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周围的同事里就有一位 born-again 历史主义设计师，能虚拟无碍地从各种”陈腐”的来源里抽出元素，做成一个既未来又远古的世界。

Taste 训练（周二游戏）：到底为什么我们还在玩枪游戏

“你拔出刀的时候跑得更快。”

我已经落后她好几步了。她不需要回头就知道。

“啊，对，谢了。”

故事的”我”是新来的——这是她《马拉松》（Marathon）的第二局。世界是 Tau Ceti IV 这颗外星行星——表面被失败的人类殖民痕迹烧成褐色。玩家是”runners”，被派去这颗死星上挖文物——你的意识装进一个个被叫作”shell”的赛博机体里，给嗜血的跨国公司充当容器。地球的政府部门 UESC 派出了机器人警察守在废墟里——你要 25 分钟内挖掘一颗被废弃殖民地的坟、避免被警察或其他 runners 杀掉、从指定的撤离站送出去。死了，你就什么都没了。

“你”和带队的 rabbit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旧金山小孩，一起玩过最早期 Bungie 的几代《光环》（Halo）系列。这种感性的接续——给《马拉松》注入了某种父辈基因。

走过废弃工业站、爬过雾里的沟谷、躲过基因变异的红嘴鸟——突然，体型大如篮球的虫子撞到脸上 “AUGH！”

rabbit 还记得 “你”对虫子的恐惧，让你在外面藏身、由她去清理虫巢。她还有一个隐身能力——所以撤离站到达后，她隐身去激活，“你”在外面等掩护。

网上对战的悲哀

“我们一起玩了二十多年。我们小时候是男孩——一起玩 Halo（光环）的前四代，全部由 Bungie 开发。这可能是为什么 Marathon 让我这么伤感的原因。”

作者 Pao Yumol 用 30 行文字穿插了一段游戏的旁白和一段回忆——

她小时候和 rabbit 那个 Halo 的世界里，乐趣来自分屏多人游戏——四个人坐在同一台主机前——你慢慢摸清同一个对手的盲点和漏洞。然后 2014 年，Xbox Live 上线，一切都不一样了。陌生人的网上对战——大厅里全是男孩、有些会拿”黑暗、阴晴不定的内心”填满整个房间——听他们吵架令人沮丧而压抑。线上的速配像速度恋爱一样——根本没动力真正了解一个对手。

“我有时会在跟陌生人组队时瞥见我和 rabbit 早已离开的那个苍白的世界。男孩就是这样。最后我不再跟陌生人玩——rabbit 是唯一一个我还愿意跟陌生人组队的人。"

"缺席的百合”

中段，文章从枪游戏切到了一段令人意外的文学批评。Pao 推荐 Otherside Picnic（《彼方野餐》）——日本作家宫泽伊织的小说，灵感来自塔可夫斯基《潜行者》的”Zone”概念——但被注入了女女恋爱（百合）的语法。

宫泽伊织有一个叫”缺席的百合”（yuri of absence）的概念，他在 2018 年一次采访里这样定义：

“举个例子：第 9 章的封面——两个女孩坐在农耕车上，周围是无边的草地——你说这是百合。” “对。” “现在把两个女孩从场景里抹掉。” “嗯。” “一辆生锈的、衰败的车停在两道车辙的泥地上。” “嗯。” “然后你想象有一天，两个女孩曾经坐在那儿——这不就已经完全是百合了吗？”

Pao 写道，“缺席的百合”在某种意义上预先就是 hauntological（被幽灵化的） 的——它给一种女性气质涌动的负空间命了形——在那里，姐妹之间的爱、女女的情欲，可以通过断裂的系统的骨头与替代现实调情。

“缺席才是女女之爱的真正形状——总会有新的方式去捕捉它、感受它。”

回到《马拉松》——Pao 发现这游戏充满了缺席：穿越沼泽时，雾的帘幕、令人窒息的沉默——这种刻意的节奏，要求两位 runner 真正去听彼此。

她写——

“这种东西不在玩家间的残酷态度里，它至多是玩家的伦理和游戏暴力流之间的一场谈判。但我感觉，我是因为玩这个游戏而对人有了更多理解。“

街道，到 Zone

文章最后回到了具体的城市——和”我”还是男孩、和 rabbit 还是男孩的时代——他们参加湾区的”Wander Union”，一种走遍湾区各种行人路线的不定期组织——从两小时到二十四小时的路线都有。每次去，都是熟脸和陌生脸混杂。

“Wandering 把湾区表面下藏着的纹路揭开了。我们让自己像浮萍一样被带到城市边缘——海滩、铁路、被野草吞没的废弃地。我们像幽灵一样飘过雾。我们大部分时间在讲话，但有时也走在沉默里。”

“玩《马拉松》让我想起那些日子。我们一起穿过 Tau Ceti，把它的残骸变成 urbex 游乐场。我们找最少有人走的路线，在它们之上建立记忆。我们在烟雾弹的掩护下慢慢了解彼此——用枪声和脚步声的暗淡摩斯码。我们越往《马拉松》里走，我对那个无法理解我的世界感觉就越远。“

为什么我们还在玩枪游戏

文章在最后一节回到原题：“Why gun games, after all this time? Why do we return to the edge of our unfeeling and immutable trauma?”

她写——她有时想到日落区那些少年——

“他们会从我们家门口的那条长坡道一路滑下来——直通海滩——在十字路口前的草坪上跳下板，看着滑板自己滑进大海张开的口中。”

为什么 rave 是后工业时代最稳定的”灵性经验源”

在废弃的仓库、森林、工业废墟里——大群人对着 high-BPM 的电子乐跳几小时舞。这些空间——常被叫作 “rave”——手机被收走、职业和日常身份被留下；只有奇异的小配饰标记你正进入一个颠覆主流社会秩序的群体。这一现象 1990 年代以来全球爆炸式增长——参与者频繁朝圣到柏林 Berghain、内华达 Burning Man、其他 techno 圣地。

DJ、制作人、house 音乐先驱Frankie Knuckles 也许做出了最值得记下的对照——他形容芝加哥那家标志性的会所 The Warehouse 是”为那些已经被恩典抛弃的人开设的教堂”（church for people who have fallen from grace）。

这个对照本身已经成了文化想象的一部分——既吸引也激发怀疑——最后吸引到学者们（如 Graham St John 和 Robin Sylvan）来认真研究 rave 和灵性的关系。今天神经科学给了我们新的工具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共同舞蹈作为他们的灵性宣泄。

Rave 不是宗教模仿，是宗教的后工业延续

对这些参与者来说，地下舞蹈文化是一种灵性技术（spiritual technology）——一套环境和社会条件——它可靠地产生人类长期称为”神圣”的那种经验。从这个 lens 看，rave 文化不像是宗教的腐烂模仿，更像是它的后工业延续。

自我软化（ego softening）

灵性体验里最广泛被认知的特征之一是自我的软化或暂时溶解——你脑子里那个跟踪”你是谁、你怎样被看见、你与他人之间在哪儿”的内部叙述者放松了。文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把这种过程放进了 liminality（阈限性） 的概念里——仪式实践协助人有意识地放弃日常的社会角色，进入一个以开放、社会角色模糊、转化潜能为特征的临时状态。

神经科学家帕特里克·麦克纳马拉（Patrick McNamara）在《宗教经验的认知神经科学》（2nd ed, 2022）里论证：去自我中心（ego-decentring）不是附带的，而是灵性状态的核心。灵性经验依赖于大脑叙述抓握的暂时松动——当这种抓握放松（深度冥想 / 致幻剂 / trance 状态都可以达到）——人可以从一个更宽广、更不受自我限制的视角体验自己，创造出新的意义模式和自我理解能够浮现并随后被整合进自我概念的条件。

从神经层面，这个过程对应的是默认模式网络（DMN）核心枢纽的活动减少——尤其是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和后扣带皮层（PCC）——这两个区域涉及自我参照思考、自传式记忆、内部叙述维持。

这种降低不只在宗教语境下发生。沉浸状态 / “flow” 状态的神经成像研究显示：当人完全投入到一项活动（音乐演奏、舞蹈），同样这些自我参照区域会暂时安静——内部对话变少、对当下感知的投入增加。

同步运动 = 一致的神经节律

如果自我软化让舞者放下个体身份，那同步运动就是让他们”感觉到一体”的关键。多学科研究都找到证据：同步的身体动作促进信任、合作、社会纽带。补充研究显示：复杂全身运动和长时间体力消耗会激活大脑的低频 theta 波和 alpha 波活动——而这些神经活动模式同样出现在灵性和冥想状态里——说明它们之间有某种神经签名上的相通。

电子舞曲特别擅长同步——它重复的结构和渐进的调制促进神经的同步（neural entrainment）——内部神经节律跟外部感官模式对齐。低频低音通过身体共振——比”听到”更多——把身体和大脑物理地震动到同一个节奏上。“和别人在同一波长上”——在这个语境里——不是比喻，是神经生理事实。

特纳把这种状态称为 communitas。埃米尔·涂尔干称它为集体亢奋（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在 rave 现场，它叫”peak”。

伦敦 DJ LO-LOW 这样描述：“带我到 peak 时刻的，是跟其他人的同步——整个舞池变成一个协调的生灵的感觉。是感官冲击、灯光声音……当它击中你，你和周围人的连接达到一个更高的平面。沟通超越语言。你能就在自己的身体里。你回到你最原始的形态。“

物质 + 神经化学

灵性体验本身就是高度情绪化的——有时狂喜、有时令人惧怕——并且经常二者兼有。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形容这种情绪为 mysterium tremendum et fascinans——一种压倒性的”遇到某种完全他者”的感觉：一种力量如此强大、令人敬畏，既让你感到自身渺小、又把你拉近。在 rave 里很多人寻求类似的情绪状态——并使用精神活性物质让自己可靠地到达。

不论好坏——娱乐性药物是 rave 文化中的常见元素——它们提供了一窗去观察这些空间的意识和情绪状态。

• MDMA（也叫”摇头丸”）从 1980 年代起就深深嵌入舞蹈文化——它能放大愉悦、诱发社交纽带、让舞者整夜跳下去。它会增加血清素释放，并促进多巴胺和催产素信号——结果近似于灵性体验报告里那种情绪强度和连接感。
• 致幻剂如 LSD 和 psilocybin（裸盖菇素）通过作用于血清素能受体并降低 DMN 活动，诱发改变意识和知觉扭曲——常与灵性视觉报告里描述的相比。
• 解离剂如氯胺酮（K 粉）让通常的叙事自我安静下来、让人”放手”地融入音乐和人群——这种状态被关联到 DMN 的扰动——产生与灵性状态自我软化过程同源的边界感和”自我-他者”整合的变化。

不论来源——这些神经化学过程的共同功能是：让一段经验”感觉重要”。情绪强度激活边缘系统电路——加深记忆巩固——把这些时刻深深地嵌入个人叙事。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传统灵性遇见与 rave 经验都常被人描述为”改变人生的瞬间”——它们引发了意义、目的、身份的重组。

不靠药物也可以

有人会争辩：用”灵性”框架去描述一种带药文化是亵渎、是把享乐主义美化。但许多人在不依赖药物的情况下报告了类似的经验。

一位舞客告诉我她戒掉一切之后的经验：“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 validate 的经验——能去这些空间、依然从中得到这么多。” 她说，现在 OK 的经验是不同的——她不会熬到那么晚、有时候还是难连接——但：“我想这反而让它更特别……当音乐对了、人群对齐了，我仍然能感受到那种灵性释放。”

通过认识到舞池的转化潜能，我们可以开始把它看成一个机会——不是把它和药物使用绑死，而是练习不依赖人工诱导来达到那些状态。

Rave 文化的政治性

地下舞蹈空间长期被斥为”无意义、危险、社会侵蚀”。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早期，欧洲和北美的反 rave 立法威胁要拆散——不只是这些聚会，还有它们培育的社群——但这种边缘社群不断发明新的存续方式。

这种政治反应一点都不新——它呼应了一种历史性紧张：每当一种机构控制之外的集体超越出现时，社会和政治反应就会到达——早期基督教如此、苏菲教派如此、1960 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如此。

但 rave 文化的独特之处不在”新”——而在它的历史和政治语境。它从黑人、棕色人种、酷儿工人阶级社群——在艾滋危机的阴影下——里萌生出来。house music 和共同舞蹈成为一种在死亡面前肯定生命的身体性宣告。一座给被抛弃者的教堂——它给出了一种从苦痛里寻找狂喜的方式、从被遗弃中寻找社群、通过坚韧寻找意义。在某些空间里，跳舞和明确的政治抵抗是分不开的——比如拉各斯的 New Afrika Shrine——它把夜生活和反威权行动主义融合在一起，把俱乐部变成文化和政治动员之地。

在许多舞蹈空间，集体合作既是实际的，也是象征的。在最小程度的安保和监管之下，舞者只能彼此寻求安全和照顾。长时间的体力消耗、醉酒、感官过载让脆弱无可避免——把”互助”从一个道德抽象变成了实际必需。

合作不是靠强制——而是来自一种共享意识形态：和平、爱、团结、尊重——精准说来——这正是宗教千年里一直试图培养的社会炼金术。

在这个 lens 下，当代 rave 和电子舞蹈文化被跨性别女性深刻塑形并不奇怪。在它工业化的外壳之下，rave 文化本质上是阴性的——保护性而非惩罚性、关系性而非等级性、朝向关怀、想象、转化。如今——在反跨立法、暴力、对 LGBTQ+ 权利的反扑加剧之下——rave 和电子舞蹈空间继续在政治团结和动员中扮演关键角色。

重要的不是它”是不是宗教”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宗教经验的”果”比它的源头更重要。从这个角度——也许不必去争论舞蹈文化和主流灵性实践有多像。关键是它产出空间的能力——空间在那里把情绪宣泄、共情扩张、对替代意识状态的探索 normalize 化。

在一个不断分心、连接半真半假的时代，rave 要求一种激进的”在场”形式——手机被收起、注意力被夺回、身体而非屏幕成为连接的主要媒介。

承认这些空间为合法的灵性经验所在——不是浪漫化它，也不是免除它的批评——它是承认它的文化、政治、心理意义，并把对建立和维系这些空间的社群的尊重还给它们。更广泛地说——它邀请我们重新思考：今天，灵性生活在哪里、用什么方式涌现。

在一个支离破碎、渴望连接和意义的世界里，舞池给我们一个聚集的地方——在那里狂喜地实践重新想象自己、世界、我们爱彼此的能力。

世界角落：父母用法庭把十六岁的儿子从军队要回来

19 世纪上半叶，许多美国人对”常备军”这种东西怀着恐惧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最有力的体现是——父母和监护人有权用本地法庭签发的”人身保护令”，把没经过家长同意就入伍的未成年儿子从军队里要回来。这些未成年人没有家长同意就入了伍——本地法庭就要求联邦军方把他们当作”被非法拘留者”交出来。许多年里——军方不情愿地照办了。

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拉丁文意思是”你掌握那具身体”）是 12 世纪英国法律的产物——这一道古老的拉丁短语作为一种对抗任意拘留和监禁的工具，从来都没远离现实政治：从 9/11 后的恐怖嫌犯、到最近 ICE（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拘留——它都在场。

学者Frances M. Clarke 和 Rebecca Jo Plant 写道——“扎根于普通法、写进美国宪法的人身保护令保护公民免遭任意拘留——他们可以求助于法官签发一道令状。“英国法律评论家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把它叫作”对一切非法监禁最伟大、最有效的令状”——它从此一直是抵抗任意权力的斗争之基础。

美国内战之前：地方法庭可以放兵

但人身保护令在几个世纪里并不是静态的。在美国，19 世纪见证了这一令状的彻底变形——人身保护令在内战带来的联邦权力的质和量的扩张里被国有化了。林肯在战争期间多次中止人身保护令；杰斐逊·戴维斯（南方联邦总统）也做过同样的事。

到 19 世纪中期，法律是含糊的。

1812 年战争时——一位军事法律专家后来写道——州法院”几乎让军队解散”——因为太多家长动用人身保护令申请。这显然不是个能维持军队运作的方法。1812 年战争时入伍最低年龄是 18 岁。到了内战前几十年，最低年龄被升到 21 岁——但招募兵可以接收 18 岁以上的少年，只要他们有家长、监护人或（学徒情形下）师傅的同意。

1861 年初——最低入伍年龄又降回到 18 岁——而且不需家长同意。18 岁以下被明令禁止入伍——法律规定”新兵入伍时的宣誓应被作为他年龄的最终证据”。

虚假宣誓是违法的。但大量未成年新兵涌进招募办公室——包括上面那段引文的军事法律专家本人。Birkhimer——1892 年经典《军事政府与戒严法》的作者——内战时 16 岁，声称自己 19 岁，签了字。一旦这件事发生——父母和监护人就又一次跑到本地法庭——把未成年的儿子要回来。

Clarke 和 Plant 写道——“虽然一些未成年士兵自己催促父母或监护人采取这一步，但许多其他未成年士兵激烈反对让他们被开除军籍。典型的动力是：少年想入伍；让他们解除兵籍的动力多半来自父母或监护人。“

内战切掉了这条线

“基于未成年身份的人身保护申请的命运，紧紧跟随着联邦和军事权力在战争过程中的整合。早期——本地法庭与人身保护令的可获得性大大增强了父母把未成年儿子要回来的能力。”

但这场战争把这条线切断了。

在 Ableman v. Booth 案（1860 年）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用 Clarke 和 Plant 的话说）——“州法院没有权力释放被联邦官员拘留、根据联邦法律被关押的人。“由于 Ableman 是一个”逃亡奴隶”案件——州法院最初在涉及未成年军人的案件里大多忽略了这个判决。但是，墙上的字已经写明了。

1871 年，**SCOTUS（联邦最高法院）**断然推翻了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解除一名军人未成年身份兵籍的判决。Tarble’s Case 为后来被描述为”美国联邦主义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大反转”埋下了基础——在 Tarble’s 一案中，最高法院宣告（用 Clarke 和 Plant 的话说）——

“州法官没有权力释放任何联邦拘留人——包括应征入伍的军人。从此之后——人身保护令变成主要是联邦对州法院判决的监督工具。”

这就是一个 180 度的大反转——从地方法庭有权制约联邦权力——变成联邦法院凌驾于州法院之上。

“今天关于未成年内战士兵的流行图像和叙事——倾向于浸在感伤里，呈现得好像 1860 年代和我们今天之间有巨大的文化鸿沟，“Clarke 和 Plant 写道，“但事实上——未成年士兵问题、以及它引发的这场转型——共同塑造了今天联邦政府、各州、家长、军队之间的关系——它一点都不’遥远’。“

今日 detail

文章原研究是 Frances M. Clarke 和 Rebecca Jo Plant 在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17 年 11 月第 35 卷第 4 期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美国内战时期的未成年入伍与人身保护令转型》——它解释的不只是 1861 年的一个特殊冲突，而是美国今天 ICE 拘留、关塔那摩、9/11 后恐怖嫌犯关押的法律根源。

19 世纪美国人对”常备军”的恐惧不是非理性的。他们的恐惧很具体——它有名字、它有 16 岁的脸。它最后被合法切断、转换成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联邦凌驾州”的法律构架——这件事从未被讨论清楚。

备注

• 今日五栏目都齐全
• 明日（周三）轮播预告：香水栏目（Bois de Jasmin / Persolaise / CaFleureBon / Now Smell This / Basenotes）
• 主篇 + 远方暗线（人权制度漏洞 / 地方法庭挡联邦权力——制度夹缝里的人撑起的事）；思辨 + 玩物隐线（模仿欧洲反而成了独此一处 / 玩枪游戏的青梅竹马反而活出最真切的身份）；人间在中间——rave 是”后工业宗教夹缝里搭出的教堂”